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洲國」的華北苦力

撰文：陳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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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名叫安達金之助的日本記者在其《滿洲調查報告》中指出：滿洲的發展歷史也是中國苦力的歷史。在日本近代殖民擴張歷史上，上千萬卑賤如螻蟻的中國人在滿洲大地上就像機器一樣從早到晚埋頭苦幹，「沉靜得像舌頭被割掉似的」（夏目漱石語），他們沒有名字，沒有聲音，沒有面孔，不斷地被帝國主義這個「巨蟒」所榨取，成為後者擴張的源動力。這上千萬人擁有一個共同的名字：苦力。

「滿洲國」的苦力基本上來自華北地區，苦力的主產地是山東、河北，山東苦力世人皆知。1930年代中國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40人，河北省高出平均值六倍，為246人／平方公里，山東省高出五倍半，221人／平方公里，比起當時陷入人口和土地危機的日本（173人／平方公里），人口過剩問題要嚴重得多。這也為「滿洲國」使用華北苦力提供了社會條件。「滿洲國」最早有組織有計劃地使用華北苦力是在1935年。到1937年七·七事變之前，由於滿洲的產業開發計劃尚未實施，用工有限，每年入滿華北苦力嚴格限定在40萬左右。專職經辦入滿華北苦力的機構是天津陸軍特務機關指導之下的大東公司，它的總部設在天津浪速街。後來，山海關、青島、芝罘、龍口、威海衛等地皆設有簽證事務所，大連則設有辦事處。如果沒有大東公司的簽證，苦力將被禁止入「滿洲國」。有「滿洲國」「夜皇帝」之稱的甘粕正彥（1891-1945）就曾經擔任過大東公司的苦力經辦人。

七·七事變之後，華北政局不穩，農村過剩的勞動力尋覓不到活路。日本人創辦的攝影雜誌《北支》里描述的華北農村，農民的生活比賽珍珠的《大地》里生動地描述的王龍一家更為不堪，八成農民是處在飢餓線以下的極端貧困人口。在山東農村，到處可以見到柳葉被摘光的景象。吃光最後的一顆豆、最後的一把粟米，農民的胃裡填的就是樹葉和草根了。再加上天災、軍閥課稅，日子極為艱難。他們到當地的工廠當日雇的苦力，或者去當土匪、當兵，更多的農民選擇離開故鄉，走向逃亡和討生之路。與此此時，「滿洲國」「第一次產業開發計劃」（1937-1941）於1937年正式實施，自1939年6月起日本又在滿洲實施「北邊振興計劃」（1939-1942），對華北苦力的需求愈發高漲，華北苦力入滿人數逐年激增。為此「滿洲國」新設一元化的勞務掠奪統制執行機關「滿洲勞工協會」，並將大東公司統合為它的「國外部」。到滿洲掠奪豐富的自然資源，同時剝削廉價苦力，日本人的帝國夢就這樣一點一點地鑄造了起來。

「苦力」作為一個群體躺在一份一份零散而沉寂的檔案里，2004年有研究者整理出了《日本掠奪華北強制勞工檔案史料》上下卷，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美國學者馬克弟（Mark Driscoll）在他的《絕對慾望，絕對奇異：日本帝國主義的生生死死，1895-1945》（中央編譯出版社2017）一書中，一反歷來將日本帝國的崛起歸因於明治維新的政治改革、吸納西學的主流歷史敘事，認為日本帝國邊緣的賤民的勞力（還有在外賣淫的日本妓女賺到的外匯、「滿洲國」中國人的毒癮、東京的大眾消費）同樣是構成日本帝國興起的要因，他首次大篇幅論述了滿洲苦力的身體政治與日本帝國主義崛起之間的關聯。《滿洲寫真帖》、《北支》等雜誌呈現了苦力的原生形態，當時親臨「滿洲國」現場的德國記者恩斯特·柯德士的《最後的帝國：沉睡的與驚醒的「滿洲國」》（遼寧人民出版社2013）一書也注意到了滿洲苦力悲慘的命運。筆者藉助上述資料，試圖儘可能完整、生動地呈現華北苦力入滿的過程、他們的身體、面孔和表情。

華北苦力入滿之前，要接受身份確認和體檢，身份不確實者及身體不強健者不予頒發身份證明書。

聚集在天津大東公司總部的苦力

接受目的地和身份等的調查詢問

接受體檢的隊伍

體檢苦力的背影

《北支》記載：1940年的大連碼頭有兩萬名運輸苦力，他們每日卻所掙不足五十錢，除了吃穿，所剩無幾。德國記者恩斯特·柯德士記載：他所看到的苦力拚死平活地干一天，所掙的錢不超過2角到2角5分。儘管如此，七·七事變之後日本的媒體上竟頻頻抱怨：「滿洲的苦力在一年間帶回老家的現金，多達驚人的二千萬圓。那麼，不管日本注入滿洲的資金有多少，這些錢全部都從苦力的懷中流到了支那……」可是，如果考慮到龐大的苦力數量，分攤到每個人，實在少得可憐。

進入1940年，華北苦力入滿人數接近140萬。華北交通天津鐵路局預計春節過後將輸送70萬苦力經由山海關，運輸高峰期將在2月1日起的五十日內，大體每天要輸送七八千人。為此，津浦線從2月起增開22輛鐵路貨車（是貨車！苦力被看作「物」），同時強化天津間的水路運輸，臨時增發四艘民運船隻，以一日兩千名的目標運送。從2月下旬開始，水陸呼應，京山線增加16輛貨車；天津奉天之間此前停運的407、408號列車重新啟動；北京、唐山之間的505、506號列車也重新啟動，延長至山海關，與奉山線列車接續起來；同時增配客車90輛、機關車5輛，乘務員7組（每一組九到十名）。濟南也增開了貨運列車運送苦力，直接開往東滿、北滿的目的地，形成了全方位的運輸系統。這個季節，從華北到大連或者營口的入港船隻，不論是哪條船上都是大批大批的苦力。那些買不起倉內船票只能坐、睡在甲板上的是四等船客，人稱「甲板旅客」。入港時坐在火車上的日本旅客描述道：「從車窗里經常能看到肩上背著像煎餅捲起來的蒲包，像螞蟻一樣移動的情景。」

坐三等車的苦力

乘坐火車

等車的打短工的木匠

等待列車的一家人

等列車的苦力家屬

甲板上的苦力

甲板上的苦力

苦力一旦到了滿洲，鄉里的老母妻兒來信，大抵祈盼他們能夠寄些錢回來。然而苦力的宿舍居住環境相當惡劣，他們筋骨暴露，皮包骨頭，禿頭的老人意外地多。由於粗食和過勞，他們到了四十前後就早衰了，賺大錢的美夢沒有實現，就這樣在異鄉苦鬥。一錢、一錢地積攢起來的收益，匯寄或者返鄉帶回華北時，還要面臨匯兌的問題。華北方面認為這些錢將威脅到華北發行的聯銀券的價值，就想出一些限制措施，或者刁難，或者限制匯款金額，所以每每匯兌結算都不順暢。而「滿洲國」為了抑制資金外流也出台了向國外匯款須批准的制度，這對留滿的華北苦力造成了很大衝擊。

大連西廣場待雇的苦力

大連小崗子苦力集聚區

到達滿洲的苦力

勞作的苦力

在鹽區工作的苦力

勞作現場

住在貧民窟的苦力

大連譚家屯貧民窟

勞工居住區的街道

苦力的全部財產

恩斯特·柯德士記錄了他所目睹的在滿洲某個垃圾堆里將死未死的一個苦力的慘狀：用破布裹著躺在那裡，「周圍是垃圾、腐爛發臭的水果、石塊、破碎的陶罐以及裝過殺蟲粉劑的馬糞紙盒子」，「皮包骨頭似的乾瘦軀體從頭到腳都是骯髒的，雙腳光著，手臂上一個糜爛潰瘍的大毒瘡正流著濃水，數不清的蒼蠅正叮在上面。同樣的一個毒瘡從左腿的踝關節一直延伸至小腿肚上，已經完全腐爛掉了。一隻手因疼痛緊緊地查禁了潮濕骯髒的泥土，另一隻手則痙攣抽搐地將一條髒兮兮的舊麻布毛巾蓋在頭上」。沒有誰上前過問他一聲。路過的一個酒店老闆說：「這種情景在這裡我見多了。」恩斯特掏出錢想讓旁邊賣茶的給苦力一口水喝，賣茶的接過錢迅疾塞進口袋說，幾分鐘他就會死掉了，他根本喝不了水。苦力慘死在滿洲的並不罕見，以至於出現了一種活底的棺材，死去的苦力被裝在這種活底棺材裡拉出去，拋屍於荒郊野外，然後將棺材拉回來再用。

大連港的苦力死後用的活底棺材

苦力生前穿的鞋子、吃的食物。後面是苦力的墓地

除了拚死幹活，中國苦力的順從、善良和忍耐也舉世聞名。下面這張照片是遭到不公待遇氣急了的苦力對著日本監工破口大罵的場面。這是恩斯特·柯德士拍下的照片。恩斯特說，就因為這位苦力在扛水泥袋時被絆了一跤，人倒在地上，水泥帶也摔裂了，日本監工就拿著他那又粗又長的皮鞭去抽苦力。這個苦力躺在地上哀嚎著、咒罵著：

你們一定會再次得到應有的懲罰的……你們！上天會懲罰你們……我一定會看到的！你們這些滅絕人性的……

……

把我打死吧！踹吧、踢吧，我不怕，上天在咒罵你們，你們，你們，你們都將……你們這些千刀萬剮的！

罵日本監工的苦力

「老婆孩子熱炕頭」，這是千百年來中國農村男人理想幸福的生活場景之一。每到過年，這些入滿苦力在妻兒老母的期待中，就像候鳥一樣返鄉。有的是全家入滿的，也在過年前全家返回。能帶回二三十塊錢是最重要的，苦力們背著大餅、被子、枕頭、碗筷和藥罐等，用紅紙包好兩三分土特產，小心翼翼地帶在身邊，作為四等船票的甲板旅客、擠進四等或者三等車廂回來了。這個時候，鐵路、車站又開始忙碌起來。比如天津站，由於列車時刻的安排問題，需要中轉的苦力必須在天津站過夜，那一夜，無論是站台還是候車室，都睡滿了背著蒲包的衣衫襤褸的苦力。入滿苦力中也有打短工者，主要來自山東、河北，他們利用農閑期去滿洲，干滿一定的時期，賺一些錢就帶回來過正月，或者在農忙前回來。這些回來的短工帶回的錢就更少了。

返鄉苦力的笑容

返鄉的河北苦力

返鄉苦力家屬

1941年以後，因為入滿華北苦力待遇過於悲慘低劣，華北苦力拒絕入滿，日本的騙招政策趨於失敗。這讓「滿洲國」的日本人異常憤怒，日本人希望華北當局給個合理的解釋。1941年12月18日，汪偽駐滿大使廉隅關於1941年度入滿華北勞工減少原因給外交部呈文如下：「查截至本年九月止之入滿勞工人數，較之上年同期竟減少422868人，為數甚巨。……減少原因，甚為複雜，其最要者，則以華北資源積極開發，需用勞工為數甚巨，每日工資較前大增，勞工既有此項出爐，就近謀生，自不肯捨近求遠，再行儲罐；且入滿勞工所得工資，今年以來，限制甚嚴，匯兌不易，嗣雖屢次改善，但工人所得，仍不能盡數攜回；又滿洲食糧，已實行配給制度，對於工人不惟不能配給大米白面，即高梁小米亦不能充分供給；棉布一項，尤為缺乏，衣食兩項，均感困難；而出關入關搜檢更嚴，來往極不自由，工人咸有戒心。凡此皆為人數減少之原因，因之各種事業莫不蒙受影響云云。查該員所稱，自屬實情。現在滿洲國政府業將資金出國限制辦法加以改正，凡華工人滿者，於其歸國時持有華北勞工協會所發之勞工證者，于歸國時在國境地如山海關、大連等處，得全數換取聯銀券，自該項禁令改正後，是否能順利實行，似於華工人滿人數，極有關係。」筆者掉書獃子似的照錄於此，是因為這份呈文把華北苦力拒絕入滿的各種理由都說得很清楚。

1942年之後，日本在滿洲實施「第二次產業開發計劃」（1942~1946），對勞工的需求持續增加。但華北可供輸出的勞工大為減少，於是日本開始強制對華北勞工的掠奪使用，也由騙招改為公開抓捕強征，並且開始大量使用華北戰俘勞工，即特殊勞工。

拍攝下苦力面龐或背影的日本記者說，中國苦力的舉世聞名，是在歐戰的時候。那時中國也與列國為伍，參加到聯合軍中。不過他們承擔的角色並非軍事的，只是軍事以外的各種勞動。他們在聯合軍中發揮了巨大作用，也因此博得了最好的讚美。苦力中也有的被派往蘇聯的，他們受到共產主義的洗禮，後來加入了共產黨。也有的當了土匪。日本記者眼裡的中國苦力既柔順又頑強健康，他們認為把這些中國勞工稱為「苦力」，賦予了後者一種劣等感，似乎心裡有所不忍，因而加以解釋，說這個稱謂不是中文，實際上是英語coolie或者cooly的音譯，心懷善意的日本記者對自己所接觸的這些眾多勞動力稱作「華工」或「工人」。他們說，也許有一天，這些華工所作出的貢獻、承擔的責任、付出的代價會被重新提起的吧？

圖片來源：《北支》攝影雜誌、《滿洲寫真帖》、《最後的帝國：沉睡的與驚醒的「滿洲國」》、《大連近百年風雲圖錄》、《大連百年》、《滿洲國舊影：紀念「九·一八」事變七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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