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死後，萬曆皇帝是如何把大明的經濟玩壞的？

文史 10-18

文/杜雅萍

張居正當權的時候，正是萬曆前期，經過十幾年整頓，一度扭轉了政府的財政危機，「海內殷阜」，「帑藏充盈」。只可惜張居正一死，萬曆皇帝就開始放飛自我，政府的財政開始亮起紅燈。

萬曆年間，戰事不斷，平定寧夏哱拜叛亂、平定播州楊應龍叛亂以及援助朝鮮擊退豐臣秀吉，花錢如流水，「寧夏用兵，費銀百八十餘萬；朝鮮之役七百八十餘萬；播州之役二百餘萬」。真實的戰爭拼到最後是內政與財力。偏偏這兩項萬曆皇帝都不行。

邊關在打仗，這時候高層應該帶頭節省以紓國難，萬曆卻相反，宮廷消費膨脹，光是每年膳食費增至三十萬兩，修造定陵壽宮費銀八百萬兩，修三大殿，僅采木一項即費銀九百三十餘萬兩。

過去萬曆想花錢，總有人羅里吧嗦管束著，現在他想怎麼花就怎麼花了。可是國庫總有見底的時候，萬曆二十七年前後，每年超支為五十萬兩左右，至萬曆三十年京糧告竭，太倉無過歲之支。皇帝家都沒有餘糧啦！

被慣壞的皇帝不會反省自己，萬曆好貨成癖，設置內監機構作自己的小金庫。為了充盈私人小金庫，萬曆推動了開礦榷稅和三餉加派的稅收政策。這種殺雞取卵、涸澤而漁的斂財方法，徹底將老百姓逼上絕路。

先說開礦榷稅。這事開始於萬曆二十四年。「只知財利之多寡，不問黎民之生死」的萬曆皇帝委任太監到各地做礦監稅使，開礦只是名義，其實是為了勒索商戶，不論是富戶還是底層屌絲，統統搜刮一遍。

礦監所到之處，「富者編為礦頭，貧者驅之墾采，繹騷凋敝，若草菅然」。因為是皇帝派來的，礦監稅使公開勒索，只要編個名目，就能讓富家巨族破產，如說該戶人家私自盜採礦。在我大明，機械化程度為0，一般人家根本不具備私採的能力，但是誰會聽你分辨呢？

礦監稅使橫行鄉里，如過街老鼠一樣，從富庶的江南到化外之地遼東，攪得地方雞犬不寧，他們「掘人冢，壞人廬，淫人室，盪人產，劫人財」，引發了嚴重的社會政治危機，各地民變不斷。

萬曆二十七年，湖廣稅監陳奉到荊襄收稅，激起民變，萬曆二十九年，武昌市民不堪勒索凌辱，一萬餘人燒了公署。萬里二十七年，山東臨清也發生了民變，稅監馬堂橫徵暴斂，臨清民眾火燒馬堂衙署，殺其黨羽三十七人。萬曆二十九年，蘇州機戶揭竿而起，反抗孫隆。

礦稅開徵以來，地方官員和中央朝臣紛紛上書，反對礦稅政策，這些摺子百分之九十都是「不報」，萬曆後期，各地民變不斷，根本原因是皇帝和他的代理人搶了老百姓的飯碗，與民奪利，這就是作死了。

谷應泰在《礦稅之弊》中寫得：況王者藏富於閭閻，天子不下求金車，良以多欲者仁義難施，黷貨者亂源斯伏，有天下者不可以不致謹也。可惜萬曆不懂這個道理，而生在萬曆年間的老百姓也跟著倒了大霉。本來就只是溫飽的日子，要面對無休止無規律的盤剝，時時刻刻都有破產的危機，這日子怎麼過？

更為過分的是萬曆年間還加派了新的名目的賦稅——三餉。三餉指遼餉、剿餉和練餉，屬於臨時加稅，按畝徵收。

萬曆四十六年，努爾哈赤以「七大恨」誓師起兵，遼東已經被礦監霍霍地離心離德，金人勢如破竹，一路攻陷撫順、清河，威脅京都。開戰就得用錢，國庫早就見底，私庫是萬萬不可能動用的，於是明廷援引征倭征播故例，實行加派，開徵遼餉，「浙江十二省、南北直隸照萬曆六年《會計錄》所定田畝，總計七百餘萬石，每畝權加三厘五毫，惟湖廣、淮安額派獨多，另外酌議其餘勿論優免，一概如額通融加派，總計實派額銀二百萬三十兩四錢三分八毫零。」

前線打仗不靈，戰事沒有結束，征派便無止盡。萬曆四十八年，明廷第三次加派遼餉，每畝二厘，先後三次加派，每畝加派銀九厘。崇禎三年，遼東戰事急劇惡化，崇禎皇帝再次下詔每畝加派三厘，是為第四次加派。

剿餉和練餉是為籌措鎮壓各地起義經費而增設的稅種。崇禎十年，兵部尚書楊嗣昌上疏崇禎皇帝，提出「四正六隅十面網」的軍事圍剿計劃，要求增兵十二萬、增餉二百六十二萬八千兩。崇禎帝接受了楊嗣昌建議，崇禎十年閏四月正式下詔徵收剿餉。剿餉原定以一年為期，但農民起義勢不可當，遼東戰事又日趨急迫，明廷不得不練兵增餉。於是在崇禎十二年又下令增派練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