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新江：所謂「吐火羅語」名稱再議——兼論龜茲北庭間的「吐火羅斯坦」
原標題：榮新江：所謂「吐火羅語」名稱再議——兼論龜茲北庭間的「吐火羅斯坦」
在新疆歷史研究中，「吐火羅語」和「吐火羅人」一直是困擾著人們的一個問題。本文重新清理有關這個問題產生的「toγri」一詞的原始材料，以期回到它原本的語境背景中去，以追尋「toγri」一詞以及相關的「Tugristān/Tohuristan」（吐火羅斯坦）一名原來含義，對由此而來的「吐火羅語」和「吐火羅人」的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所謂「吐火羅語」命名及其爭論
在討論分析關鍵辭彙之前，我們還是要回顧一下前人有關所謂「吐火羅語」的一些說法。
1907年，德國學者繆勒（F. W. K. Müller）根據德國吐魯番探險隊在吐魯番勝金口所獲T II S 2號回鶻文寫本《彌勒會見記》的一則跋文中提到的「toγri語」，把新疆絲綢之路北道發現的一種不知名的印歐語定名為「吐火羅語」[1]。這一看法得到研究這一不知名語言的德國學者西格（E. Sieg）與西格凌（W. Siegling）的大力支持，1908年，兩人發表《吐火羅語——印度斯基泰人之語言》，贊同繆勒的命名，並把焉耆、龜茲出土的這種語言文獻材料分為A、B兩種方言[2]。1913年，法國學者列維（S. Lévi）發表《所謂乙種吐火羅語即龜茲語考》，考證出伯希和（P. Pelliot）在庫車所獲「吐火羅B方言」木簡上所記王名「Swarnate」即《舊唐書·龜茲傳》所記貞觀年間在位的龜茲王「蘇伐疊」，所以判定吐火羅語B應當是7世紀流行於龜茲地區的「龜茲語」[3]。1916年，西格檢出一組焉耆出土的所謂「吐火羅語」殘卷，與繆勒檢出的吐魯番出土回鶻文《彌勒會見記》相應部分加以對照，兩人合撰《彌勒會見記與「吐火羅語」》一文，來印證「吐火羅語」命名的正確。
圖1 繆勒、西格《彌勒會見記與「吐火羅語」》封面
《彌勒會見記》跋文中提到「生於Nakridi?國的大師阿闍黎阿犁耶旃陀羅/聖月（Ariacintri=Aryacandra）菩薩從印度語編為toγri（吐火羅）語」，兩位學者把其中的Nakridi?考定為Nagarade?a/Nagri/Nakri，也即法顯、玄奘記載的「那竭」，其地在今喀布爾河流域的賈拉拉巴德附近，這裡在古典文獻中叫做「Tocharistan」，唐朝屬於吐火羅國範圍，因此他們就把焉耆出土文獻上的所謂「吐火羅語」看作是發源於吐火羅地區的吐火羅語了[4]。
圖2 繆勒、西格所引回鶻文《彌勒會見記》殘葉
1918年，繆勒發表《toγri與貴霜》一文，又補充了吐魯番木頭溝岀土的T III 84-68號（U1899）回鶻文《十業佛譬喻鬘經》跋文，其中說此經原系自Kui?an（kü??n）語譯為toγri語，復從toγri語譯為突厥語。他把這裡的Kui?an（kü??n）和其他回鶻文題記中的Kuisan/Kü?an、t?rt Kü??n中的Kü??n，都看作是漢代「貴霜」一名的對音，貴霜建立者之一為吐火羅人，貴霜所在即後來的吐火羅之地[5]。
然而，1930年日本學者羽田亨雄辯地證明了Kusian/Kü??n、t?rt Kü??n對應於「曲先」、 「苦先」或「四曲先」、「四苦先」，都是「龜茲」的回鶻文寫法，與「貴霜」毫無關係[6]。這一看法，得到了伯希和的支持[7]。1958年刊布的吐魯番發現的吐火羅B與回鶻語雙語所寫《摩尼教讚美詩》，即用回鶻語的「Küs?n」（龜茲語）來指稱吐火羅語B方言[8]。
另一方面，英國學者貝利（H. W.Bailey）提出甲種吐火羅語應當叫做焉耆語（Agnean）[9]。1949年，英國學者恆寧（W. B. Henning）撰文指出，聖月出生地Nakridi?的正確轉寫應當是」Knydy?，即Agnide?a，意為「阿耆尼（焉耆）之地」[10]。至於toγri一詞，恆寧指出回鶻語的toγri不能與粟特語的』tγw』r』k「吐火羅」一名對應[11]。toγri到底是什麼，沒有確解。
雖然經過列維、羽田亨、伯希和、恆寧等人的論證，toγri所指與蔥嶺以西的吐火羅斯坦脫離了聯繫，它所指的範圍應當在別失八里/北庭和龜茲/苦先之間或其部分區域，焉耆亦在其中[12]。遺憾的是，對於此詞，學者們迄今沒有找到比「吐火羅」更為合適的對應詞。因此，西格在晚年發表文章，題目就是《反正是吐火羅語》[13]，據其弟子季羨林先生回憶，西格講這話的時候，用拐杖跺的地板噔噔響。
圖3 西格《反正是吐火羅語》封面
1978年，恆寧遺作《歷史上最初的印歐人》發表，修正自己先前的學說，一方面提出回鶻時期史料之toγri與蔥嶺以西的「吐火羅」一詞仍應有共同的起源，而試圖追溯到巴比倫史料的邊境國家名稱Tukri?，一方面提出回鶻時期文獻上的「四吐火羅」應該就是指今日庫車、喀喇沙爾（焉耆）、吐魯番以及吐魯番北邊以別失八里為中心的四個地區[14]。1980年，蘇聯學者圖古舍娃（L. Yu. Tugusheva）發表俄藏回鶻文《玄奘傳》卷十[15]，其中的「睹貨邏」（即吐火羅）拼寫就是作toγri，給「toγri語」定名為「吐火羅語」的說法提供了新的佐證[16]。
多年來，不少學者把吐火羅語A方言稱作焉耆語，把B方言稱作龜茲語[17]；但也有不少學者，特別是德國學派的學者，仍然用「吐火羅語」一名[18]，因此，「吐火羅語」成為一般印歐語言學界中的通稱。為此，有的學者加以折衷，時而用「龜茲語」指吐火羅語B，時而統稱「吐火羅語」[19]。近年，吐火羅語學界的學者們認為與其說是A、B兩種方言，不如說是兩種獨立的語言，因為差別較大，所以稱之為吐火羅A語和吐火羅B語，但從漢語來講，這樣的說法不太像是語言的稱謂。
圖4 龜茲供養人圖像
恆寧最初提示，toγri的地理範圍是指從龜茲到高昌、北庭之間，焉耆也在其中。吐魯番出土的唐朝書寫嚴謹的官文書上，「焉耆」與「吐火羅」並稱出現[20]，所以「焉耆」不等於「吐火羅」。如果吐火羅語A就是焉耆地區通行的語言的話，那我們相信它應當被稱作「焉耆語」，而不是「吐火羅語」；換句話說，如果「toγri語」就是吐火羅語的話，那「焉耆語」也就不應當是吐火羅語[21]。
學界還有一種傳統說法，認為吐火羅語A只存有佛教內容，因此吐火羅語A的文本很可能是從蔥嶺以西的吐火羅斯坦傳抄過來的，或者直接帶過來的，所以焉耆地區的這種印歐語應當叫「吐火羅語」。但是，1974年焉耆七個星（錫克沁）發現的吐火羅語A《彌勒會見記》第一幕最後，有題記稱：「Cor命令Kā??ar、Kalyāna、Gautamin來抄寫此書，願我們都成為佛天。」[22]這清楚地表明了吐火羅語A是一種在焉耆當地活著的語言，它應當就是焉耆當地的通用語言之一。最近，荻原裕敏博士在德藏寫本中發現一件焉耆碩爾楚克出土的吐火羅語A文書（THT1519），內容明顯是一件破歷，他據此推知約七世紀以後焉耆一帶確實曾經使用A語作為日常生活上的主要語言，因此他與慶昭蓉博士擬重新使用「焉耆語」作為吐火羅A語的代稱[23]。
圖5 焉耆語《彌勒會見記》劇本殘葉
回到吐火羅語命名的問題上來，我們目前在漢語、回鶻語等各種史料中沒有找到「焉耆語」的稱呼[24]。但是，西格在《反正是吐火羅語》中再次證明吐火羅語A的自稱乃是ār?i語，也就是說在吐火羅語A中，ār?i同時是焉耆當地主要居民及語言的稱呼，而不是貝利所擬測的「聖語」（即梵語）之意。[25]。在回鶻文《彌勒會見記》跋文中，既有梵文化的Agni「阿耆尼」，又有回鶻化的Solmi「唆里迷」，如果「toγri（吐火羅）語」表明的是焉耆地區通行的語言的話，似乎應當直接稱作「阿耆尼語」或「唆里迷語」，而不應當稱之為「toγri（吐火羅）語」。
由於吐火羅語的命名的爭論的確十分複雜，而且迄今也沒有得到滿意的答案。所以上面不得不花費一番筆墨來加以概述。
其實，除了張廣達、耿世民先生在考證漢文「唆里迷」和回鶻文Sulmi/Solmi都指「焉耆」時，曾介紹了吐火羅語命名的爭論並有所貢獻外，在這場持續多年的爭論中，學界沒有什麼太大的進步。筆者以下僅就前人沒有關注到的一個角度，對關鍵詞語「toγri」提出自己的看法，補正前人的論說。
二、有關「toγri」和「Tugristān/Tohuristan」的記錄
下面我們把標題所示的兩個詞，回到它們原來的上下文中，去看看原本的含義是什麼，然後再做討論。
1. 回鶻文《彌勒會見記》
所謂「吐火羅語」一名所自出的回鶻文「toγri」，見回鶻文《彌勒會見記》許多幕最後的跋文中，這裡轉引耿世民先生所譯該劇本第二十七品的跋文：
內部精通佛法、外部精通十八明論的、在焉耆[國]出生的聖月（Aryacandra）菩薩法師[阿闍黎]從印度語製成吐火羅[toγri]語，出生於亦里巴力（Ilbal?q）（北庭？）的智護（Praj?āraksita）法師[阿闍黎]（又）從吐火羅語譯成突厥語的《彌勒會見經》。[26]
Ilbal?q是「國都」的意思，高昌回鶻時期的國都是高昌和北庭，但主要的都城是高昌，北庭為夏都（或陪都），所以這裡的Ilbal?q更可能的是指高昌。鋼和泰藏卷于闐文地理行記部分也說明，925年時西州為高昌回鶻王國的首都[27]。跋文似可說明焉耆、高昌一帶通行toγri語，焉耆的聖月的母語很可能是toγri語，而高昌的法師也懂得toγri語。
圖6 回鶻文《彌勒會見記》劇本
2.《九姓回鶻可汗碑》（Karabalgasun Inion）粟特文部分
據吉田豊教授的仔細研究，立於蒙古高原的《九姓回鶻可汗碑》粟特文部分第19行提到：
……破吐蕃大軍，於是四吐火羅及其他許多地方於是……國土為我所得。
這裡的「四吐火羅」原文寫作「ctβ』r twγr』k(c』)ny」，吉田豊認為這裡說的事情可以對應於碑文漢文部分第16行的「復吐蕃大軍攻圍龜茲，天可汗領兵救援」一句[28]。碑文這裡是講北庭之戰後回鶻與吐蕃爭奪西域北道的戰事，因此這裡的「四吐火羅」之地應當就是從北庭、高昌到龜茲一線。
3. 中古波斯語《摩尼教會領袖讚美詩》（編號MIK III 8259）：
德藏吐魯番出土的這件摩尼教讚美詩提到一些重要人物，下面是宗德曼（W. Sundermann）教授的英譯文和對應的漢譯[29]：
Mār Wahman Xwarx?ēd by name teacher of the province 「East」, famous hea[d of] [?]ahār Tu(g)ristā[n], and …
「『東方』教區『慕闍』，四吐火羅斯坦著名的（宗教）領袖，以及……」 [30]
關於這裡所說的「四吐火羅斯坦」的摩尼教領袖的年代，宗德曼在茨默（P. Zieme）的幫助下，根據文書的空格補足復原了回鶻可汗名號[Ay] t?ngrid? qut [bulm?? qut o]rnan[m??] [alp?n ?rd?min il] [tutm?? alp arslan]，並判定在位年代為1007－1019年。
恆寧曾經討論過這條文字，他指出，這裡所說的「東方」教區的摩尼教大法師慕闍，也是?ahār Tugristān（四吐火羅斯坦）的摩尼教領袖，而「四吐火羅斯坦」是位於北庭、龜茲、高昌之間的地區。他還進一步認為，這裡的「四吐火羅斯坦」是牟羽可汗皈依（762年）前的原教區名，但它與719年入華慕闍的原駐地「吐火羅斯坦」無關，文書中這位慕闍本人應當駐錫於高昌城中[31]。黃盛璋在此基礎上做了進一步的發揮，認為「四吐火羅」表示的不是一片地區，而是焉耆一地[32]，他沒有注意到恆寧的最終學說，即「四吐火羅斯坦」應當是指龜茲、焉耆、高昌、北庭四個地區（見上引）。王媛媛根據762年焉耆已存在摩尼教寺院的事實，並把焉耆定義為西域的早期摩尼教中心，於是也認為「四吐火羅」或許指的就是焉耆。她指出，在摩尼教最高宗教領袖確立於高昌之前，焉耆都是一個比較重要的宗教中心。11世紀時慕闍駐地顯然已在高昌城中，但其名號里仍出現「四吐火羅」一詞，這或許表明該尊號是對過去的繼承、沿用[33]。
從年代屬於11世紀初、而文書出土於吐魯番來看，這件中古伊朗語文書上的「四吐火斯坦」的慕闍，應當就是高昌回鶻摩尼教團所屬教區的首領人物，則這個「四吐火羅斯坦」不應距高昌很遠，大概就像恆寧1938年所說的，也就是高昌回鶻所轄的龜茲、焉耆、北庭、高昌等地。
3. 回鶻語摩尼教《二宗經》（Iki yiltiz nom）跋文:
這部回鶻語摩尼教的重要經典出土於高昌故城，原編號T II D 171（現編號MIK III 198），它的長長的跋文信息非常豐富，也給學界帶來種種解說。王媛媛據勒柯克（A.von Le Coq）和克林姆凱特（H. -J. Klimkeit）的德文和英文翻譯轉譯成漢語，這裡只摘錄有關部分：
這是勝利愉悅的一年，在此年的神聖之月，該月中的吉日吉時（寫成此書），在這高尚、神聖、強大的阿爾胡（Arγu/Arghu）怛邏斯（Talas）突厥領地（ulu?）中寫成此書——其威名遠播於北、南、東、西四方世界，譽滿天下——在金山（Altun）阿爾胡突厥人（保護）下寫成此書，上天賜予他們神聖的領土，在Qa?u，新城（Yig?nk?nt），斡都城（Orduk?nt）和熾俟（?igil），在惠明（Nom Quti）的住處，在Mardaspant眾神的棲息地，在純潔、光明、強大的天使的居所，在聖潔、純凈的（摩尼教）寺中……
……勝利的天使們，……尊敬、美好、著名、神聖偉大的大德（Mār）Wahman Hayaryazd ……四（t?rt/toyin?）吐火羅（Twγry/Tocharian）慕闍，以及金山阿爾胡……部落的，Qa?u的……（汗）（xan），熾俟城（?igilk?nt）的統治者，突厥人中（宗教）的偉大領袖（ba?dang），熾俟阿斯蘭頡利諦古合卜古贊合達干匐（?igil Arslan Il-tirgük Alp Bürgüc?n Alp TarxanB?g），此時，他統治掌管著這裡。[34]
這個跋文中被勒柯克讀作「Toyin（toin）」的詞，恆寧認為應當是「t?rt」（四），它與後面的「Twγry」（吐火羅）一起構成「四吐火羅」的概念，所以可以譯為「大德Wahman Hayaryazd，偉大的四吐火羅慕闍」[35]。森安孝夫也贊同「四吐火羅（Tughri）」的讀法，他還認為，以往學者復原的慕闍名Wahman Hayaryazd的轉寫有誤，實際應當是Wahman Xwarx?ēd，即上面小節所引《摩尼教會領袖讚美詩》（MIK III 8259）中的那位慕闍[36]。
至於跋文所說到的地名，根據王媛媛對前人看法的整理，阿爾胡（Arghu）一般是指白水城（?sp?jab）直至巴拉沙袞（Balāsaghūn）之間的地區；Yig?nk?nt意為「新城」（弩室羯城），大致在錫爾河中游地區，可能在今塔什乾的汗阿巴德；?igilk?nt是怛邏斯附近的一個小城；Qa?u在Yig?nk?nt附近；Orduk?nt則是白水城地區的一座城鎮。統治這些城鎮的「?igilk?nt的統治者」，其尊號為「?igil Arslan Il-tirgük Alp Bürgüc?n Alp Tarxan B?g」。?igil即「熾俟」，是葛邏祿部落之一，《突厥語大詞典》記熾俟分布地域西至怛邏斯，東至伊犁河流域，北包伊塞克湖，南達喀什噶爾地區[37]。因此，上述城鎮都在這一葛邏祿政權治下的阿爾胡地區[38]。
學者們對於跋文所述年代也有很大的分歧：葛瑪麗（A.von Gabain）認為該跋文寫於一位和牟羽可汗（759—780年在位）同時代的葛邏祿（Qarluqs）王時期，具體在766—780年之間，或780年前後[39]；克里雅什托內（S. G. Klyashtornyj）認為，跋文的書寫年代還可往後推到9世紀中期[40]；森安孝夫推測此跋文的年代為11世紀前半期，這是和他關於慕闍其人年代的看法相吻合的[41]；森安的觀點，得到了吉田豐從語言學和歷史學兩個方面的肯定，他甚至認為跋文中的粟特語要素是最晚的粟特語資料[42]。王媛媛認為時間應在9世紀30年代以後[43]。
從這件文書出土於高昌古城，而慕闍這樣最高級的摩尼教僧團領袖應當是駐錫在高昌城的。這裡所說的哥邏祿熾俟部首領，應當是隸屬於高昌回鶻王國的地方首領，活動範圍在天山以北，甚至到塔羅斯河流域。讚頌西州回鶻可汗的一篇敦煌講經文（S.6551）中說到：「遂得葛祿、葯摩、異貌達但，競來歸伏，爭獻珠金。」這支熾俟部政治上可能是屬於高昌回鶻王國，而宗教上則歸屬於高昌的摩尼教大慕闍。因此，這裡的「四吐火羅慕闍」應當就是高昌回鶻王國所屬教區的最高宗教首領，掛在他頭銜上的這個「吐火羅」，具體所指應當和上面《摩尼教會領袖讚美詩》完全相同。
4. 回鶻文摩尼教開教回鶻史書斷片（81TB10:06-3）
最近，茨默教授在1981年吐魯番柏孜克里克石窟新發現的回鶻文寫本中，找到一件記錄摩尼教開教回鶻的史書殘片，其翻譯如下：
延請三慕闍到亦力嗢昆城之故，而虔誠祈禱。西域的諸電達既[……]教法，……他們取道吐火羅地面，經由葛羅康里道、曵咥……牟羽可汗親自出迎。[44]
這裡的葛羅康里路（Kara kangli yohin），即黑車子之路。曵咥（Arti?）在今蒙新交接的阿爾泰山南麓的額爾齊斯河上游，是天山北路進入漠北的重要關口[45]。顯然，這裡的Tohuristan（吐火羅斯坦）指的是西域地區，具體當指焉耆、高昌一帶。吉田豐認為這裡的Tohuristan應當讀作Tuγristan，這一訂正過的名字也見於《九姓回鶻可汗碑》，指的是絲路北道的龜茲、焉耆和高昌地區[46]。
5．回鶻文《玄奘傳》：
上面已經提到過，回鶻文《玄奘傳》記錄的「覩貨羅故國」，回鶻文的拼法即toγri[47]，漢文的通用寫法應當就是「吐火羅」。
三、關於toγri一詞的來歷和絲路北道的「吐火羅斯坦」
由以上有關「toγri」的記載和前人的解說來看，有如下幾點值得注意。
1．「toγri」這個詞主要是高昌回鶻時期所使用的，目前看到的文獻主要是10、11世紀的。
2．上述材料有摩尼教文獻和佛教文獻兩種，從它們的內容和歷史背景來看，摩尼教文獻應當在前，雖然它們的抄寫年代不一定早，但所據文獻的成書年代要早；佛教文獻在後，其中《玄奘傳》是勝光法師（Singqu S?li）所翻譯，一般認為是10世紀完成的[48]。《彌勒會見記》的成書年代，哈密屯（J. Hamilton）認為是10世紀翻譯的[49]，森安孝夫認為哈密本抄寫的年代在1067年[50]。因此可以說，回鶻文指稱語言的「toγri」這個詞，應當來自「Tuγristan」 （吐火羅斯坦）或「tort Twγry」（四吐火羅）這樣一個名稱。
3. 提到「吐火羅斯坦」或「四吐火羅斯坦」的摩尼教文獻，都是屬於高昌回鶻摩尼教教團的文獻，他們立足高昌城來說吐火羅斯坦，那麼吐火羅斯坦應當距離高昌不遠，是在他們明確知道的地理範圍之內。從《彌勒會見記》提到焉耆、高昌佛教大法師可以譯寫「toγri語」來看，這兩個地方，即焉耆、高昌應當就在吐火羅斯坦的地理範圍之內。前輩學者還指出從龜茲到北庭都是在其範圍當中。
4．既然「toγri」來源於「Tuγristan」（吐火羅斯坦），應當指的是一個較大的地區，而不是來自於一個具體的地點，如前人指稱的焉耆。另外，《彌勒會見記》的跋文中，也見到有「四苦先（龜茲）」和「三唆里迷（焉耆）」這樣的稱呼[51]，因此「toγri」不會是單指龜茲或焉耆，因為當時已經用「苦先」和「唆里迷」分別指稱兩地。
5．迄今為止，人們還沒有找到一個古代名詞來非常貼切地對應於「toγri」，而據回鶻文《玄奘傳》，最好的漢文對應詞是「覩貨羅」，更為常用的漢文名稱，則是「吐火羅」。
早在1948年，貝利教授在討論所謂「吐火羅語」問題時，提出一個假說，是否那些從吐火羅斯坦來的思鄉的摩尼教徒把toγri這樣一個準確的地名帶到了它們的東方教區[52]。最近，慶昭蓉博士也認為toγri一詞很可能還是蔥嶺以西「吐火羅」一名的異寫，並特彆強調回鶻、粟特文獻提及「toγri語」都在9世紀以後，因而學者有必要考慮8世紀初以降伊斯蘭勢力東進，吐火羅斯坦一些教徒前往對佛教、摩尼教友善的回鶻汗國的大歷史趨勢；另一方面，《貞元釋教錄》所記「吐火羅言」與安西四鎮語言不同，看來是7、8世紀吐火羅斯坦的主流語言。那麼所謂「toγri語」仍然有可能是蔥嶺西邊的「吐火羅言」。這些西域居民的文本可能隨著人們遷徙而被帶到龜茲至高昌間的一些地方，其語言在焉耆等地流行，於是又有了從苦先語譯為「toγri語」，再譯為回鶻語的情形出現。但她認為對於8世紀末9世紀初複雜的人群與文化交流經過以及回鶻人「toγri語」一稱的產生，惟有等待更全面的文本比較分析與歷史研究才能定論[53]。
圖7 貝利《關於「吐火羅語」的近期工作》封面
在貝利教授、慶昭蓉博士的啟發下，筆者從摩尼教流傳的角度，對此問題解說如下。
既然「toγri」來自摩尼教概念里的「吐火羅斯坦」或「四吐火羅斯坦」，那麼摩尼教的這個地理概念指哪裡呢？從上面提到的與吐魯番摩尼教文書中的「吐火羅斯坦」相關的地理位置來看，這個「吐火羅斯坦」似乎應當位於龜茲、焉耆、高昌、北庭一帶。按，摩尼教在漠北回鶻和高昌回鶻時期，其教徒是分屬於各自的教區的。德國吐魯番探險隊所獲編號為M 1的中古波斯語《摩尼教讚美詩集》（Mahrnāmag）跋文中，羅列了保義可汗時期（808—821年在位）漠北回鶻大量的王族成員（可汗和王子們）、與王族密切相關的宰相權臣，以及北庭、高昌、龜茲（包括佉沙和撥換）、焉耆、於術等地一些官員、貴族或地方首領的名稱，這些城鎮大概不是政治區劃，而是摩尼教教區[54]。這個詩集跋文提到的教區，與上述「吐火羅斯坦」大體吻合，換句話說，「吐火羅斯坦」正是指龜茲、焉耆、高昌、北庭，其中於術較小，應當包含在焉耆的範圍內。如果非要以城鎮和「四吐火羅斯坦」對應的話，那麼就只能是龜茲、焉耆、高昌、北庭，而不是安西四鎮（龜茲、于闐、疏勒、焉耆）。
摩尼教徒為何把這一地理區域稱之為「吐火羅斯坦」？真正的吐火羅斯坦（Tocharistan）是在巴克特里亞（Bactria）地區，那裡原本是摩尼教的一個大教區，因為該地有天下只有十二個的慕闍駐錫其間。《冊府元龜》卷九七一《外臣部》朝貢四記：「〔開元七年，719〕六月，大食國、吐火羅國、康國、南天竺國遣使朝貢，其吐火羅國支汗那王帝賒上表，獻解天文人大慕闍。」[55]這應當就是摩尼教原本的東方教區所在。等到摩尼教在西域地區（塔里木盆地北沿）開教成功，摩尼教的東方教區移到這裡，其原本的「吐火羅斯坦」的名稱也隨著「東方教區」一起移到西域北道。
當高昌回鶻王國從摩尼教信仰轉變為佛教信仰之後，一些摩尼教的辭彙並沒有退出歷史舞台，而是繼續留存在回鶻人的觀念里。當《彌勒會見記》的編者在指稱龜茲、焉耆、高昌等地流行的語言時，就用摩尼教徒指稱這一地區的原本辭彙「toγri」，來指稱這個地區流行的語言。事實上，焉耆當地語言的本名未必是「toγri」，而大概是我們還沒發現的吐火羅語A文本中的「焉耆語」一名。
因此，如果學者比定回鶻本《彌勒會見記》、《十業佛譬喻鬘經》的前身正是焉耆語（吐火羅語A）的文本無誤，「吐火羅語」應該是回鶻人對龜茲到高昌流行的語言的他稱， 並非這種語言自己的自稱，所以，即使這種語言被稱作「吐火羅語」，但它的使用者卻不是歷史文獻上在西方吐火羅斯坦見到的「吐火羅人」。由所謂的「吐火羅語」，而把庫車、焉耆、吐魯番等地的上古居民叫做「（原始）吐火羅人」（(Proto-)Tocharians），目前還缺乏充分的學理根據。
以上根據高昌回鶻的宗教變遷，給回鶻文「吐火羅語」一名提出一種解釋，即承認「toγri」是「吐火羅」，但它來自吐火羅斯坦的西域移植。被回鶻人稱作「吐火羅語」的語言自己有自己的名稱，操這種語言的是龜茲、焉耆、高昌地區的當地部份胡人，他們講一種印歐語，但不是依據「吐火羅語」的假設而說的吐火羅語。
附記：本文初稿曾在2013年4月14日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所主辦的「吐火羅問題」學術座談會上宣讀，12月31日修訂，2014年1月22日再訂。原載王炳華主編《孔雀河青銅時代與吐火羅假想》，科學出版社，2017年3月，181－191頁。微信版圖片來自作者藏書。
[1]F. W. K. Müller, 「Beitrag zur genaueren Bestimmung der unbekannten Sprachen Mittelasiens」,Sitzungsberichte der K?niglich Preu?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osophisch-historische Klasse (= SPAW), LIII, Berlin, 1907, pp. 958-960.
[2]E. Sieg & W. Siegling, 「Tocharisch, die Sprache der Indoskythen, vorl?ufige Bemerkungen über eine bisher unbekannte indogermanische literatursprache 」, SPAW,1908, pp. 915-932.
[3]S. Lévi, 「Le『tokharien B』, langue de Koutcha」, Journal Asiatique, 1913, II, pp. 311-380. 馮承鈞漢譯文載《吐火羅語考》，北京：中華書局，1957年，11－42頁。但該王名字經呂德斯（Heinrich Lüders）與皮諾（Georges-Jean Pinault）相繼訂正，實應讀Swarnatepe，慶昭蓉《從龜茲語通行許可證看入唐前後之西域交通》，《西域文史》第8輯（2013年）66－67頁有詳細回顧。
[4]F. W. K. Müller & E.Sieg, 「Maitrisimit und 『Tocharisch』」, SPAW,XVI, 1916, pp. 395-417.
[5]F. W. K. Müller, 「 Toγri und Kui?an [Kü??n]」, SPAW,XXVII, 1918, pp. 566-586
[6]羽田亨《大月氏及び貴霜に就いて》，原載《史學雜誌》第41編第9號，1930年，1025—1054頁，後收入《羽田博士史學論文集》上卷，歷史篇，京都，1957年，538—561頁；法文本「A propos des Ta Yue-tche et des Kouei-chouang」,Bulletin de la Maison franco-japonaise, 4, 1933; 收入《羽田博士史學論文集》下卷，言語宗教篇，京都，1958年，西文部分31－56頁；又羽田亨《吐魯番出土回鶻文摩尼教徒祈願文の斷簡》，原載《桑原博士還歷記念東洋史論叢》，1930年，後收入《羽田博士史學論文集》下卷，325—347頁；法文本「A propos d』un texte fragmentaire de prière manichéenneen ouigour provenant de Tourfan」, Memoirs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6, 1933；收入《羽田博士史學論文集》下卷，西文部分86－108頁。
[7]伯希和對羽田亨上述兩文的書評，載T』oung Pao, 28, 1931, pp.493-495.參見P.Pelliot, 「Tokharien et Koutcheen」, Journal Asiatique, 224, 1934, pp. 58-62; 馮承鈞漢譯本《吐火羅語和庫車語》，載《吐火羅語》，97—101頁。
[8]A. von Gabain & W. Winter, 「Türkische Turfantexte IX, Ein Hymnus an denVater Mani auf 『Tocharisch』 B mit alttürkischer übersetzung」, Sitzungsberichte der Bayerischen Akademieder Wissenschaften, Philosophisch Historische Klasse, München, 1958, No. 2；G.-J. Pinault, 「Bilingual Hymn toMani : Analysis on the Tocharian B Parts」, Studies on the Inner Asian Languages,XXIII, 2008, pp. 93-120.
[9]H. W. Bailey, 「Ttaugara」, Bulletin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VIII.4, 1937, pp. 883-921.
[10]W. B. Henning, 「The Name of the 『Tokharian』 Language」, Asia Major, new series, I.2,1949, pp. 158-162.
[11]W. B. Henning, 「Argiand the 『Tokharian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IX, 1938, p. 545.
[12]Ibid., p. 559.
[13]E. Sieg, 「Und dennoch Tocharish」, SPAW, 1937, pp. 130-139.
[14]W. B. Henning, 「The first Indo-Europeans in History」, G. L. Ulmen(ed.) Society and History: Essays in Honor of Karl August Wittfogel, The Hague, 1979, pp. 215-230.
[15]L. Yu. Tugusheva, Fragmenty Ujgurskojnversii biografu Sjuan』-Czana, Moscow:, 1980, p. 29.
[16]黃盛璋《試論所謂「吐火羅語」及其有關的歷史地理和民族問題》，原載《西域史論叢》第2輯，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此據作者《中外交通與交流史研究》，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195—241頁。
[17]張廣達、耿世民《唆里迷考》，原載《歷史研究》1980年第2期，此據張廣達《文書、典籍與西域史地》，南寧：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29頁，注14。
[18]如季羨林先生就一直用「吐火羅語」一詞，見所撰《吐火羅語》，《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8年，390頁；Fragments of the Tocharian A Maitreyasamiti-Nā?aka of the Xinjiang Museum, China, transliterated,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Ji Xianlin in collaboration with Werner Winter,Georges-Jean Pinault, (TLSM 113), Berlin: de Gruyter, 1998；季羨林《季羨林文集》第11卷《吐火羅文〈彌勒會見記〉譯釋》，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
[19]比如當今的吐火羅語權威、法國G.-J. Pinault教授的論著就混用之：「Fragment d』undrame bouddhique en koutcheen」, Bulletin d』etudes Indiennes, 2, 1984, pp.163-191; idem., 「Aspects du bouddhisme pratiqué aunord du désert du Taklamakan, d』après les documents tokhariens」, Bouddhismeet cultures locales. Quelques cas de réciproques adaptations. Actes du colloquefranco-japonais de septembre 1991, éd. par Fukui Fumimasa, Gérard Fussman,Paris: école fran?aise d』Extrême-Orient, 1994, pp. 85-113; idem., 「Une nouvelle inion koutchéenne de Qumtura」, Bulletin d』études Indiennes 11-12, 1993-94[1995], pp. 171-220;idem., Chrestomathie tokharienne. Textes et Grammaire, Leuven: Peeters, 2008.
[20]吐魯番阿斯塔那29號墓出土的《唐垂拱元年（685年）康義羅施等請過所案卷》，見《吐魯番出土文書》第叄冊，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346—350頁。參看程喜霖《唐代過所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246—258頁。
[21]參看拙文《「吐火羅」非「焉耆」——吐魯番出土文書札記》，《內陸歐亞歷史語言論集——徐文堪先生古稀紀念》，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14年，131―135頁。
[22]季羨林《吐火羅文A（焉耆文）〈彌勒會見記劇本〉新博本76YQ1·1（兩頁一張）譯釋》，《中亞學刊》第4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1－4頁。
[23]荻原裕敏《〈塔里木盆地考古記〉、〈新疆考古發掘報告〉所刊載的吐火羅語資料》，2013年10月19－20日「黃文弼與中瑞西北科學考查團」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268頁，注4。又，慶昭蓉電子郵件，2014年1月6日。
[24]相對於吐魯番、龜茲、于闐等地，焉耆地勢低洼，有博斯騰湖，大概因為土地潮濕，文書發現較少，應當出土世俗文書的城市、鎮戍守捉、烽鋪驛站等遺址，都很少有文書出土，目前所見焉耆地區的文書，主要來自霍拉山前的碩爾楚克大寺和七個星千佛洞，兩者地勢較高。
[25]參見荻原裕敏《一件吐火羅A語—梵語雙語律藏殘片》，《西域歷史語言研究集刊》第5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12年，135－142頁。
[26]耿世民《回鶻文哈密本〈彌勒會見記〉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8年，536－537頁。
[27]H. W. Bailey, 「The Sta?l-Holstein Miscellany」, Asia Major, new series,II.1, 1951, pp. 3, 13-14.
[28]吉田豊《カラバルガスン碑文のソグド語版について》，《西南アジア研究》第28號，1988年，34、39、47－52頁；Y. Yoshida, 「The Karabalgasun Inion and the Khotanese documents」.D. Durkin-Meisterernst, Ch. Reck and D. Weber(eds.), Literarische Stoffe und ihre Gestaltung in mitteliranischer Zeit: Kolloquium anl?sslich des 70. Geburtstagesvon Werner Sundermann. Wiesbaden, 2009, p. 350。
[29]關於這件文書，參看榮新江主編《吐魯番文書總目（歐美收藏卷）》，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年，800頁。
[30]W. Sundermann, 「Iranian Manichaean Turfan Texts concerning the Turfan Region」, A. Cadonna (ed.), Turfan and Tun-huang, the Texts: Encounter of Civilizations on the Silk Route, Firenze, 1992, p. 68.關於全卷情況，參看Z. Gulásci, Manichaean Art in Berlin Collections (Corpus Fontium Manichaeorum: Series Archaeologica et Iconographica I), Turnhour 2001, pp.56-61; fig. 28以及同書所附J. D. BeDuhn, 「Appendix I:Middle Iranian and Turkic Texts Associated with Manichaean Art from Turfan」,pp. 221-223，與宗德曼的翻譯區別不大。
[31]W. B. Henning, 「Argi and the 『Tokharians』」, pp. 550-551. Cf. H. -J.Klimkeit, Gnosis on the Silk Road: Gnostic Texts from Central Asia, NewYork, 1993, p.376, n.35.
[32]黃盛璋《試論所謂「吐火羅語」及其有關的歷史地理和民族問題》，《中外交通與交流史研究》，210－213頁。
[33]王媛媛《從波斯到中國：摩尼教在中亞和中國的傳播》，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39－40頁。
[34]A. von Le Coq, Türkische Manichaica aus Chotscho I, APAW V, 1911, pp. 25-30; H. -J. Klimkeit, Gnosison the Silk Road: Gnostic Texts from Central Asia, pp. 374-375; 王媛媛《從波斯到中國：摩尼教在中亞和中國的傳播》，32頁。參看榮新江主編《吐魯番文書總目（歐美收藏卷）》，779－780頁。
[35]W. B. Henning, 「Argi and the 『Tokharians』」, pp. 551-552.
[36]T. Moriyasu, 「The Decline of Manichaeism and the Rise of Buddhism among the Uighurs with a Discussion on the Origin of Uighur Buddhism」, (Speech at College de France, May 28, 2003), Osaka University The 21st Century COE Program Interface Humanities Research Activities 2002*2003,Osaka University, 2003, pp. 90-92.
[37]黃盛璋《熾俟考》，《新疆社會科學》1990年第5期，87―100頁；王小甫《弓月部落考》，《唐、吐蕃、大食政治關係史》附錄，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250頁。
[38]S. G. Klyashtornyj, 「Manichaean Monasteries in the Land of Arghu」, Studia Manichaica IV, Akademie Verlag,2000, pp. 375-377; 王媛媛《從波斯到中國：摩尼教在中亞和中國的傳播》，33－36頁。
[39]A. von Gabain, 「Steppe und Stadt im Leben der ?ltesten Türken」,Der Islam 29, 1949, pp. 54-55.
[40]S. G. Klyashtornyj, 「Manichaean Monasteries in the Land of Arghu」, p. 375.
[41]T. Moriyasu, 「The Decline of Manichaeism and the Rise of Buddhism among the Uighurs with a Discussion on the Origin of Uighur Buddhism」, pp. 93-96
[42]吉田豐《シルクロード出土文獻における言語變化の年代決定——ウイグル語文獻中の借用形式の例から》，《大阪外國語大學言語社會學會志》（Ex Oriente）第11卷，2004年，21－24頁。
[43]王媛媛《從波斯到中國：摩尼教在中亞和中國的傳播》，36－37頁。
[44]茨默《有關摩尼教開教回鶻的一件新史料》，《敦煌學輯刊》2009年第3期，4頁。
[45]同上，5－6頁。
[46]Y. Yoshida, 「Some New Readings in the Sogdian Version of Karabalgasun Inion」, From ?tüken toIstanbul, 1290 years of Turkish (720-2010), Istanbul, 2011, pp. 83-84.
[47]L. Yu. Tugusheva, Fragmenty Ujgurskoj nversii biografuSjuan』-Czana, p. 29.
[48]P. Zieme, 「S?ngqu S?li Tutung, übersetzer Buddhistischer Schriftenins Uigurische」, Tractata Altaica, 1976, pp. 767-775; J. Hamilton, 「Lestitres s?li et tutung en ou?gour」, Journal Asiatique, CCLXXII. 3-4, 1984, pp. 425-437.
[49]年代據Oriantalistische Literaturzeitung, 80, 1985, Nr.6, pp.591-592 所刊J. R. Hamilton的書評。
[50]森安孝夫《トルコ佛教の源流と古トルコ語佛典の出現》，《史學雜誌》第98編第4號，1989年，21頁。
[51]耿世民《回鶻文哈密本〈彌勒會見記〉研究》，536－537頁。
[52]H. W. Bailey, 「Recent Work in 『Tokharian』」, Transactions of the Philological Society, 1947 (1948), p.152. 按，這篇文章是大約三十年前所讀，相關部分還用紅筆划了線，可是在撰寫初稿是全然忘記，但默然中貝利教授的觀點潛藏於心，本文實際上不過是對貝利觀點的詳細論證而已。文章修訂中，重檢得之，對貝利教授的學恩，感念不已。
[53]慶昭蓉《吐火羅語世俗文獻與古代龜茲歷史》，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後出站報告，2012年，9－14頁。修訂版待刊，參看她給本論集所寫的文章。
[54] Henning, 「Argi and the 『Tokharians』」, p. 567. 跋文全部的漢譯，見王媛媛《中古波斯文<摩尼教讚美詩集>跋文譯註》，載朱玉麒主編《西域文史》第2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07年，129—153頁。
[55]《宋本冊府元龜》卷九七一《外臣部》，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384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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