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雀同志是怎樣平反的｜大象公會
原標題：麻雀同志是怎樣平反的｜大象公會
從被打成「四害」趕盡殺絕，到最終平反摘下「害鳥」的帽子，需要好幾代麻雀才能實現。
文｜劉思遙
1960 年，毛澤東表示「麻雀不要打了」，他親自發動的打雀運動從此中止。
此前幾年裡，這場與大躍進並肩展開的運動，已經造成了數十億隻麻雀的非正常死亡。直到今天，全民打麻雀仍作為「那個年代」的荒誕故事，被人們津津樂道。
不過，死刑改判並不必然意味著平反昭雪，麻雀雖然得到欽點被延緩處理，但卻一直到毛澤東去世都未能恢複名譽。甚至敢於為其仗義執言者，也還是會為此付出慘痛代價。
麻雀的平反之路為何如此艱難？
打雀英雄出少年
打雀運動最為人熟知的，莫過於廣大市民上街敲擊臉盆、揮舞竹竿的魔幻景象。
更吸引眼球的，則是打雀運動中湧現的奇人異士：1959 年 7 月《新民晚報》報道的一位來自甘肅省秦安縣豐樂人民公社的盲人青年張元元，僅憑聽音辨位即能用彈弓擊殺麻雀，百發百中。
這場全民打麻雀乃至整個「除四害」運動，發展到如此豐富多彩引人入勝的境地，只用了兩三年的時間。
1955 年 11 月，毛澤東在《農業十七條》中第一次提出「除四害」，要求在七年內基本上消滅老鼠、麻雀、蒼蠅、蚊子，以配合農業生產。
這並非 1949 年後的第一波針對小動物的集中打擊，早在 1952 年，中國就因為堅信美軍向朝鮮戰場和中國本土投放細菌武器，而發動了消滅老鼠、蒼蠅、蚊子、虱子等的愛國衛生運動，對此早已駕輕就熟。
不過，1955 年名列「四害」的麻雀，顯然無法充當傳染病和寄生蟲病的傳播媒介，與上述幾位美國細菌戰戰士有明顯不同。
之所以榜上有名，是因為毛澤東在起草《農業十七條》期間聽到了「麻雀成群，禍害莊稼，一起一落， 糧食上萬」的說法，認定其為破壞農作物的元兇。
毛澤東的這一號召，很快得到了各地的踴躍執行——此前不久，他剛剛批評中央農村工作部主張「反冒進」的鄧子恢、杜潤生等人是「小腳女人」，指責他們從資產階級和富農的立場出發，犯有「右傾機會主義」錯誤。
受到震撼教育的各地方政府，紛紛對自己「高標準嚴要求」，如上海市衛生局規劃要在四年內消滅四害，提前完成黨中央的任務。
不過，此時的打雀運動尚未發展到全民參與。滅雀的目的畢竟是保護糧食，不宜過多爭搶勞動力，因此主要發動青少年參與，為此建立起了以團支部、少先隊為組織網路的除四害突擊隊。
短短一個月的時間內，國營上海機床廠就成立了300個突擊隊，華東師範大學共有3000多名學生參加突擊隊。
● 四牌坊街小學消滅四害的模範合影
他們的打雀戰術頗為多元，除了最基本的彈弓射擊外，還在晚間突襲麻雀巢穴，用手電筒強光照射，在其受驚動彈不得時一舉殲滅。
其他滅雀手段，如鐵絲夾、鐵絲籠、篩子扣、膠粘、網捕、毒餌誘殺等也都有投入使用。為保斬草除根，共青團員們還破壞鳥巢，殲滅幼鳥和鳥蛋。
他們的戰績，在當時堪稱驕人：上海1956年的春季「除四害」突擊運動中，有26萬餘只麻雀被消滅。
● 兩道杠少先隊員在打麻雀
比數字更能說明打雀戰果的，是1956年夏秋時節爆發的蟲災——在滅雀最為得力的上海、南京、山東等地，許多公園和道路兩側種植的白楊和法國梧桐長滿蜱蟲，不見樹葉。
到了冬天，一些地方的樹木更是直接枯死。
不過，1956 年的麻雀雖已大禍臨頭，但全民揮舞臉盆竹竿的奇幻場面，還要到稍後的1958年才會到來。
那兩年之間究竟發生了什麼，讓 1956 年手持彈弓和手電筒欺負小鳥的少年團伙，發展成了 1958 年動輒消滅 20 億隻麻雀的人民戰爭？
反擊麻雀翻案風
1956 年春夏之交，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提出「雙百方針」，中國的言論空間開始解凍。
早已對打雀運動疑慮重重的科學家們很快抓住時機，公開發聲，為麻雀爭取寬大處理。
中國科學院實驗生物研究所所長朱洗，分享了消滅麻雀招致災禍的前車之鑒：1744年，普魯士國王下令懸賞除滅麻雀，結果出現蟲災，不得不收回成命。
生物學家薛德焴則在上海《文匯報》上三度發表文章，直接指出上海1956年的蟲害與滅雀運動密切相關。他還從從科學和歷史兩個方面，說明麻雀控制害蟲和雜草的益處，正面反駁了麻雀「害大於益」的說法。
即使不反對打雀的學者，往往也認為不必徹底消滅麻雀。如鳥類學家鄭作新，在與同事解剖大量麻雀標本後發現，雖然農作物佔了麻雀全年食物的52.2 %，但它們在春夏育雛期主要吃害蟲，所以在農作物收穫季節應當滅雀，但在城市裡就不必要了。
就連這種平反不夠徹底的觀點，都遭到了其他學者的反駁——動物學家張作人公開表示，麻雀胃內的蟲、谷、雜草種子數量的比率，不能直觀說明益害，因為麻雀吃掉一隻蟲子能夠挽救許多稻穀。
顯然，學界的這些論調不但與黨的政策針鋒相對，而且直接否定了毛澤東本人的號召。在隨後到來的反右運動中，麻雀翻案風很快就遭到了反擊。
除了「麻雀不應被列為要被消滅的對象，它也有益處」被定性為右派言論，反對消滅麻雀者也被攻擊為「自然界的順民」，一味強調靜止的「生態平衡」，缺乏戰天鬥地、改造大自然的勇氣。
新一輪震撼教育之下，人們紛紛站出來表明反雀立場。不但郭沫若適時賦詩曆數麻雀暴行，公開罵街「你真是個混蛋鳥」；以滅雀為主題的革命歌曲也應運而生，號召人民殺麻雀全家。
除了文藝宣傳工作者，其他八竿子打不著的社會各界也連忙表態，站在黨的大政方針一邊。
● 伊斯蘭教界論述打雀合乎教義的作品
然而，口頭表態雖然能製造聲勢，讓右派分子和麻雀認清自身的孤立處境；但要真正讓他們認罪伏法，並讓更多的人認清黨的力量，還是需要用天網恢恢的事實說話。
1958 年 2 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聯合發布《關於除四害、講衛生的指示》，規定在十年內或者提前消滅四害。
《人民日報》為該指示配發社論，要求務必在今年內奠定消滅四害的鞏固基礎，並且爭取在十年甚至更短的時間內在全中國除盡「四害」，使中國成為富強康樂的「四無」之邦。
中央指示之下，各地方也踴躍配合，以顯示自己緊跟中央大政方針的決心。
最一目了然的積極表現，是各地紛紛縮短「除四害」的期限：北京定為兩年，上海定為3至5年，江蘇定為4年，有的縣市則定為1年消滅「四害」來迎接建國10周年慶典，城市之間還展開了「友誼賽」。
● 宣傳漫畫《七年之後》，未來小朋友們只能在博物館看四害標本
與 1956 年只動員青少年不同，這一次除四害運動堪稱全民總動員，每個地區都划出幾天時間，停止一切活動，全力消滅麻雀。
滅雀技術也實現了飛躍，除了先前使用的膠粘、彈弓等適用於個人或小團體的辦法外，還創造出了適用於群眾運動的新型戰術：在平地、屋頂、樹梢都安排人手，各自敲擊臉盆鐵桶，或者揮動掛有布條的長竿大喊大叫，嚇得麻雀到處逃竄。持續一兩個小時後，麻雀就會精疲力竭掉在地上。
如此統一指揮、全民參與的戰法，很快就使麻雀陷入天羅地網，慘遭滅頂之災。
● 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
● 群眾參加滅雀的場景 圖片來源：上海檔案館
4月19日至21日，北京三天大致共消滅麻雀45萬隻。上海僅「戰鬥」首日就滅雀和掏獲麻雀蛋約25萬隻，戰績遠遠超過兩年前的少年打雀英雄。
● 滅麻雀的戰利品
群眾運動中，像盲人彈弓手張元元這樣的先進人物也不斷湧現。山西省壺關縣劉家凹村一位據說高齡138歲的老人劉楨，計劃在其壽辰前率領全家40口人每人捉麻雀40隻，而受到宣傳部門的傳頌。
漫漫平反路
1959 年春季，全民打麻雀的惡果立竿見影，蟲害開始在全國爆發。
為麻雀平反的呼聲再次出現，但卻趕上廬山會議召開，毛澤東的權威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他在會上鄭重表示：「有人提除四害不行， 放鬆了。麻雀現在成了大問題，還是要除。」
最終，廬山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反對右傾思想的指示》，要求全國「反右傾、鼓幹勁」，實現更大的躍進。麻雀仍然是打擊對象。
1959年9月，中國科學院向高層領導人反映科學工作情況的機密內參《科學簡訊》刊載的報告，認為蟲害問題與滅雀運動之間存在關聯。胡喬木讀到報告後，要求中科院黨組再寫報告，將更詳盡的資料送達中央。
不過，此前曾為麻雀說話的人，現在已經不敢再多說了——險些淪為右派分子的朱洗，此時就已成驚弓之鳥。面對科學院的諮詢，他最多也只敢對鄭作新的解剖實驗發表看法：
「有人解剖麻雀的胃，發現胃中食物蟲佔十分之二，穀物佔十分之八，以此來說明麻雀害多益少。這是不科學的。理由有二：一是蟲在胃中較穀物容易消化；二是蟲吃掉不能繁殖了，雖然吃掉一隻蟲，實際數字比這大幾百倍、幾千倍」。
1959年11月27日，中科院黨組書記、副院長張勁夫以個人名義將中科院有關麻雀問題的研究情況上報毛澤東。後者指示，將這份材料散發給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麻雀益害的問題暫時有了結論，但要摘下專政對象的帽子，還是要等到老人家親自發話。
1960年3月15日，在華東六省一市第一書記會議上，毛澤東提出：「麻雀可以赦免，用臭蟲代替，四害是老鼠、蒼蠅、蚊子、臭蟲」。
不久後，毛澤東再次提出發動愛國衛生運動時，又專門表示「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蟲」，轉移了革命的大方向。
此種改變的解釋是：麻雀已經打得差不多了，糧食逐年增產了，麻雀對糧食生產的危害已經大大減輕；同時林木果樹的面積大大發展了，麻雀是林木果樹害蟲的「天敵」。
● 1960年《關於防治當前主要疾病的報告》中，當時盛行的浮腫、乾瘦、婦女閉經、子宮下垂等營養不良相關的疾病與其他傳染病、寄生蟲病並列，都是衛生運動的治理對象
顯然，這份解釋既沒有說明滅麻雀的行為是錯誤的，也沒有說麻雀其實不是害鳥，最多相當於「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
對麻雀的捕殺並未徹底結束，治雀靈、滅雀靈等除鳥劑依然被廣泛使用。
● 文革版《十萬個為什麼》有關麻雀益害的科普文，麻雀依然被認為是害鳥
至於曾經為麻雀仗義執言的科學家朱洗，雖然本人 1962 年因癌症謝世，但是晚年的謹慎和及時的死亡，並未讓他免於為了保護麻雀而付出代價——因為講述普魯士滅麻雀的前車之鑒，膽敢把人民中國的偉大領袖毛澤東同封建帝王類比，朱洗在文革期間遭到掘墳、砸碑、曝屍骨的懲罰，1978年才被重新安葬。
即使是從未妄圖為麻雀翻案的鄭作新，也因提出麻雀吃蟲，為其評功擺好、反對偉大領袖和最高指示而慘遭批鬥。
直到改革開放後，鳥類生態學的研究才步入了正軌。科學家重新對麻雀進行了生態學研究，發現麻雀在育雛期以昆蟲為主要食物，在非繁育期也多是從地面撿食人類遺落或難以採集的穀物，所以麻雀應該是益鳥。
2000年5月國家林業局召開專家論證會並制定了《國家保護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經濟、科學研究價值的陸生野生動物名錄》，麻雀也被收錄其中。
將近半個世紀後，麻雀終於正式得到脫帽加冕，成為了保護對象。
如今，捕捉麻雀的行為很可能受到法律的制裁，《彭城晚報》就在2016年報道了一男子捕殺麻雀涉嫌非法狩獵罪的新聞。
「除四害」這一歷史名詞則常用常新，在今天有了全新的社會治安內涵。
參考文獻：
1．劉怡.中國公共政策中的「科學」實踐——以麻雀科研為中心(1955—1960)[J].中共黨史研究, 2018
2．劉怡.從 「麻雀 」到 「害人鳥 」：五十年代中後期滅雀運動的話語邏輯[J]. 中共黨史研究, 2015
3．薛攀皋.歷史教訓決策鏡鑒——為麻雀翻案的艱難歷程[J]. 炎黃春秋,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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