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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原子彈之父」的人生浮沉,他曾一度被世人遺忘

原標題:「中國原子彈之父」的人生浮沉,他曾一度被世人遺忘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時。中國第一顆原子彈試爆成功,震驚世界。


為了這一天,錢三強奮鬥了數十年。


弔詭的是,還來不及表達喜悅,當天晚上7時,他就成了一個批判會上的批評對象。


三天後,錢三強捲起鋪蓋,搭上開往河南信陽的列車,開始為期數月的「四清」生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

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在乎,這名五十齣頭、書生模樣的被教育對象,是中國「兩彈」研製的總設計師。


此時的北京,慶功會開得很熱烈,錢三強所在的二機部(第二機械工業部),幾位領導都拍了照,登了報。只有這位專家出身的副部長銷聲匿跡。


後來,別人問起,他笑著說:「有幾個做代表就行了,缺一個不算什麼。」


歷史不公,往往在事件發生的當時,已經埋下了伏筆。如果沒有知情人出來仗義執言,久而久之,中國科學界「三錢」之一的錢三強,估計真的就默默無聞,深藏功與名了。



▲1964年,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



錢氏家族在江浙一帶頗有名望,「三錢」都出生在那裡。


錢三強原籍湖州,生在紹興。在他1913年出生後沒幾年,他的父親錢玄同,已經成為新文化運動著名的旗手。


不過,與父親在語言文字學上的造詣絕不相干,錢三強走的是純理工的路線。

父親很開明,曾在信里鼓勵兒子的選擇,說咱們家三世業儒,不懂治生之道,以致近年生活日趨貧困,你學工學理也好,將來可以榮宗耀祖。


1932年,錢三強從北大轉入清華大學物理系,錢玄同寫了「從牛到愛」四個字贈予兒子。什麼意思?一是勉勵兒子發揚屬牛的那股子牛勁,二是希望兒子向牛頓、愛因斯坦學習。


錢三強沒讓父親失望。四年後,他的畢業論文獲得全班最高分。


值得一提的是,跟他並列最高分的同班同學,是日後與他相伴終生的何澤慧。


何澤慧後來回憶說,「在清華的時候,我們女生是從來不主動找男生的。在我看來,那些男生,誰來找我就是不好好念書,也就沒有什麼好談的」。


她又補充道,「錢三強沒有主動找過我,他基本上算是符合條件」。


1937年,日本侵華,世道變壞。


錢三強考取了公費留法名額,猶豫著要不要漂洋過海。


他的父親此時已經病重,但仍然勸說他:「你還是出國學習吧! 不要管我, 你是屬牛的, 學習要拿出一股牛勁來!」


他這才赴巴黎大學學習。

何澤慧則在同年到德國留學,學彈道學。她在給姐姐何怡貞的信中,解釋她為何選擇這個專業:


「我學的彈道學,也許兵工署就要來電報請我回去服務。不是中國兵發炮發不準,放槍放不準嗎?其實只要我一算,一定百發百中!他們不早些請我,不然日本兵早已退還三島了。


真是女中豪傑,頗有俠氣。


錢三強在巴黎大學居里實驗室,學核物理,師從居里夫人的女兒伊雷娜·居里及其丈夫。


但他不滿足於此,他還要求參加放射化學實驗。伊雷娜很不解,問他:「你對這種工作也有興趣?」


錢三強回答:「不是興趣,是需要。我比不得你們,這裡有那麼多人,各人干各人的事。我回國後,只有我自己一個人,什麼都得會幹才行。例如放射源的提取,我自己不做,又有誰給我提取呢?所以樣樣都得學會才行。」


1943年,在柏林的何澤慧,突然給七年未見的錢三強寫信。


由於是戰爭期間,信極簡短:「你是否還在巴黎,如可能,代我向家中的父母寫信報平安。」


這之後,他們開始通信,並相互產生了愛情。


兩年後,32歲的錢三強向31歲的何澤慧寫信求婚。

科學家總是追求簡練、精準,兩個科學家的戀愛同樣如此。


錢三強的求婚信說:「經過長期通信,我向你提出結婚的請求,如能同意,請回信,我將等你一同回國。」


何澤慧儘管內心激動無比,落筆卻相當簡潔有力:「感謝你的愛情,我將對你永遠忠誠,等我們見面後一同回國。」


1946年,他們在法國結婚,一起在居里實驗室研究原子核裂變。


他們在實驗室往往一待就是一整天,幾個月的時間,每天如此。最終,他們共同發現了原子核的三分裂、四分裂。


當他們把這一發現寫成論文發表後,在國際科學界引起了巨大轟動,當時很多媒體稱他們是「中國的居里夫婦」



▲錢三強與何澤慧合影。



當所有人都認定錢三強夫婦將會留在歐洲搞研究,向諾貝爾獎發起衝擊的時候,他們卻毅然決定回國。

錢三強後來解釋了他們回國的動因,令人動容。他說:


「回到貧窮落後、戰火紛飛的中國,恐怕很難在科學實驗上有所作為。不過,我們更加清楚的是:雖然科學沒有國界,科學家卻是有祖國的。正因為祖國貧窮落後,才更需要科學工作者努力去改變她的面貌。我們當年背井離鄉、遠涉重洋,到歐洲留學,目的就是為了學到現今的科學技術,好回去報效祖國。我們怎能改變自己的初衷呢?應該回到祖國去,和其他科學家一起,使原子核這門新興科學在祖國的土地上生根、開花、結果。」


錢三強把他的決定告訴了導師。導師很快表示理解,說:「如果我是你的話,也會這樣做的。」


1948年6月,錢三強夫婦帶著尚在襁褓中的兒女,回到闊別11年的祖國。


隨著美國在日本投下兩顆原子彈,各個國家形成了了一股研製這種超級武器的熱潮。


作為國際著名的核物理學家,錢三強的歸國,立即進入了國民政府遴選原子能人才的視野。


當時,中國最頂級的三家科研機構——北大、清華、中央研究院都在爭取錢三強的加盟。


他最終選擇回到母校清華大學。


但讓他困惑的是,原先各家承諾的組建原子能研究機構,推進起來卻阻力重重。


他懷疑是中國學界的門戶之見和體制藩籬,制約了這一新興研究領域的發展。在發表於清華大學的一次演講中,他說:

「這次,我回到祖國,看看國內科學界的情形與若干年前沒有多大區別。各大學門戶之見,甚至各系之間的相互摩擦依然存在。諸位是未來科技界之後備軍,我希望你們將來進入社會要根絕這種毛病,要打破為清華,甚至為清華物理系努力的觀念。你們要努力的是為整個中國物理界!


1949年3月,北平剛剛解放兩個月,錢三強接到通知,參加巴黎世界和平大會。在周恩來的安排下,錢三強收到5萬美元專款,用於購置核研究用的儀器設備。


很多年後,錢三強回顧起這段經歷,記憶猶新:


「當我拿到那筆用於發展原子核科學的美元現鈔時,喜悅之餘感慨萬千。因為這些美元散發出一股霉味,顯然是剛從潮濕的庫洞里取出來的。不曉得戰亂之中它曾有過多少火與血的經歷!今天卻把它交給了一位普通科學工作者。這一事實使我自己都無法想像。


最後的時刻,國民黨給他送飛往台灣的機票,他果斷拒絕了。



▲年輕時的錢三強。



新中國成立後,年富力強的錢三強走上科技領導崗位。


他參加了中國科學院前期的創建工作,牽頭成立中國第一個原子核物理研究機構。後來的「兩彈一星」工程中,許多研究人員正是出於此。

他率領代表團訪問蘇聯,深度接觸蘇聯的原子彈研究機構。在被蘇方列為高度保密的情況下,他還是有機會與「蘇聯原子彈之父」庫爾恰托夫進行數次長談。


在後來中蘇交惡的背景下,這些早期學習到的東西,成為我國自主研製原子彈的寶貴經驗。


1956年,主導核武器研究的二機部成立,錢三強被任命為主管科研業務的副部長。


在核武器研製的茫茫大海中,只有錢三強知道眼下應該幹什麼,由誰來干。


有學者形象地描述了錢三強此時的作用與地位:


這時的錢三強,是科學前沿戰場上指揮若定的領軍大將,他總是在關鍵時刻,調配關鍵人物去解決關鍵問題。在謀劃全局的時候,錢三強總能周密地考慮到布局上還有哪些環節是空白點。他不能讓這幾個空白點堵塞千軍萬馬的必經之路。



他出入中南海,為最高層授課,普及原子彈常識。


這段時間,錢三強平步青雲,升遷之快,堪稱罕見。而這也為他此後不斷遭遇政治麻煩,埋下伏筆。


1957年,幫助全黨整風的大鳴大放開始。

中國駐蘇聯大使劉曉奉命找到在蘇考察的錢三強和錢學森,徵求他們對黨內整風的意見。


錢三強替錢學森「擋槍」,說錢學森剛從美國回來,對情況不熟,由我來說意見就好。


他滿懷熱情、沒有任何顧慮地講出了真心話。他向劉曉提議,中國應該充分信任知識分子,讓他們有職有權,業務和行政工作可以由科學家自己來負責,黨的工作可以抓思想教育,協助科學家搞好工作。「如果體制上不好馬上動,可以先選拔幾位有才幹的科學家到領導崗位上來,參加領導工作,這會很有力地推動科學事業的發展。」


劉曉走後,錢學森不解地問:「他們想幹什麼?」


錢三強說:「禮賢下士吧。」


誰知道,風向很快就變了。緊接著的反右運動中,最高領導發話了:「我歷來講,知識分子是最沒有知識的……知識分子尾巴一翹,比孫行者的尾巴還長。」


於是,真誠提意見的錢三強,也變成了「翹尾巴」的錢三強。


在二機部的領導班子中,只有錢三強是內行出身。他好幾次在部里的會議上說:「我是少數派,但我的意見是遵循科學提出來的。」


沒有用,他越是據理力爭,別人對他的批評就越是強烈,還說他驕傲自大。


「發表反D言論」的帽子,扣了下來。

幸運的是,此時原子彈的研發還在攻堅階段,錢三強的地位無可取代。想整他的人,終於沒有成功。



▲1962年,周恩來與錢三強、周培源在茶會上。



當時任中科院黨組書記的張勁夫說,錢三強有書生氣。


錢三強單純,真誠,嫉惡如仇,對不合理的現象,時常感覺不吐不快。在政治風雲變幻的年代,也就時常「禍從口出」。


1962年1月,最高領導在「七千人大會」上認錯。


2月,全國科技工作會議在廣州召開。聶榮臻請來周恩來和陳毅,為知識分子鼓勁。


陳毅在會上想知識分子脫帽、鞠躬。周恩來則在講話中明確宣布,「我們歷來把知識分子放在革命聯盟內,算在人民的隊伍當中」。


聽完講話,錢三強感情激動,流下了眼淚。回到北京後,他振奮地向科學院傳達「廣州會議」精神,期間又聯繫實際說了這麼一段話:


「聶榮臻元帥說,他要當科學家的後勤部長。我們有些支部書記不是這樣。他們不積極幫助科學家解決困難,只知道看檔案、抓批判、搞運動,實際上是起了阻礙作用。」


歷史也許不會重演,但風向會再次改變。


最高領導很快批評了周恩來對知識分子的成分劃分,說知識分子仍然是資產階級,仍然要脫胎換骨。


又有人跳出來揭發錢三強,說他在大會這麼露骨地反對D的領導,這種人,還能留在領導崗位嗎?


在這個節點上,錢三強領導的中國原子彈自主研製已經有了眉目。


數年間,他將自己原子能研究所里的重量級科學家,比如王淦昌、彭桓武、王承書、于敏、黃祖洽等人調過去擔當重任,並不拘一格舉薦了鄧稼先、朱光亞等大咖。這些人,後來基本都成為了「兩彈」功臣。



▲錢三強推薦、選拔出來的部分物理學大師。


越接近成功,越步入正軌,錢三強的可替代性就越強。


儘管在周恩來、聶榮臻等人的保護下,錢三強還留在二機部擔任副部長,但事實上,他已被排斥到了相當邊緣的位置。


1964年10月16日,在中國第一顆原子彈試爆前的幾個小時,錢三強去二機部部長劉傑的辦公室。劉傑告訴他試爆時間,直到這時,這名最主要的主導者,才第一次知道了試爆的切確時間。


分享成功的時刻,這名最初的主導者、最主要的推動者,卻被人刻意地遺忘了。


這名偉大的核物理學家,在最應該歡呼的時候,被送到了農村,接受農民的再教育。


兩年多後,1967年6月17日,中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內行人都知道,這次成功,也與錢三強1960年就組建了研究小組密切相關。


這兩個轟動世界的大新聞,最早還是由法國的媒體點出了錢三強在其中的功勞。他們稱,錢三強才真正是「中國原子彈之父"「中國核彈之父」。


這一稱號,出口轉內銷,慢慢在國內流傳開來。


錢三強本人卻不接受,他說:「中國原子彈研製成功決不是哪幾個人的功勞,更不是我錢三強一個人的功勞,而是集體智慧的結晶。外國人往往看重個人的價值,喜歡用『之父』『之冠』這類稱謂。」


更可怕的是,文革的到來,這一稱號成為錢三強「反動學術權威」的罪狀之一。


他所在的二機部不忘「補刀子」,在一份文件里指出:「他(錢三強)有嚴重的權威思想,在黨內以專家自居……對黨的領導不放在眼裡。」


慶功的時候沒他,受罪的時候倒少不了他。



▲晚年的錢三強與何澤慧。



錢三強真正恢復工作,已在十年之後。歲月蹉跎了一位大科學家的命運,其間的代價,只有反思中的民族才能痛切地感受到。


恢復工作後,錢三強每天乘坐公共汽車上班,風雨無阻。


他和何澤慧住的房子,是1950年代初分配的專家樓。到1980年代,已經老舊不堪。中科院在中關村蓋了新樓,動員他們搬過去,他們一直拒遷,理由竟是新樓離圖書館遠,不方便。


他們的日常生活與普通人無異,低調到上菜市場買菜,賣菜人還嫌他們買不起這麼貴的菜。


人最大的教養,正是來自骨子裡的低調。


但一個國家,對待偉大的人物絕不能低調。


1992年,錢三強心臟病發作去世,享年79歲。


此前,他曾接受採訪,引用馬克思的話,說出自己執著於原子能研究的心聲:


「如果我們選擇了最能為人類福利而勞動的職業,我們就不會為它的重負所壓倒,因為這是為全人類所做的犧牲。那時,我們感到的將不是一點點自私而可憐的歡樂,我們的幸福將屬於千萬人。我們的事業並不是顯赫一時,但將永遠存在;而面對我們的骨灰,高尚的人們將灑下熱淚。


1999年,中共中央決定在建國50周年的時候,對當年研製「兩彈一星」作出突出貢獻的科學家授勛。


「兩彈一星」元勛的最初遴選名單出爐後,老同志張勁夫在上面找不到錢三強的名字。他反覆強調,錢三強功不可沒,名單沒有他是缺憾。


張勁夫說:「有人總認為三強自己沒參加具體的研究工作,我則認為如果沒有他做學術組織工作,如果不是他十分內行地及早提出這些方案與課題,你怎麼趕上和超過別人?」


這樣,錢三強才沒有與「兩彈一星」元勛擦肩而過,否則歷史又會再次把他遺忘。


那年,國家為「兩彈一星」元勛頒發證書之後,錢三強生前的老部下、老同事彭桓武到了北京福田公墓,在錢三強的墓碑前,宣讀獲獎證書,並三鞠躬。


這是一份遲到的致敬。


有記者問錢三強的女兒錢民協,怎樣看待父親起伏的一生?


「做任何事情都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困難,除非你不去做。一個人能成多大事,就得承受多大的壓力與委屈。」錢民協回答道,「對於他高高低低、起起伏伏的一生而言,我覺得高低、起伏都是歷史的選擇。而在我這個女兒眼中,他是一個很平實的人,他始終在做自己」。


靜水流深,智者無言。國之脊樑,默然挺立。


願我們的時代,對得起真正的國之脊樑。


參考文獻:


陳丹、葛能全著:《錢三強傳》,中國青年出版社,2017年


黃慶橋:《科學精英的多重角色:錢三強科技功業研究》,上海交通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3年


春江:《錢三強三次受挫》,《炎黃春秋》,200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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