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不是「突擊戰」 呼籲延長學者學術生命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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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秀娣

在2018年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三位學者中，年齡最長的是96歲的美國阿瑟· 阿什金假，年齡最低的是59歲的加拿大唐娜。他們做出諾獎成果的年齡都相對較晚。這裡關心獲獎者的年齡，是想通過舉例說明世界最高科學技術獎項獲得者中有中老年學者，以此來證明中老年學者同樣能出色開展科學研究，取得傑出的成就。之所以強調年齡問題，是針對國內學界存在對學者學術年齡過分設限的現象而言的。目前國內大多數人才招聘、項目申報、獎項申報都對應聘者、申報者有嚴格年齡限制。在學界有一種觀點很流行，那就是學者在45歲之前還拿不到學術頭銜，其學術生涯基本就結束了。此種問題如得不到糾正，對國內廣大學者和科技事業都是大損失。

管理者對學者學術年齡設限的原因大致有二：一來認為年齡偏大的學者已過了出成果的最佳時期，體力、智力後勁不足，在其身上投入「性價比」不高；二來是希望克服論資排輩現象，給年輕學者更多脫穎而出的機會。不否認此類政策的出發點有一定的道理和積極意義，但如被濫用，把科研條件或評價中的年齡標準絕對化，就會讓熱愛科學、潛心研究的學者因年齡偏大而無用武之地，也會讓大多數中青年學者陷於被「年齡」快速淘汰的中國式「學術慌張」之中。如此人為設定學術年限，也是學風浮躁、急功近利，甚至學術造假、腐敗的體制機制原因之一。

過於在乎學者從事學術科研活動的生理年齡並無科學依據。

首先，從人的生理髮展規律看，現代人身體基本素質好，有的人即使到了中老年，依舊精神飽滿、思維敏捷。腦科學研究表明，人類具有巨大的潛能，一般人只使用了大約10%的人腦功能，愛因斯坦也只用了30%。更有心理學家指出，人類僅僅開發了自身潛能的4%，還有96%的能力尚未發揮出來，所以大多數時候，年齡不會成為科學研究的障礙。著名語言學家周有光早年專攻經濟，近50歲時「半路出家」，參與設計漢語拼音方案，被譽為「漢語拼音之父」。事實上，中老年階段科研活動卓有成效者不勝枚舉，而且有一類人本身就屬於大器晚成型。

其次，從科學研究發展規律看，科學研究是發現真理、揭示真相的社會實踐活動，以腦力勞動為主，對從業者的智力要求較高，中老年學者在這方面不存在年齡弱勢。同時，因為科學研究是對未知世界的探索，科研的目標和結果都有不確定性，有的科研項目短期內會有研究結果，也有的項目可能研究者一輩子都在尋找答案，所以設定學者的學術年限沒有意義。事實上，科學研究關乎的是高深學問，從業人員註定投身的是一項艱巨、寂寞、長期的事業，要想坐得住幾年甚至幾十年的「冷板凳」，一定是出於對問題研究的興趣愛好，所以真正的學者追求的是其開展科學研究的權利，而這理應得到社會的尊重和保護。

再者，從社會角色發展規律看，在國內，大多數年輕人要在博士畢業後才能正式進入高校或科研機構，在此後的一段人生時期內，也正是他們中的大多數人結婚成家、生兒育女、侍奉老人的關鍵階段。客觀上，這些多個社會角色會耗費年輕學者們許多時間和精力。同時，也並非人人都有在此階段拿出靚麗科研成果或達到人生學術巔峰的天賦和好運，如果勉為其難，很可能是以身體健康甚至生命為代價。近來接二連三傳出科技工作者因健康原因英年早逝的消息，這應引起國家的高度重視，其中首先要打破錯過「最佳年齡」就失去學術發展機會的年齡「緊箍咒」，要為學者們創建相對寬鬆、自由的學術氛圍和環境。

提倡延長學者學術生命期限，不是支持中老年學者去佔有年輕人發展的學術資源。學者應該過上體面的生活，但投身科學事業絕不能沖著物質名利而去。希望國家政府科研經費、科研項目分配回歸科研需要本身，科學評價注重科研成果本身。相信隨著科學研究和物質名利不斷脫鉤，學者學術年齡問題將不再是一個敏感問題。

（作者系同濟大學教育評估研究中心主任，上海高校智庫管理與研究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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