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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戰爭頭號罪人,恭親王恨之入骨,李鴻章無可奈何

原標題:甲午戰爭頭號罪人,恭親王恨之入骨,李鴻章無可奈何



1、最可怕之事


若要評中國古代最可怕之事,小編竊以為應該是「黨爭」。宋代大文豪歐陽修曾作《朋黨論》,拋出了「小人之朋」與「君子之朋」的觀點,在他看來,只要皇帝是明君,能夠分辨君子與小人,則所謂的「朋黨」就是有利於江山社稷的「君子之朋」。


後世雍正皇帝對歐陽修的說法嗤之以鼻,特意頒布《御制朋黨論》,將歐陽修懟得體無完膚。固然,雍正此舉有其政治意圖,乃是為收拾允禩集團奠定輿論基礎,但他說的真沒錯,按照歐陽修的理解,結成朋黨的就是「君子」,解散朋黨的反是「小人」,那古今中外那麼多利益集團,難道都是「君子」的組合?



且不說東漢外戚與宦官之斗,也不談唐末「牛李之爭」,就歐陽修所處的北宋,號稱古代文官最幸福的時代,其黨爭之慘烈,為禍之深遠,實不在任何朝代之下。就算王安石、司馬光、蘇東坡、韓琦、章惇、曾布等新舊黨員皆為君子,可每一個參與黨爭的人都是嗎?北宋之亡國,不就肇始於這些人無休止的紛爭與拆台嗎?到最後連皇帝都不知該聽誰的,不知究竟誰忠誰奸,六賊之首的蔡京,反倒成了宋徽宗眼裡最可愛的人。



都說明朝之亡,看似亡於崇禎,實則亡於萬曆,說到底,還是亡於黨爭。閹黨、浙黨、楚黨、東林黨,你方唱罷我登場,互相傾軋,互相攻訐,互相抽梯,最後卻一起去死,也算得上極致的諷刺了。



2、最可怕之人


既然黨爭是最可怕之事,那麼結黨的人自然就是最可怕之人。君子、小人皆可結黨,那麼誰更可怕?答案只有一個,偽君子



《笑傲江湖》安排令狐沖笑到最後,不過是因為寫書的需要,總不能讓男主角比反派先死。如果在現實中,只要想想連真小人左冷禪都輸給了偽君子岳不群,真君子令狐沖能贏才怪。只不過,最厲害的還是更加「偽君子」的方證與沖虛,岳左二人蠅營狗苟數十年,卻不知五嶽劍派的未來,早已被當年的紅葉禪師給毀了,姜果然還是老的辣。


時移世易,來到封建王朝的「尾巴」——晚清,就如同《笑傲江湖》一般,亂得很,也精彩得很。甲午戰爭前後,代表「正義」一方的主戰派,將代表「邪惡」一方的主和派,打得頭破血流狼狽不堪。「邪惡頭子」自然就是鼎鼎大名的李鴻章。在整個過程中,準備打仗的是他,不想打仗的也是他,最後打仗的還是他,仗打輸了推出去死的依然是他,所以李鴻章自嘲「裱糊匠」。那時的滿清早已衣不蔽體,縫縫補補一年又一年,可「皇帝的新衣」,終究是等不到了。



但這一次的「鍋」,連當了半輩子「背鍋俠」的李鴻章都不想背,不是潑到身上的污水太臟,而是潑水的人太「臟」——這鍋,本該是這個潑水的人來背。可最後,從馬關回來的李中堂,還是把今生最後一個「鍋」給背下了,從此徹底成為「垃圾股」。彼時人不由己,早已無可奈何。



恭親王奕訢臨終前悲憤不已:「聚九州之鐵,不能鑄此錯者,甲午之役也。同龢唯一味誇張,力主開戰,以致數十年之教育,數千萬之海軍,覆於旦夕,不得已割地賠款。外洋乘此機會,德踞膠澳,俄租旅大,英索威海、九龍,法賃廣州灣。此後相率效尤,不知何所底止?此皆大司農之厲也。」



這裡的「同龢」「大司農」,皆為同一人,乃翁同龢也。


3、常熟「偽君子」,合肥「真小人」


翁同龢(1830-1904年),字叔平,江蘇常熟人,中國近代著名政治家、書法藝術家,歷任戶部尚書、工部尚書、軍機大臣兼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同治、光緒兩朝帝師。


晚清時人曾撰寫對聯一副,曰:


「宰相合肥天下瘦,司農常熟世間荒」。



這一聯句,對仗工整,意味深長,卻不知是何人所撰,如果按照我們今天的說法,就是「自古二樓出人才」、「頭條處處陳獨秀」,中華民族從來都是這般藏龍卧虎。


有清一代,並無「宰相」與「司農」職務。從職權上講,前者在晚清當屬「軍機大臣兼總理衙門大臣」,後者則是「戶部、工部尚書」,很顯然,這裡的「宰相」正是李鴻章,而「司農」則是翁同龢。



再者,古時常以籍貫來代稱某位名人,如明朝首輔張居正,湖北江陵人,則號「張江陵」;大奸臣嚴嵩,江西分宜人,則號「嚴分宜」。故而「李合肥」、「翁常熟」皆為此例也。


以宰相之「肥」、司農之「熟」,而天下皆瘦、世間多荒,真不愧是誅心之言。李鴻章、翁同龢二人,位列宰輔、貴極人臣,職在調和鼎鼐、惠濟蒼生,卻不能令天下合「肥」、世間常「熟」,實在當得起「該死」二字。


但二者情況又有所不同。按照晚清另一位重臣榮祿的說法,「常熟(翁同龢)奸狡成性,真有令人不可思議者。其誤國之處,勝於濟南(孫毓汶),與合肥(李鴻章)可並論也。合肥甘為小人,常熟則仍做偽君子。刻與共事,幾於無日不因公事爭執。」



榮祿用詞真是妙極,一個「甘」字,與一個「仍」字,道盡了李鴻章與翁同龢的本質之別。


4、甲午頭號罪人


這個名頭很大,也很難聽,如果被安到頭頂上,基本就算是遺臭萬年了。一直以來,能夠配得上這個名頭的,不外乎兩人:一是李鴻章,二是慈禧太后。前者是北洋水師締造者、甲午戰爭指揮官,戰後諸如裝備落後、指揮不力等等罪名,很自然地就落到了李鴻章身上;後者是晚清實際統治者、各項事業決策人,整個國家所有的過失,都可以說是慈禧犯的錯。



然而,凡事要下結論,需從當事人的本心與作為出發,而不能單純以成敗論英雄。


北洋水師可謂李鴻章半生的結晶,當是時也,他當然有私心,就是不想這個結晶從此毀滅。因為從收集的情報來看,李鴻章已經很清楚,中日海軍之間的差距拉開了,此戰絕無勝算,但日方也需付出不菲代價。這就是李鴻章想要議和的目的與底氣。



再說慈禧太后,如今多稱之為「妖后」,其實失之偏頗。以晚清「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卻要一名女子來當家,這本身就很扯淡,真可謂「十四萬人齊解甲,寧無一人是男兒」。後世皆盛傳慈禧為了修園子賀壽,而動了北洋購買軍艦的「乳酪」,導致甲午慘敗馬關受辱,實屬事後諸葛人云亦云。


李鴻章也好,慈禧也罷,以他們當時的地位,在甲午敗局中自然要承擔主要責任,但同樣得明確的是,此二人絕對真心實意不想輸給日本,尤其對於此後的慘敗,他們絕對是痛心疾首。



然而,那個真正堪稱「頭號罪人」的翁同龢,卻自始至終不離「私心」,為了打擊李鴻章而處處掣肘,淋漓盡致地演繹了什麼叫做「站著說話不腰疼」。


5、孔曰成仁,孟曰取義


大體上看,翁同龢之過有三項:


其一,掌管國家財政期間,但凡李鴻章提出北洋水師造船購械之計,翁同龢幾乎都要找理由阻撓,導致北洋艦隊多年踏步不前,除噸位略勝外,在船速、炮速、火力等方面都不如日軍。



其二,李鴻章深知開戰不利,外交斡旋則尚有空間,故而寧願背負罵名,亦要爭取議和挽回局面。翁同龢對此心知肚明,卻一味鼓噪開戰,從國家大義與道德高度出發,將無數人綁上戰車,以致一發不可收拾。


其三,馬關談判期間,李鴻章硬著頭皮頂上去,翁同龢則在後頭步步緊逼,既要日本退兵,又不肯割地賠款,導致鴻章進退失據。當然,你也可以說這是「愛國」之舉,然而以晚清當時的國情國力而論,有哪一次戰敗是可以不割地不賠款的?打鐵還需自身硬,弱國從來無外交,「裱糊匠」們當時能夠爭取的,無非就是延緩國家衰落的速度而已。



後來輪到翁同龢自己上場與德國交涉,卻始終被牽著鼻子走,德俄一出好雙簧,中國一下子去了膠州灣,又去了旅順港,翁宰輔被言官彈劾,斥其「喪權辱國過甚」,此時的翁師傅,可會想起當年的李中堂?



自古以來,儒生多自詡清流,愛惜羽毛,一團錦繡文章,滿口仁義道德,正如翁同龢自己所說,「筆力養成可扛鼎」,大概一支筆、一張嘴,就想治國平天下了。



誠然,翁同龢一生清廉,亦無貪贓枉法之舉,然而其最大的害處,就是如同一「風派人物」,察言觀色、趨利避害、隨風搖擺、左右逢源,在朝堂上締造出「清流之黨」、「帝師之黨」,主動挑起與李鴻章等人的「黨爭」,並且營造出「假、大、空」的官風,將個人「名節」置於國家利益之上。



殊不知,當國如同當家,要考慮的不是孔曰成仁孟曰取義,而是柴米油鹽醬醋茶。正所謂實幹興邦、空談誤國,李鴻章縱有千般不是,至少扛起了晚清改革的大旗。而像翁同龢之流的偽君子,在中國歷史上多如過江之鯽,甚至多說空話、少干實事、他人動手、自己動口,也成為了立足官場的不二法門。


歷史終究不負平生,百年之後,李鴻章依然是能夠不時登上「熱搜榜」的風雲人物,而檢索「翁同龢」三字,則大多都是書法作品。


故而,務實不務虛,多干少扯淡,才是為人做官永恆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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