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玉河：多維度推進的中國口述歷史

原標題：左玉河：多維度推進的中國口述歷史

提要：中國口述歷史發展呈現出多維度推進的發展態勢，形成了多元化的發展格局，出現了多樣性的採集方式及其成果呈現方式。多維度、多元化和多樣性，構成了中國口述歷史發展的基本特徵。在眾聲喧嘩、大眾參與的多元化推進態勢下，中國口述歷史已經發展到規範化操作的新階段了。必須牢固樹立規範意識，遵守道德規範、學術規範和法律規範，有序推進口述歷史的發展。

關鍵詞：口述歷史；多維度；多元化；規範化

我們處於一個人民當家作主的新時代，一個人民書寫自己歷史的新時代。人民如何書寫自己的歷史?通過口述歷史來書寫自己的歷史。這種特性和功能是如何在中國口述歷史中呈現的?中國口述歷史發展呈現出多維度推進的發展態勢，形成了多元化的發展格局，出現了多樣性的採集方式及其成果呈現方式。多維度、多元化和多樣性，構成了中國口述歷史發展的基本特徵。目前中國口述歷史 發展的基本態勢是:眾聲喧嘩，眾聲平等，大眾參與，各顯神通，口述歷史訪談進入了操作規範化的新 階段。中國口述歷史發展的未來方向是:必須牢固樹立規範意識，遵守道德規範、學術規範和法律規範，有序推進口述歷史的發展。

一、多維度推進的發展態勢

現代口述歷史產生於美國，是改革開放後作為歷史學的一門新興分支學科介紹到中國的。中國現代口述歷史是從西方引入的，但並不意味著中國沒有自己的口述歷史傳統。實際上，從口述歷史發展的源流上看，當代中國的口述歷史是中國本土資源與西方資源兼而有之的。中國有著悠久的口述 歷史傳統，歷代民間傳說與口頭傳說、從官府採風到史跡實考、民間歌謠採集與民俗故事等，構成了中國口述歷史傳統的主要部分。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啟動的較長時間內，這種口述歷史傳統得以延續、發展並取得了突出成就。連續不斷的中國口述歷史傳統，成為改革開放初期接納西方現代口述歷史的學術基礎。

中國現代口述歷史在新中國成立初期開始起步，這表現在六個方面:一是近代歷史事迹的實地訪問調查。如《太平天國在廣西調查資料》《中法戰爭調查資料實錄》《山東大學義和團調查彙編》等。二是革命鬥爭事迹採訪與回憶。如《紅軍長征記》《紅旗飄飄》和《星火燎原》等。三是政協文史資料的征 集。如《全國文史資料選輯》及各地《文史資料選輯》，徵集了多達20億字的文史資料稿，其中很多屬於口述史料。四是民間口碑資料的採集整理。五是民間文藝及民俗故事的採集整理。六是少數民族口碑史料的搜集整理，如《中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資料叢刊》。

新中國成立後的口述史料採集實踐，總體上屬於中國口述歷史傳統的延續，並非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口述歷史，但這種通過實地調查獲取口述資料的方法，與現代口述歷史有相通之處，其口述訪談的 操作程序與實地歷史調查之間有不少相似之處。但兩者有著根本性的差異：現代口述訪談強調必須 有錄音錄像設備將當事人口述的聲音保留下來，以備核對;而口碑史料採集則缺乏這樣的錄音設備， 沒有能夠將當事人敘述的聲音保留下來，故還不能稱為現代意義上的口述歷史。即便這樣，實地歷史 調查與口述訪談之間確實存在著相通相似之處，故當西方現代口述歷史介紹到中國之後，中國學界並不感到特別陌生，而是直觀地感覺：這種口述訪談方法與實地歷史調查方法比較相似，只是因缺乏無 錄音設備而沒有將當事人講述的聲音保存下來而已。因此，隨著錄音機在中國的普及，過去制約口述 傳統轉向現代口述歷史的技術困難得以解決，現代口述歷史在中國的興起遂成為不可逆轉之勢。

從口述歷史推進的路徑來看，中國口述歷史發展不是先理論後實踐的常規路徑，而是理論介紹與 訪談實踐雙管齊下、同時並進的非常規路徑。大體上看，改革開放以後的中國口述歷史是沿著兩條路 徑同時推進的。一是口述歷史理論介紹及研討的推進路徑，這可以稱為中國口述歷史「學院派」的推 進路徑。西方口述史學引入中國後，口述歷史方面的經典理論著作也相繼翻譯出版，最近如唐納德· 里奇主編、宋平明等譯《牛津口述歷史手冊》等。這些理論經典翻譯出版後，立即在國內學術界產生了 重要影響。在翻譯西方口述理論著作基礎上，中國學者對口述歷史的理論進行了廣泛探討，出現了一批口述歷史理論著作和大批口述歷史理論文章。在介紹和消化西方口述歷史理論基礎上，許多學者 開始在口述歷史理論指導下進行口述訪談，出現了像定宜庄的《最後的記憶———十六位旗人婦女的口 述歷史》、劉小萌的《中國知青口述史》等大批口述歷史成果。二是口述歷史實踐的推進路徑，這可以 稱為中國口述歷史「實踐派」的推進路徑。正因現代口述歷史訪談與傳統口碑史料的採集有許多相通 相似之處，並且兩者差別表面上僅僅在於有無錄音設備上，故很多過去有著比較豐富的田野調查經驗的學者，並不需要研習過多的西方口述歷史理論，便帶著當時剛剛普及的錄音機，直接走向民間、走向 田野，按照過去比較熟悉的田野調查和社會歷史調查方法，開始進行口述歷史訪談實踐，產生了像郭於華的《心靈的集體化:陝北驥村農業合作化的女性記憶》、張曉的《西江苗族婦女口述史研究》等大批 口述歷史成果。中國口述歷史在較長時間裡是沿著這兩條路徑齊頭並進的。

進入新世紀以後，隨著對口述歷史理論認識的深化和口述歷史訪談實踐的豐富，這兩種發展路徑 逐漸出現了互動合流的趨向。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在口述歷史推進過程中，兩者均暴露了自身的缺點和問題。學院派逐漸認識到，口述歷史本質上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學科或根本上就是一種研究方法， 口述訪談是口述歷史的核心環節，必須將主要精力集中於口述訪談的實踐，抓緊時間採集、搶救和保 存口述史料，故逐漸將工作重心轉向口述歷史訪談。實踐派則通過具體的口述歷史訪談發現，決不是 提著錄音機找到當事人，採取「你說、我錄、後整理」這麼簡單，而是有著一套新學術理念和嚴格操作規 程的。因此，實踐派有著提升口述歷史理論以指導口述訪談實踐的理論需求，學院派有著必須將口述訪談作為重點並走向田野的實踐需要，兩者因而逐漸走向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趨同之路。全國有志 於口述歷史的同人們互助合作，共同推進中國口述歷史的多維度發展。

二、多元化的口述歷史推進形態

中國口述歷史的發展呈現出多維度推進的路徑，而其表現形態則是多元化的態勢。口述歷史形態的多元化，源於口述歷史特性的多樣性。人們就對口述歷史特性的認識有很大分歧:有人認為口述 歷史是一門新興學科，即口述史學;有人認為口述歷史是一種研究視角，一種自下而上看歷史的新視 角;有人認為口述歷史是一種研究歷史的新方法，是實現公眾書寫自己歷史的手段和途徑;當然，更多 的人將口述歷史視為一種搜集和整理歷史資料的方法。

口述歷史性質的多樣性，必然導致對口述歷史功能認識上的分歧性。有人注重口述歷史的求真 功能，以口述訪談的方式追尋歷史之真;有人將口述歷史作為一種史料搜集和整理的方法，注重發掘 當事人的歷史記憶;有人注重口述歷史的鮮活性和注重細節的特性，力圖以當事人口述的方式揭秘歷 史真相;有人將口述歷史作為一種新方法，既可以運用到公眾史學書寫，喚起人民的歷史意識，也可以廣泛運用到社會學甚至醫學方面，以口述的方法進行心理治療和身心康復。

口述歷史功能的多樣性，必然導致從事口述歷史訪談動機的多樣性。歷史學家從事的口述訪談， 多是為了滿足史學研究的需要，以口述的方式徵集和保存豐富的口述史料，進而以口述訪談的方式改變歷史研究的形態。而像人類學家、社會學家所做的口述歷史訪談，同樣是為學術研究提供第一手的 口述史料，只是其目的不同於史學家的「求真」目的，而是著重於以口述訪談方式採集田野社會資料， 以備深度的文化解釋。有人從事口述歷史訪談，是為了採集和保存人類的歷史記憶，建立個體生命記憶庫;有人進行口述歷史訪談，是為了以音像的方式採集和保存歷史的真實記錄;有人進行口述歷史 訪談是為了增加社區民眾的認同，促進社區和諧;有人將做口述訪談作為深度接觸社會現實的機會， 藉以增加個人閱歷和社會經驗;有人則是以口述歷史方式溝通政府與民眾情感，為民眾提供更多的傾 訴機會，加強人際之間的情感交流。

口述歷史動機的多樣性，必然導致口述訪談具體操作的多樣性和實踐的豐富性，口述歷史的跨學 科特性得以彰顯。人類學家為了採集和保留第一手真實可靠的訪談資料，主張訪談者嚴守中立立場， 要求做到「有言必錄」。而歷史學家將口述訪談作為搜集、整理口述史料的方法，這是抱定「求真」的目的，其操作規程以如何獲得真實可信的口述史料為目的，所追求的真實是口述「內容的真實」，而不僅 僅是「形式的真實」。這樣看來，同樣是追求真實，人類學家與歷史學家因關注點差異而有不同的操作規程。此外，有文學背景的口述訪談者所進行的口述訪談，更多地採取了新聞採訪的方式，其操作程 序不僅與歷史學家的口述訪談有較大不同，而且與人類學家的口述調查有很大差異。

口述歷史訪談目的及操作的多樣性，必然導致訪談對象的開放性和訪談內容的多樣性。有人將口述訪談的重點集中於社會各界精英人物上，關注的是軍國大事;有人則將口述訪談的重點集中於社會各界甚至底層民眾上，讓普通百姓講述有關衣食住行、婚喪嫁娶等自己的故事，關注的是日常生活。如李小江主編《讓女人自己說話———20世紀中國婦女口述史》4冊(2003)、恩洪《藏族婦女口述史》(2006) 。2010年以後，此類面向底層的口述史更出現激增現象，如盧敦基主編的《永康手藝人口述史》(2012)，通過20 余位手藝人的口述，展示永康縣的特色行業。傳承人口述歷史，是近年發展的重要一支。

口述訪談對象開放性和訪談內容的多樣性，必然導致口述歷史採集的多樣化及口述訪談主體的多元化。任何對口述歷史有興趣的個人及機構，都可以投入到口述歷史訪談實踐中，從而形成了多元化的口述歷史訪談格局。從事口述歷史研究及其訪談的單位，已經涉及全國各大學術機構、各大學、 各行業、各黨政部門、各領域、各行業及各社會團體，具有鮮明的廣泛性。如高校既有校史口述資料的採集，又有大學生「家春秋」口述歷史訪談項目，還有以口述訪談調查為主要內容的大學生社會實踐項目，更有新歷史合作社組織的全國中小學生寫「家史」徵文活動。中國科學院及其所屬各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及所屬各研究所，各地各級社科院所、全國政協系統及其各級政協文史資料系統，全國黨史系統及其各省市縣黨史辦，全國地方志系統及各省市縣史志辦，全國各大圖書館、檔案館、博物館、文化館、展覽館，全國廣播電視新聞出版系統，以及石油、電力、煤炭、鐵路、航空、公路、銀行、環保、電影、公檢法司、軍隊、武警、水利、工業、商業、民政等行業，均啟動了名目繁多的口述訪談項目。口述歷史訪談體的多元性格局，必然導致口述歷史呈現方式的多樣性。口述歷史保存和呈現的方式，既有口述訪談錄音，還有口述訪談錄像;既有以聲音為主的口述故事，也有整理成文的口述著作，更有以影像為主的口述歷史記錄片。口述歷史已經超出了歷史學的範圍，廣泛應用到記錄片拍攝、社會教育、記憶保存、新聞 傳媒、影視史學、人物傳記、醫療衛生等廣闊領域。口述史作品建構風格的多元化。早期多改為敘述體，隱去採訪人的提問，讓口述人一人說，成為自述體。近年，已經意識到此類風格的弊端，改為雙主體表達模式，如定宜庄的《最後的記憶——十六位旗人婦女口述歷史》(1999)、盧敦基主編《永康手藝人口述史》(2012)。後者74萬字，全部用對話體，幾乎不參考相關文獻，是一部純而又純的口述史作品。何以如此?作者沒有明確交待。實際上， 是因為底層人員幾乎沒有文獻可參考。雙主體，體現了口述史的雙方合作特徵;不參考相關文獻，體現了「口述」特徵。這才是歷史記錄意義上的大眾口述史作品。這種風格的出現，讓我們注意到了唐德剛式離不開文獻比對研究之外的一種口述史風格。前面的長篇前言，實際上是對永康手藝人歷史 的綜合研究，兩相結合，最為理想。

總之，多維度推進的發展態勢和多元化的推進形態，是中國口述歷史發展的基本特徵。其核心宗旨是:以口述歷史的方式實現將人民的歷史還給人民的夢想。口述歷史充當了人民講述和書寫自己歷史的工具、方法和主要渠道。

三、口述歷史規範化操作的中國時刻

經過30多年的發展，中國口述歷史取得了突出成績，但同樣出現了值得注意的問題。口述歷史 引入中國之初，人們圍繞「口述歷史」的概念展開過激烈論辯。為了擴大口述歷史的影響，我們在推進策略上並沒有嚴格界定「口述歷史」的範圍，而是採取了廣義的「口述歷史」概念，有意識地降低了口述 歷史的標準和門檻，以便讓更多對口述歷史有興趣者投身口述歷史實踐，搶救寶貴的口述史料。這樣 做的結果，固然激發了人們對口述歷史的興趣，擴大了口述歷史的社會影響，拓展了口述歷史的廣度和寬度，但也帶來了口述訪談缺乏操作規範的弊端。

鑒於這種狀況，中國口述史已經到了必須強調規範化操作的新階段了。首先，強調口述歷史的規範化，必須嚴格界定口述歷史的範圍，區分口述歷史與口述史料的差異。其次，強調口述歷史的規範化，必須嚴格規範訪談者的行為。因此，口述歷史對訪談者所要求的門檻是很高的，絕不是「你說、我錄、後整理」這麼簡單。訪談者是整個口述訪談的策劃者和組織者。以從口述的音像文本轉為以文字 為表現形式的文字記錄文本的整理過程為例，這便要求訪談者不僅有高度的責任意識，還要有嚴格的 規範意識。再次，強調口述歷史的規範化，還要規範作為歷史當事人的口述者的行為。口述歷史除了對訪談者有一套操作規範外，對當事者的口述訪談同樣有一套嚴格的規範。

總之現在的情況和任務跟以前根本不同了。如果不注重口述歷史的規範化操作，將會出現嚴重 的學術失范和法律糾紛。所以，在眾聲喧嘩、大眾參與的多元化推進態勢下，中國口述歷史已經發展 到規範化操作的新階段。為此，必須牢固樹立規範意識，遵守道德規範、學術規範和法律規範，有序推進口述歷史的發展。

（來源：《浙江學刊》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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