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皙揚

如果有人問起，哪座城市是中國的第一工業大市？或許有人會毫不遲疑地回答「上海市」。誠然，上海是經濟中心，而且在近一個世紀以來一直是中國GDP最高的城市；只不過，在工業總產值這項上，上海卻早已被鄰近的江蘇省蘇州市趕超——2016年上海市工業總產值為3.2萬億元人民幣，而蘇州已經達到驚人的3.6萬億元。可以說，蘇州市與同屬江蘇省的無錫市（2016年工業總產值1.5萬億元）稱得上是如今時代當之無愧的中國乃至世界的「工廠」。而它的起點則可以追溯到當年遍布江南水鄉的那些並不起眼的「鄉鎮企業」。

1980 年，紡織女工正在廣東鄉鎮企業新會紡織廠中勞動

當「地下工廠」走向公開

中國「鄉鎮企業」的前身是計劃經濟時代的社隊企業，它最初的萌芽狀態是互助組與合作社興辦的農村集體副業，在農業合作化初期，主要表現為以個體手工業為主的工副業發展狀態。1958年人民公社化時期興起「全民辦工業」熱潮，當時全國各地鄉社工業企業主要包括煤窯、小型電站、水泥廠和農具修理、製造廠。此外，還興建了大批的土化肥廠、糧食加工廠、榨油廠、製糖廠和縫紉廠等。1959年2月至3月，毛澤東曾在第二次鄭州會議上高度評價社辦企業的發展，他熱情地稱之為「社辦工業」，並稱讚說，「偉大的、光明燦爛的希望也就在這裡」。

但是，在隨後不久的「文化大革命」時期，有人批判農民搞社隊工業衝擊了「以糧為綱」，是不務正業，是「只要一隻羊（指一元人民幣），不要一斤糧」。結果農民為了不被發現，常採取打游擊的辦法，上邊來人檢查就停止生產，人一走又開工，想盡辦法瞞上不瞞下地維持企業生產。20世紀70年代初，江陰華西村的村辦小五金廠，就是這樣偷偷摸摸辦起來的。小五金廠的產品很熱銷，一直銷往四川、吉林、遼寧等十多個省市，第一年就賺了四、五萬元，有力地支持了華西大搞農田基本建設。為了不讓外界知道，他們在小廠房邊上打起了一堵圍牆，並在進門處偽裝成「鐵匠鋪」，有人來村參觀或開現場會，就停工停產。這個廠四周圍著高牆，窗戶蒙上厚厚的帘子，因此被農民戲謔為「地下工廠」。時任華西村黨委書記吳仁寶後來對上級領導說：「那年月不搞『地下鬥爭』，你能放過我嗎？」

直到改革開放的實行，才為社隊企業的發展創造了較為寬鬆的政治環境和市場條件。全國推行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之後，在蘇南的「魚米之鄉」，一個農村勞動力平均只負擔3畝地的工作量，而按照當時的生產技術水平，一個農村勞動力平均可負擔10畝地的工作量。所以家庭聯產承包制全面施行後，蘇南農村可有7/10的勞動力（或農業勞動時間）能夠轉移到非農產業上去。譬如吳仁寶就提出調整產業結構方案，全村500多畝糧田由30多名種田能手集體承包，剩餘勞動力開始向工業轉移。華西村把五金廠的窗帘拉開，圍牆推倒，堂而皇之地大辦起工業來了。在吳仁寶的安排下，一些村民外出學習技藝，學成歸來後辦起了鍛造廠、帶鋼廠等，全村陸續創辦了40多個企業，95%的村民投入工業生產。1980年，華西村工農業總產值突破1億元，成為中國第一個「億元村」。在整個江蘇，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後僅兩年時間，全省社隊企業的總產值就突破100億元，在全國遙遙領先。

1976 年 10 月，江蘇江陰。華西大隊黨支部書記吳仁寶（左）和社員邊勞動邊交談

「蘇南模式」聲名鵲起

1983年10月3日至 8日，社會學家費孝通第7次訪問吳江江村。除了參觀村絲織廠和繅絲廠外，還到附近的震澤、梅堰等鄉鎮進行調查，同與村辦企業橫向聯營的蘇州光明絲織廠和蘇州益明化工廠的負責人坐談城鄉工業合作關係問題；參加了吳江小城鎮研究會成立大會並擔任該會名譽會長，聽取家鄉小城鎮研究和改革試點工作的情況彙報。費孝通深刻指出農村工業經濟的繁榮是蘇州、無錫、常州小城鎮復甦的原因，他明確支持社隊工業的發展，旗幟鮮明地聲言：「中國的草根工業如今長成參天大樹，實在是億萬農民長期艱苦奮鬥創造性的勞動成果。」以「農村辦工業、集體經濟為主、政府推動」為特徵的「蘇南模式」也從此聲名鵲起。

1983年，無錫縣工農業總產值超過27億元，其中工業產值20.6億元，比1978年分別翻了一番和一番半。江陰縣工農業總產值達20.08億元。其中，工業產值為17.31億元，為1978年的2.5倍。1984年2月7日至10日中共中總書記胡耀邦視察後興高采烈地說：「一個無錫，一個常熟，一個江陰，叫『無長（常）江』。長江都不放在眼下！一個縣工農業產值20多個億呀！」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又大大增長了蘇南農民的收入，明顯改善了他們的生活狀況。正如鄧小平所說：「廣大農民購買力增加了，不僅蓋了大批新房子，而且自行車、縫紉機、收音機、手錶『四大件』和一些高檔消費品進入普通農民家庭。」

有道是眼見為實，在目睹了蘇南社隊工業的旺盛生命力之後，中央終於在1984年年初明確提出：「現在社隊企業是農村經濟的重要支柱，有些是城市大工業不可缺少的助手。」

1985 年，江蘇無錫西塘村無線電廠工人在裝配電視機。

1984 年正是鄉鎮企業發展歷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分水嶺。這年3月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轉發農牧漁業部<關於開創社隊企業新局面的報告>的通知》（即1984年四號文件）同意將社隊企業改名為鄉鎮企業，明確了支持的態度。原本的「社隊企業」只有兩個「輪子」（社辦企業、隊辦企業），正名為「鄉鎮企業」後就成了四個「輪子」（鄉辦企業、村辦企業、合作企業、個體企業），因此無論企業數、就業人數、總產值、工業產值均大幅度增加。這極大地鼓舞了鄉鎮企業的廣大職工：「通知給鄉鎮企業帶來了第二個春天」；「是盼望已久的及時雨」；給鄉鎮企業「正了名，鼓了勁，撐了腰，壯了膽，指明了方向」。

繼這個文件之後，1985年和1986年中央一號文件以及1987年的五號文件，繼續放寬對鄉鎮企業的產業限制，由此開闢了「鄉鎮企業發展的黃金時代」。「鄉鎮企業每年都是百分之二十幾的增長率，持續了幾年。」僅1985年底，鄉鎮企業已發展到1222萬個，當年總產值達到2728億元，按可比口徑計算比1984年增長43. 4%，已佔農村社會總產值的44%。其中工業總產值1827億元，佔全國工業總產值1/6強。全國鄉鎮企業1985年繳納稅金137億元，占當年國家財政收入的7.5%。而到了1987年，全國鄉鎮企業產值增加到4854億元，首次超過了農業總產值，成為中國農村經濟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到2013年，我國農村工業佔全國工業總產值的比例52.2％，成為支撐農村經濟最堅實的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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