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靚穎說到一種人很厲害，計劃每次把演唱會收益分給他們
編曲是流行音樂中特有的一個稱謂
在聽一首流行歌曲的時候，我們常常會在歌詞中看見作曲、作詞和編曲的署名。在流行歌曲的語境中所稱呼的作曲，一般是指創作一首歌曲中人聲（或其他主奏樂器）的主要旋律（英文稱作Lead Sheet）這部分的工作。而編曲，則一般是在歌曲呈現時，編寫好這首歌里餘下的音樂和配器部分的工作。
編曲是流行音樂特有的一個稱謂，在古典音樂、歌劇乃至音樂劇領域，作曲（composer）要完成所有音樂的創作。「編曲」（Arrangement）是流行歌曲高度工業化的時代，將人聲旋律和器樂編配分開進行的工作模式所產生的一個職務。編曲人決定了一首歌曲中除人聲外大部分音樂的樣貌，在流行音樂工業中的重要性足以與「作詞」和「作曲」三足而立。甚至隨著流行音樂的發展，一些音樂形式，比如說唱或電子音樂中，人聲演唱旋律的比重非常少，編曲者所佔的分量可能會比作詞和作曲更高。此外，在樂隊音樂中，編曲基本都由樂隊自己完成。
張靚穎的長微博。
在一首作品誕生的各個環節中，編曲作為直接製作歌曲大部分音樂內容的一環，不只工作內容重要，其要求也是各個環節中比較高的。好的編曲人要有豐富的和聲、器樂演奏、音色調配等方面的知識儲備，還要有製作能力。有時候編曲人和製作人會由同一個人來擔任。
在較為成熟的歐美音樂工業中，這樣的現象會更加常見。再加上歐美流行音樂中的舞曲、說唱、樂隊歌曲更多，以至於有部分人產生了歐美流行音樂產業中沒有「編曲人」這一職務的印象，這並不準確。在歐美，Arrangement 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職務。只是它常常被藝人、製作人、樂手等位置兼任。
《我是歌手》第三季上的張靚穎
了解到「編曲」在流行歌曲中的重要位置後，我們就可以理解張靚穎在詞曲作者之外，也要每次演出都付給編曲者報酬的做法是非常合理的。編曲人和詞曲作者以及歌手一樣，都是一首歌的主要創作者，獲得版權收入從情理上來講是應該的。值得一提的是即使是在版權法規比較完善的歐美，編曲者也並不擁有作品的著作權。這是歐美編曲的煩惱，而中國的編曲則面臨著更多的壓力。
編曲人生存現狀：能者通吃，基層競價
自2012年《中國好聲音》和2013年《我是歌手》開播以來，對既有歌曲進行重新編曲，以在電視上令觀眾耳目一新的做法逐漸成為主流。這也成為新時代的音樂競演節目和此前以較忠實地重現原版伴奏的節目之間決定性的不同。
《中國好聲音》第五季現場。
當歌曲改編成為主流媒體上音樂節目的標準要求之後，每年的音樂綜藝、晚會、跨年演唱會等就產生了大量的編曲需求。由於這樣的音樂通常都是選擇既有老歌來進行改編，不需要重新創作詞曲，以至於編曲在近年間脫離了詞曲，逐漸形成單獨的市場。
然而，需求雖大，市場本身離成熟和健康還有很遠的距離。首先，編曲作為一門綜合性很強，要求既高又廣的技術，使得不同編曲人能拉開非常大的水平差距。我國的各個一二線城市幾乎都有一些商業錄音棚，其中通常都要配備一兩位身兼製作人和編曲人的「老師」。但他們的製作水平、態度往往都參差不齊，收費也沒有明確的行業標準。雖然經過一些統計認為合理的編曲收費在成品每分鐘1000元左右、每首3500~7000元之間，但實際上，基層編曲工作者的互相傾軋是十分嚴重的——時常存在著為了爭取生意採取低價競爭，或是因為本身水平一般而故意以極低價格拉到訂單並交出十分粗糙的作品的現象。這些都很大程度上拉低了行業整體的收入水平。
金志文微博圖，正在工作中。
另一方面，頭部的編曲、製作人的案子往往多到忙不過來。2012年以來電視節目對編曲的重視造就了一大批明星編曲人/編曲團隊。梁翹柏、安棟、劉洲、山河、譚伊哲、金志文、鄭楠等知名編曲/製作人以及他們的團隊壟斷了80%以上報酬豐厚的工作機會。2017年各台的跨年演唱會中，由鄭楠進行編曲的歌曲總計超過了10首，幾乎是為一個歌手製作一張全新專輯的工作量。這樣高強度的工作固然會為這些頭部的編曲工作者帶來高漲的財富和名聲，但同時也會過度透支他們的才華和精力。所以到了《歌手》、《好聲音》等節目的三、四季後，我們常常會對編曲有拼湊或是重複的聽感。
首尾兩端水平、工作機會和收入的極度不均固然是娛樂行業中的普遍現象，但在編曲者中則顯得更加嚴重。此外，音樂節目中的改編熱潮進行到第五年也逐漸開始冷卻，而這一現象在過去數年中造成的新歌難以出頭的問題也逐漸顯現。隨著環境變得不像此前五年那麼好，編曲工作者生存上的大問題或許才正要開始。
張靚穎的提議是第一塊磚
張靚穎每一次演出都為編曲者支付版稅的提議，其最大的意義應該是點出了中國音樂行業對創作者最大的不公：創作費用買斷制。
《小蘋果》MV
其實不止是編曲者，在中國內地的流行音樂行業中，絕大多數的詞曲在被購買以供歌手演唱時，採取的都是一次性付費的買斷制。也就是說創作者無法從這首歌曲後續的演出中獲得任何利益，而編曲也只是被買斷的創作者中的一種。舉個例子，《小蘋果》在近幾年的中國可說是普及度前五的歌曲，但是它的編曲者趙佳霖從未因為這首歌曲收到任何版權收入。以至於他此後再也沒有接過任何一首單獨編曲純商業案子。一些較為成功的編曲人尚且如此，張靚穎所說編曲人因為生活所迫離開北京的現象應當具有相當的可信度。
這樣的隱性規則，使得中國流行歌曲的根源創作者們幾乎不可能像歐美或者日韓乃至中國港台地區的創作者們那樣，一旦寫出一首金曲可以從後續的演出、轉售、卡拉ok 點播等途徑收一輩子版稅。
而創作買斷的風氣，則來源於目前奉行的版權現狀：所有的演出、使用、轉售都缺乏監管，即使創作者在簽訂合同時加入了收益分成條款，也很有可能被隱瞞實際收益狀況，甚至還要面對中國音著協這樣也不管作品版權有沒有託管在它那裡，就胡亂授權收費的版權機構。如果說版權法案不保護編曲的著作權令編曲在任何國家的日子都不算好過的話，那麼在中國，詞曲作者的處境和編曲相比也只能是五十步笑百步。
編曲工作的日常。圖/視覺中國
張靚穎作為國內最著名的歌手之一，此次提出按演出支付版稅的做法當然是一件非常體恤編曲和其他創作者的好事，但目前，如果說歐美國家的版權體系是一棟成品建築的話，中國的版權體系非但不是像樣的建築，甚至都不是毛坯房，也沒有鋼筋結構，沒有腳手架，沒有地基，甚至磚都沒有拉過來。張靚穎善意的舉動，可能只是在這塊令人心寒的空地上拋出了第一塊磚。這塊磚固然可喜，但中國的音樂創作者們——不只是編曲人，也包括詞曲作者——他們需要更多的磚。
他們需要的不僅是藝人和經紀公司在每一次演出中與創作者分享收入這樣「近乎慈善」的作為，更需要的是相關法規和監管執行的完善，以及更多喜歡音樂，願意為音樂付錢的聽眾。要知道歐美國家的娛樂公司也絕非善人，他們對版權的重視也完全來自於嚴格的監管和法律壓力。中國的音樂創作者們已經為我們的耳朵做了太多年的義務勞動，他們帶來的美好遠遠超過了他們所得到的報酬。願從張靚穎開始，他們的辛苦能夠逐漸得到尊重和補償，儘管道阻且長。
作者：自行車飛奔（樂評人）
責任編輯：阿爾法醬
圖源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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