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臣秀吉為何要發動戰爭掠朝鮮而制中國？

撰文/鄧文初

日軍在釜山登陸

萬曆二十年（1892年）四月，豐臣秀吉率大軍登陸朝鮮，發動了當時震驚整個東亞的國際戰爭——壬辰之戰。為這場戰爭，豐臣秀吉動員軍隊達50萬人，戰艦超過700艘，幾乎是舉傾國之力，不計後果而為之，但最終卻以失敗告終。相應地，大明帝國也以全力介入了這場戰爭，「損失兵力數十萬，靡費餉項數百萬」。

這場戰爭歷時七年之久，至萬曆二十六年（1598年）豐臣秀吉逝世才結束。對日本和大明帝國之間的力量對比，豐臣秀吉作為一個政治家，難道沒有理性估算嗎？他究竟又是為了什麼發動這場戰爭？

一

關於這場戰爭的過程研究者多，脈絡基本上也是清楚的，但有關這場戰爭中的和談情況卻少有人關注，且史實也仍多有模糊處，但只有同樣認真地梳理其中的和談史料，我們才能真正弄明白戰爭的根源究竟何在。

當戰爭處在膠著狀態時，豐臣秀吉就曾派使者內藤如安（小西飛）與大明和談。在平壤談判時，明廷提出和平的三條件：命令倭寇回國，既已請求賜封就不準再朝貢貿易，誓不犯朝鮮。但隨著明軍節節勝利，明廷的態度變得強硬，其要價也提高了，要求歸還被監禁的朝鮮二王子，無條件撤兵，否則將以百萬兵討伐日本本土，封貢之事更不再提。來年，小西飛赴北京，提交豐臣秀吉的「大明、日本和平條件」七條和「敕使報告」四條，萬曆二十二年1594年12月北京談判告成，日本方接受大明條款，大明則正式冊封秀吉為「日本國王」。

日軍阻擋朝明聯軍的攻擊

諸葛元聲的《兩朝平攘錄》留下了明廷大臣石星與小西飛對談的史料，在近乎審訊的對談中，小西飛一一回答了明廷的質詢，解釋自己的戰爭行為，主要內容是：其一，日本侵略朝鮮，根源在朝鮮曾阻止日本向明廷請封事，日本曾請朝鮮代請，但他們隱瞞達三年之久，且誅殺日人；其次，日本並無侵略大明的意圖，出兵乃希望得到大明的封貢。

這份史料的重要性在於證實了一個說法，日本出兵朝鮮的直接目的是貿易，日本學者鈴木良一就明白提出：「小西行長一黨是以貿易為其主要目的的，但是作為一種手段而言，才要求加封」。國內學者石康也認為，貿易是戰爭的主要訴求：「從他（豐臣秀吉）向明朝提出的議和條件中可以推斷，貿易可能是他發動入侵的重要目標……通過將日本港口與亞洲貿易聯繫起來，可以解決國內的一些經濟問題。」一些研究者認為豐臣秀吉認為只有以戰爭的威脅才能「迫使」中國接受並恢復與日本的朝貢關係，因為他將壟斷對外貿易視為控制日本國內經濟從而鞏固其政權的重要手段，發動戰爭是其解決國內危機的手段。

如果僅僅是貿易訴求，豐臣秀吉為什麼要選擇戰爭而不是外交途徑？

豐臣秀吉

這就得從大明帝國禁止日本貿易，並中斷外交接觸談起。

為了天朝上國的虛榮，朱元璋在「設計」大明與周邊國家關係時，試圖將政治性的朝貢與經濟性的貿易合為一體，對四夷諸國採取懷柔政策。一如朱元璋說海外諸番，「雖雲修貢，實則慕利」，日本正是一直借朝貢貿易追求額外利益，且要價越來越高，而逐利的國內海商也搭上了這艘順風船，於是導致大明帝國推行嚴厲的海禁政策。

嘉靖二年（1523年）寧波爭貢之役後，明廷撤除閩浙市舶司，禁止官私人等與日本的貿易，並就此中斷外交往來。帝國的海禁政策不僅給處在分裂之中的日本造成巨大衝擊，且激發了潛伏的倭寇問題，倭寇問題的出現最終引發中日關係的嚴重惡化。

日本大名細川氏和大內氏，爭相對華派遣貿易使團，兩團在抵達寧波後引發衝突，殃及居民。圖為細川氏派遣的遣明船。

二

儘管中日糾結可以追溯至遠古，但在中日關係中留下深刻印記、並最終定型我們心目中日本人形象的，是明以來嚴重騷擾中國沿海安全的海盜「倭寇」。

倭寇圖

不過，正如中日雙方的歷史研究早已澄清的，所謂倭寇，絕大部分由中國海商組成。明廷實施嚴厲的海禁政策，被迫走私的海商，由於受明廷打擊而淪為海盜，他們借日本人名義、假扮日本海盜並招募日本武士。明廷的官方記載說「真倭十之二三」，但私人記載則多強調「真倭十之一」，其餘都是福建江浙海商與沿海居民，日本政府與倭寇間並無多少關係。

不過真假倭寇是一回事，影響中日關係至深的「倭寇問題」卻又是一回事，可以說，「倭寇問題」乃大明帝國製造的「假想敵」。

首先，「倭寇問題」是帝國官僚體制的必然產物。

儘管在抗倭前線官兵中，對於真假倭寇有著清晰的辨識，但將之混同起來，並有意誇大倭寇的危害，卻是官僚政治的慣例。因為這種混同與誇大，能獲得直接利益：一方面在作戰失利時，可以報稱倭寇入犯，以掩飾自己的失職；在作戰順利時，可以誇大戰果，多得賞金。為此，官兵們往往把擒獲的海商、海盜甚至普通老百姓一律以倭寇名義上報，甚至直接斬殺，以此邀功請賞，而不是按實呈報。按當時明律的規定，「擒斬有名真倭賊首一名、顆者，升三級，不願升授者賞銀一百五十兩」，「獲漢人脅從賊二名、顆者，升授署一級，不願者賞銀二十兩」（明廷懸賞捉拿「倭首」王直的賞金竟達萬金，且予以「封伯」的爵位獎賞）。也就是說，抓獲或斬殺一名真倭賊首，可以升三級，或賞銀150兩，而一個漢人賊徒只有20兩，或升一級。這條法律充分說明，明廷已經意識到征倭戰爭中倭寇真假混淆、官兵冒功虛報的狀況。但這樣的法律也正好鼓勵官兵虛構倭寇故事以冒功請賞，文獻記載多有可以證實這一點的。如王文祿的《策樞》中就明確指出：「官兵利於斬倭首而得重賞，明知中國人而稱倭夷，以訛傳訛，皆曰倭夷」。

仇英所繪《倭寇圖卷》

當然，為了嚇唬官軍，海商們也多冒稱倭寇，王直的部下就如此，《明史·日本傳》記載：「海中巨盜，遂襲倭服飾、旗號，並分艘掠內地，無不大利，故倭患日劇」。老百姓冒稱倭寇，在當時幾乎成為常態，《倭奴遺事》記載：「倭寇初犯漳、泉州，僅二百人，其間真倭甚寡，皆閩、浙通番之徒，髡顱以從」；《倭變事略》記載：「沿海窮民，又夤夜冒倭狀劫掠」；《潮州府志》記載：「倭寇非果盡屬日本，大抵多漳泉流賊挾倭以為酋首，遂因其名號，以鼓舞徒眾，所至破鄉寨，盡收其少壯者而髡之，久之遂與倭無異」。

官府「動以倭寇為名」，而海商也「因其名號，以鼓舞徒眾」，對陣的雙方都樂於採用倭寇這樣的名義，「倭寇」問題自然也就越鬧越大、無法根治了。

當時的官員們，又為了替海禁政策正名而極力塑造倭寇的兇殘、狡猾形象，如尚書楊守陳就將日本定位為「敵國」（「倭奴乃我仇敵」），並將這種敵對關係追溯至唐代，說「倭奴僻在海島，其俗狙詐而狼貪，自唐以至近代常為中國疥癬矣」。結果，有明一代，中日之間本來已經因朝貢貿易問題而弄得外交中斷，這下又因倭寇問題而結冤尤深，明帝國固然已經在規劃徹底根治日本問題的一攬子戰略計劃，擬就東征日本本土，「征倭搗穴」；日本因久受歧視、忽視，也準備借明人「畏日本如虎」的聲勢，謀劃「掠朝鮮而制中國」的攻略，這就是萬曆年間豐臣秀吉侵略朝鮮並意圖控制大明帝國的歷史背景。

戰爭的發動表面看起來是單方面的，但國際關係從來就是互動的結果，這場戰爭動因就是一系列中日之間無法以外交方式加以化解的死結。

三

古瀨奈津子在《遣唐使眼裡的中國》中說，日本自唐時就形成了一個以自己為中心的小型朝貢體系，這一體系顯然是從中華文化中借用過來的，是華夷秩序的翻版。豐臣秀吉發動戰爭的理論基礎，就是這種華夷秩序，不同的僅僅在於，這個秩序的中心不是中華，而是日本。

天下秩序圖

日本人在借用華夷秩序時，涉及到兩處要害史實的認知，其一是「崖山之後無中華」，也就是說，宋亡之後的蒙元中國，已經屬於夷狄；其二，當朱明王朝最後滅亡，清兵正式入主中國後，地處海外的扶桑之國，那些曾被明王朝稱之為「倭寇」的日本人卻表現出神州沉淪、江山易色的悲痛。日本認為華夏已經徹底淪陷於夷狄，此時能保存中華正統和中華精神的只有日本，日本才是「中國」——依據華夷秩序，「中國」乃是一個文化概念，而非政治概念。所謂「中國」非地域之「中」，亦非漢族國家之專有名字，乃指中華文化的正統所在、正溯所在、衣冠所在、靈魂所在。於是，在1674年，日本人林春勝、林篤信在其《華夷變態》序言中留下如此文字：「崇禎殯天，弘光陷虜，唐魯僅保南隅，而韃虜橫行中原，促滅朱明，盜竊神器，是君天下者夷也，非華也；變也，非常也。」

這即日本思想界最早提出的「華夷變態」口號。

當「中國」淪陷於「韃虜」之手時，日本人認為這正是爭取成為「中華」的最好契機，因此，他們開始以漢唐正統自居，開始認為日本是亞洲的中心並進而構想新的東亞秩序——新的華夷秩序。其實，據一些歷史學家的研究，這種以東亞新中心自居的思想早在明朝時就已經萌芽，德川家族在致明朝的國書中，便儼然以與中華帝國分庭抗禮的口吻寫道：日本「教化所及之處，朝鮮入貢、琉球稱臣，安南、交趾、占城、呂宋、西洋、柬埔寨等蠻夷之君長酋師，無不分別上書輸貢」。

德川家康

建構以日本為中心的新「華夷秩序」，於是成為當時日本知識界的首要任務。但這種以日本為中心的「新華夷秩序」，雖強調「朱子聖學」的絕對地位，卻摻入了全新的日本元素與新的歷史依據——「日本為神國」構架的創設。

「神國日本」之歷史敘事起源可以追溯至公元721年的《古事記》，但在「華夷變態」話語中，卻成為日本保存了「中華」國粹、保存了「純潔」而「唯一」的聖學。元朝兩次征日戰爭的失敗，不僅證明神佑日本，確保其未受夷狄之污染；明清更替之時日本能得以保全，更證明神佑的長存與文化的純潔；近代以來的中西衝突，中華帝國不僅無法承擔天下共主的領導之責，甚至幾乎無以自存，為此，日本須盡保全之責，這不僅是為了日本自己不遭「唇亡齒寒」的覆滅命運，也是日本作為新「領導者」的責任——日本不僅有責任扶助中國對抗西方侵略者，而且有權力「強迫」中國人抵抗西方的入侵，如果中國無能，則他們只有「進入」中國以抗擊白種人的入侵，因為亞洲是一體的，「城門失火殃及池魚」。

這也是近代以來日本「侵略」中國的理論依據，豐臣秀吉的侵略戰爭，只不過是在其自己力量不足的情況下提前將這種以日本為中心的華夷秩序構想付諸實施，反映一個小國政治家的急切冒進與心智不成熟，但華夷秩序本身所攜帶的統治他者的國際理念，卻並不因戰爭的失敗而消失。因此，儘管豐臣秀吉戰敗了，但正如亞歷克斯·羅蘭德所說：日本人「放棄了戰爭，但沒有放下武器」。

在中日關係中，引發戰爭的因素並沒有因一場戰爭的暫時勝負而徹底消除。

四

一般史家常以「中心與邊緣」這一概念理解中日關係，我自己也曾經採用過這種分析框架。某種程度上，這一概念具有一定的分析能力，畢竟中日之間的地緣格局是無法迴避的現實，歷史上的中日關係確實也有著「中心-邊緣」的體認。

事實上，中華帝國作為理所當然的「中心」往往也心安理得地享受著「中心」的聲威，但它似乎並不准備承擔「中心」的責任，它除了有著某種「天子守在四夷」的模糊認知外，「四夷」的感受它是無所謂的。反倒是地處邊緣的日本無法放下整體意識，日本文化界在幕末明初即有了亞洲一體的普遍思想，朱子學傳入，天下主義的大同思想更是一時主流。這種關係，正足以說明「禮失而求諸野」這個道理。

朱子

不過，「中心-邊緣」這對概念儘管可以部分理解歷史，卻無法適應近代以來中日間的現實，尤其是歐風美雨東來之後，地緣格局已經發生變化，中心與邊緣都面臨著解體危機，各自應對危機的心態與路徑又決定了這種雙邊關係的變形。所以相對「中心-邊緣」，我以為不如使用鏡像——不對稱鏡像——來解釋中日關係更為恰當。

所謂鏡像，就是雙方都將自己的認知投射給對方，並在對方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在對方身上來認知自己，相互定義、相互依存、互為主體、相互型塑。在這種鏡像關係中，行動者都以對敵手的預估為行動準則，以關係體內部的標準評判自己的行為。歷史上的國際關係，如德國與法國、俄國與歐洲，東方與西方；現實中的美國與蘇聯、中國與日本均具有這種非對稱鏡像關係特徵。

中日間關係何以會一再進入戰爭的死結？而無法以外交談判的方式化解？原因就在中日的這種鏡像關係，如果無法突破「不對稱」結構，就是一對死結。

抗日戰爭

我們為什麼要關注日本問題？我們究竟又在何種意義上才能清醒地認知日本？這其實不僅是一個歷史問題，也是一個現實問題，是我們自己的「自我認知」與「自我定位」問題。尤其是，隨著中國的再次崛起，其對亞洲乃至世界的影響日益深遠，在此背景下，清醒的自我認知就不僅是對自己負責，也是對世界的責任。而所謂清醒的自我認知，往往只能從對手身上獲得反觀，古哲所謂「反聞聞自性」，這大約是理性思考的可行方式罷。

郭沫若曾用「二千年玉帛，一百載干戈」概況中日關係，認為在漫長的歷史時期中日關係以睦鄰友好為主，戰爭只是近代的偶發現象，在充滿衝突的國際關係中，中日戰爭雖然是悲劇，但相對而言並非必然的歷史命運。一些學者將本來各不相關的單獨而分散的歷史事件編織成一個連續而一致的行動譜系，試圖從公元663年的白村江江口之戰到1937年的抗日戰爭這一千三百年的時間跨度中，找到某種一脈相承的決定歷史進程的文化基因或民族根性，以說明日本從骨子裡就是一個野心勃勃、侵略成性的國家。這種本質主義歷史解釋不僅是對歷史的嚴重誤解，是對國際政治中雙邊互動這一制約性結構力量嚴重忽視，也是一種積聚怨恨與召喚戰爭的行為。

千年世仇終須解，冤家宜解不宜結，基於國際和平立場，我們的對日認知將是一種思路，如果基於戰爭立場，則歷史的解讀就是另一副模樣。畢竟，認知總是意志，它表達慾望，指向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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