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國安 | 區域社會經濟史研究：對象與方法芻議
原標題：楊國安 | 區域社會經濟史研究：對象與方法芻議
近年來，國內外史學研究的「地方化」傾向十分明顯。歷史總是發生在一定的地域內，是時空的統一，不可割裂。傳統史學注重歷史的「時間」，歲月流逝，王朝更迭，反映了以「歷時性」為基礎的史觀。然而，歷史在「空間」的橫向擴展，也極大地促進了人類文明的相互流動和融合，因此，我們需要從「歷時性」和「共時性」兩個維度來構建新的史學理論體系。此外，以往的中國通史過於強調全國的統一性，忽視了不同地區應有的內在發展的主體性、能動性和可能性。即「國家經濟史掩蓋了區域差異的過程與模式，創造了一個比現實根據更均質的構想」。眾所周知，中國幅員遼闊，地形多樣，南北之間橫跨數個氣候帶，東西之間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也參差不齊。史學界對於歷史發展的地區性差異的重視，以及學術對於微觀整體史的追求，必然導致區域社會經濟史的興起。
一、「地方化」取向：區域社會經濟史的勃興及意義
自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開始，美國漢學界提出了「中國中心觀」，反對以往的「歐洲中心論」，嘗試進入中國的細部，從而使得美國的中國史研究領域中區域史、地方史研究開始流行，特別是年輕一代學者，逐漸將研究的焦點從過去的「整體研究」轉到地方史的研究上來，從以他者的眼光，關注影響中國歷史重大政治、軍事和外交事件的對策性研究，轉向以中國為中心，關注中國內部的經濟、社會及其區域差異性的研究，從而引發中國「地方史」的浪潮。其標誌性的作品是1964年前後，施堅雅以地方志為史料來源，以四川盆地為核心，以市場為基礎撰寫的《中國農村的市場和社會結構》，以及1977年施堅雅主編的《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在這些論著中，施堅雅運用德國地理學家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論學說，對中國進行了區域經濟史研究，並按照分水嶺將中國劃分成9大區域。與此同時，孔飛力（Philip A Kuhn）在1970年出版了《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該書從中國內部事件引起的社會構造的變化來探究中國近代的起始，其研究的空間集中於華南和華中地區，運用地方志等材料分析了團練組織和地方社會權力的演變。
這種地方化、區域性的研究迅速成為美國中國史研究的潮流，區域經濟史與區域社會史的成果大量湧現。如黃宗智對於長江三角洲和華北小農經濟的研究；濮德培對於清代湖南農業開墾與環境變遷的研究；羅威廉對於清代漢口的商業貿易與城市衝突的研究；曾小萍對於四川自貢鹽業的研究；馬立博對於帝制晚期華南的環境與經濟的研究；而且美國的中國史研究還呈現一種由區域政治、經濟向區域社會文化的轉變過程。其中關注地區性的社會動亂，關注普通民眾的生活與習俗，以及倡導從地方的民眾運動去理解革命，成為研究的潮流。如孔飛力對於乾隆年間爆發於江南地區的「叫魂」的妖術的研究；周錫瑞對於辛亥革命在兩湖地區的研究，以及山東義和團運動起源的研究；魏斐德對於晚清地處「大門口」的華南社會動亂的研究；裴宜理對於淮北叛亂與社會生態環境的研究；羅威廉對於地處大別山區的麻城地區近七百年的民眾運動與暴力文化的研究；韓書瑞對於清代華北的八卦教起義、山東王倫起義的研究；孟德衛對於山東天主教的研究；鄧爾麟對於明末清初嘉定忠臣的研究等等；鄉村社會史的研究包括杜贊奇對於近代華北鄉村社會的權力文化網路的研究；史維東對於晚清基督教與江西鄉村社會的衝突與適應的研究等等；此外，對於城市史的研究，尤其是城市社會群體的研究大量湧現，其中梁元生、賀蕭、葉凱蒂等對於上海城市道台、妓女、知識分子與城市文化的研究；斯特蘭德關於北京黃包車夫的研究；赫沙特關於天津工人的研究；韓起瀾關於上海的蘇北人、以及上海棉紗女工的研究；梅爾清對於清代揚州文化的研究等等。此外還有其他諸如艾爾曼有關常州的經文學派的學術、家族與地方社會的互動關係的研究；貝蒂對於清代安徽桐城士紳的研究，蕭邦奇對於近代浙江地方精英的研究，穆黛安關於華南海盜的研究；包筠雅對於清代以來福建建陽書籍印刷的研究；等等。
日本的中國史研究，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也在懷疑「普遍」的歷史法則的基礎上，擺脫亞洲停滯論，轉向注重中國社會固有的特色，轉向地域社會的研究。這期間森正夫的倡導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1981年，森正夫發表了《中國前近代史研究的地域視點——中國史研討會（地域社會的視點——地域社會與領導者）基調報告》，強調以綜合地把握人類社會的基本場所（廣義的再生產場所）為目的的方法概念。嗣後，一群志向相同的日本學者紛紛展開中國不同地域的研究。包括斯波義信對於宋代江南經濟研究；片山剛對於清代廣東珠江三角洲圖甲制的研究；森田明對於清代水利與區域社會的研究；濱下武志對於清末海關財政與通商口岸地域市場圈的研究；山田賢對於清代四川移民秩序的研究，岸本美緒對於明末清初江南地方社會的研究；瀨川昌久對於華南宗族的研究；濱島敦俊對於江南民間信仰的研究；川勝守對於明清江南農業經濟史研究；上田信對於浙江山區的研究；山本英史對於清代浙江在地勢力的研究；鈴木博之對於徽州村落的研究；中島樂章對於徽州鄉村糾紛與秩序的研究；澀谷裕子對於清代徽州棚民的研究；田仲一成對於明代江南宗族與戲劇的研究；菊池秀明對於太平天國前夜的廣西地方社會的研究；三木聰對於清代福建山區基層權力的研究等等，以上構成了日本學者研究傳統中國的地域像。
國內史學界亦呈現區域化研究的傾向，由於學者和機構眾多，茲不一一詳述，舉起大略，如中山大學陳春聲、劉志偉，廈門大學鄭振滿等對於華南宗族與鄉村社會的研究；北京大學趙世瑜對於華北廟會的研究；南開大學魏宏運、常建華、李金錚、張思等對於華北地區家族與鄉村的研究；清華大學李伯重、南京大學範金民、復旦大學樊樹志、蘇州大學吳建華、徐茂明等對於明清江南社會經濟史的研究；西南大學藍勇等對於西南歷史地理研究；山西大學行龍等對於華北水資源利用問題的研究；陝西師範大學朱士光、侯甬堅等對於西北歷史地理與環境的研究；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王振忠、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卞利等對於徽州文書與徽州地方社會的研究；江西師範大學梁洪生等對於江西區域社會史研究；武漢大學張建民等對於長江中游水利與地方社會的研究，等等。這種「區域化」的趨勢和分工，一方面固然有著現實的技術上的考量，如相對有限的空間較容易理解和把握，以及資料搜集、田野考察和地方性知識獲取等地利之便等；但另一方面最重要的還是學術理路上的考慮。
台灣地區事實上也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一批歷史學者組織了一個集體研究計劃——「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以當時正流行的「現代化」觀念為研究架構，分全國十七個區域（省份）進行研究。負責湖南研究的學者張朋園在序言曾經闡發了當時的動機所在：「有鑒於中國幅員遼闊，區域特徵各異，發展先後遲速又復參差，若循中央入手之研究方式，固然可以得到整體綜合性的觀察，然了解難於深入。不如從地區入手，探討細節而後綜合，或可獲得更為具體的認識。」此計劃的要義在於首先討論區域性的發展潛力，其次是地區性發展遲速不同的原因所在，兩者皆統之於中國「現代化」的概念之下。
當然，這種整體與部分、國家與地方的觀念，在某些學者看來是貶低了區域性研究的價值和意義。他們反對將區域性研究視為全國性研究的附屬物，指出微觀研究在史學研究中具有重要意義，而並非「個別」與「整體」的關係。史學研究無論是全國性的，還是區域性的，從認識論上看，都是利用有限的史料重建無限的歷史，把握普遍的歷史規律的過程。而且當我們認為「區域史」不同於「地方史」，區域史研究的對象必須是有著歷史的內在脈絡，以及其經濟、社會、文化、歷史等特徵的一致性，那麼很多儘管研究對象是一定地理空間的研究成果，並不能都歸於區域史研究的範疇。
總體而言，區域社會經濟史研究，對於理解一定區域內部影響歷史進程的諸多因素之間的相互關係，從總體上把握該區域社會經濟發展的內在邏輯和歷史脈絡，具有其他研究方法所無法取代的意義。易言之，區域社會經濟史研究比較容易探索出一定地域社會經濟發展模式和地域特徵，以豐富大歷史之細部。因此，在未來可以預見的一段時間內，推進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不斷深入發展的學術路徑有可能如下：在總體史的關懷下，致力於區域社會經濟史研究，力圖通過加深對傳統經濟與社會的區域性特徵的了解和認識，達到對傳統中國社會經濟的整體性理解。
二、何為「區域」？從「地理空間」到「活動空間」
區域，既是一個客觀存在的，又是抽象的人們觀念上的空間概念。不同的學科對於區域的含義有著不同的回答。比如地理學強調「區域」的自然地理特徵，即內部組成物質的連續性特質與均質性特徵來劃分，如沙漠、山區、平原等等；政治學則將「區域」視為主權國家管理與控制的行政單元，強調行政權力覆蓋範圍與邊界，如省、市、縣等等；社會學則將「區域」視為相同語言、信仰和民族特徵的人類社會群落，如民族、語系等等。
對於「區域」的理解的不同，直接影響著「區域」的設定和劃分。考慮到中國是皇權籠罩下的社會，政治因素對社會的影響較為深遠，因此傳統上習慣以行政區劃為區域選擇的主要標準，最初的地方史研究表現得尤為突出。而且此種劃分帶來的另一個便利條件之處，即我們現行的經濟體制，也是以行政區劃為基礎，從資政的角度言之，如此則可以使得研究成果的借鑒作用得到充分發揮。
但我們也知道，經濟的發展往往不是行政命令或者行政區劃硬性劃分所能割裂開的，也就是說經濟區和行政區並非完全重合，所以從經濟發展的角度出發，按照自然經濟條件劃分也許更為恰當。這種見解首先體現在冀朝鼎依據農業生產（灌溉）條件與運輸（水利）設施條件的優劣，提出的「基本經濟區」這一重要概念。以後由施堅雅做出系統的理論闡述，並按照分水嶺將中國劃分為嶺南、東南沿海、長江下游、長江中游、長江上游、西北、西南、華北、東北八大地區。
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學者們越來越傾向於採取多元標準，根據研究的問題意識的不同而選擇相應的研究區域。比如按行政區劃，如湖北、湖南、江西等，這主要是考慮到政治、政體、政策、制度等因素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和制約，在討論政治、社會問題似乎較多採用；也有按照山脈走向劃分，如秦巴山區、大別山區、武夷山區等等，這主要考慮到山區地形地貌對於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還有按照江河流域來劃分，如黃河流域、長江流域、漢水流域、珠江流域，以及太湖、洞庭湖、鄱陽湖等，如此劃分，可以突出流域對於地方社會的影響。其他還有諸如按照經濟部門進行劃分：如農耕區、畜牧區、漁業區、工礦區等等。在每一個部門經濟區內部又可以細分，如農耕區又可以分為稻作區、旱作區、經濟作物區等。經濟作物區內部又可以分為棉業區、煙草區、玉米區等等。這樣的劃分是為了便於研究每一個產業經濟部門的發展狀況。其他還有如按照經濟發展程度劃分為，發達地區、已開發地區、不發達地區等；按照民族成分劃分，如土家族、苗族、壯族經濟等。目前選擇最多的可能是按照地理環境、市場網路、人文風俗等綜合因素來劃分的區域，如江南、珠江三角洲、華北、東北等等。
以上的劃分原則，無論考慮行政、語言、自然等等，背後在一定程度上都有依照地理空間來劃分的價值取向，即這個地區必須具有地理上的完整性，必須是一個自然—生態條件相對統一的地域。換言之，在其外部應有天然屏障將它與毗鄰地區分割開來；而在其內部，不僅應有大體相同的自然-生態條件，而且最後屬於同一水系，使其內部各地相互發生緊密聯繫。但地理上的劃分是否能夠提供令人完全滿意的體系，是存在問題的。例如江南是否形成了一個可以認識的單一的歷史單位，是自身無法證明的。此外，把某些區域當作孤立的地區來討論的趨勢，其結果必然會傾向於把這個區域同總的歷史割裂開來，從而在一個本來就已經支離破碎而苦惱不堪的學科內部產生出新的專門研究部門。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地理環境遠不止於舞台背景的角色，而是真正參與到創造歷史過程之中的。仁者愛山，智者樂水，不同的地理環境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不同的生產方式，進而影響到不同的經濟形態和社會結構，並塑造出不同的群體心理和性格特徵。因此，在歷史地理的區域研究中，有學者就強調了區域的「綜合性」：區域歷史地理研究在根本上把「區域」看作是具有歷史發展的共同性和某種經濟文化特徵的、被人類活動改造了的及熟化的自然綜合體，受經濟發展的自然條件影響的區域勞動分工與經濟文化形態是形成歷史地理區的基本要素。因此，區域歷史地理研究不僅包括區域歷史自然地理與人文地理面貌的特性、變遷及其相互關係的探討，最重要的是要把它當作一個有機的整體。
在強調區域的「綜合性」的同時，也有學者指出了區域的「動態性」。西方學者H.布勞德就認為：「區域是動態的，不僅因為與一系列特定識別標準相關的邊界是變化的，而且因為用於識別區域相關同質性的標準也在變化」，馬歇爾則提倡將「區域」視為人類活動以及人類活動史的空間架構。
在此就出現了一種「區域」由自然的「地理空間」向人群的「活動空間」的學術轉變。人地關係是人類起源以來就客觀存在的關係，人類為了生存和發展，不斷擴大和加深對自然環境的利用，增強適應自然的能力，改變著自然的地貌和景觀。與此同時，地理環境也在影響著人類活動，塑造著地域特徵和地域差異，也就說，人與地是一個動態的過程。當我們將研究的目光和對象由「地」轉向地域中活動的「人群」的時候，也就是關注「人」的活動的區域，那麼隨著「人群」的流動，區域也是流動的，區域的邊界並非僵硬的地理界線，研究區域是研究區域中活動的人，這些人居住在一個我們所觀察到的一個很小的地理空間之內，但他們的活動範圍常常超越其居住空間，他們要與外界進行經濟系統的求學、通婚、經商、考試等等。區域的內涵可以是小到一個村落，但隨著村莊的人群流向外界，又可以大至整個世界。
在這種「動態」的區域視野下，有學者提倡「區域是一種歷史的建構」的觀點。此種學術理論和見解，在華德英（Barbara Ward）、華琛（James Waston）、施堅雅（William Skinner）等人類學家，以及具有歷史人類學傾向的學者如科大衛（Dvid Faure）、蕭鳳霞（Helen Siu）、陳春聲、劉志偉、趙世瑜、鄭振滿等的研究中已經淋漓盡致地表達出來。如蕭鳳霞指出：因為區域發展的動力看起來來自單維的經濟發展。經濟因素很重要，但人是有歷史經驗、文化價值觀和想像力的，這些因素往往與經濟利益糾纏在一起。一旦這些演員上場，與國家話語及其制度形成想像與互動，「區域」就構成了一幅多層面的、有意識的圖畫。這是一個結構化過程（a structuring process）。鄭振滿教授也認為：在一個地區我們看到的是很多不同的時代，而不僅僅是某一個時代。在地方史研究中，要具體去看這個地區在不同的時代分別增加了什麼，改變了什麼；在斷代史研究中，要具體去看這個時代在不同的地方分別增加了什麼，改變了什麼。通過對地方史的比較研究，找到不同時代的特點和變化的脈絡，這可能才是最重要的問題。而趙世瑜則將區域社會史研究理解為一種方法論，因為他的目的並不在於區域或者地方，而在於通史——它體現了一種重寫通史的努力，即從地方的視角去重新理解中國和世界。
毫無疑問，區域是由一層層的社會、經濟、文化等因素形成的。日本學者森正夫就認為「地域社會」作為廣義再生產場所的人類基本生存圈，通常由三方面構成：即生命及物質財富的生產和再生產——經濟，政治權力的生存基礎——政治，占支配地位的主義——思想，這三個方面。但也不應忽視以下兩個層面：其一，由習俗、倫理、價值觀等為中介構成的秩序意識「場」；其二，「場」並非獨立存在的客體，而是在指導者的指令下所構成的統合場，由場內交往的人們自覺創造、維持。森正夫強調的「場」是由經濟、道德等構成的綜合體，即一個社會所有方面的總和，而其間維繫各方面、作為闡釋社會形態關鍵的是由統治者領導、大眾自覺維繫的社會秩序。在此，「地域社會論」與「秩序論」合二為一，密不可分。這種「秩序場」有著可變性，因此地域社會也就不必屬於現實的「具體的地理界限」。
從區域觀念本身來看，有學者甚至提出了「感覺文化區」的概念，即通過山川、方言、風俗等因素的感知，對他們心目中的空間作為感覺上的區域劃分。最近，文化史學者將地方視為文化構建的過程。他們主要關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他們努力把地方的社會構建當成地方意象的一個組成部分；其二，他們的研究顯示地方是如何被用來產生認同感以便聯合一個地方的居民並把他們和別處的人群區別開來的；其三，他們探尋地方認同對政治和社會活動的重要性；最後，他們還考察以地方為基礎的認同和組織模式與傳統的由家族和政府組成的認同方式之間的矛盾。
也有學者指出：既然區域是長時期歷史因素積澱下來的，關係著地方性觀念、國家意識形態與制度的互動過程，並且在人們心目中形成多層次、多向度的指涉，那麼，區域研究就不應該是先劃定地理範圍，再作繭自縛的研究類型。從某種角度上看，真正區域研究的取嚮應該是反過來的，即首先要追問我們何以認為這樣的劃定是合理的？這樣的劃定關係著怎樣的歷史建構過程？通過對這些問題的回答，達致對地方性傳統與王朝觀念、制度互動過程的深入了解，簡言之，理解區域歷史即意味著理解整個中國的「大歷史」。這樣的研究旨趣超越了「個別—一般」的預設，也超越了明確的邊界鎖定，從而解構了國家與地方的二元對立。
概而言之，「區域」既可以是一種實體概念，如地理範圍、行政區劃等；也可以是一種方法論概念，指準確把握史學研究對象的方法，亦即綜合把握人類賴以生存的物質與社會生活範疇的方法。區域的結構是多層次的，有物質的，有精神的；有自然的，有社會的。因此，社會經濟區域的概念，應當是社會經濟有機環境、行為和價值三個層次有機結合的地域組合。只有進行多層次全方位的綜合考察，復原其表層的——社會經濟活動聯繫和深層的——經濟價值體系和社會價值體系的聯繫說結成的、複雜的網路系統，才能達到社會經濟史的區域研究目的。同時，區域是一個動態的歷史建構過程，是作為人們的一種生存方式和社會關係網路的生活空間而存在。如此，則研究者似乎就不必過分拘泥於某種僵硬的地理界限與時間界限。對於近代區域社會經濟史而言，正如章開沅大力提倡的那樣，不能人為地以1840年為界限，割裂中國歷史傳統與近代的關聯，把近代的問題當成僅僅是近代的「革命史」或者「現代化」的問題。
三、綜合性、全球性及其他：區域社會經濟史的若干理論與方法
著名經濟史學家吳承明主張「史無定法」，並倡言：「一切史學理論都可視為方法論：思維的方法論或者論證的方法論。」同樣，英國當代著名歷史學家傑弗里·巴勒克拉夫，也將地區史或區域史視為一種歷史研究的手段和方法，他在《當代史學主要趨勢》中論及區域史的時候曾云：「歸根到底，最好把『地區研究』或『區域研究』看作是通往規模較大的世界歷史觀念道路上的一個階段，看作是一種把那些相互有關的研究單位中的歷史知識組織起來的實際手段。這種手段在有些地方可以排上用場，但在另一些地方則不那麼有用。這些地區研究或區域研究補充了國別史的研究成果，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糾正了國別史的錯誤。但是，它們並沒有取代在精神上和概念上都屬於全球性的歷史學。這種歷史學的眼光越過了地區史的界限，並且對一切地區和一切時代都進行了考察。」
區域社會經濟史研究是在一定時空坐標中，探討某一空間範圍內的經濟發展和經濟結構，並在此基礎上，分析其社會構成與發展，以便我們對整個社會的經濟與社會現象有更為深入的了解。相對於以往的國家層面的社會經濟史研究而言，區域社會經濟史的一大優勢就在於其空間的有限性，即在相對有限的空間內，進行多種因素的綜合性考察，以實現總體史的史學理念。換言之，區域史為總體史研究提供了可能。總體史是法國年鑒學派代表人物之一，布羅代爾的史學理念。在他看來，總體史至少包含三個方面：（1）主張跨學科的研究，超越專題研究的限制；（2）提倡從多層次、多角度來探討和觀察歷史現象，並且盡量地把所觀察的時間拉長、空間拉大，以便進行比較性的研究；（3）強調透過時間（三種歷史時段）和空間（地理史學、經濟世界）的整合，來探究歷史的多重複雜麵向。
儘管布羅代爾的總體史受到一些學者的質疑，認為總體史是難以實現的虛幻，它只是表達出要提供更完整視角的野心。的確，歷史是多層面多角度的，單一的主題和單一的學科分析，必然會遺漏許多重要的層面。但總體史的目的不在於描述該主題內的所有事項和維度，而是要透過多層面多角度，把所分析的題材呈現得更加充分和完整。而從研究的手段和技術層面言之，在相對有限的區域空間內，是比較容易實現綜合性的總體史的學術追求。反過來，綜合性就成為區域社會經濟史研究的一大特徵。
黃宗智在分析近三十年間（二十世紀六到八十年代）美國中國史研究時，指出美國第三代的中國史研究的一個比較主要的共同方向就是綜合性的地方史研究：「在歷史研究題目的選擇中，一個主要的傾向是以空間而不以專業來限制研究對象的範圍。理想的成果是對一個地方作出綜合性的研究，把自然、地理、經濟、社會、政治、文化作為一個體系來分析」。前揭日本學者森正夫在概括地域社會論的研究路徑時也說：「以綜括地把握人類生活的基本場所（廣義的再生產場所）為目的之方法概念」。所以，我們在選取一定區域進行微觀視域的研究之時，應該將地方社會看成一個整體而加以綜合研究，即將地方社會視為一個整體，其中既有官方的滲透，又有民間的根底；既有文人書面文化，也有從民俗文化中產生的社會價值觀和群體規範，它們相互作用，相互滲透，呈現為總體架構。因此，儘管我們在研究中不得不選擇不同的區域，但是一個總的理念是：一個地方社會是一個整體，這一原則必須貫穿於區域社會經濟史研究中，對這種整體性的認識和堅持，也將是我們在方法上進行綜合性研究的前提。
就已有的學術成果而言，綜合性的區域社會經濟史研究至少包括如下五個層面的內容：（1）一定地域空間範圍內的人群存在和依賴的自然和生態環境；（2）人類為了生存和發展而改造自然環境所從事的生產活動和生計方式，並進而形成一定的經濟結構和經濟形態；（3）在生存的基礎上，人與人相互交往而產生一定的社會關係網路和社會組織，進而發展成為具有一定規則和秩序的社會形態；（4）在社會之中，為了財產的佔有和分配而產生階層和階級，不同階層之間建立一種權力格局與政治架構；（5）因長期的生產、生活和社會交往，而產生的系統的地方性的習俗、知識、技術與思想，如此等等。以上諸多方面的綜合研究，就能實現在一定地域空間範圍內，環境史、經濟史、社會史、文化史甚至政治史的內在貫通和有機整合。
在區域社會經濟史追求區域內部的社會經濟發展諸多因素綜合性的基礎上，我們還必須重視外在的國家權力與制度的影響作用，不能在關注區域社會經濟發展之時，將國家視為彼岸的東西。由於區域社會經濟史研究比較重視強調「本地人群」在地方經濟活動或地域社會歷史進程中的主體作用，同時也關注地方或者地域環境在「本地人群」的形成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由此很容易在有意無意之間忽視了外在的、來自國家的權力、制度的影響。山田賢在反思日本地域社會論的困境之時，就認為存在一種國家與社會的二元分離，地域社會論關注的是不受國家支配的「地域」的自律性，將國家統治或國家本身看作是存在於地域之外的事實，這樣的研究是不完整的，難以真正揭示中國社會的結構特點。
對於具有上千年中央集權統治、高度政治制度文明的中國傳統社會而言，區域社會經濟史研究須放在國家政治制度史的格局下進行研究，我一向以為，中國傳統社會是政治優先，而非經濟優先。包括歷史上的西北屯田與開發，很大程度是王朝統治者出於軍政控制之目的，當然在客觀上也促進了邊疆區域開發。在此就不得不考慮王朝統治與邊疆地方社會之間的互動關係。於是汪榮祖在「論中央史與地方史的重新整合」時曾經指出：「地方史包含某時某地的社會經濟結構和日常生活，固然有其特殊性，然也必須在整體的格局中來觀察，故又不能不注意中央與地方之間在史觀上的循環互動關係。國史從地方史入手，基礎才穩固；而地方史又須從國史的大格局中去理解，才有意義。這兩個方面互動關係的釐清，當有助於國史的重新整合。」這裡的中央史與地方史的劃分大概是從傳統政治的角度出發。從現在嚴格的學術理路而言，地方史和區域史是有區別的。 區域，僅僅是為了深入研究的需要，卻不應以此為由而畫地為牢、固步自封。區域史同樣也不應作為國家史的附屬，在某種程度上言之，區域往往擁有比國家更長的歷史，雖然它只是國家的一部分。更為重要的是，區域史能夠傳達連續與變化的真實感覺。
國家視野下的地方或區域研究，需要我們將國家典章制度與地方社會實踐結合在一起。傳統的制度史研究的弊端就在於僅僅關注制度條文本身，缺乏對於制度在地方實施的過程和效果的考察，我們需要從國家與地方的互動視野，將制度與實踐結合起來，走向「活」的、「實踐」的新制度史研究。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就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法國鄉村史研究而言，其有一個共同的目的：確定國家的社會經濟與政治觀念與實踐擴散（並被採納與調整）到法國各省區的途徑和程度，這種途徑和程度，可以稱之為國家制度的地方化過程，區域史研究的目標之一就是找尋國家制度在不同區域之間實施的差異性，這種差異性背後是一個動態的博弈與調整的過程，這種差異性也是區域歷史特徵所塑造而成的。當然，在強調國家的影響的同時，我們也必須認識到，區域不僅應當被視為對外部因素、國家因素的被動回應，而且應被視為正在積極地創造其本身的歷史。地方上的人群世世代代生活在這一區域，他們為了生存與發展，不斷創造並改變其所處的環境，摸索並建立適合自身的生存和發展所需要的社會組織與社會制度，並不斷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地方性知識。
除了國家視野外，區域社會經濟史研究還必須具有全球史視野，特別是對於明清以來的社會經濟史研究而言，必須從世界的視野考察各區域的經濟社會發展，在宏觀上發現中國區域發展的多樣性、不平衡性以及在國外相關經驗參照下凸顯出來的特殊性。「全球化」是當今國內外學術界使用頻率最高的術語之一，也是當今國際社會科學領域研究的重要課題。經濟全球化一般認為是15世紀末誕生於歐洲，而在李伯重看來，歐洲之外的亞洲，包括中國，在經濟全球化過程的出現和發展過程中，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與傳統的閉關自守的偏見不同，明清時期，中國與外部世界的聯繫空前加強，不僅鄰近國家與中國保持傳統的朝貢貿易，或者以走私貿易作為補充，而且遙遠的歐洲國家，如葡萄牙、西班牙、荷蘭以及它們在亞洲和美洲的殖民地都要捲入與中國的貿易之中，使得以生絲與絲織品為主的中國商品遍及全世界。因此，從「全球化」的視野來觀察明清時期的中國，會給當今的中國人帶來更多新的啟示。試以穆素潔的《中國：糖與社會——農民、技術和世界市場》為例，作者通過將中國的蔗糖生產史置於全球的框架中，試圖研究長期的經濟變化和分析中國鄉村日常生活、食品和農業技術的結構，是以哪些方式與國際商品流通、遠方的經濟決策和歐洲內部貿易對抗交織在一起的。該書著眼於蔗糖的歷史，但實際上卻是在全球的視野下對區域經濟史進行了重新解構、試圖揭示資產與生產的聯繫，以及國家在這當中所發揮的作用。
應該看到，區域社會經濟史作為一門新興學科，在許多方面還不成熟，儘管成果大量湧現，但未能形成多數史學家認同的一致的學科體系和學術規範。包括區域的界定，區域社會經濟史研究的對象，所採取的研究方法等等。但有幾點還是逐步被大家所接收和認同的，其一，就區域的界定而言，區域史不同於地方史，應該以研究的對象和方法，以及歷史的內在邏輯一致性來界定區域，而不僅僅是地理的範圍劃分。其二，就研究方法而言，既然區域社會經濟史是綜合性的整體史研究，其研究的內容涵蓋了經濟、社會、文化等多層面，就應採取多學科交叉滲透融合的方法，如經濟學、社會學、地理學、人類學、人口學、生態學、民俗學等等，一切學科都可以成為方法論，一切都以是否有助於我們理解歷史、揭示問題為圭臬。其三，歷史必須以史料為前提，對於區域社會經濟史而言，除了官方典章制度方面的文獻之外，走向田野，大力挖掘、整理地方文獻和民間文獻就顯得尤為重要。而且在「找文獻」的同時，我們必須將收集到的地方文獻置於當地的社會生態環境中去「讀文獻」，只有將地方文獻置於地方性知識和地方的歷史發展脈絡之中，才能真正做到「了解之同情」。
限於文章篇幅，注釋皆省。
文章來源：《中國經濟與社會史評論》，2015年卷。
作者：楊國安，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編排：蘇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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