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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冪首拍文藝片「偷孩子」,只為了這5.6%的人發聲

要問現在哪一類國產電影最火,答案沒有別的,肯定是現實主義題材電影。

從2014年陳可辛拍攝了關於拐賣題材的《親愛的》,到今年爆款之作《我不是葯神》,這一類型便逐漸成國產電影中最有力的發聲者。

電影《親愛的》劇照

現實內容的滋養,讓這一類型片不單單拘泥於追求商業電影的表達形式,反而更專註題材選取和發聲人群。

在今天有一部關注「棄嬰」題材的電影上映了,讓我帶大家一探究竟 ——

《寶貝兒》

Baby

就單單看海報,估計你會和我有一樣的感受,這還是我印象中的楊冪嗎?

從來沒有見過如此形象出鏡的楊冪,素顏到可以清晰地看見每一個毛孔。

然而這還不算什麼。

影片的監製是侯孝賢,沒錯,就是憑藉《刺客聶影娘》拿下戛納最佳導演的大導演。

監製侯孝賢

更重點的是,該片還在今年分別入選了多倫多國際電影節「特別影展」單元和西班牙聖塞巴斯蒂安國際電影主競賽單元。

當然這可不是什麼國際野雞獎。

姜文的《邪不壓正》、張藝謀的《影》都選擇在多倫多電影節舉行國際首映。

而聖賽巴斯蒂安電影節更是國際A類電影節之一。

《寶貝兒》主創亮相聖塞巴斯蒂安國際電影節

英國權威電影雜誌Screen Daily評價《寶貝兒》:

「對社會問題的關注和對故事敘述節奏的把握,讓這部影片擁有一個極其明確的核心」。

並稱讚楊冪「卸下華麗的裝扮,獻上了一場強硬的表演」。

所以從入圍成績到媒體評價,《寶貝兒》都具備一部優秀文藝劇情片的實力。

那麼這部影片到底講的什麼故事呢?

楊冪飾演的江萌因患嚴重的先天缺陷,生下來便被父母遺棄。

她被福利院治好病,送往了寄養家庭,長大成人後便同養母相依為命。

在醫院做護工的江萌,遇見了一名患有先天無肛症的女嬰。

但嬰兒的父親並沒有決定手術,而是選擇放棄治療,將女兒帶出了醫院。

在女嬰身上,江萌看到了以前的自己。於是她想要嘗試拯救這個被提前判「死刑」的女兒。

在多次和女嬰父親溝通無果後,江萌甚至做出了「偷孩子」的犯罪行為。

「如果我不完美,是否還是你的寶貝。」

這是電影宣傳口號,而片名「寶貝兒」所指的正是那些患有先天缺陷的嬰兒。

根據《中國兒童福利政策報告(2010)》顯示,在我國嬰兒出生缺陷發生率在5.6%左右。

每年新增出生缺陷數約100萬例,其中30%在五歲前死亡,40%為終身殘疾。

中國每年大約有10萬名兒童被遺棄,其中大多數是殘疾兒童或女童。

他們被強行帶到這個世界上,最後卻連選擇生的權利也沒有。

導演劉傑在接受訪問時表示,也談起拍攝此片的初衷:

「....源於身邊朋友的一個故事,當時他的醫生給了他三天的時間來決定自己孩子的生死。剛好那段時間我去到一個郊區的福利院,接觸到一群被寄養的殘障孩子,當下產生了非常大的震撼。於是我把我對這個事情的思考與困惑拍成了這部電影,也希望通過這部電影讓更多的人關注這個問題。」

導演劉傑

對比在此之前的熱點現實題材電影《我不是葯神》、《找到你》,影片《寶貝兒》聚焦群體更加邊緣,呈現的內容話題更加典型和尖銳。

對於普通人來說,一個健全孩子的誕生,是讓全家喜悅幸福的事情。

但是對於有先天缺陷疾病的家庭來說,則完全不同。

這樣的結果無論對於孩子還是家庭來說,無疑都是雙向的悲劇。

電影通過多人的視角,重新審視了一遍關於「先天缺陷」嬰兒救與不救的問題。

對於江萌來說,拯救那位嬰兒是源於自己命運的共情。她不斷勸解繼續治療嬰兒,是因為她能夠徹底體會到這樣的生命不應該被放棄。

當她一邊邊強調「這個小孩是可以治好的,你們不能放棄她」時,其實也是對自己親生父母的一次隔空喊話。

影片里,作為社會機構的福利院,則是站在了社會責任和道德層面去指責嬰兒的父親。

這也代表了社會大多數人的態度和觀點,那就是面對自己的孩子,父母有義務(道德和法律層面)負責到底,放棄治療就相當於謀殺。

片中有一個場景讓我印象深刻。

當嬰兒的父親徐先生不願繼續治療時,福利院的王院長則說,如果對方不願意治療嬰兒,就發動社會輿論譴責他。

從後來徐先生家門口被潑油漆來看,此處也是映射了現實中的暴力指責。

同時影片還從郭京飛飾演的女嬰父親的視角,來完整看待了整個事件。

這是人們在判斷對錯前,難以忽略的一個角度,選擇放棄治療的父母真的不愛自己的孩子嗎?

在江萌一次次的勸解,甚至偷走孩子之後,徐先生也終於抑制不住內心的悲痛。

當人們在指責父母沒有權利決定孩子的生死之時,同時也無法深切體會到他們的痛苦和無奈。

執行手術只有很小的成功幾率,而就算手術成功,小孩以後所面對的,將會是更難的生活。

就像影片中郭京飛說的台詞一樣:「我是孩子親生父親,我比任何人都愛她,但是她以後沒有以後了...」

一個不幸孩子的誕生,不是個人的不幸,而是整個家庭的悲劇。

而那些急於站在道德高地,盲目譴責的人,其實是對此類嚴肅問題一種不負責的表現。

這也是為什麼影片最後並沒有給出一個明確的對錯答案。

在拍攝此片之前,劉傑親自走訪了一個擁有600個家庭、1200名寄養兒童的村莊。

「當我自己去調研去採訪的時候 發現我也無法獲得答案。有些人會像醫生那樣接受孩子父母的決定 認為一個家庭不應承受因為這個孩子而可能帶來的不幸,有些人會像江萌那樣無論多不完美的生命也值得活下來...」

面對這種「無解」的問題,導演劉傑用一種「無態度」的方式,讓影片呈現出一種紀錄片式的真實感。

這也不是劉傑導演第一次對於「無解的問題」的呈現。

之前由他執導的《馬背上的法庭》曾獲得威尼斯電影節地平線單元「最佳影片」。

影片講訴了雲南三個基層鄉村法官,走訪三個老村寨,為村民斷案的故事。

《馬背上的法庭》在看似荒誕的外殼下,其討論則是關於「推進司法系統在傳統民風民俗下的消化不良」的現實問題

在現代法制建設中,代表過去的傳統民俗是該保留?還是該取消?

導演同樣沒有給出答案,而是用了一個極具荒誕的鏡頭,展現了兩者共存現狀事實。

再說回到電影《寶貝兒》。

除開前面提起的亮點,楊冪在本片中的演技也成為人們主要討論的對象。

其實素顏出鏡也好,方言對白也好,最重的是楊冪這一次是用心塑造了一個從未嘗過的全新角色。

就連毒舌影評人史航在電影見面會後都說:

「楊冪是演出了江萌內心的苦和那股軸勁兒。」

在整體乏力的十月檔,《寶貝兒》給人一種真實的力量感。

它的力量在於能夠文以載道,聚焦現實話題,敢於為弱者發聲。藝術改變生活,而這才是《寶貝兒》真正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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