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一南：西路軍為什麼損失慘重？

文史 10-17

原標題：金一南：西路軍為什麼損失慘重？

導語：1936年10月，西路軍遵照中央和軍委命令，西渡黃河作戰，在河西走廊，西路軍孤軍奮戰，伏屍盈雪，由於兵力懸殊、糧絕彈盡，無任何救援，視死如歸，頑強戰鬥半年，在中國革命戰爭史上寫下了悲壯的篇章。

值此特刊發金一南少將的文章（之四），以饗讀者。

四、西路軍為什麼損失慘重？

一是輕敵。

大家普遍認為，河西是敵人力量最薄弱的地方，以為馬家軍戰鬥力不行。李先念同志晚年有段回憶：

西路軍領導開始對在河西走廊創立根據地的困難和敵人力量估計不足。到臨高地區之前，總講形勢大好，敵人已基本被我擊潰。對形勢估計判斷錯誤，發生失誤。古浪戰鬥失利，西路軍領導感到「出人意料」（沒有想到九軍損失了兩千多人）；高台保衛戰，董振堂奉命死守高台，兩千八百餘名官兵幾乎全部殉難，對西路軍領導「震動很大」。

從總體看，低估了馬家軍的作戰能力是我們吃大虧的一個前提條件。馬家軍的核心就是馬步芳的青海第100師，警備第1旅、第2旅，馬步青的騎兵5師，總兵力不到3萬。

我們對馬家軍的認識經歷這樣一個過程：最初並不看好它，但後來遭到失敗，又把對手描述得十分強大，不僅具有兵力優勢，還有裝備優勢，使我們陷於對方火力的猛攻之中。

事實上他們沒有那麼顯著的優勢。其武器裝備較我軍低劣，民團方面更談不上訓練，持長矛大刀及19世紀的毛瑟鉛丸火槍。

五軍軍長董振堂對西路軍的領導說過：馬匪作戰能力不行。因為董振堂當初在西北軍服役的時候，1928年曾在永登與馬家軍作過戰，對方一觸即潰，望風而逃。所以董振堂認為馬家軍訓練水平低，作戰能力不強，渡過黃河打垮馬家軍沒有多大問題。

當時紅軍指揮員中發生這樣的對敵人判斷失誤，不止董振堂一個，中央紅軍中也有同樣的問題。

1933年3月4日，馬鴻逵第105旅進佔光山郭家河村，與湯恩伯第89師換防。3月6日拂曉，紅二十五軍74師秘密急行軍60里到達郭家河，乘敵人地生疏、立足未穩發起突然進攻，以傷亡30人代價殲敵兩個團，斃敵207團團長馬兆圖、副團長呂宗文，俘敵205團團長馬鳴及其下屬官兵2000餘人，繳獲山炮1門、迫擊炮8門、機槍12挺、長短槍2000餘支、戰馬百餘匹，副旅長馬登科僅帶60餘人落荒而逃。

這些戰例都大大增強了紅軍面對馬家軍作戰的信心。我們為什麼要在河西走廊，在甘州、涼州、肅州這一帶建立根據地，後來看根本就不可能，但當時低估了對手，覺得可能。

中央紅軍也發生過低估敵人的問題。遵義會議開完，確立的戰略方針是「赤化四川」，首先建立川西北根據地。中央紅軍中的幾位川籍將領向中央的建議，認為川軍好打，作戰能力不強，建立川西北根據地，赤化四川沒有問題。

遵義會議採納了這一意見，結果土城一役吃了大虧。那是毛澤東同志剛剛復出，剛剛通過遵義會議獲得了軍事指揮權，指揮的第一仗就打敗，被迫一渡赤水，從宜賓一帶渡過長江的計劃完全無法實現。

所以，對敵人的低估不僅發生在西路軍，中央紅軍照樣發生。尤其五軍軍長董振堂長期在西北作戰，對馬家軍是了解的。他向徐向前、陳昌浩等領導建議，認為馬家軍戰鬥力不行，會給西路軍主要領導留下深刻印象。被大家忽略的是，董振堂已經離開西北多年，而這段時間內馬家軍也是變化的。

1928年和董振堂作戰的馬家軍，三日一操練，半年一會操，多數士兵把給養拿回去過生活。所以甘、青一帶有「只吃糧，不當兵」之說。說是去當兵，當什麼兵啊，把糧食拿回家去了，也沒什麼訓練，就是三天去出個操，半年去會個操，非常鬆散的部隊。

甚至圍攻古浪作戰時，馬家軍缺乏現代化訓練的弱點也暴露無遺。因不熟悉陸空聯絡技術，不懂得要布置通訊布板，被前來助戰的國民黨飛機炸死士兵10多名，軍馬炸死了30匹。所以董振堂的分析並非沒有道理。

但董振堂在保定軍校學習的時候，馬步芳也在保定軍校學習。馬步芳後來又在西北軍干過，覺得西北軍的訓練非常好。董振堂他們打完仗離開西北之後，馬步芳掌握軍隊，認真仿照西北軍的訓練方法，使軍隊的素質發生重大變化。這一點，董振堂等人未曾料到。低估了馬家軍的作戰能力，是西路軍在河西走廊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

馬家軍的戰法是西北特有地形上產生的傳統作戰方法。河湟騎兵機動靈活，自古已然。歷史上中原武力進入西北就吃了這方面的虧。同治初年，陝甘總督楊岳斌鎮壓回民反抗，在給皇帝的奏摺中說：

每值接仗，千群萬騎，以相抗拒；一經擊敗，狼奔豕突，行走如飛。

西北地廣人稀，遮蔽物又少，徒步作戰和馬背上作戰的差別很大。楊岳斌講的就是千群萬騎「呼啦啦來了，又呼啦啦跑了」這種西北作戰的特點。我們當時並沒有把這種對手充分掌握。左宗棠征西，也在給他兒子的信上說：

賊剽銳殊甚，遇堅軍則轉瞬不見蹤跡，遇暇軍則有隙即入，亦不即招架，非長毛所能。

左宗棠所說的「長毛」指太平天國。左宗棠鎮壓了太平天國。他拿這個力量與太平天國比較，發現完全不一樣。「遇堅軍則轉瞬不見蹤跡」，一看你強，騎馬跑掉了；「遇暇軍則有隙即入」，只要有縫隙，就趁機衝殺進來。這是一個我們不適應的對手和不適應的作戰方式。

馬家軍的騎兵在機動性上確實勝紅軍一籌。西路軍剛剛宿營做飯，馬家軍一見紅軍炊煙，急馳而至，將來不及吃的飯食挑翻傾倒後立即逃竄。如此一連數日，給西路軍造成極大困擾。

過去我們習慣「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現在馬家軍也來這一套，來得快，跑得也快，確實在戰法上就讓西路軍十分被動。馬步芳自己編的「馬家軍騎兵歌」：

突前線，擾後方，像閃電，似瘋狂。

這是一個我們不大看得上的對手，卻對我們造成很大的傷害。

1936年11月，馬家軍召開武威軍事會議。攻打古浪的敵指揮官、旅長馬元海（此人給西路軍造成了最大傷害，任第一線總指揮）在會上發言：

與共軍正面作戰，兵力裝備我們比不過，也鬥不過，最好的辦法是尾追。我們有的是騎兵，發揮騎兵特長，天天將共軍的殿後部隊截取一部，從武威到嘉峪關的狹長通道上，很能截取一大部分共軍的兵力。這種切尾的辦法，所用兵力不多，紅軍只能忍痛，不可能回頭護尾，收穫的效果一定可觀。如果紅軍長途流竄疲憊之餘佔領城池頑抗，我則用大力圍攻。騎兵沿途疲勞追擊使共軍休整和給養都成問題，以飢餓疲憊之軍盤踞城池，絕沒有攻無不克之理。

馬元海等人把西北地形掌握透了，把我們的短處看透了，利用這一點，其兵力裝備雖然不行，但一截一截吃紅軍，用他的騎兵快速截我後衛。就因為這個武威軍事會議，馬元海的理論深得馬家軍其他將領的讚賞，把他推為步騎兵全軍總指揮。

馬元海直接指揮青海第2警備旅、第100師劉德呈團、循化民團、西寧東南川民團。馬彪為第一路指揮，下屬100師的馬忠義團、陳嘉科團，青海警備旅馬元祥團、馬得勝團和臨夏舊洮庄民團、門源民團。馬朴為騎兵第二路指揮，下屬100師的騎兵旅，西寧魯沙爾民團，西寧上五庄民團、湟源民團。馬祿為騎兵第三路的指揮，下屬騎兵5師馬祿旅及韓起功旅，韓起功為步兵指揮，下屬騎兵5師馬呈祥、祁明山旅，第100師300旅手槍團，西寧市民團，張掖民團。第100師的馬步康、馬全義等部，還有民和、互助、樂都、貴德、同仁等縣的民團為總預備隊。

今天看起來，這不過是一批烏合之眾。但這是一幫燒砸搶能力很強的匪徒。後來，到了解放戰爭時期，彭德懷是總指揮，在圍攻蘭州之前和打下蘭州之後非常謹慎，打下蘭州之後，尤其是繼續向西進入河西走廊時，更是無比小心。因為部隊會與馬家軍相遇，而西路軍吃過非常大的虧。但在那個時候，馬家軍已經完全不行了。

馬家軍這種騎兵作戰形式，在連發武器打擊和炮火摧毀下，是一點優勢都沒有的。解放戰爭時期，彭總帶的部隊炮兵沒有問題，連發武器沒有問題，所以彭總過了蘭州往西北打的時候，根本沒有出現西路軍的這種場景，完全一路平推全部掃蕩，全部消滅光。

馬家軍這種戰法在我軍裝備低劣的情況下是有效的，與解放戰爭中的我軍步兵、炮兵根本無法抗衡。

但在當時紅軍的簡陋裝備之下，馬家軍確實發揮了很大作用。而恰恰我們出現了問題，未堅持集中兵力。中央11月25日致電西路軍領導人：

要集中兵力，通過殲滅戰來消滅敵人，只要是打兩團以上之敵，西路軍領導人必須親臨現場指導。

又電：

只要糧房不缺，把西路軍全部集中到方圓四五十里範圍內，齊打齊進。

後來發生的西路軍在平（番）大（靖）古（浪）涼（州）戰役期間，紅九軍在古浪的失利；永昌、山丹期間，西路軍在三百餘里戰線上擺成「一字長蛇陣」；高台、臨澤期間，西路軍又是擺出了「一字長蛇陣」，一次一次地吃了沒有集中兵力的虧。

陳昌浩就講：我們確實犯了「分兵攻防」「分兵進擊」的嚴重分兵之錯誤，一條山時未多集中兵力擊敵；在甘、紅、古浪時集中兵力不夠，主力分開；永昌時期未能「齊打齊進」；水泉子伏兵嫌弱，高台時未能將主力迅速靠近五軍。

高台那一戰，五軍的電台掌握在政委黃超手裡，五軍軍長董振堂孤軍奮戰，卻無法向後方轉告信息。因為黃超不在高台，導致整個部隊失聯，援兵不及，五軍受到重創，董振堂犧牲。

這是我們今天看到的，導致西路軍損失慘重的原因之一，輕敵。

二是高層決策的分歧。

正如歷史學家胡繩講的一樣：西路軍問題涉及張國燾問題，當時中央紅軍已受到很大削弱，而張國燾四方面軍卻兵強馬壯。

胡繩還講：「西路軍接受的是軍委命令，上面署名是張國燾、朱德，張和軍委不能截然分開。張當時想與蘇聯掛上，抬高自己的權勢。」

我們今天研究西路軍問題，切忌「大翻燒餅」。過去講西路軍失敗是張國燾路線錯誤的損失，今天又講西路軍失敗是中央決策的損失，兩種講法都有問題。

當時，對方針的分歧確實發生在了高層，但是我們講這些分歧的時候，要特別注意結合實際情況。共產黨的力量、紅軍的力量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不同山頭形成的。

1927年以後的武裝起義，海陸豐起義、湘贛根據地、鄂豫皖根據地、瓊崖根據地、贛南根據地、湘鄂西根據地、贛東北根據地、湘鄂贛根據地、閩西根據地、左右江根據地等，由於工農武裝割據這一特定的歷史條件，共產黨從一開始搞武裝鬥爭，就是來自不同山頭的武裝力量，演化成三支最大的力量：以贛南和閩西蘇區為核心的中央紅軍，以鄂豫皖蘇區為核心的紅四方面軍，以湘鄂西蘇區為核心的紅二方面軍。

不同的力量來自不同的區域、不同的山頭。不同的區域、不同的山頭通過磨合、鬥爭形成統一領導、統一步伐、統一指揮、統一意志，那是非常困難的，必須付出代價的。

當時紅四軍內部出現的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如單純軍事觀點，如極端民主化、絕對平均主義、盲動主義殘餘等，大多數與農民意識的負面影響密切相關。隨著踴躍參加革命的廣大農民和撲面而來的農民意識，毛澤東尖銳地指出：「若不徹底糾正，則中國革命給予紅軍第四軍的任務，是必然擔負不起來的。」

紅軍必須完成思想統一、行動統一、指揮統一。這一問題解決得好壞，關係到農民在革命中的主體地位，也成為黨領導的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能否走下去的關鍵。

一支農民隊伍怎麼變成一個不同於歷次農民起義、不同於李自成、不同於陳勝吳廣、不同於黃巢、不同於太平天國的隊伍。解決這一問題的使命，歷史地落在了古田會議上。

毛澤東當時講，「不為個人爭兵權，要為黨爭兵權」，最大的意義就在這裡。當時紅四軍內部朱、毛之間的矛盾，被一些海外的學者和我們一些搞黨史的人說成是毛澤東爭權、攬權。

毛澤東就是爭，但不是為個人爭，而是為黨爭。要通過集中統一指揮實現改造，進而才能實現勝利。

西路軍的問題，一、四方面軍的問題，有人又說是毛澤東爭權，爭張國燾的軍權。毛澤東爭的是紅軍集中統一指揮，只有這樣紅軍才能獲得勝利。沒有統一的領導力量，沒有統一步驟和一致的行動，不可能獲得勝利，不可能把我們與太平天國劃分開來，與陳勝吳廣劃分開來。所以當時對西路軍行動出現的分歧，實際上就是毛澤東與張國燾的分歧。

1936年6月，張國燾剛剛取消「偽中央」，對四方面軍的影響還是很大的。當時毛澤東與張國燾對紅軍發展方向和方式各執己見：先河東還是河西，先向南還是向北，先建立根據地還是先接通遠方，先滅馬家軍還是先取得援助，靠自身力量還是靠外援力量??思路不一致，步調不一致，緩急不一致，方針不一致。西路軍是在這樣一個大的背景下艱苦作戰的。

實際上，當時在中央領導層內部分歧是很大的，而我們也不能說張國燾完全不服從中央指揮。因為張國燾時任紅軍總政委，中革軍委的第二領導者，中革軍委主席是朱德。

當時的主要命令電報，以中革軍委張國燾、朱德名義發出，很大程度上是張國燾的意思，它與中央的命令是有差別的。當時中央也不好直接指揮得這麼具體，因為對四方面軍的力量不好直接介入。

1936年6月，張國燾宣布取消另立的中央。1936年9月，中央認為執行寧夏戰役計劃應該先南後北，要求四方面軍立即佔領靜寧、會寧、通渭地區，控制西（寧）蘭（州）大道，與一方面軍共同阻止胡宗南部隊西進，爭取兩個月奪取寧夏。

但是張國燾命令四方面軍掉頭西進，打算渡河，渡過黃河佔領甘北，作為「目前最重要的一環」，不願意與中央會合。他對陳昌浩說：會合後不但我的總政委當不成了，你的方面軍政委也當不成。

張國燾支持寧夏戰役計劃，是將寧夏戰役看作另闢根據地的非常好的機會。他積極指揮四方面軍部隊搶先渡河，主要是為了在河西找一個全新的安身之地。所以10月28日，張國燾致電中共中央陳述他的部署：

四方面軍主力迅速取得寧夏定遠營，取得物資後，再與主力回擊深入之敵就更有把握了。

張國燾的意思是先到寧夏，先拿裝備。中央的意思是一、四方面軍共同取裝備，包括二方面軍也共同到定遠營。如果不明白當時三個方面軍之間的分歧，和來自不同的根據地、不同山頭之間利益的不同取向，你就很難明白西路軍的形成及其後來錯綜複雜的行動。

10月24日，毛澤東與周恩來致電彭德懷，要他與張國燾共商：

三十軍迅速渡河控制西岸，九軍擬暫不渡為宜；

目前先決問題是如何停止南敵。

幾乎在毛澤東要求彭德懷與張國燾「共商」的同時，10月24日晚三十軍已在靖遠以南的地區渡河，「共商」幾成多餘。雖然今人不知曉當時彭德懷是否還來得及與張國燾「共商」，但三十軍的過河總算還有一份中央的背書，九軍的過河呢？

毛澤東24日剛講「九軍擬暫不渡為宜」，25日晚九軍就開始渡河。說九軍不服從中央命令，但九軍得到了中革軍委朱德、張國燾聯名的命令，朱德是中革軍委主席，張國燾是紅軍總政委，其實當時主要是張國燾的意思，朱德被張國燾完全架空了。

10月26日，張國燾命令九軍、四方面軍總指揮部渡河。就在渡河的當天，中央以絕密電致前敵總指揮彭德懷：

國燾有出涼州不願出寧夏之意，望注意。

涼州在西面，寧夏在北面，張國燾有意向西不向北。10月27日，九軍及四方面軍總指揮部全部過河。同日，彭德懷、聶榮臻分別向中央報告張國燾有意破壞預定計劃。寧夏戰役計劃首先擊破南敵，四方面軍一個軍渡河，兩個軍留在河東，與一方面軍、二方面軍共同擊退南面國民黨中央軍胡宗南、關麟征等部。由於四方面軍的幾個軍都渡河，首先擊破南敵的方案流產。

10月28日，中央致電張國燾及各軍首長：

目前我們正處在轉變關頭，三個方面軍緊靠作戰則有利，分散作戰則削弱，有受敵人隔斷並各個擊破之虞。

中央提出警告，三個方面軍要聯合起來，否則麻煩。結果話音剛落，10月29日五軍過河。從今天來看，西路軍作戰能力原本強勁，它的整個歷史也非常悲壯，但是在過河這個問題上，九軍、五軍都沒得到中央認可。中央後來追認了九軍過河，但一直沒有認可五軍過河。簡單說它不服從中央的領導，不服從中央指揮，也不太對。

問題在哪裡呢？從中央層面看，要求九軍、五軍不要過河它卻過了，可以說違背了中央的意思，但從它的指揮程序來看，當時中央還不能夠完全指揮調動紅四方面軍，他們過去一直是服從張國燾指揮的，具體行動也得到了中革軍委的背書，所以也不能夠簡單說成是擅自行動。

毛澤東設想通過組織寧夏戰役，實現統一指揮，獲得對三個方面軍的指揮權。也就是說，不是通過召開會議讓各方面把指揮權交來，而是通過一次實際作戰實現統一指揮、統一號令。

所以10月29日，毛澤東在給前敵總指揮彭德懷的電報中強調：

全戰役需掌握在你一個人的手裡。

就是想通過實際作戰，真正獲得四方面軍和二方面軍的指揮權。但彭德懷指揮不動張國燾，調不動四方面軍。彭向中央報告:

張對打擊胡敵始終動搖，企圖以四方面軍先取遠方物資後再說。

張國燾不想先打，想先到定遠營獲取蘇聯援助物資，這給當時中央的指揮號令帶來重大問題。由於紅軍指揮不統一，胡宗南部於11月初截斷寧夏通道，隔斷了河東紅軍與河西部隊的聯繫，寧夏戰役計劃被迫中止執行，西路軍由此成為孤軍。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紅軍指揮步調不統一帶來的重大問題。

11月5日張國燾致電徐向前、陳昌浩：

你們之河北縱隊目前最主要的任務是消滅馬步芳部，獨立開展一個新局面。首先佔領大靖、古浪、永登地區，必要時應迅速佔領涼州地區。行動要迅速、秘密、堅決和機斷專行，你們應不受一切牽制，獨立地去完成你們的任務。

電報裡面幾次寫到「獨立」「獨立開展一個局面」「獨立地去完成你們的任務」，還特別指出「要迅速、秘密、堅決和機斷專行」「不受一切牽制」。實質上是強調，中央來電，你們可以執行也可以不執行，你們有專斷權，關鍵要搞出一個獨立的局面來。這就是在當時中央與張國燾分歧的大背景下，形成的對西路軍的複雜指揮體制。

11月16日，西路軍制定《平（番）大（靖）古（浪）涼（州）戰役計劃》，張國燾立即批准：

你們的獨立行動，對實現黨的政策路線和戰略方針有偉大意義。你們即在甘北、寧夏西北、青海東部大大擴大活動區域，根據實際情況，組織回蒙革命團體、政權機關和游擊隊等，必要時你們自己提選人員，組織地方黨和政權機關。

「獨立行動」「自己提選人員」「組織地方黨和政權機關」，這是張國燾對西路軍的要求，就是一定要獨立地搞出一個局面。

因步調不一致，中央的海打戰役計劃、寧夏戰役計劃、作戰新計劃等需要一、四方面軍配合的作戰計劃，都未能實現。這是我們今天看起來難以理解的，卻是當時存在的非常複雜的問題，就是指揮層面出現了分歧。尤其是中央對四方面軍沒有完全掌握，不好直接指揮、也不能直接指揮所帶來的一系列的問題，包括兩個方面軍之間的誤解交叉其中。由此造成了西路軍後來的命運。

三是錯判。

不僅張國燾發生了錯判，中央也發生了一些錯判。

錯判之一，中央低估了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據地的難度，毛澤東同志也低估了。

1936年6月毛澤東致函彭德懷：

關於紅軍接近蘇聯的道路有兩個：一是寧夏和綏遠以西，這條路距離較近，人口條件較好，缺點是恐怕不易形成根據地；二是甘、涼、肅三州，這條路距離較遠，某些區域人口稀少，行軍宿營恐有妨礙，但能形成根據地。

實際上在甘、涼、肅三州的河西走廊一帶，建立根據地非常困難。這是中央發生的第一個錯判。

錯判之二，是高估了東北軍對西北軍閥的影響。

「西安事變」以後，毛澤東同志、周恩來同志覺得我們能夠通過與西北、東北軍的合作，使整個西路軍的處境發生重大改善。當時甘肅省主席是東北軍軍長於學忠，我們與東北軍的張學良達成協議，與西北軍的楊虎城達成協議，與甘肅省主席于學忠達成協議，都是要改善西路軍的處境，而且幾個方面都同意了。所以12月27日，中央致電徐向前、陳昌浩：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前途甚佳。西路軍仍執行西進任務，佔領甘、肅二州，一部佔領安西。

可見當時中央是看好西進的，認為西路軍能夠完成這一任務。

數日之後，國民黨中央軍進抵西安。東北軍、西北軍為保證西安的側後方安全，提議西路軍一部分出靖遠，配合河東紅軍迎擊胡宗南。於是中央改變西路軍西進的決定，命令部隊東返，配合東北軍行動。這樣就出現了西路軍忽西忽東的拉鋸局面。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中革軍委主席電示徐向前、陳昌浩：

西路軍仍應執行西進任務。

隨後蔣介石又調集重兵進攻西安。根據形勢變化，軍委主席團再令西路軍停止西進，在甘州、肅州地區建立根據地。

出現「反覆拉鋸」的原因是什麼呢？一方面在對當時形勢進行判斷，另一方面在不斷改變判斷。對東北軍、西北軍能不能與紅軍建立西北國防政府的判斷，對東北軍控局能力的判斷，等等。這一系列判斷之間的拉鋸，導致了後來西路軍行動的來回拉鋸，在倪家營子的來回拉鋸。

這種拉鋸有點兒像中央紅軍的四渡赤水—來回地調集部隊，一會兒前，一會兒後，一會兒渡過去，一會兒渡回來。當時部隊中充滿了怨言，連林彪都發牢騷說，為什麼不走弓弦而走弓背。這是部隊不了解中央戰略意圖，中央決策就是根據敵人的布勢來回地改變。

所以，西路軍在西部的行蹤不定，來回反覆，包含有中共中央對形勢判斷的來回修正。當時以為東北軍能有很大影響，最後證實它沒有太大影響，對馬匪則幾乎沒有影響。

為了援助西路軍，1937年1月24日毛澤東致電周恩來：

西路軍領導機關??要求我們把二馬弄好，並要求四軍、三十一軍西去援助，軍委已屢電指出其弱點，但一方面我們應盡一切可能援助之，二馬方面西安尚有辦法可想否，可否要于學忠對馬步芳來一威脅，謂不停止進攻，紅軍主力即將攻擊青海，如停止進攻，則西路紅軍可以甘州為界，甘州以東不相侵犯。

當時對東北軍抱了希望，也對馬匪抱了希望。

中央2月6日致電周恩來：

與于學忠商調1師、2師進駐永登紅城子與西路軍配合。

希望東北軍在西路軍解除困境方面發揮作用。

2月24日，毛澤東再電在西安作為國共和談調解人的周恩來：

聽說馬步芳很愛錢，請你考慮是否有辦法送一筆錢給馬，要他容許西路軍回到黃河以東，二馬有代表在西安否？

後來有些人講，毛澤東想讓西路軍陷入絕境，這完全是信口雌黃。毛澤東恨不得收買馬步芳，讓他放過西路軍。聽說他很愛錢，便問「是否有辦法送一筆錢給馬步芳，要他容許西路軍回到黃河以東」。說毛澤東當時對馬步芳抱有幻想，小看了其干到底的決心，是不得不認的事實；說毛澤東想讓西路軍覆滅，見死不救，則是不折不扣的污衊。

歷史上中國共產黨人經歷過很多失敗，西路軍是其中一個重大失敗。怎麼總結出經驗教訓來？經驗教訓的總結來自於它的客觀，指揮層面、統帥層面都有問題，都有加以檢討的必要。而我們不能用統帥層面的問題掩蓋指揮層面的問題，也不能企圖用指揮層面的問題掩蓋統帥層面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