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魏六朝：中國早期古典書論的生成及其價值
中國早期書論的生成對中國歷代書法理論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在漢代至六朝時期的書論篇目中，即產生了中國書論的基本原理、審美範疇和常用品評術語，這些書論和歷史上的文論、畫論一起，共同構成了中國早期古典文藝學的重要內容。本文為筆者《漢魏六朝書論要義》一書的前言，對漢魏六朝早期書論中較為可靠的篇目進行了系統研究和描述，對其基本內容作了精要評騭，著力對這些書論形成的書法研究門類、基本品評術語及文獻價值進行詳細考訂和解析，並指出這一時期書論在中國古典文藝學中的重要意義。
漢魏六朝：中國早期古典書論的生成及其價值
朱天曙
一
弁言
中國古典書論肇始於漢魏之際，經過兩晉時期的發展，到六朝時期，形成了成熟的書法論著，奠定了中國古典書論的基本框架。漢魏六朝時期是中國書法文人化的自覺期，書法理論是這一時期書法文人化自覺的標幟，越來越受到學術界重視。
漢晉之際，文人思想十分活躍，三國時期曹丕《典論》作為古典文學批評史上較早的一篇專說，提出「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夫文本同而末異」等思想，品評「建安七子」在文學上的成就，提出文學的價值、作家的個性與風格、文體、批評態度等問題，對後代影響甚大。西晉時期，陸機《文賦》作為文學史批評史上第一篇完整而系統的文論，用「賦」的形式，對各種文體與風格進行闡發，比較細緻地分析了文學創作的過程，提出了文學理論史上的很多重要問題。魏晉時期形成的「玄學」，與文學藝術有著密切的關係。南朝時期，文學創作極盛，文學批評也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出現了梁劉勰集大成的代表著作《文心雕龍》，其體例周詳，論旨精深，系統地討論了文學的基本原則和各體的淵源與流變，尤其是關於文學創作的討論，揭示了藝術的基本規律和方法。漢晉南朝時期的文學批評，受《七略》《漢志》「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思想影響很大，不僅使文體辨析更趨細緻周密，而且各文體源流有自，對糾正當時寫作體例混亂、文體不明等弊病，起到了良好的指導作用。漢晉南朝的書論就在這一時期的文學環境中產生。士族書家憑藉書寫技藝顯示個人情性，以各種書體之美表情達性。實用的書體書寫與寄情雅興漸漸分離，人們運用各種文學手段表達對書體的讚頌和對書家的評騭鑒賞，如用「賦」「表」「啟」「狀」等體裁描述書體特徵和書法之美。書法漸而成為文人寄懷托興的一種藝術，超越一般的技藝，有著獨特的審美價值。文人在書法賞鑒活動中不斷吸收文學藝術和傳統哲學的品評語言，逐漸形成了一套品評書風、論述書體、討論書藝的術語和相應觀念，到兩晉南北朝時期，形成了中國書學的原始概念和品評書法的基本內容。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這一時期書論文獻的現存基本篇目及其主要內容作扼要的介紹，指出中國早期古典書論的主要價值和對後代的影響。
鍾繇 墓田丙舍帖
二
漢魏六朝書論文獻的基本篇目
現存漢魏六朝時期的書法文獻，根據歷代文獻記載和著錄，主要篇目包括：
東漢時期四篇：許慎《說文解字·敘》、趙壹《非草書》、西晉衛恆《四體書勢》中著錄的崔瑗《草勢》及蔡邕《篆勢》。唐代張彥遠《法書要錄》卷一收錄有《非草書》《草勢》《篆勢》三篇。
三國時期一篇：東吳皇象《與友人論草書》，《廣川書跋》卷七有著錄。
西晉時期四篇：《書苑菁華》卷三著錄成公綏《隸書體》一卷，《晉書·索靖傳》著錄的索靖《草書狀》一卷，《晉書·衛恆傳》著錄《四體書勢》全文，《舊唐書·經籍志》卷四十六和《新唐書·藝文志》卷五十七著錄衛恆《四體書勢》一卷書目，《藝文類聚》卷七十四著錄楊泉《草書賦》一卷。
東晉時期四篇：《藝文類聚》卷七十四著錄劉劭《飛白書勢》一卷，《法書要錄》卷一著錄王羲之《自論書》、虞龢《論書表》，《晉書·王羲之傳》著錄庾翼《與王羲之書》，張懷瓘《書斷·上》和《書苑菁華》卷三著錄王珉《行書狀》。
南朝時期書論十七篇。其中宋三篇：《法書要錄》卷一著錄羊欣《采古來能書人名》、卷二著錄虞龢《論書表》，《書苑菁華》卷十八著錄鮑照《飛白書勢銘》；齊三篇：《法書要錄》卷一著錄王僧虔《論書》、王愔《文字志目》，《南齊書·王僧虔傳》《藝文類聚》卷七十四著錄王僧虔《書賦》一卷；梁十一篇：《法書要錄》著錄有七篇，即蕭子云《論書啟》、蕭衍《觀鍾繇書法十二意》《答陶隱居書》、陶弘景《與梁武帝論書啟》、庾元威《論書》、庾肩吾《書品》、袁昂《古今書評》，《藝文類聚》卷七十四著錄三篇，即庾肩吾《謝東宮古迹啟》、蕭綱《答湘東王上王羲之書》、蕭繹《上東宮書跡啟》，《書苑菁華》卷十五著錄顧野王《上玉篇啟》一篇；陳一篇：《法書要錄》卷二著錄智永《題右軍〈樂毅論〉後》。北朝時期的書論兩篇：北魏江式的《論書表》和北齊顏之推的《顏氏家訓·雜藝》。
除了這些現在可以看到的篇目外，歷代著錄漢魏六朝的佚書也有不少。如《書斷》中著錄東吳張弘《飛白書勢》一卷，虞龢《論書表》著錄西晉衛恆《古來能書人錄》一卷，王僧虔《論書》著錄東晉康昕《右軍書贊》，《南齊書·劉繪傳》著錄南齊劉繪《能書人名》，《初學記》著錄南齊蕭子良《古今篆隸文體》，庾元威《論書》著錄南齊王融圖《古今雜體六十四書》，《南史·紀僧真傳》著錄南齊紀僧猛《飛白賦》，陶弘景《與梁武帝論書啟》著錄《逸少正書目錄》，南朝虞龢《論書表》著錄其還寫有《雜勢》一卷、《鍾張等書目》一卷、《二王鎮書定目》六卷、《羊欣書目》六卷，蕭子云《論書啟》言及其所著《論飛白》，《舊唐書·經籍志》錄有蕭子云《五十二體書》，庾元威《論書》著錄梁阮孝緒《古今文字》三卷，《述書賦》著錄梁蕭綸所撰《書評》等。
故宮藏宋拓《汝帖》中的崔瑗書法
三
漢魏六朝書論的主要內容
秦漢以來，篆、隸、草、行、真等書體不斷衍變，文字數量不斷增加，書寫力趨簡速，到了東漢末期，書體逐漸走向成熟。東漢許慎《說文解字》（簡稱《說文》）是這一時期文字學的代表著作，敘中論文字起源、「六書」原理、先秦至新莽文字與書法的發展。書法以文字為素材，習字為書法的初階，習字必先識字，識字而能溯其本源，自能觸類旁通。許慎創立五百四十個部首，對其形、音、義作了詳細解說，試圖說明每個字為什麼要這樣寫，找出字形與本意的關係，闡述其構形的原理。他以為，包括古文、籀文的篆體為漢字的本源。殷墟甲骨文發現後，打破這種傳統認識，通過甲骨、金文與《說文》部首互證，可對其篆形和說解作補正，有助於更好地利用《說文》。許慎在《敘》中揭示中國文字的象形意義，所謂「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並由突出「象形」引申出「書者，如也」的理論，開啟書法藝術由「形」至「意」討論的先河。《說文》流傳以後，戰國至秦漢文字形體混雜的現象逐漸得以克服和糾正。全書搜集了9353個小篆及1363個重文，是最豐富最有系統的秦系文字資料，對隸楷的演化起到了指導作用。
東漢時期書法名家輩出，對文字的發展、筆畫的運轉和書寫之美，均有自覺的認識和精深的造詣為世所尊崇。他們在筆法上或相互珍秘，或不肯輕易示人，但對書跡的頌讚、描述和欣賞，可見於這一時期的著述，如東漢崔瑗（77—142）《草勢》、蔡邕（133—192）《篆勢》《筆賦》、趙壹《非草書》等。
《晉書·衛恆傳》全文收錄衛恆《四體書勢》，於敘草書源流後引錄「崔瑗作《草書勢》」，這是現存最早的一篇純粹談論書法藝術的文章，《草書勢》因衛恆引用而流傳於世。他指出文字的產生，也就有了書法，形象描述了草書的產生、結體、用筆、勢態、呼應以及章法上的特色。如「方不中矩，圓不副規」「抑左揚右，望之若欹」「旁點邪附，似蜩螗挶技」等；又提出「志在飛移」「放逸生奇」的書法觀念，將書法從再現形象的造形特徵上升為由形到意的抒情藝術，標誌了古典書論對藝術審美的認識逐漸走向自覺。《草書勢》中「臨時從宜」語，為漢末趙壹《非草書》一文所徵引。崔瑗論書重「勢」，故名《草書勢》，後蔡邕《篆勢》、衛恆《字勢》《隸勢》皆仿其法。其對「勢」的重視來源於哲學中的「自然」「形勢」的思想，進而轉到書學上的「體勢」「筆勢」中，後又發展為魏晉文論中的「氣勢」和「風格」。其效仿《周易》中「觀物取象」的方法，藉助自然物象抒發感受，把書法鑒賞時的個人情感具體地表達出來，這種意象式的批評被廣泛運用到書法批評中，或狀書體，或論用筆，或言書勢，或贊風格，讓鑒賞者通過描述，來尋求書家的意趣和創作風格。蔡邕是東漢通才的代表人物，天文、歷算、音律、經學、書法無不精通，著述甚豐，據《後漢書·蔡邕傳》其作品有一百零四篇，包括詩、賦、碑、誄、銘、頌、箴、表等。劉勰《文心雕龍·誄碑篇》云：「後漢以來，碑碣雲起。」東漢以來流傳的碑銘多為墓志銘，其文體包括散文體序和結尾的韻體詩，蔡邕傳世有碑文多篇。衛恆《四體書勢》謂「蔡邕作《篆勢》」也是相類的著述，《篆勢》也因衛恆引用而被流傳。其說明篆書從象形文字而來，描述篆書字形，指出其審美價值。如「字畫之始，因於鳥跡，倉頡循聖作則，制斯文體有六篆，巧妙入神」「縱者如懸，衡者如編，杳杪斜趨，不方不圓，若行若飛，跂跂翾翾」等表達了蔡邕對篆書美的理解和認識。其強調掌握篆書是理解經籍的先決條件，雖然其立足點是以弘揚經義為要，但這些認識比許慎更深入地討論到書法的體勢、運筆和情性，有重要的價值。
除《篆勢》外，清人嚴可均輯校《全後漢文》卷六十九載蔡邕撰《筆賦》。此文描述毛筆製作、性能、功用及其表現教化的作用。《筆賦》描述早期毛筆製作工藝，是書法史上關於書寫工具較早完整的記載。傳世的《九勢》被宋人陳思所輯《書苑菁華》第十九收錄，近人沈尹默有《漢蔡邕〈九勢〉釋義》等詳加詮解，但此篇實非蔡邕所作。
《非草書》的作者趙壹（約130—約185），著有賦、頌、誄、書、論及雜文十六篇，傳見《後漢書·文苑傳》。趙壹《刺世疾邪賦》是東漢諷刺文學傑出典範，他以率直鋒利的語言進行直率大膽的表達，這一風格，幾乎是賦體藻飾風格的對立面，其語言樸質無華，到了東漢末年，這一風格變得普遍。《非草書》為趙壹雜文，繼承其寫賦的這一特點，收入唐代張彥遠所輯《法書要錄》卷一中，列為首篇，為存世完整的早期論書之作，也是書法批評史上第一篇重要文獻。他從儒家立場來看待新興的草書和學習草書的風氣，堅持文字為「經藝之本，王政之始」，指出了漢末草書已經走向非實用的藝術，全文結構嚴密，論述形象，證明書法在東漢後期有了自覺的表現。如果說崔瑗《草書勢》是從書法鑒賞角度來討論書法的審美本質，趙壹《非草書》則從文化和社會的角度對書法的文化屬性和社會價值進行解析。
漢末西州風行草書，世人學草書如痴如狂，趙壹見此流風愈下，「反難而遲」的現象，大聲疾呼要扭轉這種風氣。在《非草書》中，他認為各人氣質、個性、才能、學問皆有特點，強調書法中天資和學問的重要，「凡人各殊氣血，異筋骨，心有疏密，手有巧拙。書之好醜，在心與手，可強為哉？」此論比曹丕的「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的看法還要早數十年。秦漢以後草書興起，應時趨捷，「務取易為易知」。杜度、崔瑗、張芝皆有超俗絕世的才華，博學餘暇，游手於斯，造詣精深，時人效顰，「蓋伎藝之細者耳」。他稱讚這些書家的自然流露，認為其與當時矯揉造作的書寫是完全不同的。
皇象是東吳極負盛名的書家，工章草。他論草書講究筆、紙、墨的選擇，認為欲見「漫漫落落」之草書，需用「精毫筆」，「滑密不沾污」之紙與「多膠紺黝」之墨，同一時期曹魏書家韋誕強調「張芝筆、佐伯紙及臣墨」是書法創作的「利器」，漢代以來以筆、墨、紙、硯為代表的書寫工具不斷發展和完善，因此較之於前代這一時期的書家對書寫工具更為重視。運用好的工具進行書法創作自然「手調適而心歡娛」，從而收到「正可以小展」藝術效果。
晉代書論繼承漢代用華美辭藻描述書法形體的表達形式，以書體為篇名和題材贊書法之美，出現了如「用筆」「流美」「書勢」等概念。他們以「書體」為文學創作的對象，表明這一時期書法已經成為文人達情寄興的技藝，具有獨特的審美價值。西晉衛恆《四體書勢》、成公綏《隸書體》、索靖《草書狀》、楊泉《草書賦》，東晉劉劭《飛白書勢》、王珉《行書狀》等這一時期的書論，注重對各體書法特徵的形象描述和創作活動的討論，各種書法批評範疇也在其中得以出現和發展。
衛恆（？—291）是西晉時期著名書家，官至黃門侍郎，其父瓘，弟宣、庭，子璪、玠皆有書名。《晉書·衛恆傳》全文收錄了衛恆《四體書勢》，分別敘述古文、篆、隸、草書的概況。全文分成四段，每段結束用韻語加以讚頌某種字體的形勢。有的是他自己的撰述，有的是引前人對這一字體形勢的讚頌。第一段讚頌表揚文字之「美」，如「其曲如弓，其直如弦。矯然特出，若龍騰於川，森爾下頹，若雨墜於天」。此段稱為《字勢》，應是衛恆所撰。第二段自周宣王史籀作大篆，敘述到漢末蔡邕歷代書家承傳的統緒，後錄蔡邕《篆勢》。第三段敘述漢魏間字體演變與書家傳承，指出書體避繁趨簡的現象，如「鳥跡之變，乃惟佐隸，蠲彼繁文，崇此簡易」，此段為《隸勢》，亦應為其自撰。第四段討論自漢興至章帝時期草書盛行一時的景象，文末收錄崔瑗所作《草勢》。
衛恆在《四體書勢》中把書家的情性同自然進行有機地結合，突出「表意」在書法中的重要性。如「蓋睹鳥跡以興思也」「觀其措筆綴墨，用心精專，勢和體均，發止無間」「睹物象以致思，非言辭之所宣」等，都體現中國書法由「象」而轉「意」的審美特徵。
《隸書體》的作者成公綏（231—273）為西晉文學家，口吃而好音律，所作辭賦，為人推重。《晉書·文苑傳》中有傳。成公綏原有集，後散佚。明人輯有《成公子安集》，《隸書體》選自此中，《書苑菁華》卷三著錄。近人余紹宋《書畫書錄解題》卷五評其「文甚美，真晉人吐屬」。《隸書體》盛讚「隸書」一體「適之中庸，莫尚於隸」，又雲「規矩有則，用之簡易」「隨便適宜，亦有弛張」，描述了隸書書法的壯觀之美，文采華麗。文中還提到了「工巧難傳，善之者少，應心隱手，必由意曉」的看法，可見「心」「意」已成為這一時期重要的論書範疇，是 「象」之上更高一層的審美標準。
西晉書家索靖（239—303），以其自身在書法上的實踐體察草書，較崔瑗時代更為深透。《晉書·索靖傳》錄有《草書狀》，《佩文齋書畫譜》亦錄。《草書狀》為賦體，類似衛恆引崔瑗《草書勢》，多以動物的矯健生動喻字的形和勢，如用「婉若銀鉤」「漂若驚鸞」「蟲蛇虯蟉，或往或還」來形容草書的技法和變化。唐代歐陽詢《藝文類聚》卷七十四著錄此篇。
西晉楊泉的《草書賦》用華麗的語詞對草書加以描述，認為「惟六書之為體，美草法之最奇」，並對杜度和皇象兩位草書家加以表彰。其中如「字要妙而有好，勢奇綺而分馳」「解隸體之細微，散委曲而得宜」「乍楊柳而奮發，似龍鳳之騰儀」等句文采優美，形象生動。歐陽詢《藝文類聚》卷七十四也著錄有此篇。
東晉劉劭博識好學，多藝能，善草隸。《世說新語·言語》「庾稚恭」條注引《文字志》有傳。歐陽詢《藝文類聚》卷七十四著錄其《飛白書勢》一篇，唐張懷瓘《書斷》亦有引。《飛白書勢》讚頌飛白書體，「飛白之麗，貌艷勢珍」，韻文優美。其中如「直准箭馳，屈擬蠖勢」「繁節參譚，綺靡循殺」等描述飛白一體的形態，辭藻華美。
東晉王珉（351—388）是王導之孫、王洽之子，唐張懷瓘《書斷》中稱「三世善書」。《隋書·經籍志》著錄《王珉集》十卷，《行書狀》或來源於此。《書苑菁華》卷三著錄此篇。《行書狀》讚頌行書一體的形態特徵和藝術魅力，所謂「綺靡婉娩，縱橫流離」。
又評論名家，賞鑒筆跡。此文為東晉時期專門讚賞行書之作，表明此時行書自覺的審美觀念已經確立，和古文、篆書、隸書、草書、飛白等書體共同構成豐富的書體審美內容。
值得一提的是，傳為東晉衛鑠所撰《筆陣圖》一卷也為歷代所重視。衛鑠（272—349），世稱衛夫人，東晉女書法家。唐張彥遠《法書要錄》、北宋朱長文《墨池編》、南宋陳思輯《書苑菁華》卷一及明刊《說郛》均錄載，但作者說法不同。《法書要錄》卷一題作「衛夫人」，唐孫過庭《書譜序》「疑是右軍所制」。《墨池編》題為「王羲之」，《書苑菁華》卷一題為「衛夫人」。明楊慎《書品》以為「《筆陣圖》羊欣作，李後主續之。」近人余紹宋作《書畫書錄解題》列入偽托，很可能為南朝人所作。
《筆陣圖》是最早論執筆、筆法、結字以及書法藝術實踐的論著。所列七條筆陣，又稱筆勢，是在真、行、草書盛行以後，書寫實踐經驗累積而產生的書論。其中，對筆墨紙硯書寫工具的選擇，執筆運轉要領的提示，均有具體明確的闡釋。對於書法，美、丑的鑒別標準，與謝赫注重骨法用筆的精神互通，所謂「善鑒者不寫，善寫者不鑒。善筆力者多骨，不善筆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謂之筋書，多肉微骨者謂之墨豬。多力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這給後來品評南朝時期各家法書提供了品鑒的原則。
書聖王羲之（303—361）書論散見於南朝、唐朝書論文獻及其尺牘中。如南朝宋羊欣《采古來能書人名》、虞龢《論書表》、南齊王僧虔《論書》等都有其論書文字。《法書要錄》卷一著錄的《自論書》輯錄其論書言論，在唐代已經流行，是流傳至今較為可靠的王羲之論書文字，或為齊梁間人從王羲之遺墨中輯出，如「吾書比之鍾張當抗行」「張草猶當雁行」，又「尋諸舊書，惟鍾、張故為絕倫，其餘惟是小佳」句在宋虞龢《論書表》中曾經引及，《晉書·王羲之傳》中亦存此類論書語。
王羲之書論，極重「精作」與「書意」的結合，《自論書》中既有「吾盡心精作亦久」，又指出「須得書意轉深，點畫之間，皆有意，自有言所不盡，得其妙者」，這和《蘭亭序》中所說的「因寄所託」「取諸懷抱」的思想是一致的，能體現其論書要旨。傳為王羲之《題衛夫人〈筆陣圖〉後》《書論》《筆勢論十二章》《用筆賦》《記白雲先生書訣》等流傳頗廣，雖多不可靠，仍有文獻價值。
南朝士大夫承「二王」遺緒，對書法有特殊愛好，書學論著漸而盛行，尤其對前代書家的成就高下，釐定品級，藻鑒精審，成一代風尚。此時文學如鍾嶸《詩品》、繪畫如謝赫「六法論」也有共同趨向。南朝皇帝亦多篤好書法，內府收藏既豐，君臣隨時相與觀賞討論，或從整理內府收藏編目而後上表說明各家書法成就，或應詔旨陳述自己對前代書法的觀感，漸漸建立起書法品評的標準。這一時期書學論著很多，著名的如羊欣《采古來能書人名》、虞龢《論書表》、王愔《文字志》三卷、王僧虔《論書》、蕭衍《觀鍾繇筆法十二意》、陶弘景《與梁武帝論書啟》、庾肩吾《書品》、袁昂《古今書評》等。
南朝宋羊欣《采古來能書人名》篇目最早見於南朝梁蕭子顯《南齊書·王僧虔傳》，稱王僧虔「又上羊欣所撰《能書人名》一卷」，據宋虞龢《論書表》最後有「臣見衛恆《古來能書人錄》一卷，時有不通，今隨事改正，並寫諸雜勢一卷」。是書或經衛恆、羊欣、王僧虔諸人先後輯錄加工而成。虞龢《論書表》、庾肩吾《書品》、張懷瓘《書斷》中有羊欣論書佚文。《采古來能書人名》一卷為史傳，卷首有王僧虔奉敕進呈一啟，採錄自秦丞相李斯、趙高至東晉後期王獻之、王珉能書者凡六十九人，條列書家籍貫、朝代、師承、擅長何種書體、書事等，敘事簡練，為書家小傳之最早者。此書的價值還在於：他繼承了漢魏以來人物品藻的風氣，開啟了書家品評之風，對後代影響深遠。如論師宜官「嘗詣酒家，先書其壁，觀其雲集，酒因大售。俟其飲足，削書而退」，論張芝「高尚不仕，善草書，精勁絕倫。家之衣帛，必先書而後練；臨池學書，池水盡墨」，把書家的個性品格與書風相結合。又提出「骨勢」「媚趣」「肥瘦」「精熟」等具有審美內涵的範疇，體現中國書法「書如其人」的深刻內涵。
《論書表》作者虞龢為南朝宋餘姚人，官中書侍郎。劉宋明帝時，奉詔與巢尚之、徐希秀、孫奉伯共同搜訪「二王」書跡。事成後於泰始六年（470）上《論書表》。表中敘述東晉、劉宋時期的書法事迹，如「二王」的書法事迹，謝安與王獻之關於「二王」父子書法的對話，「二王」書法流傳真偽，當時搜訪名跡情形，「二王」書法的收藏、劉宋內府所藏前代法書的情況以及書家講究的紙墨筆硯等。表內對當時書法狀況作全面記錄，有書史的性質。其中如論鍾、張、「二王」「同為終古之獨絕，百代之楷式」，「二王」「父子之間又為今古」，「子敬窮其妍妙，固其宜也」等具有史家眼光，評騭精當。
南朝宋齊時王愔善草書，著有《文字志目》，《法書要錄》卷一收錄此目，原書未見。現存《文字志目》除《法書要錄》本外，還有《墨池編》本、《書苑菁華》本等。《文字志目》分三卷，上卷目為古書三十六種，後標註古今字學名家數量；中卷目標秦、漢、吳書家人數，列舉人名；下卷目標魏、晉書家人數，列舉人名。涉及書家有張芝、鍾繇、王導、謝安、王羲之、王獻之等人。《文字志目》所錄書體包括草書、古文篆、行書、楷書、繆篆、隸書、小篆、署書、殳書等，是現存較早的書體著作，後有「古今小學三十七家，一百四十七人」與「書勢五家」，極見其重文字之學與書體的關聯，並注意到魏晉書勢論的傳統。因此，《文字志目》是了解南朝之前書體和書家的重要目錄文獻。
南朝齊王僧虔（426—485）善書，其《論書》一篇為王僧虔答竟陵王子良書啟，敘古今善書人，加以評議。此篇最早見於南朝梁蕭子顯《南齊書·王僧虔傳》，《法書要錄》卷一、《書苑菁華》卷十一均有著錄，但文字略異。《論書》上自漢魏張芝、鍾繇，下及南朝劉宋孔琳之等，共評論書家三十八人，凡三十條。王僧虔在《論書》中重筆力，強調「字體」與「筆勢」兩者的統一。如論王珉「筆力過於子敬」，張芝、索靖、韋誕、鍾會、「二衛」「惟見筆力驚異」，評杜度「殺字甚安而筆體微瘦」，評崔瑗「筆勢甚快，而結字小疏」。書中還常提到「能」「妙」兩字，稱謝安、謝靈運「能流」，謝靜、謝敷「能境」，鍾繇之書「謂之盡妙」，孔琳之「未得盡其妙」，體現王僧虔論書家之獨到品格。
王僧虔還有《書賦》一篇，南朝梁蕭子顯《南齊書·王僧虔傳》記錄篇名，唐歐陽詢《藝文類聚》卷七十四著錄。《書賦》受晉代陸機《文賦》的影響，既有「情憑虛而測有，思沿想而圖空」創作準備的討論，又有「心經於則，目像其容，手以心麾，毫以手從」創作過程的描述。作品要做到「風搖挺氣，妍孊深功」，體現「跡乘規而騁勢，志循檢而懷放」的統一。此書闡發了書家創作的規律和特點，明確「情」「思」的主導作用，總結了書法創作的若干特徵，開孫過庭《書譜》之先導。
正如文學史學者研究指出的那樣：「蕭梁王朝代表了南朝文化成就的最高點。它的特點是一種異常健旺蓬勃的文化精神，強烈的文學史意識，對整理和詮釋傳統並進行創新的自覺的渴望。」梁武帝蕭衍（464—549）開啟了南朝時期論書的新風氣。蕭衍善書，工草、隸、蟲篆諸體，所撰《觀鍾繇筆法十二意》為論書專文，見於《法書要錄》卷二，前一部分論筆法十二意，即「平，謂橫也；直，謂縱也；均，謂間也；密，謂際也；鋒，謂端也；力，謂體也；輕，謂屈也；決，謂牽掣也；補，謂不足也；損，謂有餘也；巧，謂布置也；稱，謂大小也。」後一部分論張芝、鍾繇、「二王」書法，提出「字外之奇，文所不書」的主張，即書法之趣，常在筆墨蹊徑之外。又以鍾繇和王獻之為例，以「古肥」與「今瘦」論之，指出「古今既殊，肥瘦頗反」，這是從書法發展規律的角度進行討論。六朝人學書多宗法王獻之，梁武帝以為王羲之學鍾繇，而不提鍾繇，王獻之學王羲之，亦未提王羲之，特以鍾繇書法十二意來討論，願學書者多取法乎上。所論「子敬之不迨逸少，猶逸少之不迨元常」在當時推重王獻之的風氣中有矯正之功，他提倡鍾、張古法與王羲之書風，為唐人尊羲抑獻之先河，有重要的書史意義。
梁武帝又有《答陶隱居書》一篇，論法書真偽的鑒定和運筆結字的原理。主張書法要合乎規矩，「適眼合心」「肥瘦相和，骨力相稱」。以為骨肉氣勢諸端，終歸於「習」。他說：「程邈所以能變體，為之舊也。張芝所以能善書，工之積也。」梁武帝論書重工夫、重規矩，一方面體現了梁代重形式完美和人工雕飾，另一方面也是矯正魏晉玄學、弘揚儒道的體現。
南朝梁時陶弘景（約456—536）是一位著名的道教隱士，與梁朝皇室關係密切。《與梁武帝論書啟》共五篇，為陶弘景寫給梁武帝的書信，涉及法書鑒定和創作心得等內容，唐人統稱為《論書啟》，是最早關於書法鑒定的專文。文中對「二王」書法的鑒定，和對張芝、鍾繇、「二王」書法的比較，均有個人見解。如論《樂毅論》雲「書乃極勁利，而非甚用意，故頗有壞字」，又論「元常老骨，更蒙榮造；子敬懦肌，不沉泉夜。逸少得進退其間，則玉科顯然可觀」，這些書論均有見地。
書法品藻最早、最系統嚴密的規範著作，當數南朝的梁庾肩吾（487—551）的《書品》。它與鍾嶸《詩品》、謝赫《畫品》一起成為南朝詩書畫品評的重要作品。《書品》又名《書品論》，以善真、草二體者，舉漢至南朝齊梁128人（實為123人），分為三等九品類例而評論其優劣。前有總論，各品有分論，末尾總結數語。其篇首引言敘述字體沿革，後以「天然」「工夫」分「上之上」三人，張芝（伯英）、鍾繇（元常）、王羲之（逸少）；「上之中」五人，崔瑗（子玉）、師宜官、王獻之（子敬）、杜度（伯度）、張昶（文舒）；「上之下」九人：索靖（幼安）、皇象（休明）、衛瓘（伯玉）、梁鵠（孟皇）、胡昭（孔明）、荀輿（長胤）、韋誕（仲將）、鍾會（士季）、阮研（文幾）。每一品級，先列書家名字，再品藻論書。如記張、鍾、王三家最有代表性：「張工夫第一，天然次之，衣帛先書，稱為草聖；鍾天然第一，功夫次之，妙盡許昌之碑，窮極鄴下之牘；王工夫不及張，天然過之。天然不及鍾，工夫過之。」庾肩吾以「工夫」和「天然」為論書標準，以上、中、下分品評等級，開後代神、妙、能品評的先河，也是漢魏以來人物品藻之風在書論上的反映。也為唐代李嗣真《書後品》、張懷瓘《書斷》、宋代朱長文《續書斷》、清代包世臣《國朝書品》等後來的品藻類書論專著樹立了典範。
南朝梁袁昂於普通四年（523）奉敕所著《古今書評》一卷，品評古今能書者從秦漢到兩晉時期二十五人，用魏晉人物品藻的方式比擬，加以評論，以才士、佳人、仙人、舞女、貴胄、寒乞、龍、虎、鵬、鷙、鳳、飛鴻種種動靜儀態，來描述各人書法的風神，使書法具有生命活力的動勢，進而尋繹出美惡的標準。如論王右軍書，「如謝家子弟，縱復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種風氣」；王子敬書，「如河洛間少年，雖有充悅，而舉體沓拖，殊不可耐」。二十五人中，以張芝、鍾繇、王羲之、王獻之，稱為「四賢」。末附普通四年書啟為品評書家文字。這種直觀、具體、形象的評論方法，對於揭示書法審美和書家的個性有重要意義。
南朝陳至隋代的僧人智永為王羲之七世孫，其《題右軍〈樂毅論〉後》一篇《法書要錄》卷二著錄，此篇為其論王羲之正書之心得。智永於南朝陳天嘉年間（560—566）始見《樂毅論》，隋初藏於己手，遂得以詳覽王羲之正書精妙處以為此書「留意運工，特盡神妙」。智永曾有多種真草《千字文》傳世，秀潤圓勁，發其旨趣，對於傳承王羲之書風，貢獻極大。
除上述重要書論外，南朝時期的書論還有如南朝宋鮑照《飛白書勢銘》、梁顧野王《上玉篇啟》論書體；梁庾元威《論書》論書史；南朝梁蕭子云《論書啟》、蕭綱《答湘東王上王羲之書》、蕭繹《上東宮古迹啟》品評書藝等。北魏江式《論書表》論字體演變，北齊顏之推《顏氏家訓·雜藝》論當時字法使用情況，均為現存早期書論文獻中的重要內容。
蔡邕 熹平石經拓本（局部）
四
漢魏六朝書論的主要價值
漢魏六朝書論是中國書學史的開創時期，奠定了後代書論的基礎，其主要價值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古代書論著述的門類基本形成
書法史上的第一部書法叢書為唐代張彥遠的《法書要錄》，輯錄了漢代以來至唐代的書論著作，大體以時間為序，未作專門分類。宋代朱長文《墨池編》根據書論的內容分成八類，包括字學、筆法、雜議、品藻、贊述、寶藏、碑刻、器用。宋陳思《書苑菁華》把書論按文體分為三十二類，分別為書法、書勢、書狀、書體、書旨、書品、書評、書議、書估、書斷、書錄、書譜、書名、書賦、書論、書記、書表、書啟、書箋、書判、書書、書序、書歌、書詩、書銘、書贊、書敘、書傳、書訣、書意、書志、雜著。漢晉六朝時期的書論，每一篇的內容或長或短，或單一或綜合，總體來看，這一時期的書論文獻可包括文字書體、書法歷史、書法批評、書法理論、書寫技法、書法鑒定、書法著錄等內容，奠定了後代書論著述的基礎。
前面提到，我國最早的字典東漢時期許慎《說文解字》在《敘》中對「六書」作了解釋，指出其是構成漢字的基本原理，揭示了漢字的發展規律和特點，還敘述了先秦至新莽時文字和書法的發展史，批評了當時人不懂古文，穿鑿附會，解釋經義。這篇敘文是研究先秦兩漢文字學和書體的珍貴文獻。東漢還出現了歌頌毛筆的《筆賦》和以「書體」為題的《非草書》。到了魏晉南朝時期，賞鑒書體的文章則更為流行。如西晉成公綏《隸書體》、楊泉《草書賦》、索靖《草書狀》、東晉劉劭《飛白書勢》、王珉《行書狀》、南朝鮑照《飛白書勢銘》等。這類書論，把「書體」作為審美的內容，讚美不同書體的形態，還通過對書體的讚美肯定書法家在書法創作中的創造力。在中國古代文論中，不重視描寫人物，而重視描繪自然景物，以期在抒情寫景時達到情景交融。古代詩論中的一些重要概念，大抵都是從抒情或情景交融的角度來討論的，這一現象是我國古代前中期文論的一個特點，在早期「書體」的文學創作中也是如此。
一部書法史，是書法家創造書風的歷史，兩晉南朝時期的書論有一類即是討論書法歷史和書家書風的。西晉衛恆《四體書勢》中的四篇序敘述「四體」的源流，記敘書法的傳承、流派和書家書風，以書體為內容，討論各體發展的歷史。衛恆討論的古文、篆書、隸書、草書大體體現了這一時期書家對書體演變的認識。虞龢《論書表》保存了東晉、南朝時期的諸多史料，為研究早期書法提供了珍貴的文獻。此外羊欣《采古來能書人名》記敘了從秦代李斯到東晉王珉69人，對他們的取法、師承、書體、逸事作了記錄，是一部從秦至東晉的書法簡史。
漢晉南朝時期，不僅出現了如西晉衛恆《四體書勢》這樣讚美書體而有書法批評性質的文獻，還出現了較為完整的書法批評著作，主要集中在南朝時期。如王僧虔《論書》、蕭子良《答王僧虔書》、梁武帝《觀鍾繇書法十二意》、袁昂《古今書評》、蕭子云《論書啟》、庾肩吾《書品》、蕭綱《答湘東王上王羲之書》、蕭繹《上東宮古迹啟》等，這些批評，或重鑒賞，或重書風比較，或重個人體驗識斷，方法不盡一致。最值得提的是，南朝梁庾肩吾的《書品》自成系統，借用「九品官人法」的品評方法來確定歷代書家的等級，品藻書家的優劣，在書法批評著作中有著重要的意義。如梁庾肩吾《書品》中就有「敏思藏於胸中，巧意發於毫銛」提到書法創作中「敏思」和「巧意」，「胸中」和「毫銛」的辯證關係，對書法藝術進行理論概括。南齊王僧虔《書賦》提出的「跡乘規而騁勢，志循檢而懷放」重點強調了書法創作與個性的關係，總結書法形態與風格的特徵，認為書家要達到「沉若雲郁，輕若蟬揚；稠必昂萃，約實箕張，垂端整曲，裁邪制方」的理想境界。他把「心」「氣」「形」「情」「思」「跡」「志」等概念運用到書法理論中，大大豐富了書法理論的內涵。
書寫技法是書法獨立成為藝術的核心內容，是人們在長期的書寫實踐中逐漸形成和總結出來的書寫方法和規則。南朝梁武帝《觀鍾繇書法十二意》中，總結出鍾繇書法的技法內容，其中包括：「平，謂橫也；直，謂縱也：均，謂間也；密，謂際也；鋒，謂端也；力，謂體也；輕，謂屈也；決，謂牽掣也；補，謂不足也；損，謂有餘也；巧，謂布置也；稱，謂大小也。」這些技法要領，包括用筆、字形、結構、章法等內容，涉及到書寫技法的基本原理。在《答陶弘景書》中，他還提到：「運筆邪則無芒角，執手寬則書緩弱」討論執筆問題，「點掣短則法臃腫，點掣長則法離澌。畫促則字勢橫，畫疏則字形慢」討論用筆和筆勢問題。「拘則乏勢，放又少則。純骨無媚，純肉無力」討論筆力問題。「少墨浮澀，多墨笨鈍」討論用墨問題。「抑揚得所，趣舍無違；值筆廉斷，觸勢峰郁；揚波折節，中規合矩；分間下注，濃纖有方，肥瘦相和，骨力相稱」討論書法技法之美。這些書寫技法原則的概括和提煉，在這一時期的書論中已有體現。
南朝時期，著錄書法藏品的著述也開始出現。虞龢《論書表》詳細記載了南朝宋內府法書藏品的數量、裝裱和流傳情況，還分類抄錄《二王鎮書定目》六卷、《羊欣書目》六卷、《鍾張等書目》一卷，是文獻中所見早期的書法目錄。智永《題右軍〈樂毅論〉後》也是這一時期重要的書法著錄。
南朝時期，梁武帝與陶弘景關於法書的討論還涉及書法鑒定的內容。陶弘景《與梁武帝論書啟》、梁武帝《答陶隱居書》用書信的方式討論內府的法書藏品，他們依據書跡的時代特徵、書家風格等對法書交換意見，為後代鑒定法書提供了重要文獻。
漢魏六朝時期的書論文獻，內容複雜，有些書論如虞龢《論書表》，既有書史的內容，也有鑒定和著錄法書的內容，蕭衍《觀鍾繇書法十二意》既是書法批評，又討論技法，很難歸類，我們只能根據文獻的主體內容進行大體歸類，凸現其學術價值。
2.古代書學重要概念術語的出現和運用
兩晉以來，隨著書法創作活動的活躍和文學、哲學的發展，書論具備了一套基本而穩定的術語和概念系統，或抽象加以概括，或以自然物象加以描述，或以感性經驗進行描述，這類辭彙運用到書法中時，賦予了新的內涵，象徵和概括了書法藝術的某種特徵。現列舉這一時期出現的較有代表性的品評語彙加以分析。
東漢崔瑗《草勢》、蔡邕《篆勢》都以「勢」來論書。晉衛恆《四體書勢序》亦用「書勢」一詞。古人論「法」之前，先討論「勢」。所謂「勢」，指字體與用筆的順勢，自然而然形成的貫通，是字體形成的開始，也是用筆之法的內在必然。不同書體有不同的書勢，也有各自特定的內涵。書寫者按筆順寫出字形，筆畫的結構、形態顯示其特有的「勢」，「筆」有用筆之「勢」，「字」有結構之「勢」，整篇相互生髮，形成整體之氣象、氣勢。書家作書，點畫皆求筆勢。西晉書論中已經開始討論「勢」：「（梁）鵠謂（邯鄲）淳得（王）次仲法，然鵠之用筆，盡其勢也。」「崔氏（瑗）甚得筆勢。」「字要妙而有好，勢奇綺而分馳。」南朝書論中，關於「勢」的描述更多：「字勢發於倉、史……若探妙測深，盡形得勢。」「蕭思話書走墨連綿，字勢倔強……（薄紹之書）揮毫振紙，有疾閃飛動之勢。」「拘則乏勢。」
書家作書，重在有「勢」。從上述書論看出，「勢」是和字形、速度、連貫、性格等因素相關聯的最初的力量，也是中國書法藝術筆法生成與表現的意象所在。
《周易》中提出「立象以盡意」後，經過文人的發揮，「意」成為哲學和文學藝術中的一個重要的概念。西晉時期的書論中出現了以「意」來論書的概念，和「象」相對應：「工巧難傳，善之者少，應心隱手，必由意曉。」「科斗鳥篆，類物象形。睿哲變通，意巧茲生。」南朝時期，以「意」論書，超越了對「象」的關註：「鍾會書字，十二種意，意外殊妙，實亦多奇。」「手隨意運，筆與手會，故益得諧稱。」「逸少學鍾繇書，勢巧形拙，及其獨運，意疏字緩。」「張澄書，當時亦呼有意。」
「意」與「法」，「心」與「手」，是中國古代書論中的重要範疇。點畫之間除了技法上的表現，而能傳達言所不盡的「意」，這是西晉至南朝時期書論對書法由技入道，由手及心的認識，注重內心感受和人性的陶冶。
「骨相」一詞，早在漢代王充《論衡》中就有《骨相篇》，指出「非徒命有骨法，性亦有骨法」。漢魏南朝時期，品藻人物亦多以「骨氣」而論，後引入到書畫品評中。東漢趙壹把人的「氣血」「筋骨」和「巧拙」「好醜」的書法聯繫在一起討論：「凡人各殊氣血，異筋骨，心有疏密，手有巧拙。書之好醜，在心與手，可強為哉？」西晉時期的衛瓘，以「骨」與「筋」直接論書法風格：「我得（張）伯英之筋，（衛）恆得其骨。」南朝時期以「骨」論書的文獻更為豐富：
羊欣云：「胡昭張芝骨，索靖得其肉，韋誕得其筋。」
王獻之，晉中書令，善隸、稿，骨勢不及父，而媚趣過之。
純骨無媚，純肉無力……肥瘦相和，骨力相稱，婉婉曖曖，視之不足，稜稜凜凜，常有生氣，適眼合心，便為甲科。
陶隱居書如吳興小兒，形容雖未長成，而骨體甚駿快……蔡邕書骨氣洞達，爽爽有神。
書論上的「骨」一詞，與「筋」「肉」「力」「氣」「體」等詞並用，既指其筆力、形態之美，又賦予其精神內質，是古代早期書論中重要的品評用語。羊欣、王僧虔把「骨」和「媚」來對舉，其內涵涉及「文」與「質」的範疇。「質」指的是「骨力」，「文」指的是「妍媚」。傳王羲之《用筆賦》所說「藏骨抱筋，含文包質」，強調「骨」和「筋」、「文」和「質」的統一。在文論上，鍾嶸《詩品》評曹植「骨氣奇高，辭采華茂」，把「骨」的內涵擴展到風格與內容上。南朝齊謝赫《古畫品錄》中有「六法」之論，其中第二「骨法用筆」亦有同樣的含義，是用筆上的力感和壯氣。徐復觀認為《世說新語》卷中之下《賞譽》論「羲之風骨清舉也」，《品藻》第九論「阮思曠骨氣不及右軍」等，是形容某一人由一種清剛的性格而形成清剛而有力感的形相之美，當時把用在人倫鑒識上面的語彙轉用到文學、藝術上面。《文心雕龍?風骨》篇之「骨」也是由此而生，所謂「結言端直，則文骨成焉」。文學、書畫上的「骨」和其人都是密切相關的。
「力」是和「勢」「骨」相連的一個辭彙，書法品評中多強調在筆畫中體現力度，南朝時期，「筆力」一詞多用來討論書法優劣：
孟皇（皇象）功盡筆力。
《大師箴》小復方媚，筆力過嫩，書體乖異。
亡從祖中書令珉，筆力過於子敬……張芝、索靖、韋誕、鍾會、二衛，並得名前代，古今既異，無以辨其優劣，惟見筆力驚異耳……孔琳之書，天然絕逸，極有筆力，規矩恐在羊欣後。蕭思話全法羊欣，風流趣好，殆當不減，而筆力恨弱。謝綜書，其舅云：「緊潔生起，實為得賞。」至不重羊欣，欣亦憚之。書法有力，恨少媚好。
這些關於筆力的討論，強調筆畫內在之力，也是書法風格差異之所在。「力」一詞，在南朝時期，常常和「骨」「勢」合在一起，體現書法之美。如梁武帝論書用「骨力相稱」，庾元威《論書》「骨力婉媚」，陶弘景論書「勢力驚絕」，這些都是由書法形態之力美產生的詞義，豐富了品評語彙的內涵。
西晉時期，衛恆《四體書勢?草書序》中論杜度草書時有「書體微瘦」一語，「瘦」字已經用來品評書法。南朝時期，「肥」「瘦」「古」「今」多用於品評書法：「胡（昭）肥而鍾（繇）瘦。」「元常謂之古肥，子敬謂之今瘦。今古既殊，肥瘦頗反，如自省覽，有異眾說。張芝、鍾繇，巧趣精細，殆同機神。肥瘦古今，豈易致意？」「肥」和「瘦」本是身體外形的表述，用於書法上，突出了字形之異處，又和「古」「今」結合在一起，形成「古肥」「今瘦」的說法，用於比較書風的變化，賦予了「同體異形」和審美上的意義。虞龢《論書表》中的「古質而今妍，數之常也；愛妍而薄質，人之情也」，這種「緣情」而求妍美，不重字內含蓄筆力，是南朝宋、齊時王獻之書法地位超越王羲之的時代風氣使然。到了梁武帝時期這種風氣才有所變化，由妍而復質，返古而歸真。其中的「質」和「妍」和上面提到的「質」和「文」一樣也是討論書風之變的重要語彙，在古代書論中一直被沿用，唐孫過庭《書譜》中曾以「質以代興，妍因俗易」語論之。
南朝人物品藻風氣反映在文藝上，文學以「初發芙蓉」比「錯彩鏤金」，書論上則以「天然」與「工夫」作為評鑒標準，出現專門辭彙。「天然」是魏晉名士阮籍所說的「自然」，是先天的融天地萬物之美，超脫俗世之美，非人力之所能成。「工夫」是後天的，是書家必備的基本能力和技能的積累。王僧虔《論書》載：「宋文帝書，自謂不減王子敬。時議者云：「天然勝羊欣，功夫不及欣。」
「孔琳之書，天然絕逸，極有筆力。」王僧虔論書是首重天然之美的。虞龢《論書表》載羊欣評張芝書雲「張字形不及右軍，自然不如小王」，亦強調天然在書法中的重要性。庾肩吾《書品》曾比較張芝、鍾繇、王羲之三人的書風：「張工夫第一，天然次之，衣帛先書，稱為草聖；鍾天然第一，功夫次之，妙盡許昌之碑，窮極鄴下之牘；王工夫不及張，天然過之，天然不及鍾，工夫過之。」
庾肩吾運用「天然」和「工夫」一對論書品評語彙，把這列為「上之上」品的三位書家作了比較，張芝以工夫勝，鍾繇以天然勝，王羲之在「工夫」與「天然」之間，求得中和之美。
除上述重要品評辭彙外，漢魏南朝時期還出現許多有價值的品評用語，如東漢時期的「神」「妙」「善」「好醜」「工拙」，西晉時期的「方圓」「規矩」「絕勢」「工妙」「磥硌」「勢和體均」「異體同勢」，東晉時期的「壯傑」「精熟」「精密」，南朝時期的「筋」「骨」「妍妙」「楷式」「體勢」「驚覺」「盡妙」「綿靡」「凌厲」「勁媚」「鮮媚」「精新」「精巧」「委曲」「臃腫」「濃纖」「沓拖」「體用」「綿密」「雄贍」「遒越」「意疏字緩」「勢巧形密」「宛轉妍媚」。此外，這一時期也產生的學用類術語在後代書法理論中也時有出現，如東漢時期的「振波揚撇」「輕筆內投」「抑左揚右」「絕筆收勢」，西晉時期的「抵」「押」「拂」「振」「按」「挑」「橫」「縱」「牽」「繞」「抑揚」「結體」「作文」「毫芒」「點折撥」「掣挫安按」，南朝時期的「平」「直」「均」「密」「鋒」「力」「輕」「決」「補」「損」「巧」「稱」「摹」「拘」「放」「字形」「字勢」「筆力」「運筆」「執手」「點掣」「值筆」「觸勢」「點畫」「波撇」「書法」「筆道」「下筆」「筆體」「筆勢」「結字」「殺字」「弱毫」「陋墨」「毫銛」「橫牽豎掣」「濃點輕拂」「流紈體素」「揚波折節」等。這些品評和學用類的術語是構建中國古代書法理論體系的重要內容，通過發掘這些術語的內涵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把握書法藝術在不同時代的審美特徵。
皇象 章草急就章（部分）
3.早期書論和文論、畫論等一起，構成中國早期古典藝術審美的基本內容
漢晉南朝時期的書論，和這一時期的文論、畫論、樂論等一起，逐漸概括了中國民族的藝術經驗，自成體系，運用了一套獨特的範疇，有鮮明的民族特色，構成早期古典藝術審美的基本內容。關於審美體驗到美的形式的轉化，胡經之先生認為，審美體驗產生在內心，看不見，摸不著，而要形之於外，就要使審美體驗轉化為意象，使意和象相融，甚至還要在內心展開意象活動，各種意象相互作用，連結為一個複雜的意象世界。這是意象在內心的創造。這種意象的創造，同時又轉化為形式的創造，藝術家必須使用一定的物質材料作為符號（語言的或非語言的），以一定的方式構築成美的形式，以體現那個內心營構的內心意象，意象世界。而這種美的形式的創造，需要有高超的技藝。書法正是這種審美活動中的一門重要藝術形式，它的發展，使早期古典藝術的審美範疇豐富起來，如美、丑、肥、瘦、動、靜、形、神等，這種藝術美具有特殊的內涵，這種內涵在東漢趙壹《非草書》、東晉王羲之《自論書》、南朝齊王僧虔《論書》《書賦》、梁袁昂《古今書評》等早期書論中得到體現。
早期書論中，蔡邕《篆勢》、王僧虔《論書》、袁昂《古今書評》等品評以「意象」設喻的手法很可能影響鍾嶸的《詩品》，繼而其後的庾肩吾《書品》又有多方面仿效《詩品》的撰寫模式，可見這一時期書論、文論是互為滲透、互相影響的。在「品賞」書法的過程中，直接體悟到藝術的意味和內蘊，有感而發，乘興評說。這種品評運用的範疇，從審美中產生，又和書寫的感性密切聯繫。其「體悟」中又蘊含了理性，並非離開了書寫活動而形成的孤立的抽象。這種具體書寫和感受中獲得的品評、理論和鑒賞的論述，和中國古典文藝學的整體趨向是一致的，與感性、具體的創作活動相結合，又超越感性具體，把握藝術的內蘊，發展形象思辨的多種方式，如藉象論義、比擬喻示、整體感悟、象徵意會等內容。
從感性具體出發，上升為藝術抽象，又返回到具體，經過概念、判斷、推理的演繹分析，綜合了藝術的多樣性，呈現出對藝術的整體認識，這是中國古典文藝學的基本思維路數。南朝劉勰《文心雕龍》對「文」作系統的理論概括，東晉顧愷之「傳神」論，南朝宗炳《畫山水序》「暢神」論，王徽《敘畫》「明神降之」論以及謝赫的《古畫品錄》提出「六法」的品評原則等，和中國古代書論一樣都體現了這樣的特點。
漢晉以來的人物品藻的盛行，把人物分成三級九品，延至魏晉，設有「九品中正制」，朝廷以此為選拔人才的標準。這種人倫品鑒理論的產生，影響到文藝領域，南朝時文藝品評風行一時，產生了多門藝術的專門品評著作，如齊梁間鍾嶸的《詩品》、梁庾肩吾《書品》、謝赫《古畫品錄》、沈約《棋品》（已佚）。這一時期文藝品評的特點，一是分品評論。如謝赫分「六品」，鍾嶸《詩品》、庾肩吾《書品》均以三大品、九小品品詩論書。一是審美評介的擬人化。受到人物品藻的影響，文藝品評中出現了借用人物品藻的方式和術語，延續人物品藻的審美取向。謝赫《古畫品錄》中的「氣韻」「骨法」，袁昂《古今書評》中對各家書法的討論，都是書法品評擬人化的表現。（來自：《中國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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