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而平等（中）

授權轉自：保守主義評論

哲學園鳴謝

結果平等

結果平等是一個完全不同的概念，並在20世紀得到了廣泛的傳播。它先是影響了英國以及歐洲大陸各國的政府政策，繼而在過去的半個世紀里，對美國政府政策的影響也越來越大。在某些知識分子的小圈子裡，對結果平等的渴望近乎宗教般的虔誠。他們希望所有的人都同時停止相互競爭，就像《愛麗絲漫遊奇境記》里的那隻渡渡鳥所說的，「大家都是勝利者，人人都應該得獎。」

「平等」一詞在這裡和在前兩個概念里（即個人平等和機會平等）一樣，都不能照字面意思理解為「完全同一」。實際上，說人不分男女老幼高矮胖瘦，吃飯穿衣的定量標準都應該完全一樣，現在誰都明白這種說法是不對的。結果平等的目標，與其說是「人人一樣」，還不如說是「公平」。不過公平這個詞的含義更為含混不清，要想給它下一個精確的定義，是相當困難的。當前，「公平分配」已經成了一句時髦的口號。

但是，結果平等的概念與前兩個平等的概念在本質上是完全不同的。促進個人平等或機會平等的政策措施，同時也是增進自由的；但那些促進「公平分配」的政策，卻會損害我們的自由。如果用「公平」準則來衡量人之所得，那麼究竟公平不公平，由誰說了算呢？正如大家異口同聲地問渡渡鳥：「由誰來頒獎呢？」其實，如果「公平」不再意味著「完全同一」，那它就不是一個客觀的標準了。「公平」，就像「需要」一樣，人們各有各的看法。若要保證人人都得到一份「公平的份額」，那麼就必須由某個人或一群人來決定多大的份額才算是公平的；而且他們必須把自己的決定強加給別人，對其超過「公平份額」的那一部分所得予以沒收，轉給那些所得不足「公平份額」的人，即「損有餘而補不足」。但是，這些制定決策發號施令的人，與他們為之做主的那些人之間的關係是平等的嗎？我們保證不會身處喬治·奧威爾的「動物莊園」之中嗎？在那裡，「所有的動物都是平等的，但某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

此外，如果人之所得都要由「公平」準則來決定，而不是由其勞動生產來決定，那麼發給他們的「獎品」又從何而來呢？在此，人們從事工作和生產的動力從何而來呢？我們又該如何決定誰來當醫生，誰來當律師，誰去撿垃圾，誰去掃馬路呢？我們又靠什麼來保證人們接受分配給他的任務，並盡心竭力地完成任務呢？顯然，只有靠暴力強制和恫嚇。

這裡的關鍵不僅僅是實踐和理想之間有距離的問題，這個問題當然存在，就像在前兩種平等的概念中也存在一樣。這裡的關鍵問題是，理想的「公平分配」（或者其前身「按需分配」）與理想的個人自由之間，存在根本的衝突。欲使結果平等成為組織社會活動的首要原則，處處都會受到這一衝突的困擾。這樣做的結果只能使國家籠罩在一片恐怖當中。而且，即便採取了恐怖統治，還是達不到結果平等的局面。在此類國家當中，不管以什麼評判標準來看，都存在著大量不平等現象；統治者和被統治者是不平等的，不單單是在權力上不平等，在物質生活條件上也是如此。

同樣，西方各國打著結果平等的旗號也採取了類似的政策措施，雖然這些措施沒有那麼極端，但其結果也差不多，只不過程度較輕。這些政策措施同樣限制了個人自由，並且同樣沒有達到其目的。其結果表明，要想找出一個為大家廣泛接受的「公平分配」標準，要想讓那些得到「公平」對待的人感到滿意，是根本不可能的。相反，越是貫徹結果平等的政策措施，人們不滿意的程度就越大。

那些呼籲結果平等的人，其內心深處有著深厚的道德熱忱，這種道德熱忱主要來自這樣一種普遍信念：這些兒童僅僅因為生在富裕的家庭里，就比其他兒童優越得多，這是不公平的。這當然不公平，但是，不公平的表現形式還有很多。比方說，人們在財產繼承方面是不公平的，如繼承債券、股票、房屋、工廠等等；在天資繼承方面也是不公平的，如繼承音樂才能、體力資質、數學天賦等等。但是從倫理學的角度來看，這二者之間有區別嗎？然而，很多人都對財產繼承深惡痛絕，對天資繼承卻並不耿耿於懷。

我們再從父母的角度來看這一問題。你希望自己的子女得到較高的收入，有幾種不同的辦法。你可以花錢供他上學接受教育，這樣他將來就能找到一份薪水較高的工作；你可以花錢給他開一家公司，這樣他就能比那些拿工資的僱員賺得多；你可以給他留一筆財產，這樣他也能過得不錯。你採取的這幾種支配財產的方式，在倫理意義上有什麼不同嗎？進一步，難道說國家在徵稅之後還應該管你怎麼支配稅後所得嗎？難道說國家應該只允許你把錢花在花天酒地的生活上，而不允許你留給子女嗎？

這裡面涉及微妙而又複雜的倫理問題，這些問題絕不是靠「公平分配」這個簡化了的公式就能解決的。如果我們真要生搬硬套這一公式的話，我們就應該讓那些沒有多少音樂才能的青年接受更多的音樂訓練，以彌補他們天生的不足；而對那些頗有音樂天賦的青年來說，不讓他們接受良好的音樂教育。對於其他各種繼承而來的資質，我們都採取這種辦法來對待。這對那些缺乏天分的青年來說，或許是「公平」的；但對那些具有天分的人來說，也是「公平」的嗎？

人生本就是不公平的。大自然造物，本就是各色人等參差不齊。想靠政府來抹平矯正，這種想法確實很誘人。但我們更應該認識到，正是由於這種不公平，我們從中受益良多。

瑪琳·黛德麗（Marlene Dietrich）生就一雙修長的美腿，人人愛看，這當然是不公平的；穆罕穆德·阿里（Muhammad Ali）天生神技，成為一代拳王，這當然也是不公平的。但是我們要知道，千百萬人喜歡看瑪琳·黛德麗的美腿和穆罕穆德·阿里的拳擊比賽，他們之所以能夠大飽眼福，正是因為大自然是不公平的，這是這種不公平才造就了瑪麗·黛德麗和穆罕穆德·阿里。如果所有的人都是一個模子刻出來的，那這世界會是什麼樣子？

阿里打一晚上的比賽就能賺幾百萬美元，這當然是不公平的。但是，若是我們單單為了追求一種抽象的平等理念，就不允許阿里打一晚比賽（或備戰一天）比社會底層的碼頭工人干一天粗活賺得多，這對那些喜歡看阿里拳擊比賽的人來說，公平嗎？這樣做也並不是辦不到，但是人們再也沒有機會觀看阿里的拳擊比賽了。如果讓阿里和碼頭工人掙得一樣多，那他恐怕就不願意為了比賽進行艱苦的訓練了，或者乾脆就不打比賽了。

公平問題的複雜性還有其另外一面，可以用冒險投機的事例來說明，不妨以賭博中的巴拉卡紙牌遊戲為例。開始時，各玩家的籌碼可能是一樣多的，但是玩過幾局之後，各家的籌碼就不一樣多了。一晚上下來，有的人可能贏了不少，有的人卻輸得精光。若按照理想中的平等理念來看，贏家是不是應該把錢退還輸家呢？要真是這樣的話，那麼這種遊戲也就索然無味了，即便是輸家也會覺得沒意思。可能在他輸錢的時候，他希望退給他錢；但如果從此以後不管是輸是贏，他的錢賭完之後和沒賭的時候一樣多，他還願意再來玩嗎？

很多人認為這不過是賭博當中的情形，其實，這個事例涉及的問題，在現實世界中也是大量存在的。我們每個人在日常生活中做出決策的時候，都會涉及冒險投機的問題。有時涉及的還是一些重大的問題，比方說，選擇干哪一行，選擇跟誰結婚，選擇買房還是做一筆重大的投資等等。當然，更多的時候涉及的都是些瑣碎小事，比方說，打算去看哪部電影，要不要在車流不息的時候橫穿馬路，是買這種保險還是買另一種等等。上述情況都有一個同樣的問題：我們所面臨的風險或者機遇，究竟由誰來決定？當然應該是誰承擔結果就由誰來決定。如果是自己來承擔結果，那麼我們當然可以自己來決定。但如果是別人承擔結果，那麼還應該由我們來決定嗎？人家允許我們來決定嗎？如果你是替別人來玩巴拉卡遊戲，用的是人家的錢，他會讓你想怎麼玩就怎麼玩嗎？難道說人家應該放手不管嗎？你替別人打牌，絕大多數情況下，他都不會完全讓你自己做主，總要給你訂一些規矩，難道不是這樣嗎？我們再舉一個例子，與上面的例子完全是兩碼事，但道理有相通之處。如果政府（其實也就是其他納稅人）承諾，你的房屋一旦被大水沖毀，它將給你彌補損失，那麼你想在一片水災頻仍的土地上自由建房，政府會由著你自作主張嗎？一面是「公平分配」的呼聲甚囂塵上，一面是政府對個人決策的干預越來越多，二者可謂攜手並進，這並不令人感到意外。

人們自己做主自己決策，並且自己承擔其大部分後果，這種體制佔據了美國歷史的大部分時期。正是這種體制，激勵著亨利·福特家族（Henry fords）、托馬斯·愛迪生家族（Thomas Alva Edisons）、喬治·伊斯特曼家族（George Eastmans）、約翰·洛克菲勒家族（John D. Rockefellers）、詹姆士·潘尼家族（James Cash Penneys），他們在過去的兩個世紀里使我們的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同樣是這種體制，也激勵著其他人，他們願意為這些發明家和工業巨頭所開辦的風險企業提供風險投資。當然，這一過程中有許多人都失敗了，可能失敗者比成功者要多，而且他們名字也為人所遺忘。不過，大多數失敗者不是看不明白，他們也知道自己是在冒險賭一把。不論他們是成功還是失敗，只要他們肯冒風險，整個社會便由此獲益。

這一體制給我們帶來的最大好處，便是產生了新的產品和服務，或是產生了生產產品和服務的新途徑，或是大範圍地配置這些產品和服務的新方法。如此一來，整個社會財富增長了，人民大眾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雖然那些富有創新精神的發明家、工業巨頭的財富也會增加，但與整個社會的財富增長相比，後者不知道要高出多少倍！亨利·福特本人確實發了大財，但整個國家也因此擁有了更加便宜、更加可靠的運輸手段，擁有了從事大規模生產的技術手段。而且在許多情況下，他們的個人財富最終還是造福於整個社會。美國有難以計數的私人慈善機構，洛克菲勒基金會、福特基金會、卡內基基金會，不過是其犖犖大者。大量私人慈善機構的興起，正是因為美國的體制長期以來秉承了「機會平等」和「自由」的理念；直到晚近，人們對「平等」、「自由」的理解才偏離了其本來的含義。

僅舉一例，便可一窺19世紀和20世紀初期美國慈善運動勃興之風貌。海倫·霍洛維茨（Helen Horowitz）在一本描述「19世紀80年代至1917年芝加哥文化慈善事業」的書中寫道：

19世紀末20世紀初，芝加哥這座城市呈現出種種彼此矛盾的發展趨向：它既是一個商業中心城市，工業社會的各種基本商品都在此交易；同時它也是一個文化事業蓬勃發展的城市。正如一位評論員所說，「芝加哥是一個奇怪的城市，可謂陽春白雪與下里巴人並存」。

芝加哥文化事業發展的一個突出表現，便是19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早期，建立了一批赫赫有名的文化機構。如藝術學院、紐伯利圖書館、芝加哥交響樂團、芝加哥大學、費爾德博物館、克瑞爾圖書館……

這些機構是芝加哥出現的新事物，不管其成立的最初動機是什麼，它們大多是由一批商人和企業家來組建、維護和管理的……儘管是由私人贊助和管理，但這些機構都是為整座城市設計建立的。其領導班子致力於文化慈善事業，使其不僅僅滿足個別人的藝術或學術追（對這些力量他們無法控制），另一方面也充滿理想主義的文化情結，把博物館、圖書館、交響樂團、大學等文化機構視為滌盪凈化城市風氣，促進城市文化昌明的手段。

當然，慈善活動絕不限於建立文化機構；正如霍洛維茨在另一處寫道，（慈善活動）「是一種多層次的全面勃興」。而且，慈善事業興盛之處，也絕不限於芝加哥一處，霍洛維茨還說「芝加哥可說是美國的縮影」。在文化慈善事業發展的同時，其他慈善活動也廣泛展開。芝加哥市在簡·亞當斯（Jane Addams）的主持下建立了美國第一所貧民講習所——赫爾講習所，對窮人進行文化教育，並幫助他們解決生活中的困難；之後，這種講習所在美國各地迅速建立起來。除此之外，醫院、孤兒院等各種形式的慈善機構也紛紛建立。

實行自由市場體制與追求各種社會、文化目標之間並不矛盾，自由市場體制並不妨礙人們同情那些不幸的人，不管是以哪種方式同情。只要體現了人們幫助窮苦人的願望，任何形式皆可，可以像19世紀那樣開展私人慈善活動，也可以由政府出面對其給予幫助，當然，後者日益成為20世紀的主要形式。不過，各種政府援助形式之間的差異可能極大，以下兩種形式便是一例：第一種是，我們當中90%的人同意政府向我們課稅，以此來幫助那10%的社會底層人民；第二種是，我們當中80%的人投票通過，要求政府對那10%的社會上層人士課稅，以此來幫助那10%的社會底層人民，而這正是威廉·格雷厄姆·薩姆納（William Graham Sumner）所謂「由B和C共同決定D應當為A做些什麼」的著名案例。就幫助那些不幸的人來說，第一種方法可能明智也可能不明智，可能有效也可能無效，但它和機會平等與自由地信念還是不矛盾的。但第二種方法，卻是在尋求結果平等，與自由是完全對立的。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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