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能不知道的二戰史段落：「西班牙大夫」

啰嗦：人名不翻，有漢名的會備註。我一直覺得音譯名字沒什麼意義，翻了就認識喔？「Spanish doctors」都有西班牙內戰背景，支援中國的醫生不止他們，這裡不涉及。

本文作者是西班牙一位助理教授Dr. Carles Braso Broggi。抗日戰爭期間，有一群經歷了西班牙內戰的各國名醫先後來到中國，在前線救死扶傷，推動醫護髮展，當時中國人統稱他們為「西班牙大夫」。其中最著名，或者說唯一廣為人知的便是來自加拿大的Norman Bethune，白求恩。

我們來把老照片擦擦。

1936年7月西班牙內戰爆發，各國醫療領域的志願者組團進入西班牙，跟當地醫生一同工作。戰爭的高壓和物資短缺，迫使這團隊琢磨出了一系列前線醫療技術。兩年後共和派戰敗，志願者陸續撤出西班牙，這裡面有一小群醫生卻沒有回家，而是輾轉去了中國。

統共二十來人，每一個都是帶著前線實戰經驗的醫科大佬。這批基本不是西班牙人的「西班牙大夫」，除了言傳身教傳遞醫理醫術、在陣前和後方救護戰士和平民外，還為當時的中國軍隊導入了搶救工具包、血庫和急救載具(手術用「救護車」)等先進概念。

這批洋大夫可以分成兩組。

第一組是4名非歐洲人，各自取道進入中國紅區，Norman Bethune(白求恩), Menhanlal Atal, Tio Oen Bik (畢道文) and Leo Eloesser。

第二組來自東歐和中歐國家，在藍區工作，共19人：Herbert Baer, Rolf Becker, Karl Coutelle, Samuel Moses Flato, Walter Freudman, David Iancu, Fritz Jensen, Wolf Jungermann, Leo Kamieniecki, Ianto Kaneti, Heinrich Kent, Frederick Kisch, Frantisek Kriegel, Iacob Kranzdorf, Gyorgyi Schon(後改名為George Somogyi), Victor Taubenfligel, Alexander Volokhine, Edith Markus and Miriam Kamieniecka。關於他們的事迹，目前研究只算粗略。

來華
白求恩是第一個到達中國的「西班牙大夫」。38年1月他從香港出發去漢口，正值南京城陷，漢口居民開始疏散。當時紅藍勢力之間還可通行，所以他一路往北，直到抵達延安，在四月份見到了毛澤東。他參觀了一下當時紅區的前線醫院，發現醫療狀況比西班牙的嚴峻得多。

其他西班牙大夫進入紅區的時間各個不同：印度醫生Menhanlal Atal，39年；印尼華僑Tio Oen Bik(畢道文)，40年；美國外科醫生Leo Eloesser，46年。他們都支援過西班牙內戰。

戰後，聯合國為了扶助中國恢復，開始四處尋覓資深專家來中國衛生部門參與工作，找到了Leo Eloesser，最晚來中國的西班牙大夫，決定加入這任務的時候64歲。據記錄，46年3月他訪問了紅區，其後又參觀了張家口的白求恩醫學院。

回頭看另一邊，也是39年。當時來自東、中歐的醫療志願者滯留在法國難民營，沒有回國渠道。1月份，ICOInternationalist Communist organization從中選了17位志願者支援中國。以上文名單里的Becker, Jensen 和 Kisch三位為首，十七人在五月動身九月抵香港，受宋慶齡接待。隨後，中國紅十字會負責薪水，一行人前往貴州省圖雲關，由林可勝Robert Kho-Seng Lim指派救助工作。(譯者沒理解錯的話，藍區醫生缺兩人來歷未提)

部分事迹
36年夏季西班牙各地承受了大量空襲，無數傷者需要輸血。也是這一年，在加泰羅尼亞醫生Frederic Duran Jordà主持下，歷史上第一個有完整血型分類，且保存和運輸制度皆標準化的血站在巴塞羅那建立，不久就滿負荷運作。白求恩在同年十一月跟Jordà見了一面，然後以同樣規制在馬德里建立醫護血站，被稱為加拿大輸血中心。後來，他帶著這理念進入中國。

另一項洋大夫們引入的機制，是按傷分流，同時手術場地也按需分散。這是前線流動手術組的經驗所得，最大化利用每一點滴的時間和資源來挽回人命，具體點說：先是一位醫生到位、驗傷，確認傷勢緩急後再搬運去不同的前線救護場地，那些零散場地從空中看並不好認，都是由輕便手術擔架和小車在幾公里後方組成。

說起來不複雜，但腹部創傷原本接近百分百的死亡率，靠這機制壓縮到了五成。這些醫生的工作地點並不是實驗室和大醫院，他們跟士兵、本地醫護和平民都有直接交流，始終在各地普及衛生和急救知識。

「西班牙大夫」的活躍地區包括當時的：湖北，湖南，江西，廣西，貴陽，雲南和四川。他們不但將西班牙戰場上得來的經驗投入應用，還根據中國的風土情況作了各種改進應變，比如竹夾板和大浴桶，後者用來連人帶衣服消毒，那時候感染也是個大麻煩，致死率很高。另外，他們還參加了課程編寫，培訓本地醫護人員。

戰後，大部分西班牙大夫各自回國，少數幾位在中國多留了幾年。

這批人習以為常的場面一般人大概承受不住。他們常年在戰爭環境和條件下動手術，磨練出了鋒利的技巧和應變能力。他們跟當地群眾一起生活，一起奔波救命，也把各種經驗和手段傳遞給了周圍的人們。這幫大夫對日後中國醫療技術的發展有什麼貢獻，現在已很難釐定，但他們無疑降低了戰時死亡率，那些倖存者的後代里，或許還有一兩人會是這篇文章的讀者吧？

一點余話。
西班牙大夫的事如果多國合作做成劇估計好看，但我想不會有這種作品，也不會有多少後續研究，知情者和線索只會繼續漸漸變少。早上看祝佳音回憶自己小時在哈爾濱那些地道里探險，發現有的同城年輕人已經完全不曉得——往事漣漪明滅，舊久反變新鮮，很正常了。

我猜想來華的各位大夫也不在乎自己會不會被後世遺忘，要謀名利前途，怕是有比二戰中國更好的去處。只是總覺著有點可惜，框里本該是幅群像。

原文：《The 『Spanish Doctors』 in China》，by Carles Braso Broggi；行文上有改動，本譯文只作介紹用，並非正規翻譯，內容請以原文為準
本文譯自 chinaww2，由譯者 梁兵 基於創作共用協議(BY-NC)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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