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家全文首發（內附照片證明） ｜ 關於「舒衡哲口述」中的兩個問題 ——「救亡壓倒啟蒙」、「中國六代知識分子」之「發明權」考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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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舒衡哲口述」中的兩個問題
——「救亡壓倒啟蒙」、「中國六代知識分子」之「發明權」考釋
馬群林
近日，筆者拜讀了收入「北京大學新中國留華校友口述實錄叢書」的美國衛斯理安大學（Wesleyan University）東亞系教授舒衡哲(Vera Schwarcz)的《回家的路 我與中國——美國歷史學家舒衡哲口述》（賀佳梅、倪文婷訪談，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5月，簡稱《舒衡哲口述》）。此書為2017年10月18日至11月1日舒衡哲在北大的訪談稿，共分六章，其中在第四章《中國啟蒙運動的光與影》中，舒衡哲談到與李澤厚的學術交往，主要涉及「救亡壓倒啟蒙」和「中國六代知識分子」話題。
但是，仔細讀後，筆者頗感困惑與遺憾，因為舒衡哲教授所述與事實大相徑庭，故有討論之必要。
一、「救亡壓倒啟蒙」是誰最早提出？
此話題，學術界一直有種種議論。《舒衡哲口述》云：
……我剛剛認識李澤厚的時候，……馬上感覺到我們有許多的共同語言。……李澤厚當時非常願意和外國學者交流他的思想，我也向李澤厚介紹了我的新看法。那時我還沒有出版《中國啟蒙運動:知識分子與五四遺產》。我給李澤厚講了我思考的「啟蒙」和「救亡」的差異，尤其是兩者存在衝突的看法。30年代抗戰時期知識分子為了救國而放棄啟蒙，因為愛國，所以知識分子自願放棄，而不是中國共產黨要求知識分子放棄他們的啟蒙運動。這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之交已經變成了新啟蒙運動。我當時也和很多人談了這個問題。……我和李澤厚的許多談話是朋友間的私下交流。……李澤厚說的「救亡壓倒啟蒙」是用了我的想法。我認為知識和思想分析方法不是個人資本，而且當時我為了升副教授，寫了《中國啟蒙運動:知識分子與五四遺產》,在我的職業生涯里，這本書已經發揮了它的作用。」（第121—124頁）
但是，事實是否如舒衡哲所云：李澤厚「用了我的想法」？
（一）李澤厚最早提出並系統闡述了「救亡壓倒啟蒙」思想
不少學人以為，李澤厚「救亡壓倒啟蒙」觀點出自1986年8月發表的那篇著名的《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
其實，這個「時間點」，還必須向前再推至少七、八年。
1979年第6期《歷史研究》刊登了李澤厚《二十世紀初資產階級革命派思想論綱》（收入1979年7月的《中國近代思想史論》，下簡稱《近代》）。李澤厚云：「《歷史研究》是黎澍主編的。……黎澍對我的文章特別喜歡。我寫辛亥革命的文章他就是作為刊物頭條登出來的。我的文章極少作頭條，所以這篇（就是提出『救亡壓倒啟蒙』的這一篇）記得特清楚，當時有哲學所的同事提起，我也挺高興。」（李澤厚、劉緒源：《該中國哲學登場了？》，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年，第39—40頁）
正是在這篇文章里，李澤厚明確提出了「救亡壓倒啟蒙」思想，甚至連「壓倒」這個詞也有了，譬如：
《革命軍》正如它的作者的短促年華一樣，……很快也就消失在這長夜難明雲壓天低的封建暗空中。……幾千年的封建主義很快就把它們吞噬掉了。……如果說，鄒容《革命軍》的基調是反封，那麼，同樣受到狂熱歡迎的陳天華的作品——《猛回頭》《警世鐘》《獅子吼》等基調則是反帝（當然這種比較均系相對而言，下同）；如果說，前者著重宣講的是為了民主自由而革命，那麼後者著重宣講的是為愛國、救國而革命；如果說，前者更多突出的是民主革命的一般原理，那麼後者更多突出的則是當前的危亡局勢……如此急迫痛切的國家種族的危亡感，如此憤激慷慨的救亡呼聲……反帝是中國近代一個基本命題。（《近代》第300—302頁）
不僅革命派，當年改良派的講民權（如譚嗣同）、自由（如嚴復），也都是為了「救亡」，即為了反侵略爭獨立而提出的手段和方案（詳見各文），反帝救國成了整個中國近代思想的壓倒一切的首要主題。（《近代》第309頁）
五四運動提出科學與民主，正是補舊民主主義革命的思想課，又是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啟蒙篇。然而，由於中國近代始終處在強鄰四逼外侮日深的救亡形勢下，反帝任務異常突出，由愛國而革命這條道路又為後來好幾代人所反覆不斷地在走，又特別是長期處在軍事鬥爭和戰爭形勢下，封建意識和小生產意識始終未認真清算，鄒容呼喚的資產階級民主觀念也始終居於次要地位。（《近代》第311頁，重點號原有）
實際上，除了《二十世紀初資產階級革命派思想論綱》，在《中國近代思想史論》中還有多篇涉及到「救亡壓倒啟蒙」思想，譬如更早的、刊於1977年第2期《歷史研究》的《論嚴復》一文：
迫切的救亡局面，把國家富強問題推到當務之急的首位，使嚴復愈來愈痛感「小已自由非今日之所急，而以合力圖強……為自存之至計。」（《法意》卷18按語）這樣，國家富強又比個體的德智體，比個人思想言論上經濟上的自由和發展要緊得多，急迫得多，應該擺在前面。這是近代思想家包括嚴復在內所實際著重的首要主題。」（《近代》第277頁）
再如，1978年秋為《中國近代思想史論》所寫的後記：
普列漢諾夫說過,每個時代都有它自己中心的一環,都有這種為時代所規定的特色所在。在世界範圍內,近代資產階級民族民主革命由西而東,如果說,這獨具特色的一環在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的德國,是那抽象而深刻的古典哲學;在十九世紀的俄羅斯,是革命民主主義者的文學理論和批評;那麼,在近代中國,這一環就是關於社會政治問題的討論了。燃眉之急的中國近代緊張的民族矛盾和階級鬥爭,迫使得思想家們不暇旁顧,而把注意和力量大都集中投放在當前急迫的社會政治問題的研究討論和實踐活動中去了。因此,社會政治思想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佔有最突出的位置,是它的主要組成部分。其他方面的思想,如文學、哲學、史學、宗教等等,也無不圍繞這一中心環節而激蕩而展開,服從於它,服務於它,關係十分直接。
民族鬥爭和階級鬥爭的尖銳激烈,使政治問題異常突出。這是優點,也有缺點。優點是如前所說,思想與人民、國家、民族的主要課題息息相通,休戚相關。缺點則是由於政治掩蓋、滲透、壓倒和替代了一切,各個領域或學科的獨立性格反而沒有得到充分展開和發揮,深入的理論思辨(例如哲學)和生動的個性形式(例如文藝),沒有得到應有的長足發展,缺乏反映這個偉大時代的偉大哲學作品和藝術作品。（《近代》第475—476頁）
如本書好些論文所說明,太平天國之後,中國近代思想和活動的主流是由知識分子帶頭,從愛國救亡而轉向革命的。愛國反帝始終是首要主題。這一主題經常沖淡了和掩蓋了其他,這與歐洲為爭自由而革命的數百年思想行程很不一樣。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博愛等民主主義,在近代中國並沒有得到真正的宣傳普及,啟蒙工作對於一個以極為廣大的農民小生產者為基礎的社會來說,進行得很差。無論是改良派的自由主義,或鄒容吶喊的平等博愛,或孫中山的民權主義,都遠遠沒有在中國廣大人民的意識形態上生根。相反,民族自尊和愛國義憤壓倒了一切,此外,從洪秀全到章太炎的種種小生產者的空想和民粹主義,具有深厚的社會土壤,享有廣泛市場和長久影響。（《近代》第479頁）
可見，「救亡壓倒啟蒙」在李澤厚思想里早已胸有成竹，1986年「雙重變奏」一文不過是1979年《中國近代思想史論》的繼續展開、詳細敘說罷了。其實，該文發表時並未有「救亡壓倒啟蒙」這六個字（1987年出版《中國現代思想史論》作為小標題才加上去），但文章表述，如：
五四時期啟蒙與救亡並行不悖相得益彰的局面並沒有持續多久，時代的危亡局勢和劇烈的現實鬥爭，迫使政治救亡的主題又一次全面壓倒了思想啟蒙的主題。之所以說「又一次」，是因為如前所說，這一直是近代中國歷史上的老問題，是曾多次出現過的現象。（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北京三聯版，2008年，第29頁，下簡稱《現代》）
這段與本文前面所引1979年《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完全一脈相承並無差異。
（二）舒衡哲與李澤厚第一次會面的時間
舒衡哲1979年2月至1980年夏，作為首批美國交流生到北大進修（舒是其中唯一的博士）。《舒衡哲口述》云：「我和李澤厚怎麼認識的，不太記得了。最早是1979年王瑤給我介紹了《讀書》雜誌的編輯,李澤厚也給《讀書》雜誌投過稿，可能是《讀書》雜誌的一些人給我介紹了他。我是通過《讀書》雜誌認了李澤厚，而且是在認識朱光潛之後。第一次可能是我去中國社會科學院找李澤厚，第二次可能是李澤厚來北大找我。」（第120—121頁）
從舒衡哲的敘述中，很容易使人得出這樣的結論：她與李澤厚是在1979年相識並進行學術交談的。
事實並非如此。
1979年7月李澤厚的《中國近代思想史論》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後記」標註的時間是「1978年秋」），這本現在看似稀鬆平常的書，甫一出版卻立即在大陸學術界引起巨大轟動。正在北大進修的舒衡哲讀了這本書，並於1980年1月10日致信李澤厚，要求會面。（下圖為2017年李澤厚先生贈筆者舒衡哲信的複印件）。
舒衡哲在信中講，她是通過黎澍認識李澤厚的，並說：「我非常渴望與您會面，討論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問題。我現在懷著極大的興趣閱讀你的書：中國近代思想史」（「I am very eager to meet with you to talk about issues in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I am currently reading with great interest your book：中國近代思想史」）；「我期待著在不久的將來見到你」（「I look forward to meeting you in the near future.」）。
這封信再清楚不過地說明：
第一，舒衡哲與李澤厚的第一次會面並非在1979年（所以才有1980年1
1980年1月10日舒致李的要求會面的信
月10日這封請求見面的信函），他們的第一次會面最早也應該是在1980年。筆者的以上推論，也從李澤厚先生那裡得到了的驗證，李告知筆者：是1980年3月12日、5月31日兩次在家與舒衡哲會面，從未去北大找過她，記得討論了中國近代史上的一些問題。當年在家接待外賓，曾引起院內所內的調查、詢問和警告，但很快也就放開了。
第二，在他們第一次會面之前，舒衡哲就「懷著極大的興趣」讀過李澤厚剛出版的、由《二十世紀初資產階級革命派思想論綱》等十篇論文結集的《中國近代思想史論》。舒衡哲《中國的啟蒙運動》也有幾處引用過李澤厚《中國近代思想史論》。
第三，因此，《舒衡哲口述》就面臨這樣一個尷尬的難題：李澤厚如何可能在1980年（！）採用了舒衡哲的觀點，然後寫進前一年即1979年（！）出版的
論著中？
（三）李澤厚跟舒衡哲談過「救亡壓倒啟蒙」觀點
2018年5月31日晚，筆者與李澤厚先生有過一次通話。期間筆者故意將話題引到「救亡壓倒啟蒙」的爭議上，李云：「舒哲衡斷斷續續與我有聯繫，去年（指2017年）我回國時，她也在北京，還給我寫信，但我已到上海了，回她一簡訊。最早與舒交往是在北京，當時她好像正在北大進修，讀了我剛出版的《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寫信要見我，那封信你是見過的（我：是的，英文信，先生給我的是複印件）。關於那次啟蒙與救亡的談話，我還有點記錄。至於後來如何演繹成所謂『爭議』問題，我就完全不清楚了，也毫無興趣，文章和書籍都在那裡擺著的嘛，可以去查看。」
據李澤厚現存的原始記錄，1981年6月17日下午他在家又接待過來訪的舒衡哲。應筆者再三要求，李先生將此次與舒衡哲所談簡要原始記錄拍照發我（見下圖）。
記錄如此：
下午3時—5時，Schwarcz來談，我談：修養——約束自由（階級鬥爭、戰爭的須要）；啟蒙——要求自由（個性解放）。
李所記的1981年6月17日下午與舒的交談要點
筆者問：「『修養』指什麼？」李云：「指延安整風和劉的《共產黨員的修養》等等，即救亡對個體整頓的落實，當時談得很細，我還舉了好些例子。如我完全不同意周揚名文中講延安整風是第二次思想解放，實際恰好相反，但當時奉為圭臬。所以才有『修養——約束』的說法。」（2018年8月7日致筆者微信）
這裡提到的「周揚名文」，指1979年5月3 日周揚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紀念「五四」運動六十周年學術討論會上，作的《三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報告（刊於《人民日報》1979年5月7日）。周揚認為，本世紀以來，中國有三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五四」運動是第一次，延安整風運動是第二次，目前進行的思想解放運動是第三次。李澤厚不同意周揚將延安整風運動列為思想解放運動，他說：「我對此論頗為懷疑。延安整風是一次思想整肅運動，即批判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思想，批判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絕對民主主義等等。它與強調個性解放、個人自由的啟蒙思潮恰好背道而馳。這思想整肅運動在當時有其極大的現實合理性：為了救亡。在你死我活的戰爭條件下，需要統一思想，統一意志，團結隊伍，組織群眾，去打擊敵人，消滅敵人，一切其他的課題和任務都得服從和從屬在這個有關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主題下，這難道不應該嗎？當然應該，這整肅從思想上保證了革命的勝利。……問題在於今天有無勇氣去正視它、提出它和討論它。」（李澤厚：《雜著集》，北京三聯書店，2009年，第222—223頁）
李澤厚的原始簡記證明，並非如《舒衡哲口述》所云：「我給李澤厚講了我思考的『啟蒙』和『救亡』的差異，尤其是兩者存在衝突的看法。」
事實可能恰好相反。
二、 「六代」分法是「一起討論出來的」？
這是《舒衡哲口述》拋出的第二個爭議話題。
本來，這根本就不成為問題，因為在學術界，李澤厚與舒衡哲之間似只有所謂「救亡壓倒啟蒙」之「發明權」的議論。但拜讀了《舒衡哲口述》，才發現李澤厚與舒衡哲之間又憑空出來一個所謂「中國六代知識分子」劃分之爭。
（一）舒衡哲如是說
《舒衡哲口述》云：
1979—1980年,我和李澤厚一同分析了「中國六代知識分子」。我開始注意到曼海姆的代際理論,和李澤厚一起討論了好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經歷。不久,我和李澤厚合寫了一篇英文文章《現代中國的六代知識分子》( Six Generations of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s),聯合署名發表在國外刊物 Chinese studies on History(1983年第2期總第17卷)上。雖然我和李澤厚共同分析了這個問題,但他是從哲學美學的角度切入,我是從歷史的角度切入。後來，我是通過杜維明才知道李澤厚在國內單獨發表了「六代知識分子」的中文文章，其中沒有提到我的名字。因為杜維明、李澤厚和我也一起討論過幾次「中國六代知識分子」的問題，80年代末杜維明在北大聽到消息，主動問我是否看過那篇文章。我說沒看到。於是，杜維明送了我那本書。雖然李澤厚沒有送我那本書,不過,我沒有感覺到什麼,因為我從沒將「六代知識分子」的論述視為我個人的知識資本,所以李澤厚可以拿去使用，更何況他還冒了這個險，付了這個賬。我沒話可說。畢竟這些問題是我們大家一起討論出來的。（第122—123頁）
這段話里，包含以下一些信息：
1、按舒衡哲的說法，「中國六代知識分子」是她與李澤厚在1979—1980年「分析」的，是「我們大家一起討論出來的」，而被李澤厚「拿去使用」。
2、「不久」，他們（李、舒）就合寫了一篇英文文章《現代中國的六代知識分子》，刊於1983年第2期國外的一本雜誌。
3、「後來」，李澤厚「在國內單獨發表了『六代知識分子』的中文文章,其中沒有提到我的名字。」
4、「80年代末」，杜維明先生提醒並送舒衡哲「那本書」。
但是，事實究竟如何呢？
（二）《略論魯迅思想的發展》最早提出「六代」分法
首先更正一下時間，如前所說，舒衡哲與李澤厚的第一次會面是1980年（不
是籠統的1979—1980年），雙方談到了「中國六代知識分子」問題，據李澤厚告知筆者：舒衡哲是最早贊同他的「六代知識分子」分法，而當時國內學界並非如此。
但是，李澤厚的「中國六代知識分子」思想，根本就不是舒衡哲所謂「我們大家一起討論出來的」，與舒毫無干係，因為在1980年李、舒首次見面之前，李澤厚的相關文章早已寫出並公開發表了。「六代」分法，最早出現在李澤厚寫於1978年、刊於1979年4月《魯迅研究輯刊》第一輯的《略論魯迅思想的發展》（收入《中國近代思想史論》），該文明確地提出了「中國革命與六代知識分子」問題：
魯迅曾經想寫包括自己一代在內的四代知識分子的長篇小說,可惜沒有實現。所謂四代,前面已講。這就是,章太炎一代,這一代是封建末代知識分子,其中的少數先進者參加(或受影響,下同)了戊戌,領導了辛亥。下面是魯迅一代,這一代的先進者參加了辛亥,領導了五四。再一代的優秀者是五四的積极參加者,大革命的各級領導者。最後一代是大革命的參加者或受影響者,以後抗日戰爭的廣大基層的領導者。總之,辛亥的一代,五四的一代,大革命的一代,「三八式」的一代。如果再加上解放的一代(四十年代後期和五十年代)和文化大革命紅衛兵的一代,是迄今中國革命中的六代知識分子。(第七代將是一個全新的歷史時期。)每一代都各有其時代所賦予的特點和風貌,教養和精神,優點和局限。例如最早兩代處於封建社會徹底瓦解的前期,他們或來自農村環境或與社會有較多的關係和聯繫,大都沉浸在忠誠的愛國救亡的思想中,比較樸質認真,但他們又具有較濃的士大夫氣息,經常很快就復古倒退,回到封建懷抱中去了。第三代眼界更寬,見聞更廣,許多成為學者教授,有的叛離革命當了反動派,其中優秀者則首創與農民戰爭結合進行武裝鬥爭的光輝道路,成為中國革命的棟樑和柱石,是對中國革命最有貢獻的一代。第四代大多數是典型的小資產階級學生知識分子群,聚集於城市,與農村關係更疏遠一些了,他們狂熱、激昂然而華而不實,人數較多,能量較大,其中很多人在抗日戰爭中走上與工農兵相結合的革命路途,成了革命的骨幹,這也是對中國革命作了很大貢獻的一代。第五代的絕大多數滿懷天真、熱情和憧憬接受了革命,他們虔誠馴服,知識少而懺悔多,但長期處於從內心到外在的壓抑環境下,作為不大。其中的優秀者在目睹親歷種種事件後,在深思熟慮一些根本問題。第六代是在邪惡的鬥爭環境中長大成熟的,他們在飽經各種生活曲折洞悉社會苦難現實之後,由上當受騙而幡然憬悟,上代人失去了的勇敢和獨創開始回到他們身上,再次喊出了反封建的響亮呼聲。他們將是指向未來的橋樑和希望。總之,這幾代知識分子縮影式地反映了中國革命的道路,他們在辛亥革命失敗之後,邁過了啟蒙的二十年代(1919—27),動蕩的三十年代(1927—37),戰鬥的四十年代(1937-49),歡樂的五十年代(1949-57),艱難的六十年代(1957一69),蕭條的七十年代(1969一76),而以「四人幫」的垮台邁向蘇醒的八十年代。當然,所有各代中都有工農出身的知識分子未計在內。每一代又還可再分,並且每代中又有各種不同的類型和性格,有些人則介乎兩代之間,有些人則屬於此代卻具有上一代或下一代的典型特徵……,如此等等。總之,他們的命運和道路,他們的經歷和鬥爭,他們的要求和理想,他們的悲歡離合和探索追求,他們所付出的沉重代價、犧牲和苦痛,他們所迎來的勝利、歡樂和追求……,如果譜寫出來,將是一部十分壯麗的中國革命的悲歌。魯迅的遺志應當有人來完成。
魯迅是不朽的。只有他,自覺地意識和預見到這個具有重大歷史深度的中國知識分子的道路和性格問題,並指出他們有一個繼續戰鬥和自我啟蒙的雙重任務,它與中國革命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息息相關。（《近代》第470—479頁）
1978年這些關於「中國六代知識分子」的明確劃分與精彩闡釋，還不夠清晰明豁嗎？而當時寫下這些文字的李澤厚，恐怕還根本不知「舒衡哲」為何許人
也，何來舒衡哲的「我們大家一起討論出來的」一說？！
（三）關於《現代中國的六代知識分子》
舒衡哲雲，「不久」，他們(李、舒）合寫了英文文章《現代中國的六代知識分子》（見下圖），但這個「不久」，也不是在1979—1980年（《舒衡哲口述》給人的感覺似為這個時間段）。據李澤厚回憶，1982年他首次出國訪美期間，與舒衡哲合寫了這篇東西，文章主要從文學角度講中國六代知識分子，但基本觀點仍來自《略論魯迅思想的發展》。這篇英文首句就是《略論魯迅思想的發展》所關注的兩個主題：「農民與知識分子這兩類人物主導了魯迅的短篇小說。」（「Two types of characters dominate the short stories of Lu Xun peasants and intellectuals」）文章寫道：「我們在這個項目中的合作始於1980年春天在北京的對話。我們倆都很關心我們各自工作中的代際問題。我們當前努力的起點是李澤厚的《中國近代思想史論》一書中對六代的描述。這已經引起了中國和國外的很多關注。」（「Our collaboration in this project began with Conversations in Beijing in the spring of 1980. Both of us have been concerned with the problem of generations in our respective work. The starting point for our current effort is the deion of the six generations that appeared in Li Zehou"s book,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This passage has already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in China and abroad.」）緊接著，用了佔全文兩頁以上的篇幅，引用了《略論魯迅思想的發展》對「中國六代知識分子」分析與闡述的那段著名文字（也正是本文上面所引用的那段）。文章發表時，李澤厚已經回國了。
可見，李澤厚與舒衡哲合寫的《現代中國的六代知識分子》，核心思想（「中國六代知識分子」）是李澤厚的，主要內容也出自李澤厚。
（四）關於《二十世紀中國（大陸）文藝一瞥》
所以，舒衡哲所謂「後來」李澤厚「在國內單獨發表了『六代知識分子』的中文文章，其中沒有提到我的名字」的抱怨，似乎就無道理可言了。
舒所提到的這個「後來」、「中文文章」，在《舒衡哲口述》里含含糊糊，據筆者推斷，應該是指李澤厚刊於1987年第4期《黃河》雜誌上的《二十世紀中國（大陸）文藝一瞥》。而「80年代末」，杜維明先生「打抱不平」，特意
李、舒1982年合寫的《現代中國的六代知識分子》第1—4頁，全文可查該雜誌
提醒並送舒衡哲的「那本書」，應該是指李澤厚的收錄了《二十世紀中國（大陸）文藝一瞥》的《中國現代思想史論》（1987）。
其實，引起舒衡哲不快（「沒有提到我的名字」）的《二十世紀中國（大陸）文藝一瞥》，並非專講「中國六代知識分子」，李澤厚提出「六代」分法，但從未寫過相關的專著。這篇文章只是從「中國六代知識分子」分期角度談20世紀的中國文藝。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李澤厚所提出的『近現代六代知識分子』的概念，正是在《略論魯迅思想的發展》一文的結尾處提出的。他提到魯迅曾計劃寫作一部關於『四代知識分子』的長篇小說，即章太炎一代，『這一代是封建末代知識分子，其中的少數先進者參加（或受影響，下同）了戊戌，領導了辛亥』。魯迅一代，『這一代的先進者參加了辛亥，領導了五四』。再加上五四一代和抗日戰爭的一代，構成了魯迅所要描述的『四代知識分子』。李澤厚在這個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的『六代知識分子』的描述框架。在《中國現代思想史論》中，這個目標雖然未能完全實現，但我們看到《二十世紀中國文藝一瞥》基本上是貫穿了這一思路的，從文藝的角度梳理了六代知識分子『通過傳統轉換走向世界』的心路歷程，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二十世紀中國文藝一瞥》基本上可以看做是對《略論魯迅思想的發展》一文的擴展。」（張偉棟：《李澤厚與現代文學史的「重寫」》，江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25頁）
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後記亦云：
例如，這本書本來打算講的一個中心主題，是中國近現代六代知識分子（辛亥一代、五四一代、北伐一代、抗戰一代、解放一代、紅衛兵一代）。這問題在《中國近代思想史論》提出過，原來想在本書中再做些論述。例如第五代的忠誠品格的優點，第六代實用主義、玩世不恭的弱點等等，都需要加以補充和展開。……這是些很有意思的問題，只好等以後再寫了。
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如同古代的士大夫一樣，確乎起了引領時代步伐的先鋒者的作用。由於沒有一個強大的資產階級，這一點便更為突出。中外古今在他們心靈上思想上的錯綜複雜、融會衝突，是中國近現代史的深層邏輯，至今仍然如此。這些知識分子如何能從傳統中轉換出來，用創造性的歷史工作，把中國真正引向世界，是雖連綿六代卻至今尚未完成的課題。這仍是一條漫長的路。（《現代》第366—367頁）
可見，《二十世紀中國（大陸）文藝一瞥》中「中國六代知識分子」的劃分與敘說，在李澤厚那裡早已不是什麼「新鮮」思想了，何來舒衡哲所謂被李澤厚「拿去使用」的問題？
如果說真有「拿去使用」的事情發生，那麼，李、舒1982年合寫的《現代中國的六代知識分子》，倒可以說是將李澤厚《略論魯迅思想的發展》一文中關於「中國六代知識分子」的思想，「拿去使用」了！
三、兩點結論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作出以下結論：
（一）「救亡壓倒啟蒙」思想、「中國六代知識分子」劃分，其核心思想都是由李澤厚最早提出並系統闡釋的，也就是說，它們的「發明權」在李澤厚那裡。
（二）李澤厚與舒衡哲就這兩個問題進行過交流（甚至合作），這在學術研究中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了，但舒衡哲據此就武斷下結論，說李澤厚「用了我的想法」（「救亡壓倒啟蒙」）或「我們大家一起討論出來的」（「中國六代知識分子」）被李澤厚「拿去使用」等等，則罔顧客觀事實，完全無視李澤厚1979年《中國近代思想史論》（而舒說她「懷著極大的興趣閱讀」）關於「救亡壓倒啟蒙」和「中國六代知識分子」的思想和論斷，又拿不出有說服力的材料，不免淪為妄議，真是令人遺憾與悲哀。
2018年8月10日—13日於江門怡豐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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