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依附：隱藏在《聊齋志異》里的獨立精神！

原標題：不依附：隱藏在《聊齋志異》里的獨立精神！

在《聊齋自志》中，蒲松齡把自己的作品定位為「孤憤之書」，其「孤憤」不但指向現實生活中的黑暗與不公，還有感於人的情感和人格精神追求不被世人所理解而發。

人的生命與其他動物相比，更偉大的原因之一是人類通過世代的文化積累建立了一套價值理論體系，人能夠自覺去踐行它、實現它，這樣人的生命便有了一種超越狹小的個體生命時空之上的「永恆」意義。

我國以儒家思想為主導的生命價值觀十分注重個體精神的建構，認為得天地浩然正氣的文人士子可以貧賤不移，威武不屈，傲視王侯。但是，由於儒家思想對群體生命價值的過分強調和個體實踐能力培養方面的忽視，造成封建社會後期我國男性文化心理結構嚴重扭曲。

加上封建政權不遺餘力的奴化教育，讀書人漸漸喪失了風骨和尊嚴，變得日益陰柔、卑順和無能。這導致依附於男性文化而構建的女性審美文化更加畸形，女性生命尊嚴和感情被長期踐踏和蹂踴。

《聊齋志異》中的「人物」形象一方面帶有被腐朽文化嚴重扭曲的痕迹，另一方面又體現出作者建構新型理想人格的努力。蒲松齡吸取了底層百姓平實樸素的人生態度，使作品中的人物生命向常態美、自然美回歸。

1、

在主人公的選取上，《聊齋志異》的男主人公多為讀書人，他們富有才情卻並不十分看重功名進取。「書生」作為一種身份，並不是像一般才子佳人小說一樣為男主角最後金榜題名做鋪墊，更多的時候是在說明男主人公有一定的文化素養和精神追求。

得到作者青睞的好運書生並不是個個才華橫溢，他們大都外形柔弱，能力平平，只是在關鍵時刻顯示出重情義、有擔當的特點，表現出很濃的平民式的「英雄氣」。如《席方平》中為父申冤、百折不撓的席方平，《聶小倩》中剛正堅毅的寧采臣，《曾友於》中明智寬厚的曾友於，《連城》中急人之難的顧生，《花姑子》中天性仁慈、真摯專一的安幼輿，《雷曹》中果斷務實的樂生等等。

他們平凡而真實，沒有特別的優長使他們在外在表現上異乎常人。然而，較之正統文學中看似胸懷大志實際上卻精神麻木、靈魂乾癟的大人君子，這些平凡的書生更可親可愛，也更富有健康生命的光彩。

《聊齋志異》中的男性形象，有蒲松齡很深的個人情愫在裡面。縱觀蒲松齡的人生，並沒有引人注目的豐功偉績和蓋世功業。身為書生，他連維持家庭最基本的生活都很吃力，在他的詩文中，屢屢提及自己經濟方面的苦惱。他在《與兩兄共話》中說：「貧賤能傷人，茲言理所有。室人嘆於側，兒女啼其後。」

一到災荒之年，蒲松齡甚至連家人的溫飽問題都難以解決，在詩作中，他如實記錄了災年兒女搶食時的心酸景象：「長男揮勺鳴鼎鐺，狼藉流飲聲帳帳；中南尚無力，攜盤覓著相叫爭；小男始學步，翻盆倒盞如餓鷹；弱女躑躅望顏色，老夫感此心煢煢。」

在這種生活條件下，友人張篤慶曾勸說他專心科舉考試，不要再寫鬼怪故事：「此後還期俱努力，聊齋且莫竟談空」(《寄留仙希梅諸人》)，蒲松齡始終沒有聽從別人的勸阻放棄自己的創作而苟求富貴，表現了他精神的獨立性。

不僅如此，蒲松齡終生沒有改變他不畏權貴、剛正不阿的個性，從《上孫給諫書》、《上布政司救荒策》等文章中我們可以看出，蒲松齡雖然身為一介平民，卻擁有不屈的人格和為民請命的熱忱。《聊齋志異》中的書生形象，不但在身份上與作者相似，而且在精神風貌上與作者有很大相似之處。這些男性形象平凡而普通，遠遠算不上完美，但是卻寄寓了作者自身的人格價值理想，體現了作者的生命追求。

蒲松齡年少的時候，曾經胸懷大志，將舉業出仕作為自己的生命方向。當他意識到生命短暫、世事難料、過於遠大的志向對大多數普通人來說是遙不可及的事時，便將目光轉向對日常生活意義的追尋上。保持淳厚的品格，承聖賢之意，安常人之態，是蒲松齡通過對人生百味的咀嚼之後所參悟到的生命境界。

除了個人生命經歷以外，一個人的思想必然還受他所處時代的社會文化背景的影響。明代中後期，商品經濟迅速發張，社會心理發生重大變化，陽明心學引發的個性解放思潮促使人們對生命進行重新思考和定位，個體生命的現世體驗和欲求的價值開始得到人們的承認和重視。

湯顯祖在《貴生書院說》中說：「大人之學起於知生，知生則知貴，又知天下之生皆當貴重也。」明代思想家這種「貴生」思想起源於先秦時代的先賢們對自然性的肉體生命的重視，體現了明代思想家對個體生命意義和價值的自覺自明。

個人真實的情感和體驗是個體生命價值的最本質體現。功業固然可以體現生命的輝煌，但平淡的生活、獨立平實的人格同樣值得肯定，個體生命可以在普通人的生活中甚至可以得到更大程度的舒展。人是自然性、個體性與社會性、精神性密切結合的存在，保全人的個體的自然生命和追求精神價值、注重道德修養，都是人性的基本要求。

蒲松齡已經意識到，個體生命價值不必完全依託於群體生命利益而得到實現，人們可以通過各式各樣的口常活動來達到生命的圓滿。從作品的人物設置上可以看出，蒲松齡意欲表現的大多是平凡「小人物」的悲喜人生。

《白秋練》中的慕宮蟾，僅僅是一個愛讀書的普通商人;《黃英》中的馬子才，也就是個嗜菊成性的老實人，幾乎別無他長;《酒友》中車生，《王六郎》中的許公，一為「家不中資而耽飲」的書生，一為捕魚為業的漁翁，卻都因為仁厚灑落而得到作者的激賞；《田七郎》與《張誠》中的主人公，都是山間狩獵砍柴的普通百姓……

單從作品中男性主人公的身份來看，《聊齋志異》可以說是一部地地道道的平民故事集。雖然蒲松齡的坎坷經歷和他的作品中的悲哀憤慈情緒有更明顯的對應關係，但研究《聊齋志異》中的男性形象時，如果將注意力過多地放在蒲松齡科舉不順的經歷與書中男性形象的落魄上，極易忽略他對高尚精神品格和平實人格的價值認定，從而忽略他建構男性形象時擺脫病態理性束縛的努力。

2、

《聊齋志異》中的女主人公多是貌美如仙、毫無羈絆的異類精魅。蒲松齡對她們的行為評價標準更為寬鬆，特殊的身份設置使蒲松齡筆下的女性形象更貼近生命的自然性。她們多數時候並不遵從世俗禮法，而是自由洒脫，敢愛敢恨。除了美麗善良外，她們還大都有自尊、有才能、有個性化的追求。

如俠義的紅玉、多才的顏氏、溫情執著的蓮香、多情又洞察人心的白秋練、謹慎剛烈的芸娘、特立獨行的俠女等等，她們的性格獨立而堅韌，認定的人和事，誓死不二。智慧狡黯的小翠，看似無心卻深情無限；鴉頭、細候淪落風塵，卻不為錢財所動、不畏苦難所屈；梅女和庚娘，面對強加於自己的羞辱，以生命相抗爭，維護自己的清白，並最終用隱忍和智慧為自己贏得幸福。

《嘉平公子》中的文姬，在女鬼的身份暴露時，顯得不卑不亢、落落大方:「君欲得美女子，妾亦欲得美丈夫。各遂所願足矣，人鬼何論焉?」當她發現嘉平公子是一個徒有其表、華而不實的人時，斷然離去；《霍女》、《小翠》、《阿纖》、《阿綉》中的女子也是完全根據自己的判斷決定來去。

文學是社會生活的反映，有什麼樣的社會生活就有什麼樣的文學。作品不但能表現作家個人隱秘的生命欲求，而且能傳達時代生命的渴望。早在宋元時期，我國的商品經濟就已經很繁榮，商業、手工業、城市的發展給社會角色尤其是女性的角色定位帶來一些新的特點，社會思想也開始發生變化。

從千篇宋代官紳家族的女性墓志銘可以看出，這些家族在對婦女的評價上，不僅要求女子在傳統觀念的範疇之內相夫教子，而且能夠在更高的文化層次上去輔助夫子科舉入仕，經營管理家財，以鞏固家族地位。市井女性則「在紡織、制瓷、飲食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新興市民階層的婦女以其旺盛的生命力，成為宋代經濟發展的直接參与者和推動者。」

到了明代，商業的繁榮和市民階層的壯大為女性施展自己才能提供了更大的舞台和空間，她們的人格獨立意識日漸覺醒。封建時代的社會政治制度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男尊女卑」和「男主外，女主內」的狀態，但是無論是在家庭經濟地位還是在人格尊嚴的方面，女性的狀況都有很大的改善。

她們的生命活力得到一定程度的釋放，生命質量也得到相應的提高，試圖掙脫傳統禮教束縛、爭取人的合理權利、主動追求美好生活的女性開始得到社會輿論的諒解。

《聊齋志異》雖然是虛幻性作品，但是並沒有背離社會生活，作者對女性形象的建構是順應時代發展的要求。《聊齋志異》中的女子不但容貌美麗，並且淵雅多能，個性鮮明。

她們擁有獨立的人格和思想，能夠自主選擇生命道路，不再作為男子的依附而存在，許多女子的才華和能力甚至遠遠超過其丈夫。顏氏和黃英，一個女扮男裝代夫考試，官至御史，為宦十載而不覺才短;另一個生財有道，理家有方，使原本貧寒的夫家在幾年之內，「享用過於世家」。

另外，《聊齋志異》中還有許多女子有過人才華，她們作詩用典，信口拈來。香玉、連鎖、伍秋月、公孫九娘、愛奴等等的才學都可以與男子匹敵。一定的形象只能在相應的社會環境中才會出現，具有獨立思想和個性的女性形象出現絕非作者憑空幻想。

到了蒲松齡生活的時代(1640年一1715年)，是程朱理學為官方思想的清代初期，然而女性解放思潮到明末清初已經悄無聲息地進行了數百年。女性不僅在社會生活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而且一定程度地擁有獨立的思想和意志，她們以一種積極的姿態，擴展了女性的生存空間，創造出形式豐富且意義重大的生存方式。

更為可貴的是，蒲松齡創造出一批保持生命的自然美的女性形象，如小翠、嬰寧、青鳳、舜華、白秋練、小謝、秋容、花姑子等等。她們最顯著的特徵就是保持了常人所沒有的自然天性，自由、健康、活潑，富有生命的本色之美。

這些形象一方面匯聚了以蒲松齡為代表的下層男性對理想女性形象的集體想像，另一方面，這些生機勃發的女性形象也是帶有作者生命理解的個人創造，她們是《聊齋志異》如夢如幻般的生命世界中最具生命光彩的形象。

《聊齋志異》里最能代表蒲松齡生命理想的就是這些「青林黑塞」間的「真人」形象。與其他文學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相比，她們顯得尤為特異和脫俗。在文學史上，有獨立人格尊嚴和愛情自主意識的女性形象並不罕見，《李娃傳》、《西廂記》、《牡丹亭》、《碾玉觀音》等作品中的女性形象都屬於此類。真正使蒲松齡創造的形象在文學長廊中擁有一席之地的，是蒲松齡關於生命之「真」的追求和塑造。

這裡的「真」是與虛偽、矯飾完全對立的真情、真性、純真。在《聊齋志異》中最符合「真人」這一標準的當屬狐女嬰寧，另外還有稚氣未脫的小謝、終口憨跳的小翠、歡謔熱心的阿綉之姊、心直口快的綠雲姐妹等，她們純凈澄澈，幾乎未受到俗世禮法的熏染，完好地保持著生命的自由生機和活潑天性，一派天真爛漫。嬰寧、小翠等有一種來自生命本身的純凈之美，她們充沛的生命活力和天性舒展的自然美使傳統文學中那些隱忍馴順的形象都黯然失色。她們所代表的，是一種完整的自然人性。

蒲松齡所推崇的真情、真性之「真」是我國文化中的一個重要範疇。以老莊為代表的道家文化一再標舉「真人」理想，老子「復歸於嬰兒」、「見素抱樸」的人性理想，實質上就是崇尚生命的自然天性，主張保持生命最初的純潔和自由本性，追求自然自適的人生境界。

蒲松齡繼承了許多我國傳統生命思想的優秀成分，除了求善之外，他尤其重視「真」，並將人的心靈、天性之真其視為一種純凈寶貴的天然之美。他認為理想的人應該是「其胸與海同其闊，其心與海同其空，其天真與赤子同其爛漫」(讀《灌仲孺傳》)。

不僅如此，蒲松齡的生命理想還滲透到他的審美思想中：蒲松齡認為，好的文章應該是有感而發、真情流露的作品。他對自己所作的「無端而代人歌哭」的應酬性文章非常痛心，專門寫了《戒應酬文》自警。

在《聊齋志異》中，至誠至性的「痴人」、真性流露的「狂士」一再受到作者的稱讚。他在《阿寶》篇尾說「性痴者則其志凝，故書痴者文必工，藝痴者技必良。世之落拓而無成者，皆自謂不痴者也」、「慧黯而過，乃是真痴」。可見蒲松齡對「真」的推崇。所以，當蒲松齡的筆觸一旦伸向無拘無束的「青林黑塞」間，他對「真」的偏好便得到最大限度地張揚。

從整體上看，《聊齋志異》中的女性形象蘊含著來自人們生命深處最真實的渴望。她們一方面是落魄書生的集體幻想，在更深層次的意義上，她們是作者為長期以來飽受壓抑的廣大女性發出的生命吶喊。她們對自然人性的展露和自由品性的追求代表了人們對理想女性形象的共同構設，是個人願望與時代訴求的共同產物，正確認識這些形象對理解作者的生命理想有重要意義。

蒲松齡以詩的想像、激情創造出靈光四射的自由生命，這些形象所昭示的生命理想，正契合了人類對自由和內在本然天性的追求，因此能在歷代讀者心中激起不絕的迴響。

來稿/少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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