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障人沒有黑暗
國際盲人節
中國有近1300萬視障人士，我們很難在公眾場合看到他們，他們有一個自我封閉的世界，中間還有太多偏見需要消除。
文 | 阿樹
黑暗是不存在的
廣州的盲道超1100公里，對阿衝來說，用得上的，有時還不到30厘米。比如珠江新城地鐵站，兩條繁忙的地鐵線帶來了擁擠的人流，走到站廳，一腳踩到盲道的話，阿沖可以在頭腦中找到B出口的方向。
繼續往前，來到分叉處。微弱的光亮對比，會確認他走向了正確的B1通道，而不是他從未踏足的B2。
阿沖的視力只有0.01，世界在他面前只是影子的深淺，光亮的明暗。眼睛貼著iPhone 5的屏幕，唯一可以看清的，只有時間。
這是去少年宮的路，出了地鐵，還有四條馬路要過，沒有紅綠燈，行人和車輛互不避讓。在明眼人看來，這樣的路對視障人是危險重重的。
不過，10月的一個周末，南都周刊記者在阿沖的帶領下，輕巧地避開了搶路的車輛，佔道的障礙物，沒有圍欄的水池，從少年宮一個不足一米的封閉小門，轉入電梯。
在少年宮三樓的教室里，阿沖成了12個小孩口中的竹蟲老師。他們要做一個叫做Hello Darkness的遊戲，帶上眼罩，體驗盲人的「黑暗」。孩子們散落在各個角落，每個體驗者被引導著，完成四次擊掌，遊戲就結束。
孩子們對竹蟲老師充滿了好奇，問他作為盲人的各種不便利和痛苦。竹蟲老師是河北人，體格粗壯，但時常保持著一種柔和的笑容。坐在孩子中間，他耐心地澄清一些刻板印象，盲人並不是什麼都看不到，也不是什麼都做不了。竹蟲老師自己在20歲這年學會了單車，竹蟲老師的撞球可以贏過很多明眼人。
後來阿沖告訴記者，眼睛看不見，從來不會造成痛苦。痛苦，來自於人。「他們預設你是盲人，所以你就得怎麼樣。」這種痛苦不僅來自於被規定和被安排，幫助也可能是一種誤解和偏見，那同樣是痛苦。
阿沖是展融文化空間的發起人，這是一家由視障人士發起的公益機構，它的目的不是呼籲公眾關愛視障群體，而是消除偏見。展融的活動，大多由視障人和明眼人共同參與。一種非常罕見的情景是，明眼人不帶路，而是視障人走在前面。
據中國殘疾人聯合會統計，截至2010年，中國有1263萬人視力殘疾。是世界上人數最多的國家。不過，我們極少在街上看到他們的身影。
「人們覺得，你一個盲人，應該呆在家裡，出去很危險，你就慢慢地失去了這種探索的能力。文化觀念加上環境不友好，共同作用下，你就覺得外面是恐懼的。」
一個小女孩用特別哲學的思維問，竹蟲老師，你怎麼理解黑暗？
竹蟲老師笑了笑，說，黑暗是不存在的，即便是全盲——這個數量只佔視障群體中的十分之一——也不會活在黑暗裡，世界有一點點亮，像黎明前，灰濛濛的感覺。
阿沖在陽光下玩滑板
看不見這個世界，未必是件壞事
時間回到1989年，河北一小縣城旁的村子裡，8歲的阿沖跟夥伴們在樹林里追逐。飛機從頭頂隆隆飛過，追逐飛機的孩子們，一窩蜂向西邊涌去，高喊著：「在這呢，在這個呢。」
阿沖說：「不對，在東邊，聲音明明從東邊傳來。」
事實證明，阿沖錯了。他還不知道，聲音每秒才340米。
阿沖清晰記得，這是第一次，他意識到，原來自己跟別人不一樣。「我是聽，他們是看。同樣是一秒鐘，340米和3億米，這個差距可大了。」
也是在這一年，他明確了一個事情，他的視力有問題，而且可能治不好。
阿沖屬於先天性小眼球，這不是病，是發育過程中沒長好，上帝造就了它的樣子，不具備治療意義。
不過眼睛並沒有禁錮他對世界的好奇心，有一次，他跟姐姐打鬧，一頭撞上牆柱，眼睛貼著一張紙，上面有一個奇奇怪怪的符號，貼的越近，符號越清晰，原本疼痛和嚎哭，一下子就忘記了。他問爸爸，這是什麼？
爸爸告訴他，「那是字」
「字幹什麼的？」
「用來寫春聯的」
「那它可以寫名字嗎？」
就這樣，阿沖開始在趴在沙土上學寫字。一本字典，但看不清。不識字的母親就把字畫出來，阿沖對照著抄。
上學是12歲的事情，在縣城裡的特教，每周阿沖坐著拖拉機或者柴油三輪車，噠噠噠地進城上學，非常威風。學校原本是間聾校，1993年招收了5個有視力障礙的孩子。開學第一課，語文老師問他們學哪種文字，盲文還是漢字？5個人開始嘀咕。愛聽收音機的阿沖知道，文字是跟世界交流的工具，「盲文這東西，一般人又不懂，沒用。咱們要跟別人學一樣的。」
最後3:2的民主投票讓老師大為高興：「你們選得好，我也不會盲文。」
於是，5個孩子開始了把臉貼在紙上的學習生涯，鉛筆灰把臉塗得像包公。
特教的老師給阿沖留下了受益終身的影響。「老師教會我最好的東西，就是要求跟普通學生一樣，字也要一樣的漂亮。」
這原本是個簡單而樸實的教導，多年以後，它積澱成阿衝心中的某種理念，用來撬動所謂盲人和健全人之間存在的邊界和隔絕。
特教只有三年，阿沖不得不回到家裡，即將成年的他，對人生感到不知所措。閑賦在家，他悟出一個道理，「不勞動不做事，你沒有說話的份兒，甚至吃肉的權利都沒有。」
2003年，北京同仁眼科醫院的醫生明確告訴他，花多少錢，也醫不好眼睛。他拉著疼愛他的舅舅和媽媽，冷靜地說，走吧，我們回家。
這年秋天，他揣著700塊錢，坐了2300公里的火車，從北方蕭索的秋天來到酷熱的南國。走出廣州火車站，兩件衣服已經濡濕，但聽著粵語，他終於感到了一種興奮，未知世界從未如此開闊。
視障徒步
逃離按摩店
最初在廣州的日子裡，阿沖寫信回家，告訴媽媽，這裡冬天很美好，樹葉還是綠的。他附上一片樹葉，寄回河北。
但在這個城市，生活卻是另一種面貌。
「大力發展盲人按摩事業」幾個字幾乎寫在每一個有關視障群體的政策里，90年代以來，按摩店在中國遍地開花。經過三個月的短期培訓，一批一批的視障人，進入到這個行業。
按摩店是每個視障者的宿命。阿沖也沒能逃過。
阿沖一天六點起床，工作到晚上十二點，甚至凌晨一兩點。客人並不會那麼多，但按摩師們不得不隨時候著。沒有假期，沒有周末，一個月也沒辦法體驗一下太陽照在身上的感覺。
每天吃兩頓，帶毛的豬皮，和南瓜蘿蔔一起煮，看上去有葷有素，但阿沖的胃也很快崩潰了。那樣的膩味，至今還給阿沖造成陰影。如今他只吃素，只有牛肉能勉強接受。
不是只有一個人的痛苦壓在身上，還有行業里的朋友同事和那些僅僅認識的人。阿沖見過勞猝死，按摩床旁邊，按著按著，倒地了，再也沒有起來。一問身邊的按摩師朋友，大家都見過。
阿沖看過《推拿》的電影和小說。比起小說，他更喜歡電影，因為電影才是真正把這個群體的壓抑展現出來了。
換一個視障人開的店？很遺憾，也不會好。2006年離開廣州，阿沖開始一種逃離式的漂泊，他去了佛山，東莞，北京，深圳……十一年裡，跑遍了全國。最後不得不回到廣州，他終於屈服。「不會有哪裡是好的了，放棄吧。」
那是2014年，他眼睛紅腫了一個星期，老闆不知道盲人也會眼鏡疼，不允許他休息。剛好有個倡導殘障青年權益的夏令營在廣州舉辦，阿沖索性辭職了。夏令營里，他第一次知道殘疾人權利公約，第一次看清自己的處境。
夏令營跟常規的關愛殘障者不同，這裡不送錢和物品，不講愛心，而是「讓你了解，你有與生俱來的固有尊嚴，以前沒有人告訴我，我有什麼權利。」
別把我綁上按摩床
他們終於跟普通人一起笑了
阿沖就是在那次夏令營認識楊破的。楊破有先天性白化病，視力0.2，他從貴州大學英語專業畢業後，沒能進入主流職場，轉而加入了公益圈。
在珠江公園下，兩人從白天聊到晚上。最終決定一起創辦展融文化空間，基於視障者自身的需求，去探索視障者所能抵達的邊界。
與眾多公益機構不同，展融是少數由視障者自己發起的機構，他們基於自己的感受和需求。不是呼籲社會關愛視障者，而是鼓勵按摩店的人們，走出來，世界並不危險。
阿沖對此有親身經歷。2004年他剛來廣州時，有一天需要出門買洗髮水。原本安排要陪他出行的人爽約。他鼓足勇氣，自己走出門。原本只有5分鐘的路程，他最終在街頭焦急地徘徊了一個小時。
當洗髮水買到手裡時，阿沖豁然開朗，一個人出門，你不會死的。為什麼要依賴別人呢？
洗髮水瓶握在手裡，握成一種自由。
展融剛成立，就舉辦了一次聯合尋寶。2014年年底，他們在中大校園裡組織了尋寶大賽，活動要求視障者要走在前面。用這種方式鼓勵大家，你原來可以跑的，你可以獲得一種叫做快感的東西。
事實上，所有展融的活動都是雙方一起參與。阿沖說：「你看得見，我知道你對我有偏見，因為我對你也可能有偏見。那不如你一起玩，那我們彼此了解。」
在阿沖看來，這個世界之所以不夠美好，是誤解與偏見不斷放大，不斷疊加，最後變成了解不開的結。
後來，一行人還組織了跨城和跨省的徒步，他們認識了一位無論如何也要請他們吃飯的餐館老闆，也碰到了一位無論如何也不允許他們進門吃飯的餐館老闆。
他們組建了滑板小組，在廣場上馳騁，摔倒，歡笑。阿衝倒地的場景被拍下來，做成了表情包。
最讓阿衝激動的，莫過於他們跟健全人一起，在影院里買票「看」了《美人魚》。電台主持人澤宇用阿沖DIY的消音麥克風，把視覺口述成語言。美人魚在辦公室刺殺鄧超一段，「無敵是多麼寂寞」的歌聲中，後排的普通觀眾在爆笑。同一時間，澤宇對整個刺殺過程的口述，也傳到了阿沖他們的耳朵里，經歷了艱難的過程，這場爆笑才得以同一時間發出。
來源｜南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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