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確立的軍功授爵，一場虛幻的「平等」之夢？
原標題：商鞅確立的軍功授爵，一場虛幻的「平等」之夢？
《漢書·賈鄒枚路傳》中記載了一段路溫舒在漢宣帝初年的上疏：
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
翻譯過來，就是秦朝的世風與士風，以武勇為上，以治獄法吏為貴。
這個認識，在很多人看來，屬於不需要討論的常識，但是，常識究竟從何時而起？
以商鞅變法為界，秦以法治國，可以視為「貴治獄之吏」之始，沒有疑問，那麼，「好武勇」是否是商鞅變法的結果，或者更具體地說，是不是軍功授爵制度的後果？
這個問題，是三解對秦漢軍功授爵制度的思考的緣起，卻並非終點，事實上，當我們對照史料細節，就會發現我們很多常識都是「錯」的。
一
第一個問題，簡單總結，就是「秦人尚武」與「軍功授爵制」的關係。
《大秦帝國》這本小說，帶火了一首詩，《詩經·秦風·無衣》：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於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於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於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其實也不用細講其中的含義，通俗地說，就是國家要打仗了，弟兄們跟我一起上啊！
這種對於戰爭躍躍欲試的情緒，對於今天深受義務教育階段「集體主義」熏陶的年輕人有著極大的吸引力，進而對秦人的精神狀態有了一種移情的想像。
只看這種情緒，「尚武」二字絕對是實至名歸的，但我們必須指出的是，這首詩產生的時代，應為秦穆公之前，以其去世為界限，距離商鞅變法應有365年。
對於這位西方霸主，一直被視為「大秦」對立面的孔子，有一段非常有趣的評價，見《史記·孔子世家》：
魯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蓋年三十矣。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辟，其霸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辟，行中正。身舉五羖，爵之大夫，起纍紲之中，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說。
「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辟，行中正。」不用翻譯也能理解這句讚譽吧？
對於「尚武」的秦國，孔子非但不反對、批評，反而盛讚其為政足以王天下，做霸主其實是小了。
再看《左傳·成公十三年》的記載：
劉子（周天子大臣劉康公）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
祀即祭祀，戎即軍事，周室的大臣抱持這樣的觀念，正是周朝長久以來的政治傳統，而《論語·顏淵》中也記錄了孔子的理念：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讓糧食充足，讓軍備充分，讓民眾信賴，方才足以立國， 可見，孔子並不反對「尚武」，但更關心百姓的福祉，究其根本，在於孔子認可的「中正」政治，就是周朝的政治傳統，而周朝的制度體系實質上就是軍政合一的軍事貴族統治，而這種統治，不可避免的是一種「尚武政治」。
問題是，這是周制天下諸侯國的共性， 不是秦國一家的特性，在這些執政貴族自上而下都是封建職業武士的制度下， 又有哪家不是「軍國主義」呢？
顯而易見，秦人「尚武」傳統並非始自商鞅變法，兩者之間根本沒有因果關係。
甚至可以說，「尚武」的傳統本身就是周朝軍事貴族分封制的傳統遺留，商鞅變法之後的秦國只是造了一個「電冰箱」，延長了它的「保質期」。
有趣的是，在不少人的認知視野中，秦的一統天下，反而是「先進戰勝落後」的過程，先進的證據就是「郡縣制」代替「分封制」、「授田制」代替「井田制」、「軍功貴族」代替「血統貴族」，進而想像秦國是「庶民的勝利」，以及「秦律面前人人平等」。
問題是這些死記硬背的名詞解釋真的代表歷史真實嗎？
還是回顧下《商君書·境內篇》關於軍功授爵制的原文：
能攻城圍邑斬首八千已上，則盈論；野戰斬首二千，則盈論；吏自操及校以上大將盡賞。
行間之吏也，故爵公士也，就為上造也；
故爵上造，就為簪裊；就為不更。
故爵為大夫。爵吏而為縣尉，則賜虜六，加五千六百。爵大夫而為國治，就為大夫。
故爵大夫，就為公大夫；就為公乘；就為五大夫，則稅邑三百家。
故爵五大夫；皆有賜邑三百家，有賜稅三百家。
爵五大夫，有稅邑六百家者，受客。
大將、御、參皆賜爵三級。
故客卿相，論盈，就正卿，就為大庶長。
故大庶長就為左更；故四更也，就為大良造。
能得爵首一者，賞爵一級，益田一頃，益宅九畝，一除庶子一人，乃得人兵官之吏。
加粗的一句非常重要，意思是原本為「大夫」爵位的，戰功「盈論」，可以晉爵為公大夫、公乘、五大夫，而這三個爵位，都有稅邑可食，也就是受封300家人的租稅。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與很多「秦粉」的莫名其妙的古文翻譯不同，這段話中完全沒有說「不更」可以升為「大夫」，也沒有說「五大夫」可以升為「卿」。
參照漢初《二年律令》的分類法，公士、上造、簪裊、不更這四等是「士爵」，也就是普通百姓可以用一顆砍首級升一級的上限。
就是「爵吏而為縣尉」、「爵大夫而為國治，就為大夫」。
這裡最難解釋的就是故爵「大夫」，為什麼還「就為大夫」？
這前一個「故爵大夫」是第四等「大夫」爵，後一個「就為大夫」則是「（國）大夫」職位，他們的爵位升遷標準，屬於「集體獎」，見《商君書·境內篇》：
五十人一屯長，百人一將。其戰，百將、屯長不得斬首；得三十三首以上，盈論，百將、屯長賜爵一級。
以戰故，暴首三，乃校，三日，將軍以不疑致士、大夫勞爵。其縣四尉，訾由丞尉。
《商君書·境內》中關於軍功授爵的記載，絕對可以評價為亂七八糟，唯有結合出土的秦漢簡牘才能真正理解其中的邏輯。
簡單梳理一下，就是戰後要檢驗首級，將軍許可權範圍內的授爵，只有「士爵」四等和「大夫爵」四等，士爵的獲得途徑很簡單，斬一首級賞爵一級，授田1頃，宅地9畝，除庶子1人，可以擔任對應的官職和軍職。
一旦到了屯長、百將的軍職，就不允許個人斬首了，而要以團隊斬首33個以上才算達標，授爵一級，也就是說，指標改成了「團隊獎」，這個屯長和百將，三解之前在《一個流傳2000年的謊言：從陳勝的出身看秦朝滅亡的真正原因》屯長應該對應「不更」爵。
也就是說，這段補充信息給出了「不更」爵升遷「大夫」爵的途徑， 即擔任百將、屯長率領本部斬首「盈論」，這個途徑的難度，遠遠高於「士爵」的獲得。
二
如果按照商鞅變法時代的制度，帶兵500人的「五百主」下轄短兵50人，帶兵1000人的「二五百主」下轄短兵100人，按比例放大，「將」的短兵為4000人，則其帶兵總數應為40000人。
40000人的軍隊，百將400人，屯長800人，野戰斬首2000「盈論」，普通士兵的斬首封爵概率是5%，屯長的「盈論」封爵概率是7.5%；攻城斬首8000「盈論」，普通士兵的斬首封爵概率是20%，屯長的「盈論」封爵概率30.3%。
看似不少，但必須考慮「屯長」的擔任，從最低的「卒」升爵，需要4個斬首，這個概率可就壓縮到極小了，再考慮到秦國的戰爭頻率和人口輪流動員的輪次，這個概率就更低了。
秦惠文王時代，27年間開戰11次，前13年打了4仗，只有宜陽一仗規模較大，後14年打了7仗，其中有2次斬首8萬的大戰，還有1次阻擊五國伐秦。
秦武王時代，4年間開戰1次，斬首6萬。
秦昭王時代，54年間有戰爭的年份為33年，有的年份同時進行3場戰爭，其中有斬首數量記錄的就達到6次，總數近100萬。
看似無比殘酷，實際上，《史記》中沒有斬首記錄的戰爭，往往意味著規模局限於城邑爭奪，甚至都達不到完整的縣的層級，其動員規模往往就是一郡或幾郡之地，真正的達到斬首數萬、幾十萬的全面動員戰爭，上述的85年間，總共只有9次。
所以，哪怕在秦統一之前，有記錄的斬首數就達到了181萬，可戰國時代的人口並不像很多人想像的大幅銳減，恰恰相反，幾百年的戰亂之間，各國的人口反而穩步增長，到秦始皇統一前，達到了4000萬左右，而從陳勝吳廣起事到劉邦建立漢朝，短短7年間，人口減少到了1500萬—1800萬，損失了55%—62.5%。（見葛劍雄：《中國人口史》第一卷）
巨大的人口基數，也就意味著人力資源的充沛，單個「卒」被徵發參戰的幾率並不是100%，而是以輪次降低，參戰之後，獲得首級的幾率就更低了，所以在秦軍中收拾自己人的現象屢見不鮮，睡虎地秦墓竹簡《封診式》中就記錄了倆案子：
奪首 軍戲某爰書：某里士五（伍）甲縛詣男子丙，及斬首一，男子丁與偕。甲告曰：「甲，尉某私吏，與戰刑（邢）丘城。今日見丙戲旞，直以劍伐痍丁，奪此首，而捕來詣。」診首，已診丁，亦診其痍狀。
□□ □□某爰書：某里士五（伍）甲、公士鄭才（在）某里曰丙共詣斬首一，各告曰：「甲、丙戰刑（邢）丘城，此甲、丙得首?（也），甲、丙相與爭，來詣之。」診首□?發，其右角痏一所，袤五寸，深到骨，類劍?；其頭所不齊??然。以書讂首曰：「有失伍及?（遲）不來者，遣來識戲次。」
前一個案例是甲在軍營附近看到丙拿劍砍丁，要搶奪丁獲得的首級，就見義勇為捕獲了丙，送過來治罪。
後一個案例是甲、丙二人參戰，兩人得到一個首級，互相爭奪，就來求官裁斷，沒想到驗首級之後，發現受的是劍傷，不是戰場上矛、戈之類長兵的戰傷，懷疑是謀殺的自己人，於是通告要各部隊統計失蹤人員，來辨認頭顱。
可見，斬首拜爵的「偉大制度」連春秋時代秦國「與子同袍」的優良傳統都給折騰沒了。
不過，如果說「士爵」是個人可以通過「努力」改變命運的階梯，「大夫爵」是需要逆天運氣加持的「彩票」，那麼，「卿爵」就是無法逾越的鴻溝。
上面的引文顯示出，五大夫是非常特殊的爵級，作為「大夫」爵的頂級，它的「盈論」獎勵只是增加稅邑戶數和允許「受客」，至於五大夫跨越到左庶長的方法，《商君書·境內篇》根本沒說！
萬幸的是，在《史記·蒙恬列傳》中，特別露骨地介紹了「卿」如何誕生：
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得為秦將，攻齊，大破之，拜為內史。
他的家世是什麼呢？
恬大父蒙驁，自齊事秦昭王，官至上卿。始皇七年，蒙驁卒。驁子曰武，武子曰恬。
過往，我們總是用成功學的視角看這段記載，解釋為「將門出將」，從制度史角度思考，卻應該是「卿門出卿」，因為蒙恬之前的職業經歷並非「行伍」，而是「恬嘗書獄典文學」，也就是一個熟悉律令的書生刀筆吏。
再舉一個例子，就是樗里子：
秦惠王八年，爵樗里子右更，使將而伐曲沃，盡出其人取其城，地入秦。
秦惠文王三年，秦王行冠禮，樗里子是他的同父異母弟弟，年齡自然比他小，秦惠文王八年時受封「右更」，相差五年，應該也是樗里子剛剛行冠禮後，即封爵出征，哪怕沒卡這麼緊，也就是個二十郎當歲的小青年。
注意，此時秦惠文王還沒有稱王，「君」已經是最高爵位，右更僅次於封君和大良造，已經屬於顯爵，而這，還是《韓非子·定法》所說的「惠王即位，秦法未敗也」，也就是說，嚴格遵循商君舊法的軍功授爵制，「公子」的起家爵位也是「頂配」。
再看外戚權貴魏冉，《史記·穰侯列傳》記載：
自惠王、武王時任職用事。武王卒，諸弟爭立，唯魏冉力為能立昭王。昭王即位，以冉為將軍，衛咸陽。
能夠影響諸公子爭位的結果，魏冉在秦武王時代的權勢並不小，可不是什麼底層小人物，直接接任將軍，實際上也是掌握軍權，必然是卿位。
最後看名將白起，《史記·白起王翦列傳》記載：
郿人，自是秦人，而非客卿，作為善用兵者，白起這樣的人，如果真的是秦軍中行伍出身，前半生的軼事傳聞絕不會少，然而，《史記》中的記載直接從昭王十三年開始，並明言白起為左庶長，說明，他可能和樗里子一樣，都是青年領軍，起家即為方面之將。
但是，在《史記·秦本紀》中，白起發動新城之戰的職位變成了左更，然後以左更的身份指揮了伊闕之戰，若白起本傳記載更準確，則新城之戰，白起實為奉命攻韓宜陽的向壽的部下。
而左庶長（白起、王齕）和左更的區別，與客卿（胡陽、錯）和左更、中更的區別略同，正是偏裨之將與方面大將的區別，這種分化，最直接的原因，應該就是秦國擴張後人口和軍事實力的快速膨脹。
在商鞅變法時代，軍隊的最大編製，也就是40000人，再在上面以「庶長」為「大將」統帥多支部隊，規模也就是10萬人上下。
可到了白起攻韓魏的伊闕之戰、攻趙的長平之戰，僅看斬首的數量即知秦軍總數已經奔著50萬以上去了，其部隊的編製結構，自然要在秦孝公、秦惠文王時代軍隊架構的上方疊加更大的編製。
但是非常明顯的是，諸多秦國名將的起家爵位都是左庶長、客卿。
歸根結底一句話，僅就已知的記載來看，從小兵到封君的神話，根本就不存在。
三
哪怕是變法者本人，也並沒有執行「秦粉」們認為最進步的郡縣制，見《史記·秦本紀》：
（秦孝公）二十二年，衛鞅擊魏，虜魏公子卬。封鞅為列侯，號商君。
衛鞅既破魏還，秦封之於、商十五邑，號為商君。
惠王即位，秦法未敗也。
在商鞅變法之後很長一段時間裡，因為秦未稱王，大良造之上即為「封君」，比如白起就由大良造而被封為武安君。
如果說，白起這樣的名將還是因軍功受封，屬於「軍功授爵」的範疇，那麼，以下的一群封君，就實在套不上了：
（秦惠文王二十二年或秦惠文王后元年十月）遂定蜀，貶蜀王更號為侯，而使陳庄相蜀。（《史記·張儀列傳》）
公子通封於蜀。（《史記·秦本紀》）
秦封范雎以應，號為應侯。當是時，秦昭王四十一年也。（《史記·范雎蔡澤列傳》）
昭王十六年，封公子市宛，公子悝鄧，魏冉陶，為諸侯。（《史記·秦本紀》）
這四條記載中的一群封君，沒有一個是軍功封爵，「蜀王」屬於被貶的降人封侯；之後，秦惠文王封了兒子公子通接任蜀侯，這是典型的血統分封；范雎為秦相，他的封侯，按照《韓非子·定法》中說的是「應侯攻韓八年，成其汝南之封」，問題是他根本不是統兵大將，而只是決策者；至於公子市、公子悝、魏冉三個，全都是秦國的親貴，兩個公子，一個外戚，不但分封，而且還立國為諸侯。
這之中，有明確記載被收回封地的就是魏冉死後，秦國收回了陶郡，以及蜀侯被廢為蜀郡，范雎的下場也不是很好，封地應該也丟了。
在這個變化過程中，秦國的變革，並不是「郡縣制」代替「分封制」，而是在承認「血統爵」存在的前提下，進行調整，事實上，史書中，完全看不到商鞅「廢除舊制度」的跡象，只能看到通過參加戰爭獲取戰功而做「加法」。
其實在《史記·商君列傳》的表述中，我們也能看到端倪：
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
宗室沒有軍功不得入屬籍，也就意味著以前沒有「爵秩」的秦國公室子弟不能直接獲得「爵秩」，那麼以前已有的「歷史遺留」分封貴族呢？
「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已經點名了， 有功者自然更加顯榮，無功者「雖富」，封地財產仍舊得到尊重，否則也就富不起來了，但是卻不能享受到更大的榮耀。
如果說這些「封君」、「諸侯」還不足以打碎人們對於軍功授爵制的錯誤想像，那麼，陝西戶縣出土的《秦宗邑瓦書》展示的「封爵分封」絕對算是刨到根兒了：
四年，周天子使卿大夫辰來致文武之酢（胙），冬十壹月辛酉，大良造庶長游出命曰：取杜才（在）之酆邱到於潏水，以為右庶長歜宗邑，乃為瓦書。卑司御，不更顝封之，曰子子孫孫以為宗邑。自桑□（埻）之封以東，北到桑匽（堰）之封，一里廿輯。大田佐敖童曰未，史曰初。卜□（蟄），史□（羈）手，司御心，志是霾（埋）封。
這裡的四年記載很清晰，是秦惠文王四年，周顯王派名叫「辰」的卿大夫把祭祀周文王、武王的胙肉賜給秦惠文王，顯示了秦國勢力的強大。
當年冬十一月辛酉日，官職為大良造、兼任庶長的執政（秦未置相，據張儀戈銘文，此處庶長應非爵位）名為「游」代言秦君之命。
具體內容是分封土地，建立右庶長「歜」（陳直先生考證此人應為秦昭王時為相的壽燭，燭字繁體為「燭」）的宗邑，也就是世襲封地，位置在酆邱至潏水之間。
在山水範圍之外，又特別指出了位置，即「桑□（埻）之封以東，北到桑匽（堰）之封」，「封」其實就是封地的田界，在西周晚期的夨人盤（又稱散氏盤）的銘文中，就是以樹、河、道路等物為基礎標誌，然後再立「封」以為田界，在金文里還有「疆」（埒）也是田界的意思。
這裡的「桑□（埻）」、「桑匽」，具體所指今天已經難以復原，不過為地名並無異議，而且和當地種植桑樹有關，他們和酆邱、潏水共同構成四面的坐標點。
相對而言，「一里廿輯」的解釋分歧就很大了
至於其他的，則是公文格式的相關官吏的署名，不算重點，重點是這份瓦書體現了「分封制」並沒有隨著商鞅變法而消失，而「瓦書」展示的細節表明，秦國對「右庶長」這種軍功爵的分封並非「只食租稅」的虛封，而是傳之子孫的「裂土實封」。
秦國軍功授爵制下的「右庶長」仍受封「宗邑」，而非《二年律令》中規定的「右庶長」授田76頃以及「減等繼承」，說明哪怕是商鞅變法之後，秦國舊血統貴族的土地產權，除非犯法奪爵，否則在法理層面仍是長期穩定的。
事實上，秦國不僅「右庶長」有「宗邑」，也就是「封邑」，睡虎地秦墓竹簡《封診式》中記載的司法案例表明，五大夫爵一樣有自己的「封邑」：
某里五大夫乙家吏。丙，乙妾毆（也）。
這個案子本身不需細說，重點是其間的角色，五大夫是爵位，甲是五大夫乙的「家吏」，按照《史記索隱》的注釋，「列侯稱『家』也」，《漢書·公卿百官表》則說，「列侯所食縣為侯國」，其家臣也稱「家吏」，這就說明，「家吏」不是誰家都能有的，起碼你家裡得有個「封國」或「封邑」才行。
這兩條出土材料，完全印證了《商君書·境內篇》的記載，即「就為公大夫；就為公乘；就為五大夫，則稅邑三百家。」
在《漢書·高帝紀》中的「高帝五年詔」中劉邦也說：
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異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亢禮。
「七大夫」即「公大夫」，在秦朝公大夫、公乘以上爵位都屬於高爵，可以和縣令、縣丞分庭抗禮，所以，劉邦也讓自己的公大夫以上爵「食邑」。
也就是說，劉邦的封爵待遇延續了商鞅舊制。
如果說，事實上的「食邑分封制」自第七等「公大夫爵」以上全部施行，那麼，所謂的郡縣制征服分封制又從何談起？
事實上，商鞅所創製的軍功授爵制，根本不足以撼動秦國的「分封制」土地佔有形態，那麼，它最大的價值，實際上一場對世卿世祿的「贖買」，是對關東六國早就啟動的「由爵本位到官本位」的歷史進程的複製。
四
必須指出的是，這場「贖買」並不是一蹴而就。
對照《商君書·境內篇》中的軍功爵制與《二年律令》中的爵名就會發現明顯的區別：
公士、上造、簪裊、不更、大夫、官大夫、公大夫、公乘、五大夫、左庶長、右庶長、左更、中更、右更、少上造、大上造、駟車庶長、大庶長、關內侯、徹侯。 （《二年律令》）
這種變化的實質上是位階體系的變革，即在某個等級「之上」增加新的等級，增加得越多，越說明這個在這個等級上等候晉陞的候選人越多，而按舊例晉陞，將會產生超越管理者成本底線的變化，進而衝擊整個體系的穩定。
具體來說，第五等「大夫」爵，也就是《商君書·境內》中說的「爵大夫而為國治，就為大夫」，「大夫」，在商鞅變法後，既是爵名，也是官名，「為國治」，也就是「國大夫」，由此分化為「大夫」和「國大夫」兩個爵名，「國」在秦始皇統一後更名為「縣官」，或於此後更名為「官大夫」。
變法前後，秦國地峽民寡，整個疆域實際上自西向東的狹長條形，商鞅「集小鄉邑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所以根本沒有設郡的必要，直接以國尉、內史來統轄縣級單位即可。
這也就意味著，秦始皇統一天下後多達近百的郡級二千石（郡守、郡尉）根本不存在，而統一後數量近千的縣級區劃，在這個時候只有31個，也就是說，秦漢官職體系中規模最大的六百石到二千石之間的地方官「中間層」是沒有的。
秦國在商鞅變法之前，與中原各國的卿、大夫治政一樣，採取庶長、大夫治政，基層區劃則是鄉、邑、聚，鄉和邑，都可能有「大夫」分封治理（此時大夫為封爵，世襲）或被秦國國君任命管理（此時大夫為職務，不世襲），在朝廷之上，也有「大夫」身份的朝官，比如「上大夫」、「下大夫」。
在設縣之後，以令、丞、尉治政，各色「大夫」沒有業務可干，必然要打包下野，轉為「爵位」，參考「故爵為大夫。爵吏而為縣尉，則賜虜六，加五千六百。爵大夫而為國治，就為大夫」的說法，實際上第五等「大夫」爵是作為縣尉和國治（國大夫）的人才儲備，或者說「候選人」。
而「候選人」是沒有封邑的，只有立了軍功之後，才能升爵至「公大夫、公乘、五大夫」，即享受封邑待遇的「大夫爵」。
換句話說，商鞅在改革之後，給原有的中層幹部「留了出路」。
左、右庶長僅在「大夫」等級之上，結合《商君書·境內篇》的記載，實際上是「卿爵」的門檻，所謂「故客卿相，論盈，就正卿，就為大庶長」，等於是在世襲卿爵之外，最大規模，也是最重要的卿爵人才輸入渠道，甚至可以說，靠著高官顯爵吸引來的客卿正是秦國霸業的基石：
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為客卿，與謀伐諸侯。（《史記·張儀列傳》）
魏厓謝病免相，以客卿壽燭為相。（《史記·穰侯列傳》）
乃拜范雎為客卿，謀兵事。（《史記·范雎蔡澤列傳》）
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為客卿。……蔡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為綱成君。（《史記·范雎蔡澤列傳》）
三十三年，客卿胡陽攻魏卷、蔡陽、長社，取之。三十八年，中更胡陽攻趙閼與，不能取。（《史記·秦本紀》）
三十六年，客卿灶攻齊，取剛、壽，予穰侯。（《史記·秦本紀》）
明年，起與客卿錯攻垣城，拔之。（《史記·白起王翦列傳》）十六年，左更錯取軹及鄧。（《史記·秦本紀》）
秦王拜斯為客卿。（《史記·李斯列傳》）
張儀，由客卿而為相；壽燭由客卿而為相；范雎由客卿而為相；蔡澤由客卿而為相；李斯由客卿而為廷尉，這是以職務變化論。
胡陽由客卿而升爵中更；錯由客卿而升爵左更。
另有壽燭或為「秦宗邑瓦書」中的「右庶長」，蔡澤免相後仍號「綱成君」，說明皆有封邑。
這也符合秦國舊官制以「庶長」等同於關東列國的「卿士」執政的傳統，再給予對應級別的封邑，如左更錯、中更胡陽。
其中的佼佼者會在拜相主掌國柄後，獲得更高等級的封邑，比如張儀，「秦惠王封儀五邑，號曰武信君」，功勞特別大的，才會封侯，如范雎封應侯。
前後左右將軍，皆周末官，秦因之，位上卿，金印紫綬。
一直到秦昭王時，白起還曾任大良造，說明此時爵制還沒有進化到「少上造」、「大上造」的時代，這個進程應該要到秦始皇一統天下前後才完成。
大良造分化為「少上造」和「大上造」，大庶長升級後分化為「駟車庶長」、「大庶長」，實質上擴大了自「世襲起家卿爵」到最高級「列侯」之間的級差。
之所以如此，根源在於秦國、秦朝爵位系統的制度安排的「最大受力點」並不在底層，而在上層，頻繁的戰爭以及秦朝的「高勝率」，讓將軍們很容易獲得新爵位，這個難度，遠比普通百姓通過斬首封爵小得多。
畢竟《商君書·境內篇》里寫到一場集體「盈論」的戰爭，「大將、御、參皆賜爵三級」，雖然像白起、王翦這樣的名將，從「左庶長」起家，贏個3仗也就夠封侯了，但是秦昭襄王時代之後的戰爭，仍是以小仗為主，這套體系對於普通的將軍而言還是很有價值的。
更重要的是，新增爵級，本質上就是壓低舊的「世襲爵位」，商鞅變法之前的舊貴族，最高的爵位也只能是左、右庶長，因為更高級的爵位在之前還不存在，保留他們的封爵和宗邑，也只能到這兩級，而除了封君的樗里疾之外，其他的領兵「庶長」還躍進不到「大良造」。
五
商鞅變法的時代，為了塑造官僚組織的新權威，「大良造」位在諸庶長之上，等到「大良造」和「庶長」作為實權官職消失後，「駟車庶長」和「大庶長」反倒凌駕於「大上造」（原大良造）之上。
這個變化的過程，看似是由「官名」到「爵名」，其實是舊的「官爵合一體系」到新的「官爵分離體系」，實質上是「職權」的轉移，把權力從舊的以「庶長」為首的血統貴族組織手中， 轉交到新的以「相邦」為首的官僚組織手中。
根據廣州南越王墓出土的「王四年相邦張儀戈」銘文：
（正面） 王四年，相邦張義、庶長□操之造□界戟，□[工師]，賤，工卯。（背面）錫。
相邦是職位，庶長仍為並列的職位，說明秦惠文王后四年時其地位僅次於相邦，更是體現了秦國舊官制的頑強存在。
庶長操將兵定之。（《史記·六國年表》）
（秦惠文王八年）秦（樗里疾
（秦惠文王后七年）秦使庶長疾與戰修魚
（秦惠文王后十二年）庶長疾攻趙
（秦惠文王后十三年），庶長章擊楚於丹陽，虜其將屈匄，斬首八萬；又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置漢中郡。楚圍雍氏，秦使庶長疾助韓而東攻齊。
（秦武王）三年……使甘茂、庶長封伐宜陽。四年，拔宜陽，斬首六萬。
庶長奐伐楚，斬首二萬。
這之中，身份最明確的人是庶長疾，即樗里疾，見《史記·樗里子甘茂列傳》：
秦惠王八年，爵樗里子右更，使將而伐曲沃，盡出其人取其城，地入秦。十五年，使樗里子為將伐趙，虜趙將軍庄豹，拔藺。
把《秦本紀》和《樗里子甘茂列傳》對照著看，就能發現，問題。起家爵位為右更的樗里子，打了二十年仗，斬首十幾萬，一直稱「庶長疾」，可見「庶長」二字根本不是指具體的爵位
那麼，「庶長」代表的只能是最高軍職，從斬首的規模來看，「庶長」統兵絕對要超過10萬人，甚至不是方面將領的名稱，而是「大將」。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秦本紀》中，自秦昭襄王六年後，即再不見以「庶長」名分出征的記錄，而只有「將」或者「為將軍」
在秦昭襄王登基之後，秦國的「庶長制」終於被清理出了歷史舞台，徹底成為沒有實際權力的「爵名」，而替代他們的，應該就是「將軍」職位。
之所以這個變革發生在此時，一個重要的偶然因素應該是「庶長壯與大臣、諸侯、公子為逆，皆誅」，以宣太后為首的楚系外戚把持秦國國政，一次性將秦惠文王時代留存下來的封君貴族蕩滌大半，一個最直接的證據就是，在此之後，秦國政壇再也沒有「庶長疾」、「庶長壯」這樣的直系宗室子弟擔當軍政首腦的角色。
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眾。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為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為子孫業耳。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
這段滅楚之前的小插曲，用字精當，王翦是「請」，對象是「美田、宅、園、池」，目的是「為子孫業」，同樣是自污，《史記·蕭相國世家》里寫蕭何就是「相國賤彊買民田宅數千萬」，即「賤強買」，對象是「田、宅」，也就是說，王翦這個時代「請為子孫業」，也就是向秦王申請「分封」，除了田宅之外，還有園池（也就是封君的私奉養租稅之入），屬於世襲永業，而非「授田」。
可見，商鞅時代確立的「公大夫」以上爵位食邑的制度，在秦王政時代仍在執行，而劉邦所回憶的秦爵制，也表明秦始皇時代並沒有大的變化。
其在權力運行中的邏輯下，是對保持著春秋時期軍政合一的世襲貴族政治的妥協和贖買，以及對於六國游士一步登天慾望的誘引，而這套制度體系最為人們所津津樂道的對底層秦人「精神原子彈」的刺激，恰恰纔是真的可以忽略不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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