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通納親筆：生命有何意義？
來源：球星看台
作者：埃里克-坎通納
足球賦予了我生命的意義，對此我深信不疑。
然而你的生命、你的歷史、你的精神同樣也賦予了你足球生涯新的意義。
我將訴說一些我幾乎從未討論過的事，我要告訴你那些塑造了我的故事，那些發生在我出生之前的事。
時間回溯到1939年，西班牙內戰期間，我的外公來自巴塞羅那，他在戰爭中對抗獨裁者弗朗哥直至戰敗。戰爭結束時，他成了通緝犯。在叛軍佔領城市前，他只有幾分鐘時間逃跑。他不得不徒步翻越比利牛斯山脈逃往法國，甚至沒有時間道別。這就是生死離別的結局。
在他離開前，他找到了他的女友並問她：「你準備好和我一起離開了嗎？」
他當時28歲，女友18歲。她不得不離開她的家庭、朋友，她的一切。
但她說：「當然。」
這就是我的外婆。
西班牙內戰期間的難民
他們逃往位於法國阿爾熱萊的一座難民營，那裡接收了超過十萬西班牙難民。你能想像如果法國人將他們拒之門外，會發生什麼嗎？但他們並沒有那麼做，反而展現出了慈悲之心，就如同人們必須對受難者展現出的憐憫。他們到達時一無所有，不得不重新開始生活。一段日子後，他們得到去聖埃蒂安康塔萊修築大壩的工作機會。這就是移民的生活，他們不得不去他們必須去的地方，去做必須做的事，為他們自己謀生。
幾年後，我母親在那裡出生了，最終整個家搬到了馬賽。
這個故事流淌在我的血液之中，它將我塑造成人。但這又好像是我腦海中的夢，沒有照片記錄下他們的奮鬥，只有口口相傳的故事。我沒有辦法感觸到、見證到那段歷史。2007年，人們在戰地攝影記者羅伯特-卡帕墨西哥城的家中發現了著名的「墨西哥手提箱」，裡面有4500張西班牙內戰的底片。這些底片已經失蹤了60多年，沒人知道它們是怎麼到墨西哥的。
我非常好奇，所以當他們在紐約展出照片時，我和我妻子一起去了。
那裡有上千個展品，絕大多數照片只是小小的一張底片，要在放大鏡下才能看清它們。但在展覽中心有幾張很大的照片，幾乎有三米高。照片上的人是等身大小的，就好像他們是觸手可及的。
我就是在那兒看到我的外公的。
是不是覺得不可思議？
然而照片上的他是個年輕人，我確信那就是他，但我也不敢保證，因為我從來沒見過那麼年輕的他。所以，幾個月後展覽搬到了法國，我帶著母親一起去參觀。
在那兒，我又看到了那個年輕的他。
「這是他嗎？」我問道。
她說：「是的，這就是他。那時候他們正向山裡逃亡。」
這真是不可思議。
假如我外公沒逃出來，假如我外婆沒有跟著他，那後來可能就沒有我母親，沒有我。然而，這只是故事的一半。還有另一張影響了我人生的照片。
我的祖父的父母也是移民。1911年，他們因貧困從薩丁島逃難到了法國。三年後，曾祖父應徵入伍，參加了一戰。他受到嚴重的毒氣攻擊，以至於生前最後幾年一直在吸尤加利（能緩解呼吸道病症）才能保持呼吸暢通。
他的兒子，也就是我的祖父，二戰期間參加了法軍。當他從戰場回來時，他做了一名建築工人。最終，在我父親還是青少年時，他存夠了足夠的錢，在馬賽的山頂區買了一塊屬於自己的地，那片土地上還有個小洞穴。在蓋房子時他們要住在別的地方，怎麼辦呢？很簡單，他們在那個洞穴里住了兩年。他們唯一能升溫的是一個爐灶。這聽起來像是家人講述「舊時代」虛構的故事。不過還真有一張1956年冬天的照片，我祖父和父親在洞穴里蓋著毯子取暖。
我祖父年復一年地擴建著洞穴，他先造了一個壁龕，然後又搭了一個陽台。後來他又在上面給我父母安家。那個房子就是我長大的地方，這是我繼承的房子，流淌著我的血脈。我還記得房子還在造時，我每天要扛10個沙袋上山，之後才能去踢球。白天我父親在那兒造房子，晚上在精神病院當護士。但即使只是這一部分，也有著特殊的意義。
我父親成為一名護士，在那個特殊的醫院工作是有原因的——他的教父是那裡的病人。他叫索弗爾，是我祖父的兄弟。二戰期間，他在監獄裡被關了五年，經受了創傷之後，他被送往了愛德華圖盧茲醫院。我父親和索弗爾十分親近，這激勵著他成為了精神科護士。他和他教父住在同一病房，每天晚上都照顧他。
這就是我的家庭，我的歷史，我的靈魂。我曾在世界各地都居住過，事實上，就在去年，我在薩丁島購買了一處農業產業，重拾我家族的歷史。然而，由於這些回憶造就了我，我將永遠熱愛馬賽，它將永遠是我的城市。
當人們問我為什麼像這樣踢球，這就是回答。是的，足球賦予生命意義，但同時生命也賦予足球意義。我幾乎從來不討論這些個人故事，尤其是關於我父親的教父。這非常困難。當提及這些事時，就好像天使在替我說話。然而，因為一些重要的原因，我向你們分享我的歷史。
足球是人生最偉大的老師之一，它是人生最重要的靈感之一——埃里克-坎通納
我們生活在一個大面積貧困、戰爭和移民的時代。世界上買不起一個足球的人，遠比花得起200歐現場看一場英超，或是400歐在電視上包年的人要多。足球是人生最偉大的老師之一，它是人生最重要的靈感之一。但現在的足球的商業模式忽視了世上的許許多多東西。
貧困的社區需要足球，正如足球需要貧困的社區。我們需要一個可持續的、積極的和包容的足球行業，為此我將盡我所能。這正是我加入Common Goal運動，擔任他們第一任指導的原因。Common Goal的目標是將足球產業1%的收入投入到草根足球慈善事業之中。已經有超過60位球員承諾捐出薪水的1%。令人高興的是，他們有的來自大球會，有的來自小俱樂部，男男女女，分布在世界各地的聯賽。
足球應該是為了人類存在的，這不一定是一個烏托邦的想法。比賽的主要參與者沒有理由不團結起來，支持足球在社會層面的影響。我們所有人，無論貧窮還是富有，移民或是第十代公民，都能在足球中獲得同樣的快樂。我們說著同樣的足球語言，感受同樣的情緒。
一直以來，我一直會被問到同樣一個關於我職業生涯的問題。
「為曼聯效力是什麼樣的感覺？你為什麼踢得如此好？」
人們總想要某種複雜的回答，我想他們想要某些秘密。但是回答十分簡單，弗格森爵士在這件事上是位大師：經過數小時的訓練後，我們踏上球場比賽。我們可以自由地去我們想去的位置，踢我們想踢的方式。
我無法忍受其他的踢球方式。
如果無關自由，那麼足球是什麼？
坎通納出席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慈善賽
所以請允許我向世界上所有參與到這個運動的人——球員、經紀人、贊助商和委員會問一個簡單的問題。
如果無關自由，那麼足球是什麼？
如果無關自由，那麼生命是什麼？
生命有何意義？
我想我們一致同意我們能為人類做更多。
現在你了解我的歷史，我來自一個移民、叛亂分子、士兵和工人的家庭。在我還是個孩子時，我們擁有的還並不多。但對我來說，生命的真諦就是在片刻中找到狂喜。
也許就是和家人一起去野餐，三雙襪子捲成一團再用鞋帶繫上當球踢。我們在陽光下踢球，然後躺在草地上，驚奇於萬物與虛無。
你知道我30歲退役時做了什麼嗎？這對我有特殊的意義。我去了外公外婆1939年不得不逃亡的城市。
我住到了巴塞羅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