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急亂投醫：民國政學界人士的「希特勒崇拜」

文 | 楊津濤

在《我的奮鬥》中，希特勒曾將中國人歸為「劣等民族」，認為相信「一個黑人或中國人」能加入德國生活，是「錯誤的」。1934年，中國駐德公使劉崇傑對此表示抗議，德國政府承諾會在再版時刪掉這一段。

不過，希特勒對中國人的蔑視，並不影響《我的奮鬥》一書在民國熱銷。

1930年代，該書有多個中譯本問世。

1935年，商務印書館在《申報》上刊登「希特拉《我之奮鬥》」的新書廣告，還得到了時任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作序推薦。羅在序言中說讚歎「希特拉之崛起於德國，在近代史上為一大奇蹟」。該序雖被魯迅撰文嘲諷，卻也可見知識界當日對希特勒的推崇。

除羅家倫外，地質學家丁文江、歷史學家蔣廷黼、法學家錢端升、政治學家陳之邁等，在1930年代，也都曾對希特勒頗存好感，主張效仿義大利、德國、蘇聯、土耳其等國的獨裁體制，實現國家統一，以挽救民族危亡。

譬如，希特勒上台不久，錢端升即觀察到：

「德國的勞、資團體雖未能如義大利的組織整齊，但比別的國家也向來高出一籌……也將全國一切生產會社，如德意志商業協會等置於民社黨人領導之下……民社黨將德國一切的政黨或歸併於國社黨，或則禁止其存在……德國的憲法雖尚未變更，而國權則已統一於一黨……」

錢端升希望，中國也能如希特勒領導下的納粹德國一樣，建立一個強有力的獨裁政府。

到了1940年代，中國面對日本侵略節節失利，知識界又出現了一個以歷史學家雷海宗、莎士比亞專家林同濟、劇作家陳銓、政治學家何永佶、哲學史家賀麟為代表的「戰國策派」（他們所辦雜誌名為《戰國策》）。雷海宗等信奉尼采思想，鼓吹「民族至上」、「國家至上」，及「英雄崇拜」，在雜誌上刊登希特勒語錄。

戰國策派雖然不是法西斯主義者，但卻有很多推崇、鼓吹希特勒的言論。

比如，何永佶在《希特拉的外交》一文中，開篇即引用《我的奮鬥》里的話——「內政的任務是如何製造國家的武力；外交任務是如何保障這個已製造出來及在製造中的武力，並在戰爭時找尋作戰的盟友」，並稱讚「這是希特拉對於政治一針見血的名言，充分表明希氏的政治天才與灼見」。何永佶甚至說，「研究希特拉之外交的人們，不由得忘記他道德上的缺憾，而對於他的聰明、機警、敏捷，深深地脫帽致敬！」

圖：民國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我之奮鬥》

在政界，最早提議學習希特勒和法西斯的人是劉健群，時為軍事委員會政訓處處長。

1931年前後，他起草《改組國民黨的芻議》，建議蔣介石，「國民黨仿效義大利墨索里尼的黑衫黨的組織，一切惟領袖之命是從，其組成人員，以著藍衣為標誌」。其後成立了被認為有法西斯性質的「三民主義力行社」和「中華民族復興社」。

力行社先後由滕傑、賀衷寒、劉健群等任書記；復興社有劉健群、賀衷寒、鄧文儀、康澤、桂永清、酆悌、鄭介民、曾擴情等13名骨幹，多出身於黃埔一期。

直到晚年，鄧文儀依舊視德國為當年「歐洲的中流砥柱」，稱讚其「運用國家社會主義武裝德國人的精神思想，促使德國復興進步。」

蔣介石也一度對希特勒及法西斯產生濃厚興趣。但國民黨信奉三民主義，蔣自己亦是「總理信徒」，因此在公開場合，蔣曾多次表示法西斯主義不適用於中國。

為了借鑒法西斯主義中對中國有利的部分，蔣介石將其抽象化，總結法西斯的三個特點：

「第一是民族的自信。凡是一個法西斯蒂一定相信自己的民族是一個最優秀的民族……第二是要一切軍事化，凡是法西斯蒂，其組織，其精神，其活動，一定統統能夠軍事化……第三是領袖的信仰。法西斯蒂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絕對信任一個賢明和有能力的領袖……」

蔣期望以此來約束黨員。

張學良游歐歸來後，也相信只有法西斯主義才能救中國。據時人回憶：

「（張學良）對於希特勒與國社黨領導德國的復興，以及墨索里尼與藍衣社領導義大利振衰起弊的成就，不僅是欣羨，而且說起來，頭頭是道。他認為中國的富強復興，應以德、意為借鑒……他口頭上常表示，不僅是以委員長為，為領袖，而是親切的長輩。」

張學良於《自述》中曾言：

「在德國正逢希特勒崛起，加深我的想像——一個受壓迫的國家，如果希望更生。必須萬眾一心、精誠團結之外，還需要一位能幹的領袖來領導。」

國民黨元老張繼也推崇蔣介石，希望他成為「中國的希特勒」。

希特勒在德國開創的政治模式，及其政治強人的形象，之所以能夠俘獲近代中國諸多政學界人士的「芳心」，在於當日國人苦苦尋求抗日救亡的路徑而不可得，希特勒「迅速崛起」的經驗，契合了國人「病急亂投醫」的時代心態。

比如，1934年，桂永清、酆悌在鄭州視察時曾聲稱：

「法西斯是極權的政治形式，大權集於一人，一言出口，重逾立法，隨機應變，行動敏速。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意竟能一躍而起稱霸世界者，正由於實行了法西斯統治……法西斯運動是中國救國救民的唯一良策，是民族復興的唯一途徑。」

力行社《前途》、CC系的《社會主義月刊》，是當時宣傳德國法西斯主義的重要刊物。

與希特勒在中國大量收穫擁躉同時，1930年代中期，中德關係也走入了蜜月期。1936年前後，蔣介石几次致信希特勒，洽談經濟合作事宜。在信中，他如此讚揚希特勒：

「先生為德國力增光榮，時深欽佩」「德國民眾仰賴大總理堅毅有方領導之力，能與困苦艱難中發奮上進，獲取其繼承光榮歷史而應有之民族地位，良為〇〇之所欽佩也。」

這種讚譽，並不全是客套的外交辭令。

圖：1937年，孔祥熙訪德，與希特勒合影

注釋

（美）柯偉林：《德國與中華民國》，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91、192頁。

《魯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第567頁。

錢端升：《民主政治乎？極權國家乎？》，田曉青主編《民國思潮讀本》第3卷，作家出版社2013年，第546頁。

何永佶：《希特拉的外交》，李帆主編《民國思想文叢：戰國策派》，長春出版社2013年，第300頁。

曾擴情：《何梅協定前復興社在華北的活動》，《文史資料選輯 合訂本》第4卷，中國文史出版社2011年，第199頁。

單世聯：《中國現代性與德意志文化（上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71、172頁。

劉健群：《銀河憶往》，傳記文學出版社1978年，第233、234頁。

《張學良自述》（1957年），竇應泰編著《張學良遺稿》，作家出版社2005年，第102頁。

卞西九：《法西斯組織內片斷憶》，《華文史資料文庫》（第8卷 政治軍事編），第403、404頁。

陳紅民：《蔣介石與希特勒關係論》，《史學月刊》1996年第4期。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