孫浩：十二章國徽與龍鳳銀幣考略

原標題：孫浩：十二章國徽與龍鳳銀幣考略

龍鳳黼黻圖是北洋政府時期制定的國徽， 乃魯迅1912 年（民國元年） 任職教育部時與錢稻孫和許壽裳三人同擬， 由魯迅執筆寫成《致國務院國徽擬圖說明書》在8 月28 日交教育總長范源濂， 發表於次年2 月教育部月刊。此與天津造幣廠製作民國十二年版龍鳳壹圓銀幣（以下簡稱「銀幣」） 兩事， 已眾所周知。首先注意到其關聯並著述發表的是吳鳳崗先生①， 他也發現北京魯迅博物館藏有一枚錢稻孫所贈之「袁世凱時期國徽圖樣鉛模」 （下簡稱「鉛樣」）。吳先生推論鉛模「很可能是由距離北京最近的天津造幣廠所雕刻」， 提出「天津造幣廠在何時得到此圖原稿」 以及「民國十二年首次鑄造龍鳳幣的真正原因」 兩項疑問。筆者現以多年搜集所獲資料， 對此進行補充探討。原圖形為龍及「華蟲」， 雉雞也。習稱龍鳳圖， 本文從俗。

「袁世凱時期國徽圖樣鉛模」製作之時地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檔案館藏的文獻中， 有一件1913 年11 月27 日外交部總長孫寶琦署名發出的「交字第二十二號」 訓令， 收文者是駐外使領館， 館藏此件是下達駐朝鮮總領事富士英。其內容如下：

「民國國徽前由教育部繪具式樣及圖說， 送經國務會議決定交由本部查照辦理。當將原定圖樣暨說明書函寄天津造幣廠代鑄模型， 現此項模型業已制齊送交到部。查駐外使領各館門首均應懸掛國徽， 以壯觀瞻。仰即按照第一圖放大用銅仿造， 懸掛門首。至尺寸大小，應以館屋高低為斷。合將前項圖樣八份暨說明書一冊郵寄， 令仰該總領事遵照辦理， 此令」， 附圖樣八份說明書一冊。

值得注意的是外交部訓令附文之《國徽說明書》去「擬圖」 兩字， 表明是正式文件，此為筆者首次見到。對照日期， 天津造幣廠應是1913 年（民國二年） 教育部月刊發表、國務會議再次議決後， 收到繪圖式樣。天津造幣廠雖然在壬子兵變中被焚， 但模型雕刻及打樣所需的場地機具有限， 不會受太大影響； 或也可利用北洋銀元局舊址重新開辦之分廠進行， 估計數個月內即可全部完成， 秋季「送交到部」， 如此外交部方可展開工作，在11 月訓令外館辦理。

《國徽說明書》僅將原《國徽擬圖說明書》更動數字， 其他則配合圖樣添加說明。八份圖樣依序是： 「（第一圖彩繪第二圖素畫）， 復作五穗嘉禾簡徽一枚（第三圖）， 於不求繁縟時用之。又曲線式雙穗嘉禾簡徽一枚（第四第五圖）， 於箋紙之屬用之。」 其中第四五圖增繪縮小之圖形一幀， 共計八幅。所謂的「第一圖彩繪第二圖素畫」， 皆為鋼印在紙上壓成的未著色圖形（以下簡稱「鋼印圖」）， 清晰度不足， 除尺寸略有差異外看不出區別。

魯迅原稿系圖四幅， 「一為十二章， 一為旗鑒， 並簡章二」 ②； 據吳先生文章表示， 魯迅擬圖說明書附圖下註明原圖經國務會議時外交部的意見， 已經修改。實際數量較擬圖倍增，因此鋼模費時稍長。

外交部所附之國徽圖除外圈沒有馬齒狀環繞， 圖形與北京魯迅博物館展出的「鉛樣」無明顯差異。十二章國徽雖送經國務會議決定， 但目前為止筆者未見當時的公告； 1914 年2 月公布《國幣條例》時， 第七條為「國幣之型式， 以教令頒定之。」 訓令所附的《國徽說明書》由原文更動數字而成， 是為正式文件； 惟此事外界知之甚少， 迄今似未見收錄於《魯迅全集》， 泉界更毫無所悉。

「鉛樣」 具錢幣形式但沒有銘文， 由於國號年度及面額等文字可列在背面， 吾人不能斷言當時無發行此圖樣銀幣的計劃。由於其龍鳳主景圖案與爾後的「銀幣」， 雖構圖一致但細部多所不同。因此筆者認為在討論「鑄造龍鳳幣的真正原因」 前， 可先探究龍鳳壹圓銀幣的設計圖是何人所繪、以及幣模雕刻者。

「中華民國三年」龍鳳壹圓銀幣簽字圖稿

1994 年7 月出版的英文《東亞泉志》③創刊號， 其封面為天津造幣廠意籍雕刻師喬奇（Luigi Giorgi） 手簽的龍鳳幣素描圖。這張不太清晰的印刷圖片， 依稀可看出「中華民國三年造」 七個字。由說明得知， 此圖為原稿（以下簡稱「原稿」）， 是美國東亞錢專家史博錄（BruceW. Smith） 在1993 年拍賣會上購入的， 並預告未來會有專文論述。然而至停刊前的各期均沒有刊載， 因而無法進一步了解。該刊因印量及發行地區有限， 訊息未流傳國內藏界。

2008 年初， 筆者在洛杉磯幣展遇見史博錄先生後詢問此事， 他表示此「原稿」 已歸北加州藏家， 只留存影本。稍後他來信說因之前搬家物品裝箱未能找到， 但指出此草圖上有當時幣制局徐恩元④的簽署。雖未能取得全圖影本， 以史氏治學嚴謹， 其言可信； 筆者認為， 徐恩元簽署於民國三年應是「合理的推論」。其圖形與「鉛樣」 差異頗大， 和「銀幣」僅有些微區別。推測當時可能以教育部《國徽擬圖說明書》稿樣欠精， 改請津廠雕刻師魯喬奇重繪。

徐恩元的龍鳳圖藏書票

無獨有偶， 在交叉查核的過程中， 獲得一張「徐恩元龍鳳圖藏書票」 的圖片（以下簡稱「藏書票」） ⑤。仔細比對後， 除無銘文外與「原稿」 難分軒輊。按徐恩元於辛亥革命後任南京臨時政府財政部公債司司長、審計處總辦， 袁世凱上台後擔任北京政府財政部籌備處都辦兼借款稽核處總稽核、改良幣制特別委員會專員、幣制局副總裁、審計院副院長、代院長。1916 年6 月兼中國銀行總裁， 任職一年。

綜觀徐恩元的早年經歷， 他是十二章國徽重要的參與決策人之一。或許對中國幣上的龍圖情有獨鍾， 除了用此為個人藏書票的圖案外， 藏書章也取蟠龍圖雕刻鋼印製成。藏書票繪製精美細膩， 外圈馬齒的粗細交錯設計與原稿及後來發行的袁像幣形式一致， 在中國機制幣是首見， 當出自喬奇手筆。

上海造幣廠的籌備與民國十二年教令公布國徽型式

1919 年（民國八年） 上海發生罷市風潮， 現大洋極其缺乏， 因此上海銀行公會以該埠為華洋商務中心， 卻處處仰賴外地供應銀元， 故建議設造幣分廠。財政部於次年2 月呈請先行派員籌備， 因經費短拙過程周折⑥， 後成立「上海造幣廠借款銀團」 （以下簡稱「銀團」） 於民國十年3 月簽約定立合同。同月致函財政總長暨幣制局總裁， 其第二項「國幣型式現在所用新幣， 均系民國三年袁前總統之祖模， 此後上海造幣廠所鑄新國幣， 擬另立型式， 並加暗記， 以示區別。此項型式， 應請以教令頒定之。並請聲明與舊幣一律通用。」「銀團」 改換型式之建議經財政部幣制局核准在案後， 以茲事體大宜公開徵求。至10 月20 日止， 計得445 件。「眾議結果， 僉主張刀、布、泉、及國徽兩種」， 請財政部選擇其中之一。若選前者， 則請古泉專家考據何者最古； 如選國徽， 則在挑選出的三種圖樣中擇一採用。同時認為， 若以古幣為正面， 反面可用嘉禾； 如用國徽， 則因已有粉米圖， 故反面不宜為嘉禾， 建議用「中華民國國幣六字之圍文， 中嵌以一元字樣」。新國幣型式徵求稿若「型式雙面當選者得全酬一千元， 型式一面當選者得半酬五百元。…酬金於政府公布模型後致送之」、「惟政府迄今未正式回復， 但十二年三月間， 政府曾以教令公布國徽型式焉」 ⑦。「民國十二年教令公布之國徽型式」 （以下簡稱「教令」） 與「藏書票」 （及「原稿」） 雷同， 背面即現存實物中的龍鳳壹圓銀幣小字版。「教令」 主景的龍鳳與「銀幣」 僅有細微差異， 後者部分的鳳尾內曲。

銀團徵求設計時投稿人是否參考訓令或藏書票， 無從查證。但徐恩元與銀行界關係密切， 除了曾兼中國銀行總裁， 也是中華懋業銀行的發起人之一， 後任協理職。該行1921 年2 月在北京正式開業， 同年9 月設上海分行， 1923 年（民國十二年） 總行遷上海。

各型式間之差異

以上所述先後有「鉛樣」、「鋼印圖」、「原稿」、「藏書票」、「教令」 及「銀幣」 等六種式樣， 除年度標示外差異如何簡說如下。其中「鉛樣」 與「鋼印圖」、「原稿」 與「藏書票」難以區分， 取清晰易辨的「鉛樣」 和「藏書票」 來比較。

1. 鉛樣： 線條樸拙， 象徵黼的斧形大、篆文山形的彩結簡單， 山形峰的中間線條在斧之上但在盾狀嘉禾之下、兩端被斧蓋住， 鳳尾局部向內曲。宗彝為標準形狀。「鉛樣」 模型於天津造幣廠製作已無疑義， 由雕刻工藝看， 若非因模型多組使總雕刻師喬奇倉促趕工製作略嫌粗略， 即另有他人， 惟鉛樣質軟保存不易， 是否因日久氧化變形， 目前皆無從查考。

2. 藏書票： 線條優雅流暢， 斧形縮小， 彩帶飛舞飄揚狀兩端掛在斧上， 鳳尾朝外張。龍鳳所持宗彝為廣口杯， 整體較為華麗。

3. 教令： 與「藏書票」 對照， 山形中間在斧之下， 宗彝亦為廣口杯， 余同。

4. 銀幣： 正反面與「教令」 大致相同， 鳳尾局部內曲， 較似「鉛樣」。

「銀幣」模型製作地點

根據「原稿」 及「藏書票」 出現年代， 筆者認為「銀幣」 龍鳳圖主景由喬奇繪成並雕刻鋼模， 未採行後模型留置津廠， 1923 年時其他雕刻師取用原始雕模， 另行加上文字再新制幣模。

持此觀點的理由之一， 是史博錄曾指出「銀幣」 上的廣口杯， 有如西洋飲香檳用的酒杯， 與中國傳統圖樣宗彝的小杯口細杯身的形式截然不同。筆者對此極表贊同， 若由國人重新繪圖雕模， 不應有此現象， 如由錢稻孫繪圖的教育部「鉛樣」 稿即為範例。比照日後以龍鳳為圖案發行的民國十五年（1926 年） 版銀輔幣、山東省金幣及民國十六年版張作霖金銀幣等， 宗彝形式均經修正。此可作為十二年版壹圓銀幣主景之龍鳳圖是喬奇刻制的旁證。

龍鳳幣因圖案精美深受藏家青睞， 按背面「壹圓」 有大字、小字兩版式之分。大字版與俗稱的「天津版」 特徵相同； 估計是對銀團除「新國幣另立型式， 並加暗記， 以示區別」提案的回應。大字版存世數量遠低於小字版。

龍鳳壹圓銀幣軼事

當教令公告後， 幣制局總裁張英華在次月4 日以第六十四號咨文行文外交部： 「幣模雕刻關係甚巨， 自應精益求精以求盡善， 除訓令天津造幣廠遵照刊制外， 應請貴部轉行駐英美公使， 商請各該國政府， 轉飭造幣廠代為刊制各一份， 以資比較， 而便擇用」， 附國幣型式二份「請查照轉行見復」 ⑧ 。

外交部隨即轉《幣制局刊制國幣新模事》公文至駐英美使館， 幾經周折， 英國皇家造幣廠在8 月17 日向駐英使館代辦朱兆莘報價： 製作原模、二元模及工作模三組一套（forpreparation of matrices， punches and dies） 為50 英鎊， 包括齒邊模圈1 只， 另加訂工作模每付30 先令； 若代造銀幣， 離岸價（FOB） 每千枚工資4 基尼金鎊（Guinea）。朱兆莘將全文英漢譯後8 月31 日函報外交部， 並表示外館經費有限「幣制局如果決定向英廠定鑄請先期將應付鑄價付下」。據檔案日期， 此復函外交部是10 月15 日收到、19 日辦、23 日發幣制局。

由於未查到其他文獻， 筆者以郵電詢問英國皇家造幣廠博物館（The Royal Mint Museum），2014 年1 月8 日該館助理研究員巴克（Chris Barker， Assistant Curator） 先生回復：經查核， 該廠1923 年度報告內， 找不到有關為中國準備模具的記錄； 在移交國家檔案館（National Archives） 的資料清冊內， 也沒有跡象顯示這一年曾經有代中國造幣或雕刻模具的記載。

同樣的外交部公文亦發駐美公使施肇基， 但檔案中沒有找到後續資料。綜合駐英美兩館有限的往來記錄看， 筆者認為龍鳳銀幣模具並未委託上述兩國製作。沒有回應的原因，也可能是找到庫藏的現成的主圖形模具。

外國錢譜以往將此誤成「溥儀結婚紀念幣」， 按溥儀結婚是在1922 年12 月1 日， 或許因時段接近而穿鑿附會所致。據筆者所知， 此說最早見美籍傳教士邱文明（Arthur Coole）在1936 年天津出版的「Coins in China』s History」 （《中國歷代五金錢幣》）， 近年已逐漸改正。另有鉛樣及銀幣金樣， 極其罕見。

龍鳳圖壹圓銀幣未發行原因推測

天津造幣廠在1923 年的運作正常⑨， 未發行的原因， 或許在找到記載確切的文獻後能真相大白。筆者推測首先是受到政局不穩定的影響： 3 月教令頒布開始籌備新國幣時大總統是復任的黎元洪， 但他在6 月被迫辭職， 隨即由內務總長高凌霨代理國務總理攝行大總統職權， 10 月高凌霨支持直系曹錕以賄賂方式當選。對於當政者而言， 市面的袁像銀元暢行無阻， 新國幣無迫切性。其次， 在南北有政治矛盾及利益衝突的情勢下， 滬廠的成立意味津廠（北方） 的地位削弱， 推動新國幣無異替人作嫁； 按以往發行新幣的經驗， 不過是市場多種選擇而已， 等於增加了一個競爭對手。利益挂帥的現實， 無論北洋政府或津廠應該都興趣缺缺。

「因帝制色彩未行採用」 之論， 筆者認為理由並不充分。大量發行的民國十五年版龍鳳貳角、壹角銀毫， 即足以否定前述說法， 短時間內民眾的思想就傾向復辟了？ 非也， 乃袁頭輔幣無度濫造商家拒收之故⑩。同年度的山東金幣及隨後張作霖紀念幣亦可為該論難以採信之佐證。

此外， 銀團建議中認為若以國徽為正面， 反面不宜為嘉禾， 僅有國號及面值文字， 是否為當時沒有採用的借口之一， 不得而知。從龍鳳銀毫的發行， 顯然不能成立。至於宗彝造型之誤是否有所影響， 目前無從查證。

龍鳳國徽的應用

外交部的訓令， 也解釋了比龍鳳銀幣早兩年發行的1921 年（民國十年） 秘魯僑社慶祝該國建國百年所製作的紀念銀章： 圖案來自使館。

此外海外使領館發給僑民的國籍證明書， 封面也使用龍鳳國徽。

龍鳳國徽雖然在北伐後被取代， 然而具有深刻文化內涵的設計， 受當時參與此事者的喜愛； 如幣制局副總徐恩元將其做為個人之藏書票圖案， 天津造幣廠監督吳鼎昌， 在其擔任發起人及董事的金城銀行、總經理的鹽業銀行之新大樓門口皆裝飾龍鳳圖徽。就筆者所見， 現上海北京東路280 號的前鹽業銀行大樓（1931 年建造）、上海江西中路200 號的金城銀行（1926 年1 月底落成） 的石質圖形尚存。金城銀行舊樓現為交通銀行上海分行， 鹽業大樓在整修據聞將改成博物館。

結語

筆者確信： 十二章龍鳳圖國徽在魯迅參與擬定後， 次年天津造幣廠製作初始模型，1914 年由該廠意籍雕刻師喬奇重新繪圖， 經幣制局副總裁徐恩元核示後雕刻主圖案原型。惟隨即決定採用大總統袁世凱肖像， 以龍鳳為新國幣圖案之事遂告中止。

上海造幣廠籌備時期通過公開徵求， 十二章國徽是銀團建議的圖案之一。推論幣制局或許認為其並無新意， 採用檔案中的存稿僅需更改年度新繪即可， 無庸支付酬金， 因此1923 年3 月20 日公布教令之國幣型式與藏書票幾近相同。經驗告訴我們， 即便按圖施工，成品未必與設計稿完全相同， 譬如「原稿」 與「藏書票」 外圈馬齒數相同， 對比「銀幣」即不同， 故設計圖和完成品有些許差異， 是可以理解的。

天津造幣廠或認為已有現成的圖案， 故直接以教令公告不正式回復銀團。在4 月4 日行文外交部後， 遲至10 月23 日後才得到英國報價， 時間超過半年， 可能期間又發現民國三年之雕刻原模仍保存完好可用， 不必委外代刻增加費用， 何樂而不為。龍鳳壹圓銀幣的大字版， 其背面與俗稱的「天津版」 特徵相同（九點鐘位置的內齒之一較大， 有迭壓現象）； 估計增加大字版是對銀團除「新國幣另立型式， 並加暗記， 以示區別」 提案的回應。近年來圖案設計美觀大氣的龍鳳壹圓銀幣愈來愈受藏友矚目， 然而深入探討來龍去脈的論述相對較少。隨歷史檔案的陸續開放， 加上網路使搜尋查證日益便利， 吾人終能在眾多文獻中找到若干蛛絲馬跡， 即使特定題目上未竟全功， 至少不是瞎子摸象， 將來必有更多疑惑能得到解答。本次除了理清龍鳳幣的始末外， 個人最振奮的是確認魯迅執筆的《國徽說明書》是經國務院核定的正式文件。

[附錄]《國徽說明書》全文

謹按西國國徽， 由來甚久， 其勾萌在個人， 而曼衍以賅一國。昔者希臘武人， 蒙盾赴戰， 自擇所好， 作繪於盾， 以示區別。降至羅馬， 相承不絕。迨十字軍興， 聚列國之士而成師， 懼其雜糅不可辨析， 則各以一隊長官之盾徽為識， 由此張大， 用於一家， 更進而用於一族， 更進而用於一國。故權輿之象， 率為名氏， 表個人也； 或為十字， 重宗教也。及為國徽， 亦依史實， 因是仍多十字， 或摹盾形， 復作袞冕旗幟之屬， 以為藻飾。雖有新造之國， 初制徽識， 每不能出其環中， 蓋文獻限之矣。今中華民國， 已定嘉禾為國徽， 而圖像簡質， 宜求輔佐， 俾足以方駕他徽， 無慮樸素。惟歷史殊特， 異乎歐西， 彼所尚者， 此不能用。自應遠據前史， 更立新圖， 鎬有本柢， 庶幾有當。考諸載籍， 源之古者， 莫如龍。然已橫受抵排， 不容作繪。更思其次， 則有十二章。上見於《書》， 其源亦遠。蔡氏沈* 曰： 日月星辰， 取其照臨也； 山， 取其鎮也； 龍，取其變也； 華蟲， 取其文也； 宗彝， 取其孝也； 藻， 取其潔也； 火， 取其明也； 粉米， 取其養也； 黼， 取其斷也； 黻， 取其辨也。美德之最， 莫不賅備。今即從蔡氏之說， 相度其宜， 會合錯綜， 擬為中華民國徽識。作繪之法， 為嘉禾在干中， 是為中心。嘉禾之狀， 取諸漢「五瑞圖」 石刻。干者， 所以擬盾也。干後為黼， 上綴粉米。黼上為日， 其下為山。然因山作真形， 慮無所置， 則結縷成篆文， 而以黻充其隙際。黼之左右， 為龍與華蟲， 各持宗彝。龍復有火麗其身， 月屬於角。華蟲則其咮銜藻， 其首戴星。凡此造作改為， 皆所以求合度而圖調和。國徽大體， 似已略具（第一圖彩繪第二圖素畫）。復作五穗嘉禾簡徽一枚（第三圖）， 於不求繁縟時用之。又曲線式雙穗嘉禾簡徽一枚（第四第五圖）， 於箋紙之屬用之。倘更得深於繪事者， 別施粉墨， 令其象更美且優， 則庶幾可以表華國之令德， 而弘施於天下已。

* 蔡沈（1167 年－1230 年）， 南宋朱熹親家蔡元定之子， 師事朱熹後專研《尚書》。

注釋：

① 吳鳳崗： 《魯迅國徽圖與龍鳳幣圖初探》， 《香港錢幣研究會會刊》， 1994； 關漢亨： 《十二章國徽圖案與龍鳳幣》， 《中國錢幣》， 2005 年第2 期。

② 《魯迅日記》民國二年八月二十八日條。

③ 「The Journal of East Asian Numismatics」， 據台北泉商周建福向筆者表示： 此刊物是由其出資請美國錢幣專家史博錄（BruceW. Smith） 主編在美國發行， 史氏在發刊介紹中亦有說明「台北福君郵幣社予以財務支持至少一年」 等語。雙月刊形式， 內容以東亞各國幣鈔為限， 論述撰寫以英文為主。

④ 徐恩元（1885—1926 年）， 字容光， 浙江吳興（今湖州） 人。1897 年畢業於上海南洋公學。1905年赴英國倫敦大學經濟政治科留學， 畢業後在倫敦施米斯氏聯合銀行總行、分行實習兩年。1908年為考察英國憲政大臣汪大燮隨員。1911 年為倫敦幣制會議代表。徐氏逝後， 女兒徐邢琴將其藏書捐贈給了他的母校交通部南洋大學（原上海南洋公學）。北洋政府幣制局是依據1914 年4 月公布之《幣制局簡章》所設置， 創立時首任總裁是梁啟超。同年12 月底裁撤併入財政部另設幣制委員會， 1918 年恢復直屬國務院， 至1923 年改隸財政部。

⑤ 龔晏邦： 《方寸書香》， 新華出版社， 2011 年， 129 頁。

⑥ 徐滄水編： 《上海造幣廠籌備始末記》， 上海銀行周報社， 無出版日期， 應為1925 年。

⑦ 上揭書， 34-36 頁。

⑧ 幣制局以總裁張英華名義行文， 刊字從刀， 本義是砍、削， 此處為雕刻之意。

⑨ 張俊英主編： 《造幣總廠》， 天津教育出版社， 2010 年， 538 頁。次年該廠監督王桂壽報告「去年鑄造新銀貨幣， 共計百九十二萬五千四百六元； 銅幣一千六百七十五萬四千四百九十枚」。此數據與張家驤《中華幣制史》第五編第三章頁43 的4， 542， 913 枚一元銀幣出入甚大， 但不影響該廠在此年有大量生產銀幣的事實。

⑩ 張俊英主編： 《造幣總廠》， 300-30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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