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人類歷史一條不可易的鐵律

歷史就是人事記載，「事」由人為，「人」則後浪逐前浪，一個時代與一個時代不同。事亦然，因此說歷史不重演。但事必有理，「理」寓事中，事不同而理則同。如蘋果落地，蘋果各有不同，蘋果所落的時與地亦不同，而蘋果落地之理則無不同。惟事易見而理難明。大而至於國家興衰，民族存亡，散而成為政治、軍事、外交、經濟、教育，乃及學術文藝等各項工作；遠而溯及千萬年之上，近而及於眼前當身；形形色色，林林種種，莫非事，即莫非史。而每一事之背後則必有人。人生不過百年，一代代新人替換，事變不停續發，歷史也就不斷開新。

亦有明屬一事而不易見其為一事；亦有事雖易見而事中所寓之理則不易知。抑且事與事間實無界隔，此事可通那事，此時直透那時。一部歷史，過去、現在、將來，錯綜複雜，其實會通而觀，則只是一大事。人人在此一大事中，事與事相涵，人與人相合；人無終極，事無終極。一部歷史只成一大傳統。抽刀划水水不斷，前有千古，後有千古。如我們在此講堂講此題目，過去的實未過去，未來的卻已來到。如目前講了三分鐘，其實三分鐘所講並未過去，若過去不存在了，試問下面又從何講起？故知過去實未過去，而未來實已來到。諸位雖未知我下面將講些什麼，而我則成竹在胸，早已有了腹稿，下面定會如此講。所以歷史上過去的不一定過去，其實還存在；而歷史上未來的也不一定未來，可能是早已來到。全部歷史則成為一大現在，我們正當把握此現在，不斷地去奮鬥創新。

普通認為過去事可知，未來事不可知，其實不盡然。如今講堂桌上放此茶杯，不知何時何人在此放上，在我說來卻不易知。此茶為我而設，我渴時可飲，飲後可以解渴，在我說來卻極易知。又如我在此講話，如何發心決定講此題，那時心境已如泥牛入海，渾化無跡，在我此刻卻成為不易知。但此下將講些什麼，則此刻已定，斷然可知。

我們也可說，事不可知，而理則必可知。諸位當先具有一信仰，即天地間任何事都離不了有一理。諸位當堅信，天地間無無理之事。合理則事成，失理即事敗。理屬公，欲屬私。存了「私慾」，即昧了「公理」。欲合理，則所欲亦是公而事必成。欲違理，則所欲只是私而事必敗。此理此事則斷然可知。若理不存在，或有不信，則一切歷史將無可說。

所謂「歷史人物」，必然是一個能合理行事之人物。有如此人物，始能負起歷史上所賦予的使命。我們當要有此智慧，有此胸襟與抱負。不合理的人物，則只能來使歷史黑暗，甚至毀滅，使歷史失其存在。

歷史上有常然、必然、當然、偶然、或然的事與理。理有兩方面：

一物理，為自然之理。

一倫理，為人事之理。

如日出、日落，春、夏、秋、冬，是常然、必然之理，我們亦稱之為自然，此乃「物理」。人亦是自然中一物，如飢必食，渴必飲，各人必求保護其各自之生命，此亦自然之理。但自然之理之外尚有「人事之理」，人事都起於人之欲。有生之物皆有欲。人亦然，而更甚。「理」「欲」對立，而理中無欲。如上帝主宰，如太陽運行，此皆有理而無欲。無生物一順自然，此亦有理無欲。有生物則各有一生命欲，然適者則存，是即合理則得生，背理則必亡。人不能無欲，有生物中惟人之欲最多。如想吃魚，又想吃熊掌，欲多了，不可兼得，當知挑選。吃魚省錢，吃熊掌費錢，吃魚易消化，吃熊掌不易消化，此等尚易挑選得宜。如你想當大總統，抑或想做皇帝，挑選便不易。法國的拿破崙，中國民初的袁世凱，皆曾對此經過了挑選。

歷史上的得失成敗，興衰治亂，皆由人類內心「理與欲」之分合之分數多少而判，此乃人類歷史一條不可易的鐵律。有人不知此鐵律，或不信此鐵律。中國古人，因其最精通歷史人事，故最能看重此一鐵律之存在。理屬自然，如天所命，故曰「天理」。欲則起自人生，由人所出，故曰「人慾」。中國古人極嚴天理、人慾之辨，但近代中國人則多不信此，說人慾便是天理，那有外於人欲之天理。則試問袁世凱洪憲稱帝，論其內心，究當如何說？若如中國古人說，此乃人慾非天理，豈不直截了當，明白確切，深入淺出，人人易知嗎？

歷史是否有命定？若專由「理」言，則歷史有必然性，是命定的。因世界無無理之事，無理之事不得存在。故歷史演進則必然是合理的，亦可說是命定的。但理可以規定一切，範圍一切，故事有常然與必然。而從另一面講，理似不能推動一切，停止一切，至少從人事上講是如此。推動與停止皆由人，故事有偶然與或然。袁世凱正式宣誓當了中華民國第一任大總統，忽然又想當起皇帝來，有此事，無此理，此乃一種偶然，非必然。若純從歷史事件看，只就其表現在外面的來看，則歷史事件一切是偶然，無必然。因理雖必然，而事則由人。人抱私慾，可以不必然。所以歷史上有種種得失成敗與興衰治亂，而求其所以然之理，則只一無二。

所以人該能「知事明理」來自導其欲，使其所欲必當於理而無違無背，於是在人事上乃有一「當然」，中國古人稱之為「盡人道」。但人道盡了，人事則仍無必然。如當時國父孫中山先生把總統位讓給了袁世凱，也只是盡人道而已。此後之洪憲稱帝，中山先生實也不能預知。而且也無從斡旋。就軍事學上講，則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因我之不可勝掌握在己，而敵之可勝則其權在人，如是則只有「待」之一法。

因此論歷史人物，又該注意到「歷史時代」。只有少數人卓然傑出，能開創出一新時代，主持一新局面，干旋一新事業，此在政治、學術皆然。此乃有了人物，而始有此時代者。如中山先生之創建中華民國，可為有此人物乃有此時代之例。其他歷史人物，則多為歷史時代所囿，即如中山先生同時，如康有為之主張保皇，袁世凱之帝制自娛，雖其間亦有不同，要之其為「時代所囿」則同。

人物有時扭轉不過此時代，孔子亦嘆「道之不行而歸之於天」，此處所謂「天」，實即指當時之歷史時代。故孔子教人「知天命」。時代不可為，而聖人仍必有為，故曰「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其不可為乃屬於歷史時代，乃天命。其仍必有為，乃屬人之使命，亦仍是天命。人事無必然，此即歷史之不能有必然；而天理則有必然。即使是一聖人，遵天行道，終不能要外面沒有不可知之事來相干擾，故曰「盡人事」，盡其在我之可知，留其不可知以待之天。當知常然中有理，偶然、或然中亦有理。孔子大聖，縱不能扭轉其當身春秋時代之一切，以符其所理想。但孔子終成為一歷史最大人物中之標準與榜樣。只要人類歷史存在，則孔子亦必與歷史同存，永不褪色，永不黯淡。

來源：錢穆《中國文化十二講》 原題歷史上之人與事與理 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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