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20世紀同行：現代文學與當代中國

（原標題：現代文學與當代中國：新世紀缺代表性作家，20世紀並未遠去）

澎湃新聞記者 楊寶寶

今年是2018年，算起來，進入21世紀已經18年之久。然而，從文學的維度來看，20世紀的影響卻依然巨大。今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100周年，同時也是魯迅《狂人日記》發表100周年，明年則是新文化運動100周年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

「當我們反反覆復紀念這些重要的日子的時候，實際上在告訴我們20世紀並沒有離我們遠去。」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羅崗表示。

羅崗、王安憶、洪子誠、李陀、陳思和、蔡翔在現場對談

10月16日，「與20世紀同行：現代文學與當代中國」學術研討會在上海師範大學召開。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洪子誠，香港學者李歐梵，作家、文藝批評家李陀，復旦大學教授陳思和，作家王安憶等來自海內外的著名學者、作家、文藝批評家等現當代文學的親歷者、見證者、觀察者齊聚一堂，共同探討20世紀的文學、思想，以及20世紀文學與今天的關係。

20世紀並未遠去

對於中國和中國文學來說，20世紀是一個充滿激蕩和變革的年代，從五四運動到晚清覆亡、民國成立，再到新中國成立、改革開放，100年中，中國經歷了幾次巨大轉折，也為文學提供了取之不盡的素材。

「1918年魯迅《狂人日記》打響第一槍，1921年郁達夫發表《沉淪》，後有茅盾《蝕》三部曲、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記》等，1930年代巴金完成《激流三部曲》，1940年代錢鍾書《圍城》出版，1950年代有楊沫的《青春之歌》，1960年代是話劇《年輕的一代》，1970年代徐遲《哥德巴赫猜想》值得關注，後有王小波《黃金時代》、賈平凹《廢都》、李洱《花腔》，史鐵生《我的丁一之旅》等等。」 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王鴻生梳理出了一份20世紀的「書單」，從中可以看到百年之間，中國文學敘述的豐富性。其中敘事視野既包括啟蒙、革命、改造，知識分子的改造、成長，也有後來的反思革命、人心表現、文化思考……用王鴻生的話來說，是一部「百年知識分子的書寫史」，而且是處在「中西古今的大背景籠罩之下」。

在充滿緊張、分裂的20世紀里，文學藝術是抗爭也是安慰，是掙脫壓迫和異化的途徑，是種精神冒險記錄，也是想像新的生存實踐的開始。王鴻生認為，那20世紀文學知識分子的寫作，為的是去敘述和保衛生存的意義。

站在新世紀回望20世紀文學，李陀認為，20世紀中國文學中，最符合「百花齊放」的時代，是1980年代。

研討會現場

時間的沉澱之後，這一點愈發明顯，「隔了這麼多年回頭看，1980年代比我當時所推崇所熱愛的要豐富許多。」李陀回憶，當時先鋒文學是主流，但如今看來，除了先鋒文學還有許多探索值得重視：當時陝西作家的作品都是十分重要的，路遙的影響現在也很大。

當時文學和思想運動依舊結合緊密，李陀回憶，當時自上而下的思想解放運動和自下而上的新啟蒙運動並舉，解釋了1980年代的諸多政治文化現象，作家自覺或不自覺地與這兩個運動相關，傷痕文學基本是思想解放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本身也是思想解放運動的核心。而朦朧詩寫作和新啟蒙運動更為密切。

「1980年代是一個摸索的時代，充滿徘徊猶豫和追求，每一種摸索都在探討什麼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需要的文學？」

「20世紀不中不西，不古不今，非常奇怪又隱含巨大的創造性。」 對現在的中國來說，20世紀可以說是「童年時期」，「20世紀的特質是『天真』，這個將來很難了。」上海大學文學院教授蔡翔認為，20世紀是一座巨大的富礦，是講述20世紀，將是幾代作家和學人的使命，從這個意義上說，20世紀從未遠去，但關鍵是，「不管你用什麼樣的方式回到20世紀，最後要看能不能開出一條新路。」

新的文學範式尚未形成

進入21世紀已經有18年，「新世紀文學」雖有名頭卻缺代表作家，「王安憶還是王安憶，莫言還是莫言」，陳思和認為新世紀始終構不成新的作家、新的反省，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因為新世紀以來，始終構不成一個範式、新的運動。

回顧20世紀，陳思和覺得中國文學20世紀一直是「靠運動」的，不管是文學運動還是政治運動，一定是超越時代、超越很多人審美觀念的，「這樣有超越性的運動，創造出來的文學，是嶄新的。」

新中國建國初期到「文革」前的17年文學時期，是以政治文學為導向的一個時期。陳思和認為，雖然對這個時期評價不一，但有一點是確定的，它是「創造力新的範式」，「文學突然進入了新的時代，出現了一套新的話語，引進了一個新的概念，於是就一批新作家出來了。這些作家和老一輩作家巴金等等都不一樣，未必這批作家就比以前好，但是人們的關注率就到這些身上來了。」

但陳思和同樣提到，先鋒的東西推動，可以短時期出現一批作家。但真正的大家，是經過積累，「歷史落在那個點上，比如曹雪芹寫《紅樓夢》。」 他期待在平靜的常態當中，慢慢積累之中，中國能出現真正的大作家。

王安憶認為，文學的黃金時代已經結束，「可能因為小說進入了學府，知識分子介入小說，使小說不那麼好看了，好看的小說只有去類型文學或社科類文章中找。」但與此同時，電影藝術、音樂藝術卻呈現出向上的生命力，「賈樟柯的電影、流行音樂都慢慢起來了，我覺得是新氣象。而小說的發展也是有周期的，它的周期走完了，要在別的地方重新開始。」

李陀則認為，世紀之交本身就是大變革的時代，應該期待新世紀文學發生變化。19世紀到20世紀之交，早在1870年代文學上的變革就開始醞釀，從普魯斯特到喬伊斯再到卡夫卡，文學上變革自然就發生了。

「20世紀到21世紀的轉變，革命性、突然性、變異的規模和範圍，遠遠超過19世紀到20世紀，沒有道理文學不發生變化。」李陀表示，文化的變化充滿偶然性，「我們這麼多年有些迷信歷史的必然性，我在年輕人之中看到了很多變化，這些變化之中，其實醞釀著很大的偶然性，我們的文學也會在這種偶然性之中發生變化的。」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