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道循環：西門慶之死是一場悲劇嗎？

原標題：天道循環：西門慶之死是一場悲劇嗎？

討論《金瓶梅》的城市背景，其實是個文化地緣的話題。文化地緣是指研究文化與地理環境的關係，強調文化的地域性特徵。早在遠古時代，出於生存的本能需要，我們的祖先很早就懂得選擇比較優越的自然生態環境作為自己的棲身地，由此形成不同的文化形態，如山地之狩獵文化，江河之農業文化，海洋之商業文化，後來，人類文化創造能力增強，但仍未能完全擺脫自然環境的影響，這種影響既表現在生存方式上，又表現在文化心理上。

《金瓶梅》里就表現出較為鮮明的地域性文化特色，其故事的主要發生地是在運河沿岸的一個中心城市，小說所描繪的繁華市井生活，西門府與外界的廣泛交往，具體地說，西門慶的發跡變泰，莫不與運河有關，正如前蘇聯學者梅契尼柯夫在《文化與偉大的歷史河流》中所稱：「水不僅僅是自然界中的活動的因素，而且是歷史的真正動力。」《金瓶梅》中的文化因其地緣特色而被人稱為「運河文化」。

運河周圍的環境是個極為開放的區域，獨特的交通條件使得商賈南來北往，求利觀念成為當時的主導思想，並對固守一隅的傳統小農思想進產生了強烈的衝擊。「臨清州，州綰汶、衛之交而城，齊趙間一都會也，五方商賈鳴櫂轉轂，聚貨物坐列販賣其中，號為冠帶衣履」。

《金瓶梅》第九十八回寫陳經濟在臨清碼頭開張大酒樓，「一日開張，鼓樂喧天，笙簫雜奏，招集往來客商，四方游妓……見一日也發賣三五十兩銀子。正集中體現了臨清地區四方雜處、客商雲集的商業景觀。

臨清商埠具有開放性、兼容性的特點，更重要的是這一地區的商人在長期的經營活動中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經營理念。我們從西門慶靈活的經營方式可以看出，他在無形中己經產生了自己的商業理念即所謂「省的金子放在家裡，也只是閑著」，「兀那東西是好動不好靜的。曾肯埋沒在一處，也只是天生應人用的」。

西門慶的這種資金流動觀念是和商埠的開放和流動相契合的。西門慶在使資本不斷增值的過程中，還產生了自己的一套生意經。在獲得相當雄厚的資本之後，他進一步擴大商業活動，在小說第二十回寫到西門慶「又打開門面兩間，總出兩千兩銀子來，委傅夥計賁地傳開解當鋪」，再後來開起了「絨線鋪子」從而形成多種經營的規模。

此外西門慶還表現出重視商機、充分調動夥計積極性，極善於利用社會關係等等經營意識。這些都是臨清的商埠環境給予西門慶的有用經驗。但是從西門慶對封建特權和社會關係的倚重，又暴露出其經營觀念上對傳統的回歸。有學者曾從特色和局限來談運河文化，認為：

「大運河文化不同於一般地域文化，它有比其他地域文化更為複雜的人文因素。《金瓶梅》中的文化背景，具有新、奇、放、譎的豐富色彩，這正是運河文化的特質所決定的，表現為市民階層在價值取向上與傳統觀念的嚴重對峙，抵牾與衝突。從觀念意識的文化角度看，《金瓶梅》有許多相反相成的地方，但從小說總體性和作者的主要傾向看，這部作品與傳統文化的悖離只佔次要地位，而與之相聯繫，相合拍卻是本質的和佔主流的」。

也有學者對《金瓶梅》商業文化的思考更多地深入到傳統文化心理的層面。指出：「《金瓶梅》所表現的運河文化的底色是極權化與貴族化，在這種文化的大氣候下，既不萌發人文主義，又飄逸不出資本主義氣息，運河文化植根於中國農業文化的土壤里，《金瓶梅》所表現的種屬歸附，生育意識，重謀生的吃文化，重節令的玩文化等可以證明，但這種農業文化又處在分裂現崩潰中。」

為什麼《金瓶梅》總是無法擺脫舊傳統的底色？一是明中期以來的商品經濟沒有導向萌生新的生產方式的結構性轉化；二是當時的思想界沒有提供一種適應與導引經濟和社會生活迅急變動的文化價值體系；三是來自中央集權的大一統軍事官僚國家機器的強有力的控制與干涉。這些因素都從根本上制約著那個時期的商人不能真正地擺脫農業文明的經營觀念，無法蛻變為新興的資本主義的商人。

小說將官商身份的西門慶作為運河文化的代表，因此，他在人生事業上的發展和最終結局都有文化的啟示意義。，西門慶的人生軌跡明顯地表現為一個佔有與自毀的逆向互動過程，在財色的驅動下，西門慶疲於奔命地行走，這期間充滿了人生的挑戰，使西門慶把握機遇、得以進取，但又造成了精力的無盡虛耗，生命沉淪。本能慾望如同一把雙刃的利劍，它使西門慶在佔有世界的同時喪失了自我。

我們可以從儒、佛、道三教的觀念去探尋西門慶的死因。就儒家觀念而言，可以分為二個層面，其一是背理，其二是女禍。而就佛家思想來說，西門慶之死體現了它的宿命論和果報觀。西門慶還以死亡闡釋了道教的神鬼報應，又註解了其虛無觀。

《太上感應篇》里稱：「心起於善，善雖未為，而吉神已隨之：或心起於惡，惡雖未為，而凶神已隨之」。報應說與佛教相似，只不過佛教中主宰的是佛，而道教中是神。小說減其壽算，大過降殃乃至奪命的懲罰也大致無二。至於西門慶瘋狂縱慾之後的休止，富貴家業的凋零，這種強烈的人生空漠感，似也可歸之於道家的「虛無」，恍如一枕黃粱後的夢醒時分。

如果說西門慶之死無論就生理規律還是文化觀念而言都有其必然性，那麼下面需要提出的一個問題是：西門慶之死是否是一種悲劇？他瘋狂縱慾，及至亡身，似乎完全是自作自受，他的死怎能說是一種悲劇呢？有的論者正是因循這個思路而作出判斷的，認為西門慶的死不是悲劇，「他敗壞王朝肌體的同時，也毀滅了自己生存的基礎。多行不義必自斃，他自取亡滅根本不配稱作悲劇。」

顯然，這是一種把人物形象從藝術載體中抽繹出來的道德判斷，它過度地倚重道德倫理的標準，而幾乎忽視了藝術形象自身的美醜規則。筆者認為西門慶之死應當是一場悲劇，理由是：

首先，認定西門慶之死的悲劇實質應是美學範疇而非倫理範疇的判斷，西門慶作為小說人物典型，乃是現實生活特定群體的代表。他的死亡因而超越了一個壞人斃命的普通意義，指示了特定群體的歷史命運，而被賦予了悲劇的內涵。

其次，如通常人們對悲劇的美學理解，「悲劇呈露在人類追求真理的絕對意志里。它代表人類存在的終極不和諧。」西門慶之死正是這種「人類存在的終極不和諧」的產物，它一方面表明理和欲二者無法緩解的矛盾和衝突，另一方面則由個人命運而及社會、歷史命運，表現出更為無奈、強烈的歷史選擇困惑，這就使笑笑生筆下的西門慶的人生有了特殊的意義，他的死也不再是個人的悲劇，而是社會的悲劇，更是文化的悲劇。

西門慶的社會屬性是前資本主義時期商人。當中國有資本主義萌芽性質的商品經濟發展時，西門慶和他的商業夥伴們正走在時代的前列，這正體現了運河文化的新生活力。西門慶以所發的橫財作為他商業經營的資本，儘管資本的性質不同，其獲得的手段卻與西方資本主義通過瘋狂的掠奪以獲原始資本有異曲同工之妙。

但是，鑄成兩者主要差別的是不同的經營方式，西門慶思想受制於運河文化的傳統性，他倚仗封建特權以獲取高額利潤與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更依賴於公平競爭中的策略有質的差別，西門慶把由此獲得的巨大財富基本用於奢侈的生活享樂中，又集中體現了運河文化的虛耗特徵。他根本不理解資本增殖的更深含義，而西方社會的商人們卻節衣縮食把盡量多的錢投入到擴大再生產上。

西門慶至死不變地帶有封建主義的深刻烙印的世界觀、人生觀，使他走上了一條閉合之路，發財後是縱慾，縱慾後則是發財，更可怕的是西門慶所代表的官商群體，以手中的封建特權更改了競爭的規則，無情地打擊了真正的新興商人，從而根本上壓制了前資本主義時期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中西商人至此已完全分道揚鑣，把歷史的車輪導上了不同的軌道。

這，就是西門慶在運河文化，甚至是在歷史中擔當的角色，正如何滿子先生評價西門慶的那樣：「他『多財貨而恣欲』的自暴自棄，就成為一個歷史角色的自暴自棄，即找不到正當出路的資本及其肉身的代表的自暴自棄一一西門慶正是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夭折的悲劇象徵。」西門慶本人的其年不永多少暗示了這一歷史角色的文化宿命。

西門慶的死亡似乎也可以納入到作者的「天道循環」論之中，西門慶之後的張二官之類，只要還生活在運河文化的範圍內，又無法拔離農業文化的傳統，這種興衰循環就還將繼續下去。西門慶們的命運代表了《金瓶梅》的文化宿命。

運營/默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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