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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永元:100年後,當你對錢權色不那麼在意的時候,再看我做的事

編者按

央視紀錄片之父陳虻曾評價道:「中國所有主持人,沒有一個能超過崔永元。」如今崔永元再次站在風口浪尖,他做的諸多事情,也一再被人提及。

但是似乎很少人提到崔永元對中國的口述歷史所做的努力與付出。猶記得,他在一次讀書會上說的這樣一句話:「我們如今所做的努力,留下了一個千百年後還可以和後人用心對話的機會。」如今回想,還是令人的心震顫。

註:本文節選自鳳凰網和九州出版社合辦的「我的朝鮮戰爭——口述歷史中的朝鮮戰爭」讀書活動錄音文稿。


崔永元:100年後,當你對錢權色不那麼在意的時候,再看我做的事

崔永元:非常高興能參加讀書會,我接到通知的時候,是跟沈先生見面,我看了地址來的,我以為是在一個咖啡廳里,沒想到是在一個教堂里。那我們首先應該說一句「阿門」,因為這個教堂存在下來都是一個奇蹟,這就牽扯到一段歷史了。

今天來的朋友特別多,我們的教堂擠得這麼滿,將來我們的崔永元口述歷史中心有一個大禮堂,可以容納3000人,到時候請大家去,不過可能還是這麼些人。

口述歷史學科是於1948年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創立的,1959年胡適先生把它引進到了台北的中央研究院。我們看中國的口述歷史到現在也沒研究出一個具體的時間來,是哪年哪月哪日引進的中國大陸。

我想告訴大家,我們這個團隊是崔永元口述歷史研究中心,它是正規的組織,不是自發的組織,我們是有公章的組織。這個組織從200年開始,主要是收集口述歷史的資料,這個跟沈先生和陳先生做的不太一樣,他們的研究是基於資料系統上的研究。

為什麼我們要做資料系統的收集和整理?就是因為我們去了很多國家,發現在中國口述歷史的資料收集非常薄弱,沒有人重視,因為這個東西換不來現錢,所以就沒有人願意做。

有很多事情都非常刺激我,比如我到日本,在日本NHK電視台,它可以讓你調有關中國的任何資料,比如九一八、一二八等等,在日本你可以隨便說出一個事件,或者說出一個人名、一個時間,它都可以訪問,所有的歷史都調出來給你看。

我在日本的書店裡看到一面牆的中國少數民族史,都是日本的學者寫的。那個時候我們就覺得非常汗顏,作為一個中國人非常汗顏,自己人對自己的歷史都沒有研究。

我們口述歷史研究中心建立了以後,接待了十幾個國家的學者到這兒來採訪,有一個德國人說,如果你要看中國的資料,可以到我們德國去看。我說有多少,他說有一鳥巢。這是他的原話,就是能把鳥巢的體育場都裝滿了這麼多。

在南非,口述歷史研究中心叫人民記憶中心,在英國,傭人也有自己的口述歷史。我剛去了新加坡,新加坡現在的口述歷史項目是做華人進入新加坡的歷史和原住民在新加坡的發展歷史,分門別類做得非常細。回到自己的祖國就覺得口述歷史還是沒有受到重視,很冷門。

我和我的團隊現在主要是做資料收集,我們的口號叫「和時間賽跑」,因為我們採訪的老人平均年齡是85歲以上,現在已經採訪了4000多位。

我們最近正在做一個精確的統計,曾經接受採訪的老人差不多應該有1000多個已經離開了。最後的採訪結束沒多長時間,不到一個月就離開了,但是他們在生前留下了最珍貴的口述歷史資料。

採訪這些老人不是很容易,他們經歷過那麼多運動,有時候會不敢張嘴,他們要下很大的決心才敢面對鏡頭,說出自己經歷的一切,而且他們身體狀況不是太好,所以他們每次可能只能和我們談一個半小時到兩個小時。

像張新,我們叫他攝製記者,就會帶著攝製團隊和他們吃在一起,住在一起,一個老人有時候要訪兩個月到三個月。

有的老人我們做他的工作,希望他接受我們的採訪,就這一件事要做兩年。比如著名作家梅娘,我們做了兩年的工作,她才同意接受我們的採訪。

剛才跟沈先生交流的時候,他說為什麼你們不出書,為什麼你們不出一些讀物讓大家看一看?我說我們的團隊現在一是沒有時間,第二也沒有能力。

我和我的團隊更像一個拓荒者,我們現在是把有用的、有價值的口述歷史資料,都收集起來,供後人去研究,也許50年以後才有用,也許100年以後才有用。

那個時候的中國,大家對錢不么在意了,對權也不那麼在意了,對色可能還很在意,但是已經有足夠的時間靜下心來,坐在書桌前去研究口述歷史了。但是那部分人,值得研究的人都離開我們了,那個時候,你們可以到崔永元口述歷史研究中心的資料庫來看一看,我們留下了一個千百年後還可以和後人用心對話的機會。


推薦閱讀:《中研院口述歷史系列》,九州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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