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犟老頭」梁漱溟

【核心提示】季羨林嘗言，平生他最敬重兩個人，其中之一就是梁漱溟（另一個為彭德懷）。季羨林之所以服膺梁漱溟，就在於梁漱溟的「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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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見過梁漱溟（1893—1988）晚年照片的人，多能體會到他的「犟」：緊閉的嘴唇，犀利而堅定的目光，透露出一股「倔強勁」。難怪季羨林嘗言，平生他最敬重兩個人，其中之一就是梁漱溟（另一個為彭德懷）。季羨林之所以服膺梁漱溟，就在於梁漱溟的「犟」。

「文革」期間，「批判者」要求梁漱溟寫批判孔子的文章，他保持緘默態度，在「高壓指令」下，他被迫公開表達其觀點時，只講了「三軍可以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這一句話。這可謂先生脾氣之犟、骨頭之硬的最集中表現，素為敬仰梁漱溟的人們所津津樂道。

事實上，「犟」還貫穿於梁漱溟的整個學術生涯中。概略而言，主要表現為「事功」之堅持、學術責任之恆貫、學術信念之持守等方面。

「事功」之堅持

就現代新儒家代表人物馬一浮、梁漱溟、熊十力而言，梁漱溟最重「事功」。梁漱溟一生都在為改造中國現實而行動，「認識老中國，建設新中國」是他的口號，亦是其一生努力之所在。至於思想，倒是副業。「我無意乎學問」，「我不是學問家」，「以哲學家看我非知我者」，梁漱溟在《中國文化要義》（自序）中曾明確表達此意。他曾假定三種對自身的評價，即「他是一個有思想的人」、「他是一個有思想，且又本著他的思想而行動的人」、「他是一個思想家，同時又是一個社會改造運動者」，三者之中，他對第二、第三種說法尤為認同。

梁漱溟之所以看重社會改造，與其早期家庭經歷、國家變故等有關：父親梁濟的以身殉國、革命黨的屢次失利、軍閥的混戰等，皆讓梁漱溟對舊中國失望之至，他試圖從鄉村建設著手，進行國民改造，以建立一個成功的社會。

自1924年以來，梁漱溟先後進行了山東菏澤中學的教改、曲阜大學的相關設計，並建立了河南村治學院以及山東鄉村研究院等。新中國成立後，他仍然關注鄉村建設，不斷探索一種溫和的「教化方式」。

學術使命與學術自信

梁漱溟雖無意於學術，卻頗具學術自信，即便1942年在其鄉村建設和政治運動皆遭失敗後，他仍然表達出一個學者的超強自信。他在一本書中寫道：「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與人生》等三本書要寫成，我乃可以死；現在則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將為之變色，歷史將為之改轍，那是不可想像底，萬不會有的事。」好友熊十力曾以此語笑其「狂」，而透過梁漱溟「狂放」的話語，恰恰透顯出他作為知識分子的自覺與擔當。正如梁漱溟在該文起首處所言，「我覺得我有一個最大的責任，即為替中國儒家作一個說明，開出一個與現代學術接頭的機會……」學術責任使其自覺地承擔起承接、開拓儒家文化的責任，於是便有了「捨我其誰」的救世精神和擔當感。

信仰與學術信念之持守

在現代學術史上，梁漱溟被定位於現代新儒家的開山人物，然而，梁漱溟晚年卻自稱為一佛教徒，「我與熊先生雖然同一傾心東方古人之學，以此相郊遊，共講習四十多年，蹤跡之密少有其比，然彼此思想實不相同。熊先生歸屬儒家，我則佛家也」。

梁漱溟乃以佛家的心態行儒家的事業，在他看來孔、釋並不矛盾，而是相輔相成，他曾專門對佛、儒作過比較，如儒門「四毋」（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即為佛家「無執」。梁漱溟骨子裡崇信佛教哲學，其信念自1917年在北大第一次講印度佛學直至晚年，皆無改變，晚年似乎更甚。

就學問而言，梁漱溟認為，學問就是學者認識問題，沒有學問的人並非肚裡沒有道理，腦里沒有理論，而是心裡沒有問題。因此，必先看到問題，其次求其解答，而不能解決問題，也不算有學問。梁漱溟的「問題論」既解答了其緣何看重「事功」，亦解答了其「堅持」的原因：有問題，自然就黏住不放，深思之、實踐之並堅持之。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第339期

責任編輯：劉淼排版編輯：劉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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