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代美國和引領潮流，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採訪/觀察者網 周雪瑩】

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10月8日發布《IPCC全球升溫1.5oC 特別報告》，稱如果氣候變化以目前的速度持續下去，預計全球氣溫在2030年至2052年間將比工業化之前升高1.5℃。報告敦促各國政府採取緊急措施，減少碳排放。這是繼巴黎氣候協定之後，聯合國在應對全球氣候變暖問題上的又一重大舉措。

對此，觀察者網專訪原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戰略中心副主任、氣候談判專家鄒驥，聽一聽他對這份報告和應對全球氣候變暖的一些看法。

觀察者網：10月8日，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發布了一份特別報告，指出全球氣溫升高控制在1.5℃以內，這個目標在2015年的巴黎氣候大會上其實已經提出了。1.5℃似乎是一個很低的數字，這個標準是如何制定出來的？要達成這個目標，難度有多大？

鄒驥：2015年我曾親自參與巴黎氣候大會談判，當時提出要將全球氣溫升高控制在2℃以內，這個數值首先來自於一些科學家的結論，是一個科學模擬的結果。因為從科學上來講，以前的地球表面溫度，我們並沒有實測值，都是推測值，古氣象學家有一些辦法去推測當時的溫度。但是2100年距離現在還有80多年，那個時候的溫度現在也只能得到一個情景值，都談不上預測值。現在科學家提出要控制到比1750年工業革命前後的溫度增幅不高於2℃。如果高於2℃，氣候變化的風險就太大了，這是目前氣候領域科學家的一個主流觀點。

但巴黎氣候協定是要經過聯合國成員國簽字才能生效的，這裡面就有很多政治因素和利益因素。一些小島國和氣候脆弱的國家認為氣候風險對它們損害更大，因此他們的要求也就更高。所以在巴黎氣候談判中最後寫的是「將本世紀全球平均氣溫上升幅度控制在2℃以內，並將全球氣溫上升控制在前工業化時期水平之上1.5℃以內。」原來在案文裡邊沒有1.5℃，只是說well below two centigrade，儘可能低於2℃。後來在談判中小島國強烈要求，歐盟也表示支持。在這種情況下，締約方為了達成多邊協定，就答應了這個要求。對溫度的目標要求更高，就導致對減排目標的要求更高，減排就要更劇烈，程度更深，速度更快。

可能因為海平面上升而被淹沒的吐瓦魯

對於我們大眾和政策界來說，這些實際上都是一個趨勢，至於要求是2℃還是1.5℃，實際上都是模型模擬，不必太糾結那個數字，實際上是要求更嚴格地控制溫升。所以當時美國奧巴馬政府並不是很強烈的要求溫升必須控制在1.5℃，談判者也不是科學家，實際上巴黎協定里的2℃和1.5℃，更多是科學研究折射到政策界，變成了一個政治語言和政治承諾。

要求溫升低於1.5℃，這個要求肯定是更嚴格的，所以委託IPCC（政府間氣候變化委員會）來做這樣一個特別報告，這個報告是基於科學文獻綜述做出的概括和評價，它的核心思想就是溫升的幅度越小，氣候變化負面影響帶來的損失和風險也越小。你也可以要求1℃，但是1℃就沒有風險了嗎？依然有風險，但是可能會比1.5℃要小。就好比說交通安全，採取措施可能會更安全，但是不能說沒有風險。防火消防也是這樣，你採取了措施就絕對不可能再著火了嗎？還是會著火，只不過這個概率大大下降了。所以溫度的要求主要是跟風險的概念掛鉤，但是這個要求相應帶來的減排要求就越來越高。

這次的特別報告還要回答一個比較重要的問題，就是溫升控制在1.5℃到底能不能做到？從技術上來講應該是可以做到的，但實質問題是：第一、成本受不受得了？第二、這個成本是怎麼去分配的？減排的代價在國別之間怎麼分配，這就變成了國際氣候政治和國際氣候經濟的問題。第三、在時間上怎麼分布？這裡面涉及到在什麼年代要部署什麼級別的技術。一般來講比較便宜的技術，比如改善能效，像這種有的甚至還是賺錢的，現在是不是可以馬上用這種技術去改善鍋爐、照明、電機、製冷、供熱等這些方面的能效？有一些更昂貴的技術比如說氫能，正在開發的技術比如碳捕獲、碳封存，還有一些更遠的技術比如說受控核聚變等等，這些預計要在幾十年之後才會實施。

實際上我們是可以做到把溫升控制在1.5℃的，風險也可以降低。只不過可能一時半會兒解決不了。因為一個科學評估報告還不能完全回答成本和代價是怎麼分布的問題。

觀察者網：中國可以從這份報告中得到些什麼啟示?接下來我們應該制定怎樣的政策與戰略？

鄒驥：現階段不管是2℃還是1.5℃，中國都應該明確發展的方向和趨勢。低碳轉型是大勢所趨，無論從全人類的利益、國際潮流，還是中國的利益等方面，都應該看得很清楚，我們要堅定不移地堅持低碳轉型，不能模糊，不能動搖，這是一個戰略問題，要避免戰略誤判。我想這個報告中提到的1.5℃，對我們是有利的，讓我們進一步明確中國要走低碳發展的道路，中國也要承諾和履行在巴黎協定中的承諾，不應該有削弱和動搖。

從這個角度講，這個報告也是對我們現實工作的指導。首先我們還是要有遠見。要從長遠利益角度出發，安排我們的國民經濟，技術研發，以及政策體制改革等。除了短期的三五年規劃，我們還要有長期規劃。大家通常的看法是認為越遠的事越虛越不靠譜，和自己當前的利益越不相關。但其實我們今天做的很多事情都是事關30年之後以及更遠的。比如說改革開放，我們在40年前制訂了這項政策，一直到今天直至以後都還會有深遠的影響。

在氣候變化領域裡，堅定方向以後就有幾個事關中長期的事情都是眼下要做的。第一就是電力、供熱、製冷這些基礎設施的建設，我們在城鎮化過程中，在城市的形態和規劃、土地利用等方面做的任何一個決策，它的影響一下子就是30年40年，必須深思熟慮。

第二就是技術，包括研發和示範推廣，也需要時間。一個技術從實驗室里出來，小試、中試、推廣，直至在市場上達到足夠大的佔有率，這個過程短則5年10年，長則20年30年。以互聯網技術為例，大概是在90年代初民間開始接觸到互聯網，研發還要早一些，到今天都快幾十年了，才像現在這麼廣泛的應用。光伏、風能等技術也是這樣，需要一個長期的時間。

第三，人們行為的改變也需要一個長時間過程。國民的素養、觀念、能力的轉變要幾代人，中間還得有一些波折。我們要形成真正的生態文明理念，把低碳環保的觀念浸透在每個國民的骨子裡，沒有幾十年不懈的努力，怎麼能夠建立起來？

最後再說政策和體制。改革開放40年，體制改革依然在路上，還要再進深水區。由此可見這種時間尺度是非常大的，所以2100年的結果從今天採取行動一點都不早。這份報告在學術上可以有不同的爭論，但是我們要牢牢把握它所揭示的戰略方向，就是要控制升溫。

當然，這些都要考驗我們政府、智庫以及企業和技術研發領袖的智慧。我們應該更積極主動地去謀篇布局，各個方面的戰略和政策都要朝著這個方向去努力。這是我認為我們從這個報告中能夠得到的一個最基本的啟示。

觀察者網：很多科學家曾對氣候變暖說提出了質疑，有學者指出1940年-1978年之間存在一個降溫階段，而這三十年也是全球絕大部分地區開始大規模工業化大躍進的時代即所謂戰後景氣時代，您怎麼理解氣候變暖和工業化之間的關係？

鄒驥：氣候的空間尺度和時間尺度都很大，在一個很小的時間區間里可能會有各種各樣的波動和不確定性，但是從大趨勢上來看，工業化以後溫室氣體排放量總體上來講還是急劇上升的。工業化帶來大量化石能源的消耗，然後帶來了大量的溫室氣體特別是二氧化碳的排放和溫室效應，使整個氣溫上升，這種效應有時候是有滯後的。從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的最近這二三十年，溫升是急劇上升的，這是有客觀的科學數據支持的。從1900年到2010年這100多年裡，全球表面溫度升高了大概0.76℃，不到1℃，有這麼一個時間尺度和速率。

所以這些事情都只能放在一個大的時間空間尺度上來說，光說戰後這一段時間不足以說明工業化溫室氣體排放以及溫升之間的長期趨勢關係，這個對應關係不是簡單的線性關係。從更遠的時間來看地球表面的溫室氣體濃度，直到1850年之前都是相對穩定的，但是大規模工業化以後，一直到上個世紀70年代戰後重建，從這個時間尺度上去看，氣候變暖和工業化之間的對應關係是存在的。

波動上升的氣溫走勢圖

當然科學家們爭議的是所謂這個大尺度的不確定性問題，但是在不確定裡邊是有確定的。觀察這些問題跟一般的問題有一點不一樣，它需要我們有更長遠的洞察力和更多的觀測數據。

現在科學界的主流觀點越來越認同二者之間存在對應關係，就是工業化帶來了大量的化石能源消耗和溫室氣體排放，導致地球表面溫室氣體濃度和地球表面溫度的上升。這個邏輯關係從長期的科學觀測數據和推演數據來講，是可以建立起來的，是存在的。

觀察者網：特朗普一直反對氣候變暖說，甚至宣布美國退出氣候協議，就連最近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都批評特朗普「懷疑氣候變化說太愚蠢」。您認為美國否定氣候變暖說，主要是出於什麼考慮？沒有美國參與的預防全球氣候變暖活動，會達到成效嗎？

鄒驥：首先我們說美國是分成兩部分的，一部分是在華盛頓的聯邦政府。特朗普在白宮做的這個決策，當然影響還是很大的，而且是一個很負面的影響。在我看來這是一個狹隘的、缺乏遠見的決定。但是我不認為他代表整個美國，他只代表美國第45屆的總統政府。完整的美國除了聯邦政府以外，還有州一級和力量非常強大的企業界以及學術界。

我們上個月剛剛在舊金山召開了全球氣候行動峰會。這個峰會集中體現了美國的實際狀況。當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協定以後，美國有17個州形成了一個聯盟，叫WE ARE STEAL IN，聲明他們還在巴黎協定裡邊。比如加州有自己的碳排放交易系統和減排目標。而且在全球氣候行動峰會上，加州州長Jerry Brown宣布，到2045年要整個加州實現凈零排放。

另外美國很多知名企業都站在了應對氣候變化，履行巴黎協定的陣營里。而且他們是有真金白銀的投資的，在技術上和投資融資上是有實際行動的。更不要說美國還有很多學術界人士是支持巴黎氣候協定的。

諾貝爾獎得主William D.Nordhaus，曾批評特朗普「懷疑氣候變化太愚蠢」

特朗普作為聯邦政府總統提出退出巴黎協定，無疑對全球應對氣候變暖的進程是一個打擊，是一個負面行為。但是美國在實體經濟、實質性的技術投融資，以及政策法規方面，依然有非常強勁的要求低碳發展的力量。

再看全球的情況，儘管沒有美國參與，但是第一，其他的190多個締約方都依然聲明堅持這個政治決策，繼續實施巴黎協定。第二，在實質行動上，歐盟和中國等還都在繼續履行他們的承諾，在有條不紊地做相關工作。

美國聯邦政府的退約確實也帶來了一些消極影響，但我相信這種影響是暫時的。沒有人能夠阻擋科技與發展潮流，而且低碳發展也有巨大的利益，也會創造大量的就業機會和投資機會，一些新型技術正在湧現、正在發展，例如可再生能源技術，還有一些綜合的跨領域技術比如人工智慧、電動汽車等，這些技術現在都呈井噴狀在發展，它們最終會表明低碳發展是大勢所趨。

對於美國退出協定的影響，既要看到負面影響，同時又不被它所迷惑和嚇倒，要堅定低碳發展的方向。短期內可能會付出一些代價，但更重要的是怎麼分配這些代價。我認為我們要做的工作做好了以後，減排的代價是可以承受的。總而言之要有長遠眼光，要及早行動，行動的越早越主動。

觀察者網：相比之下，中國一直致力於預防全球氣候變暖工作，提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但我們知道中國經濟目前也面臨下行壓力，有些經濟學家也提出過環保影響企業發展的論調，您認為該如何平衡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關係？如何避免減排協議拉大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差距？

鄒驥：現在發展中國家的情況也很多樣，我還是以中國為主要背景來說這個事情。實際上，我覺得走低碳發展的道路給我們提供了一次歷史機遇，如果我們完全路徑依賴，沿著傳統的技術走，永遠都落在後邊。但是今天我們不一定要沿著傳統技術走了，比如我們現在修地鐵，就不一定像倫敦100年前那樣修了；我們今天安排電力系統，就不一定像美國當年那樣安排它的電力系統了。在今天，我們能夠以較小的排放和氣候損失，贏得相似甚至於更大的經濟收益和經濟發展水平。

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我們已經有這種超前的意識和眼光了，我們以電動車為例。中國比較早的重視投資電動車，現在從全球來講，中國的電動車發展是最快的，在全球的產能、產量和市場應用份額也是最高的。在使用電動車以後，我們再去著力於電力系統的低碳化，那麼中國就完全是一個嶄新的能源系統和交通系統。它的排放會很少，但依然能夠給人民提供交通服務。我們要跟上技術進步的步伐，在這個時候中國完全有機會在短時間內縮短和發達國家的差距，甚至到一定時候在基礎設施和能源供應方面超過一些發達國家。

另外一點很重要是，如果我們大量採用可再生能源，就可以減少對石油和天然氣的依存度，最終實現徹底的能源安全。

總體來講，我覺得搞低碳發展是有利於縮短髮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差距的。

風力和太陽能不受任何國家管控，是各國競相開放的清潔能源

觀察者網：類似於國際社會呼籲中國在美國衰落奉行保守主義的國際格局中替代美國一樣，上次巴黎氣候大會後，就有聲音希望中國能夠在全球氣候變化工作中起領頭羊的作用，您怎麼看待中國在阻止氣候變暖行動中的作用？

鄒驥：毫無疑問，中國在全球氣候治理進程中的作用會與日俱增。隨著我們國力的提升，隨著我們國家低碳發展道路越走越遠，中國的作用肯定是越來越大，這也是一個必然趨勢。

中國現在是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年度排放國。我們的一舉一動都關係到全球，中國的巨大影響力是毋庸置疑的，但中國是不是要取代美國，這要看怎麼理解。我們和美國的差距，特別是總量的差距在逐漸縮小，中國現在GDP基本佔到美國的2/3左右了，如果一切都正常的情況下，這個趨勢我覺得是沒有人能夠改變的。

除此之外，我們的排放和能耗的體量也在這兒擺著，所以說中國是不是要發揮領導作用，取代不取代美國，我們要看它在整個體量上，在技術、經濟、知識的實力上，能達到一個什麼程度。我們要正確理解取代和領導這兩個詞的含義，中國應該把握這個戰略方向，要堅持這是一種引領。

在國際氣候秩序和氣候治理中，中國要積极參与，要保證公平和有效。中國應該是一個建設者，我們在巴黎協定中也已經扮演了這個角色。

當然這裡邊最敏感的問題就是我們出不出錢，世界各國一談到讓他出錢，那時候都很敏感。我個人的觀點是，錢總是要出的，但是出多少要量力而行，並且要對出錢的結果進行評估。這個評估我覺得無非是對全球應對氣候變化會有貢獻，會援助一些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但是這裡面還有一些連帶的效果，比如可以支持我們的企業走出去，我們的標準走出去。所以不要簡單說中國出錢出多了，我們還是要看收益。

總的來講，中國在氣候領域對全球做出應有的貢獻，或者作出傑出的貢獻，對中國最終是有利的。因為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影響，是會影響全人類的，世界人口的1/5是中國人。另外從國土面積上來講，中國也是一個大國，氣候變化如果有不良影響，中國是一個最大的受害者，中國人民也是最大的受影響群體。所以我們對全球做出貢獻，其實我們自身就在其中，也享受到這樣的收益。

另外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在海外的投資也會得到回報。我們有這麼多人出去旅遊，如果中國是一個污染者的形象，在全球是一個形象很差的國家，自私自利，不考慮別人，那麼我們去海外經商、旅遊，人家對你會有好感嗎？你在那兒會順利愉快嗎？我們總是要給別人做些好事，給大家做一些好事。而且我們是一個大國，應當承擔起大國的責任。只不過我們要控制不能讓這個錢花的無效，再一個就是要量力而行。

隨著中國的不斷發展，我們對全球做的貢獻，在全球氣候治理中的作用會越來越大，我們的領導力也會越來越強，這是一個客觀的、自然的進程。至於說中國要不要取代美國，我覺得不是誰取代誰的問題。要看在這個過程中，誰發揮的作用比較大，誰形成了新的競爭優勢。如果美國老不參與的話，在低碳領域可能它的優勢就會慢慢相對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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