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七點說明王羲之是「書聖」
不知從什麼時候起，不僅「大師」的帽子滿天下，而且「書聖」的桂冠也隨便送，隨便戴。這樣一來，「書聖」的稱號不貶值才怪呢！
稍為懂得一點書法史的人都知道，中國歷史上出現的書法家數以萬計，但是在書法史上留下名字的，也就是那麼幾百人。至於經過歷史檢驗、為歷史所承認的「書聖」，那更是寥若晨星。這些「書聖」，沒有一個是靠炒作「炒」出來的，一切自封的「書聖」稱號，一切亂封的「書聖」稱號，就像小小的沙粒，被歷史的大浪一衝，便無影無蹤了。
讀一讀王羲之，就知道「書聖」的桂冠不是可以隨便戴上的。
此篇圖片均為王羲之草書《此郡帖》
王羲之在世時的書名
王羲之早年書法與同時代人庾翼齊名，羲之後進，庾翼不把他放在眼裡。蘇軾《跋庾征西貼》講了這麼一件事：「征西（征西將軍庾翼）初不服逸少（王羲之），有『家雞野騖』之誚，後乃以為伯英再生。」庾翼起先不樂意自己的孩子學習王羲之的書法，輕蔑地稱羲之為「野雉」，而以「家雞」自比。後來，王羲之的書法有了重大突破，使得本來與他不相上下的庾翼大為折服。庾翼說，在家兄庾亮處見到王羲之用章草寫的一封信，驚為「伯英再生」。伯英即東漢張芝，早在曹魏時代就被韋誕推崇為「草聖」。「伯英再生」，也就是說庾翼承認王羲之乃張芝第二。
據筆者考證，王羲之給庾亮寫信，大約是在38歲以前。此時的王羲之，就已在當時書壇獨佔鰲頭了。
東晉永和九年（353年），王羲之、謝安等42人舉行了著名的蘭亭雅集。這是書法家、文學家、社會名流的盛會。其中謝安後來出任宰相。42人中，當時已經或後來成為書法家的有8人。與會者推定王羲之為《蘭亭集》作序，這表明王羲之在當時書壇處於領袖地位。
大部分時間生活在東晉後期的羊欣說：王羲之「博精群法，特善草隸，古今莫二」，認為王羲之的書法天下第一。進入南朝宋後，由於審美觀念和價值觀念的變化，王羲之的書法一度被冷落，而王獻之的書法卻大行於時。王獻之的名聲超過了他父親，海內學書之人俱習王獻之書。
從南朝宋後期起，在先後被宋明帝、齊高帝寵信的大臣、書法家劉休的帶動下，世人開始重新重視王羲之書法。《南史·劉休傳》云：「……又元嘉中，羊欣重王子敬正隸書，世共宗之。右軍之體輕微，不復見貴。及休始好右軍法，因此大行雲。」南朝宋初期，由於羊欣重王獻之書，世人也看重王獻之書。當時人們以為王羲之筆跡輕微，故不推崇。經劉休提倡，王羲之書法又被看好。
不過，直到南朝梁，王獻之的書名仍超過其父。梁武帝對王羲之書法的大力表彰，使世風為之一變。他對王羲之書法有過批評，說是「意疏字緩」。還說王羲之的字不如鍾繇。但總的來說，對王羲之書法的評價是很高的。他說：「王羲之書如龍跳天門，虎卧鳳闕，是故歷代寶之，永以為訓。」陶弘景在《論書啟》及《上武帝論書啟》中，曾說到梁武帝澄清了世人對王羲之的模糊觀念，糾正了社會上輕視王羲之書法的偏見。
王羲之書法比王獻之含蓄，內涵要深刻。羲之書道幽深，領悟不易。讀懂王羲之書法，比讀懂王獻之書法，要困難一些。對羲之書法，更需要解讀。世人認識它，需要更多的時間。開頭一段時間，南朝人欣賞書法較為外露、以媚趣勝的王獻之，超過了書法含蓄、以骨力勝的王羲之，既符合南朝人的審美要求，也符合認識規律。等到南朝人讀懂了王羲之書法，羲獻父子在他們心目中的位置便顛倒過來。
王羲之不是靠唐太宗捧起來的
在書法史上，吹捧、炒作某一書法家的現象，屢見不鮮。唐代就有這樣的事例。高宗時大臣許敬宗曾吹捧高宗為「古今書聖」。張彥遠《法書要錄》卷四《唐朝敘書錄》載：唐朝龍朔二年（662年），高宗親自作書與遼東諸將，並對許敬宗說：「你喜愛書法，可於朝堂開視。」許敬宗受寵若驚，看過高宗的手書後，私下對其他大臣說：「我見過的古人墨跡很多，魏晉以後，唯稱二王。但王羲之多力而少妍，王獻之多妍而少力。聖上的墨跡，兼有二王之絕，實古今書聖。」儘管許敬宗把高宗捧上了天，歷史就是不買高宗的賬。除了宋代朱長文《墨池編》記下高宗「雅善」楷書、草隸、飛白這麼一句外，高宗在書法史上幾乎沒有留下什麼痕迹，很少有人知道他還是一位書法家。
唐太宗表彰王羲之，不能稱為「捧」。王羲之也不是靠唐太宗捧起來的。
唐修《晉書》卷八一王羲之等人傳之後，有唐太宗親自撰寫的一段「御評」，這就是人們所說的《王羲之傳論》（有的媒體說整篇《王羲之傳論》都是唐太宗撰著，誤。）。《傳論》中說到：「所以詳察古今，精研篆隸，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唐太宗用了「盡善盡美」四字，對王羲之書法的頌揚，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
其實，唐太宗對王羲之的褒揚，不能算過分。在唐代以前，王羲之已享有盛譽。南朝梁庾肩吾《書品》，列王羲之書法為「上之上」。在《晉書》撰成之前，歐陽詢在《用筆論》中評王羲之曰：「冠絕古今，唯右軍王逸少一人而已」。跟《王羲之傳論》對王羲之的評價如出一轍。唐太宗之後，唐人孫過庭在《書譜》中評論王羲之說：「且元常（鍾繇）專工於隸書，伯英（張芝）尤精於草體；彼之二美，而逸少兼之。」認為王羲之兼有鍾繇正書、張芝草書之美。唐代李嗣真《書品後》云：「右軍正體……可謂書之聖也。若草行雜體……可謂草之聖。其飛白也……可謂飛白之仙也。」明確地稱王羲之為「書聖」。可見，唐太宗對王羲之的評價，與南朝梁以來王羲之聲譽日隆的趨勢大體相合，與梁武帝以來的評價，尤其是唐人的評價大體相合。
筆者在《二王書法》一書中，曾就唐太宗是否「捧」王羲之的問題寫道：「既然唐太宗對王羲之的評價不能算過分，就不存在『捧』的問題。門徒捧老師，下屬捧上司，無名之輩捧名人，兒子捧老子，老子捧兒子，我捧你，你捧我，用錢僱人捧，為錢替人捧，捧權要，捧大亨，如此等等，古代司空見慣，現代也不是沒有。唐太宗出於什麼樣的目的，要去『捧』一位謝世數百年的東晉的風流瀟洒的『才士』呢？完全沒有這個必要。」
對《蘭亭序》的貶斥沒能撼動王羲之的「書聖」地位
清朝乾隆時代以前，學術界和藝術界對王羲之《蘭亭序》的真實性和藝術價值向無疑義。從乾隆時代起，趙魏、阮元、趙之謙、李文田等或對《蘭亭序》提出懷疑，或否認唐太宗所得《蘭亭序》為王羲之真跡。其中李文田攻擊《蘭亭序》最力。他認為，《蘭亭序》文章為偽，《蘭亭序》帖也為偽托。他說，《蘭亭序》的字體，是南朝梁、陳以後人的字體。晉朝人只能寫漢魏時代的隸體，不能寫《蘭亭序》那樣的字體。
民國時代，也有幾名學者對《蘭亭序》表示懷疑。其中楊守敬認為，東晉時代的書法家，其書作無一例外都應當有隸書遺意，「集帖」所收鍾繇、王羲之楷書字帖沒有隸書遺意，故不足為據。言下之意，《蘭亭序》也不值得相信。
20世紀六七十年代，《蘭亭序》真偽問題又被提了出來。這次論戰所以反響很大，是因為論戰受到國家最高領導人關注，還因為論戰的發起者郭沫若在學術界的地位顯赫。不過郭沫若的主要觀點和論據大體沒有逾出清人李文田等論述的範圍。郭沫若說：《蘭亭序》「文章都是依託的，墨跡不用說也是假的了」。何時依託？何人作假？郭沫若認為，南朝梁與唐代之間相距60多年，這就是依託的相對年代。他在這段時間裡，逮住了一位僧人——王羲之的七世孫、王羲之第五個兒子徽之的後人智永。他斷定：「象（像）這樣一位大書家是能夠寫出《蘭亭序》來的，而且他也會做文章。……因此我樂於肯定：《蘭亭序》的文章和墨跡就是智永所依託。」郭沫若否定《蘭亭序》帖為王羲之書的主要論據是：王羲之的時代是隸書時代，他不能寫出作為楷書法帖的《蘭亭序》；《蘭亭序》的字體是南朝齊、梁時代人的字體，只有齊、梁時代以後的人才可能寫出《蘭亭序》。
在不同意郭沫若的觀點的人中，高二適勇氣可嘉，而商承祚則論據有力。他說，脫離隸書筆意的楷書魏末基本成熟，到東晉已完全成熟，草書脫離隸書筆意的時期也在漢魏之間；因而王羲之能夠寫出脫離隸書意的行、草、楷。商承祚又將今存神龍本《蘭亭序》跟智永所書《千字文》作了對比分析，否定了《蘭亭序》的文章和墨跡都是智永一人所「依託」的觀點。
商承祚還寫道：「如智永真有偽《蘭亭序》及《蘭亭序帖》的證據，後人無庸置喙，若『事出有因，查無實據』而出自個人臆斷，則智永將在千載之下蒙此『莫須有』之冤，就會使人為之不平。郭沫若同志始則『樂於肯定』，繼而又謂『看來是無可爭辯的事實』，似乎智永『依託』已成定案無迴旋之餘地。據我個人的管見，這問題的爭論，還有相當距離甚至遙遠，則『樂於肯定』這結論無乃下得太早！」
雖然從清朝乾隆時代以來，關於《蘭亭序》真偽的爭論時有發生，但《蘭亭序》在中國書法史上的地位並沒有被撼動。王羲之的「書聖」地位也沒有因此被撼動。
王羲之的「書聖」地位是動搖不了的。原因大致有以下數點：
第一，王羲之的書法經歷代很多書法大家和書法鑒賞大家的品評，堪稱古今無二。
第二，王羲之是最偉大的書法藝術變革家，開一代書法新風。
第三，王羲之是歷代書法宗師，1600多年來，大凡著名的書法家，幾乎沒有人不受惠於王羲之書法。
第四，王羲之的書法具有可臨摹性，被一代又一代人當作最佳臨摹範本。
第五，王羲之的書論是中國古代書學理論的經典之作，古代多少書法家都是以王羲之書論作為主要教材來學習書法和從事書法創作的。
第六，王羲之不但書品為世人所尊崇，而且人品為世人所敬仰。
第七，王羲之是被作為東晉初年有才能、有思想、有政治眼光、有作為的重要歷史人物，寫進「二十四史」之一的唐朝官修的《晉書》的，他在歷史上的地位和影響，有助於他的書法長久地流傳下去。
在中國書法史上，有幾人具備王羲之這樣的條件？
在王羲之面前，一切自封的或被亂封的「書聖」，能不汗顏嗎？
（王春南）
TAG:聞是書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