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入閻錫山軍隊內部的傳奇女間諜宋維靜

原標題：打入閻錫山軍隊內部的傳奇女間諜宋維靜

宋維靜（1910—2002），廣東省高明縣人，1927年1月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1927年5月轉為共產黨員。1929年9月至1930年3月任廣東省委候補委員；1930年3月至1931年5月被廣東省委派往東江蘇區工作；1931年5月至1934年4月在上海婦委、救國會外語學校工作；1936年打入閻錫山控制下的婦女團體，她與丈夫溫健公配合默契，搜集、傳遞情報。後來，宋維靜受組織派遣，再次打入閻錫山軍隊內部，被委任為上校專員。1941年1月至1945年12月在延安馬列學院、中央黨校一部學習；1945年12月至1947年8月在晉冀魯豫中央局民運部從事婦女工作、任二野後方總醫院政治部主任；1947年8月至1948年7月任兩廣縱隊政治部民運部長。新中國成立後，先後在山西、福建、北京、河南等地主管煤炭、輕工、農業。2002年去世。

廣州起義前後，家裡成秘密印刷點

1927年4月15日，廣州的國民黨反動派開始搜捕和屠殺共產黨人，而年僅17歲的宋維靜恰恰就在這時申請轉為中共黨員。12月13日廣州的蘇維埃政權陷落，14日至19日便有5700多人遭屠殺。

按其家庭條件———宋維靜參加過同盟會的父親是廣州禁煙署專員，家境優越，又有社會地位。宋維靜當時能找到多條「退路」；而她卻選擇了冒著生命危險去香港找省委。

蔣介石的「清黨」行動使黨組織被迫轉入地下，年輕的宋維靜在父親宋采譽的支持下，把大批黨的宣傳品及廣州市委機關報《廣州工人》帶回家中印刷，家裡成為黨報的一個臨時印刷點。

1927年11月，張太雷等著手準備廣州起義，宋維靜家裡也隨著忙碌起來。她與省一中的同學們通宵達旦地趕寫標語、字報，承擔起義所需各種文告的印刷工作。起義部隊需要佩戴大量的紅布，大批購買容易引起注意，宋維靜與同學們便以辦喜事為名，三三兩兩到市內小量分批買入。

12月11日凌晨，宋維靜參加了起義。但幾天後，起義部隊遭到殘酷鎮壓，總指揮張太雷犧牲，許多走避不及的革命群眾被大批捕殺。出於安全考慮，宋維靜她們搬遷到廣州的小北路小石街，她在黨內的稱謂也改為了宋石峰。

1928年5月，一群系著印有「廣州衛戍司令部」白色布條的人在叛徒告密下闖進屋內搜查，宋維靜的姐姐宋維真剛好進門，對方見其突然進來，厲聲喝道：「有人舉報，這裡是共產黨的機關，你來這幹什麼？」宋維真從對方的語氣中知道自己還未被認出來，機智地答道：「我是來找姑母的，姓袁，她就住在這棟樓的上面。」然後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大方進屋上樓找姑母。在姑母的幫助下，宋維真爬到房頂，從鄰居天窗進入隔壁人家得以走脫。宋維靜那時正患病在家，一副面黃肌瘦的樣子，國民黨憲兵並未過多注意這位弱不禁風的小姑娘，宋維靜得以有驚無險地逃脫。國民黨憲兵隨後在屋內搜查到了一萬多元的現金，遂心生貪念，不問青紅皂白硬說屋內宋維靜的叔叔宋采亮是共產黨人，連人帶財物全部帶走了，為了掩飾私吞搜查到的財物，在沒有任何審訊下，兩天後在越秀橋將宋采亮殺害了。

1930年4月,宋維靜和省委的一位男同志裝扮成回娘家訪親的新婚夫婦，從香港出發到東江根據地籌集黨費。他們很快完成了任務，動身返回。抵達潮安時，他們在一個農戶家中歇息。不料當天晚上，反動派挨家挨戶搜查紅軍，宋維靜讓男同志帶上黨費從後門先走。同伴剛走，一個拿著短槍的傢伙帶著一幫人闖進屋裡，聽宋維靜不是本地口音，遂以「政治疑犯」為由將其關押。在獄中宋維靜並未透露任何有關自己身份的事情，當地監獄將其押解到普寧縣城洪陽監獄囚禁。

廣東省委獲悉後，通過當地的地下黨組織設法將其營救出來。出獄後，宋維靜到上海被安排在中共中央直屬機關支部，支部書記是她所熟悉的鄧穎超。

邂逅一生摯愛溫健公

1930年，宋維靜被廣東省委派往東江蘇區工作。1931年5月又被派往上海婦委、救國會外語學校工作。1930年11月，她受黨組織委託，以「表妹」的身份，去上海龍華監獄探訪被捕的溫健公。溫健公比宋維靜大兩歲，也是廣州人，入黨比宋維靜晚一年，曾赴日本留學，九一八事變後回國，在上海成立留日學生救亡會。年紀相仿，又是老鄉，並且同走在革命道路上，宋維靜和溫健公的戀愛，並不出人意料。而出人意料的是他們戀愛的時間和地點，在上海龍華監獄，感情像一朵牽牛花，隔著監獄的井字形鐵窗，瞬間攀上倆人的心頭。套句俗話，這叫「沒有早一步，也沒有晚一步，剛巧趕上了」。

難能可貴的是，他們的「一見鍾情」還經住了時間的考驗。1936年，宋維靜打入閻錫山控制下的婦女團體，與丈夫溫健公配合默契，收集、傳遞情報，智謀果斷，受到黨中央情報部的肯定，夫妻檔革命家幹得風風火火。1938年，在一架日軍飛機中，溫健公不幸罹難。宋維靜要求組織公布溫健公的真實身份，但出於統戰工作的考慮，上級沒有批准。這是宋維靜唯一一次向組織提要求。

溫健公犧牲的這一年，宋維靜才28歲。儘管此後有過多次再婚的機會，可她都一一婉拒，始終堅守內心的那份革命年代培養起來的感情，直到去世，整整63年。身邊的工作人員說，她是難以忘卻革命中患難與共的丈夫。

附溫健公簡介：

溫健公（1908―1938）廣東梅縣人。1922年入廣州南武中學，後入中山大學。1928年在上海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後轉入中國共產黨。1930年赴日本留學，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在「東三省死難同胞追悼會」演講，揭露痛斥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暴行，被驅逐出境。回國後在上海成立留日學生救亡會，同年11月被捕，1933年出獄。1934年在山西被閻錫山聘為顧問。1935年任天津法商學院政治經濟學教授，同年「一二·九」運動爆發後，與楊秀峰等教授領導天津學生參加南下擴大宣傳團的活動。1936年任閻錫山開辦的晉綏軍軍官教導團政治總教官。「七七」事變後，受中共派遣，到河北做統戰工作，參與組織河北抗日民軍，任河北民軍總部秘書長兼政治部主任，同年秋離開民軍到武漢。1938年9月，到二戰區司令長官部所在地山西吉縣，在組建政治部中負責宣訓課的工作。1938年12月26日，日寇空襲吉縣城，在駐地組織群眾疏散防空，為日機炸彈擊中犧牲。二戰區政治部發了訃告，召開各界追悼大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共中央遷葬其遺骸於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

冒險二次回太原，閻錫山反問：你怎麼回來了？

1935年，太原綏靖公署主任閻錫山在日、蔣、共三方之間左右逢源，他採取了「抗日和日」、「聯共反共」、「擁蔣反蔣」的應對方式，稱自己是「在三顆雞蛋上跳舞」。

中共中央特科（由周恩來直接領導的從事情報和保衛工作的專門組織）利用閻錫山這一心態，派遣宋維靜的丈夫溫健公與張有漁、邢西萍三人組成「對閻工作小組」，宋維靜隨後也加入進去。

宋維靜深知閻錫山請他們來只是想以此作為與蔣介石和日本人斡旋的籌碼，自己仍可能隨時陷入險境，而最好的應對方式就是隱藏真實身份。1936年閻錫山成立「自強救國同志會」，宋維靜被委任為該會的婦委委員，藉此她與山西婦女界有了廣泛的接觸，為開展統戰工作、打通閻錫山周圍一批「幹將」提供了便利。溫健公也加入該會，並與閻錫山的親信合作辦起了「河北省民眾教育學校」，並擔任校秘書長。1937年10月，溫健公給二戰區隨營總校學生上課途中，遭遇日軍飛機轟炸殉難。1939年春，太原綏靖公署政治部屬下的民族革命通訊社擬在桂林設立分局，在政治部地下黨員杜任之等人極力推薦下，閻錫山派遣宋維靜前往桂林。

宋維靜離開山西後並沒有直奔廣西，而是繞道重慶，向中央南方局書記周恩來彙報。周恩來指示宋維靜到桂林即與李克農聯繫，協助桂林八路軍辦事處工作。談話完畢時，周恩來打量著她的著裝說：「小宋呀，你這身衣服和鞋也該換換了嘛，這樣上路會引起人家懷疑的。」說著將自己的50元津貼費塞到宋維靜手中。

1939年冬，閻錫山摒棄中立策略，開始「消極抗日，積極反共」。晉西事變的消息傳來，考慮到宋維靜並沒暴露身份，組織上決定讓她仍回閻的身邊開展統戰和情報工作。

宋維靜趕回山西，她的突然出現令閻錫山大感意外，宋維靜平時堅決抗日，與薄一波、牛蔭冠等共產黨員有聯繫的事已令他生疑。閻錫山狡黠地盯著宋維靜問：「你怎麼回來了？」宋維靜坦然答道：「山西就是我的家，是你把我派到桂林區的，現在山西出了那麼大的事，我能不回來看看嗎？」

閻錫山知道宋維靜的丈夫溫健公為抗戰事業獻出了生命，在軍民中有很高的聲望，不好貿然下逐客令，便任命宋維靜為沒有實權的二戰區戰地黨政委員會上校專員。失去丈夫後的宋維靜藉此潛伏下來繼續從事統戰和情報工作，及時提供了閻錫山內部政要的動態和日軍的軍事情況。

審干風波：周恩來兩次為她作證

1941年1月，黨組織把宋維靜調回延安，隨後延安開始整風運動。宋維靜因在閻錫山手下擔任過重要職務、與特務頭子康澤有過聯繫，兩次被國民黨逮捕都被放出等「問題」，被懷疑是「特務」身份。尤其是對於「胡宗南特務頭子請她吃了頓飯，還給了100塊銀元」這事，更是被人揪住不放。黨支部里有人據此斷言：「宋維靜如果不是特務，砍我腦袋。」

宋維靜堅持自己「即使是特務，也是共產黨的特務」，結果被關押在破窯洞里，日夜被催逼寫「坦白交代」。一天晚上，她越想越氣，就一把火把自己「反省」住的小茅屋燒掉，這在當時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審干期間，與宋維靜在同一支部的朱春和向周恩來彙報此事，周恩來說道：「這人不錯，沒什麼問題，是黨派她去做統戰工作的。」這本來已是有力的證明，但支部書記堅持稱要有書面記錄才行，於是朱春和只得重新找到周恩來。這次周恩來的證詞終於為宋維靜摘掉了「國民黨特務」的帽子。1945年8月，中央組織部對宋維靜的「歷史問題」給出了公正的結論：宋同志轉入特科工作後，一直未脫離工作與領導人關係，宋同志與閻錫山、康澤等人的關係，是黨令溫、宋去工作時發生的……

文革期間受到迫害仍然堅持信仰

解放後，她先後從事煤炭、輕工、農業、黨校、紀檢等工作，為新中國的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做出了貢獻。

1968年10月，「文化大革命」席捲全國，當時擔任河南省農委副主任的宋維靜被誣衊為「特務」，又遭關押。宋維靜因為反對「極左」的做法，得罪了不少人，一些人開始從她的工作經歷上做文章。他們抓住宋維靜建國前曾長期在白區工作的經歷不放，但沒有一份材料能證明宋維靜是國民黨特務。

造反派們仍不依不饒，一次要求宋維靜承認是狗特務時，一向沉默的她憤怒喊道：「我不是狗特務，而是共產黨的紅色特務，」遭到拳打腳踢。在遭審查批鬥的同時，遍體鱗傷的宋維靜還要接待一批批來自北京等地的外調人員，回答問題。但她一直堅持實話實說，沒有違心污衊他人。不公正的待遇，絲毫也未改變她對黨的忠誠。

儘管受到折磨和迫害，但她仍然堅持黨性原則，對共產主義信念堅定不移。她堅決擁護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並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動上自覺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退居二線和離休後，她仍堅持認真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滿腔熱忱地為黨和人民工作。她經常深入工廠、農村、學校調查研究，積極向市委反映情況、提建議，兢兢業業地為廣州的菜籃子工程、老人事業等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並熱心為基層辦好事、辦實事。她一生嚴於律己、寬於待人，是非分明，實事求是，作風正派，對同志真誠，對愛情忠貞，是一位深受幹部、群眾愛戴、敬仰的老大姐。

2002年9月23日，宋維靜病逝於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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