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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中筠:司馬遷的財富觀

原標題:資中筠:司馬遷的財富觀



司馬遷畫像,來源網路

中國自古以來有輕商的傳統。「士農工商」,商居末位。但是這「古」從何時開始的?我對此沒有考證過。似乎春秋戰國時期還沒有這個說法。孔子也不輕商,孔門弟子頗有幾個經商的。儒家輕商好像也是後來的事。法家是肯定輕商的,韓非子把商工列為「五蠹」之一。至少從隋唐行科舉以來,四民次序的排列固定下來。「士」居首位,並不是單純的讀書人有多高的地位,而是因為「士」是唯一可達於「仕」的渠道。一個終身白衣沒有功名的鄉間窮秀才,恐怕地位還不如本鄉的富豪。所以在商之上的實際上是官,自古商怕官,官壓商,才是實在的傳統。


司馬遷著《史記》專門為商人作《貨殖列傳》,過去只覺得他不同於後之官史,為各類人都做列傳,而且不以成敗論英雄,眼界確實異於尋常,但是我自己對刺客、遊俠都感興趣,唯獨沒有細讀過《貨殖列傳》。如今在新的現實背景下再讀此篇,用現在的網路語言來說,突然腦洞大開,兩千年前的太史公,竟然對商賈的作用有這樣的估價,有些觀點放在今天也屬前沿(至少在我國)。


這篇「列傳」的敘述法不同於其他的傳,不是以個人為主,而是以一個個案例證明作者的觀點。


觀點一:肯定人的物慾,要求聲色美食的享受是正當的。文章開宗明義就先批駁了老子那段著名的話:「至治之極,領過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說如果這樣,近代人的耳目就幾乎沒有作用了。接下來就論述人的「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是無法化解的本性,所以作為治國者不能壓制,提出幾種做法,從最善到最壞,依次是「因之」、「利導之」、「教誨之」、「整齊之」,最下者是「與之爭」,也就是與民爭利。所以他認為對人民的慾望,統治者最好聽其自然,不加干涉。這與後來朱熹的「存天理,滅人慾」大異其趣。

觀點二:為了滿足自己的慾望,以其所有易其所無是人民自發的。東南西北各地的特產,「皆中國人民所喜好」,「工而成之,商而通之」,「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自然會進行交易,自然定出貴賤,「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哪裡需要什麼「政教」?也就是人民因自己的需要而通商,自己定價,這不是由統治者教化而來的。用現代的話來說,就有點政府不要太多干涉市場的意思了。


觀點三:對逐利、致富予以肯定。「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過去一般引這句話都傾向於負面意義,說明人的自私,而司馬遷在本文引這句話是充分肯定其正當性。「富者,人之性情,所不學而俱欲者也」,說白了,就是人天生都想發財,不用學。他列舉各類人,士兵冒死衝鋒、獵人不避猛獸,胥吏舞文弄墨,游閑公子舞刀弄槍,女子美容學藝,乃至各種作姦犯科犯罪行為,不論做好事還是做壞事,都是為利所趨,奔著財富而去。他認同管子所說:「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並加以進一步發展:「禮生於有而廢於無,君子富而好興德;小人富,以適其力」。他一反孟子把「義」和「利」對立起來的提法,說「人富而仁義附焉」。還說:「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家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總之求富是人的本性,不分貴賤,無法阻擋,並且與行仁義沒有矛盾。


觀點四:國家強盛,成就霸業,發展經濟是重要因素。


齊國的興起先後得力於兩個人:一個是太公望(即姜太公),他封於營邱(在齊國),那裡是鹽鹼地,人口稀少,不適合種莊稼,於是因地制宜,「勸」婦女做女功(紡織),並發展漁鹽之業,結果齊國以漁鹽吸引外來人口,同時「齊冠帶衣履天下」,也就是成為服裝出口大國,各國衣服鞋帽都是「齊國造」。齊國最初的興旺由此而來。這裡用「勸」字很重要,是說服,鼓勵,而不是強迫命令。另一人是管仲,齊國開始中衰時,賴管仲之力得以再度崛起,管仲理財是歷史有名的,不必贅言,他設立了九個管經濟和財政的部門,最終成就了齊桓公的霸業。


越王勾踐卧薪嘗膽,最後戰勝吳國而復國的故事盡人皆知。而本文中提到勾踐主要是講他困於會稽時的經濟建設。當時有兩位善於理財的人物輔佐他,一位是著名的范蠡,一位是不太著名的計然。實際上計然起的作用更大。他提出了一整套詳盡的發展經濟的謀略,對豐年、凶年、水、旱、饑荒有預防應付之道,對收購農產品的價格,農民和國家獲利的比例多少才合適……等等都有詳細計算。總之,在他的打理之下,「修之十年,國富」,於是有資本給戰士以優厚的報酬,使他們在戰場上勇猛向前,「士赴矢石,如渴得飲」。終於戰勝強吳,成就越國的霸業。

范蠡也從中得到啟發。他說計然提出七條計策,越王只用了五條,就有這樣的成績。這些計策已經施於我國,那我也可以施於我家。於是他辭職下海了——「乘扁舟游於江湖」。不知道今人把經商稱為「下海」與這個典故有沒有關係。他一再改名易姓,後人比較熟悉的名字是陶朱公。他果然發了大財,而且能聚財而能散財,有錢就幫助窮兄弟,「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也就是千金散盡,再賺回來,如是者三次,文中稱其為「富而好德者」。在今天也可以稱為慈善家了。


到漢朝一統天下,由於全國實行開放,「開關梁,弛山澤之禁」,使富商大賈周流天下,貨物交易通暢,滿足了各地、各類人的需求,成就了漢初文景之治。


除了國家,還有人物。文中列舉了許多經商致富的個人,有像上述越國大夫那樣的貴族,也有起於草根的「鄙人」。


首先是孔門弟子。孔子得意門生中既有顏回那樣甘居陋巷,簞食瓢飲而不改其樂的,也有遊走各地經商的,其中子貢(賜)最成功,為七十子中首富。他坐著多匹馬拉的華麗馬車,帶著厚禮重幣去見諸侯,所到之處,國君把他奉為上賓,「分庭與之抗禮」。司馬遷說是子貢先發跡,然後才使孔子揚名天下。讀至此,我想起魯迅曾說孔子食不厭精是因為有胃病,是坐老牛破車周遊列國顛簸出來的這倒也有可能,他還差點在陳、蔡餓死,有時被當地國君趕出來,「如喪家之犬」,老師的遭遇與這位大款弟子成鮮明對比,確實有點意思。


魏國有一位白圭,特別善於把握時機,「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年成好壞都能加以利用。「趨時若猛獸鷙鳥之發」,也就是看準了時機就撲過去,該出手時就出手,成為產業家的鼻祖。白圭說過一番話,自詡經營產業可以與名相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相提並論。司馬遷對此予以充分肯定。

秦始皇時有一名少數民族名字叫倮,善於畜牧,以販馬牛致富,秦始皇賜他以封君的地位,可以與大臣一起上朝;同時巴蜀有一名寡婦名清,善於理財,以財自衛,不受人侵犯。皇帝尊她為「貞婦」,為她築台,命名為「女懷清台」。司馬遷評論說,一個善於畜牧的「鄙人」,一個窮鄉僻壤的寡婦,能夠「禮抗萬乘,名顯天下」,還不是因為富的緣故!


文章相當大的篇幅詳述各地人口、地理、物產、民俗等特色,以及通商交易互通有無造成的繁榮富裕盛況。人們都知道司馬遷年輕時游遍天下名山大川,而後行文有奇氣。《太史公自述》中提到,二十歲之後開始到處遊歷,足跡遍南北東西,處於邊遠地區的巴蜀、昆明都到過。可以看出,他不是旅遊看風景,也不僅僅是影響了「文氣」,而是做了扎紮實實的實地考察。所以本文完全可以作為研究當時經濟地理的參考文獻。


文章還提到「素封」的制度,就是有些人因某種名望,皇帝給封一個空的爵位頭銜,沒有俸祿,也沒有封邑,全靠經營自己的田園生活。有善於經營者,根據自己居處的特點,或畜牧牛羊、或養豬、或種樹、或養魚、或桑麻、或種菜,不必到處遊走,坐收其成,就可發家致富,實際收入等同「千戶侯」。不必出仕做官,在本鄉本土也可以過上與封侯同樣的優裕生活,司馬遷稱之為「本富」。他舉了若干各地知名的大戶,例如蜀之卓氏、山東程鄭、南陽孔氏、魯之曹邴氏,都是靠煉鐵發家;齊人刀(diao)氏從事漁鹽,他的特點是敢於收用當地人看不起的奴隸,而且是「桀黠」「豪奴」,放手讓他們逐利,終於富至千萬。還有一位任氏,原為管倉庫的小吏,秦滅後,地方豪傑都搶金玉,而唯獨任氏把倉庫的糧食藏起來。由於楚漢相爭,百姓無法種地,糧食奇缺,他大賺了一筆,結果那些被搶的金玉也都歸他了。他致富後仍然保持勤勞儉樸的習慣,成為民間表率,受到統治者的尊重。


諸如此類的個案文中有許多,為篇幅計,不再多引。司馬遷總結說,就致富而言,農不如工,工不如商。但是經商有正當與不正當的途徑。這裡列舉的大戶都是他認為是通過正當的手段,憑自己的能力才智致富的。既沒有爵邑俸祿,也沒有作姦犯科,而是「與時俯仰,獲其贏利」。所以他稱之為「賢人所以富者」,足以為後世參考。

但是並非所有富人都是「賢人」。例如老老實實務農,就不如盜墓賺錢;女工刺繡,不如倚門賣笑,賭博也能賺大錢,等等。靠這些行業發財的,他稱之為「末富」,更加歪門邪道,犯法的是「奸富」,當然不足取,但是客觀存在。還有一種人,並不是有特別高的德操的「奇士」,只因自己沒本事治生產而長期受窮,還自命清高,空談仁義,司馬遷很是看不起,罵他們「亦足羞也」。


最後結論是財富的聚散無常,有能耐的就能聚財,「不肖者」就破財敗家。「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同樂」,那就無所謂「素封」了。換句話說,富埒王侯,富可敵國,是可以做到的。


這就是司馬遷的財富觀。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說作《貨殖列傳》的本意是「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予以時而息財富,智者有采焉」。這是為商人,特別是富商正名。一個沒有官位的布衣平民,對誰也沒有妨害,就是能利用時機買賣運作而致富,怎麼不值得「智者」肯定呢?這種思想在當時應屬異類。當然司馬遷的異類思想也不止這一點。班固批評他「是非頗謬於聖人」,貨殖列傳就是其中之一,「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這種批評太簡單化,太膚淺。班固可能沒有仔細閱讀全文,或者處境不同,無法體會文章的深意。


司馬遷本人對貧窮是有切膚之痛的,他獲罪之後,如果有錢的話,本可用錢贖買,免於受那慘無人道之刑戮。但是家境貧寒,而且人情冷暖,受難後沒有朋友伸出援手,借貸無門。這可能對他深思貧富的問題有所觸動。不過他沒有因此而仇富,而是從全局出發,悟出這麼一番道理,肯定「商」的價值和致富之正當性,進而強調通過工商發展經濟對國家強盛的重要性,發時人所未發,這種胸懷和眼光確非常人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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