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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故宮珍藏五代後梁趙喦《八達游春圖》里的時代痕迹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有一幅五代後梁趙喦所繪的《八達游春圖》,縱161厘米,橫103厘米,絹本設色,人物、馬匹、山石、樹木以及欄杆的刻畫精到,線條優美細緻,設色濃艷,從中可窺得五代人物、鞍馬畫的面貌。


台北故宮珍藏五代後梁趙喦《八達游春圖》里的時代痕迹


[五代]趙喦《八達游春圖》軸,縱161厘米,橫103厘米,絹本設色,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趙喦,名霖,後改為喦,陳州宛丘人(今河南淮陽縣),生卒年不詳,唐末忠武軍節度使趙犨的次子。開平初年,授駙馬都尉,是後梁太祖朱溫的女婿,長樂公主的丈夫。善繪事,精鑒賞,富收藏。後因政治鬥爭被溫韜挾至後唐殺害。《宣和畫譜》著錄有其作品《漢書西域傳圖》《臂鷹人物圖》《五陵按鷹圖》等。現存世作品還有上海博物館藏《調馬圖》。

▌勾欄制式

《八達游春圖》樹後的欄杆橫向貫穿畫面,不僅起到了分割區域的作用,也能夠用來判斷年代。此幅圖中的欄杆當屬五代時期欄杆制式的標準件,包括望柱頭、尋杖、盆唇、蓮花頭、蜀柱、勾片、地袱、間柱。


台北故宮珍藏五代後梁趙喦《八達游春圖》里的時代痕迹


《八達游春圖》局部,欄杆構件示意圖

尋杖,也稱「巡杖」,是欄杆橫向放置的構件,古代欄杆制式中,使用尋杖最早的時期為漢代,最初為圓柱形,後世逐漸演變成方柱體、六角柱體等不同的形式;望柱頭,縱向連接欄板與欄板之間,橫向豎立在地袱之上,隋唐五代時期的望柱只用於欄杆轉角處或台階起步處;蜀柱,為上方承接尋杖、下壓於盆唇之上的縱向受力構件;勾片,地袱與盆唇之間的石板或者木板,通常具有一定裝飾性,鏤空或者浮雕。(參見侯幼彬、李婉貞編著見《中國古代建築歷史圖說》)

唐代初期至中期,勾欄大多以木質結構為主,墓室壁畫以及敦煌莫高窟壁畫可以證實這一點,晚唐時期望柱變成石材質地,這是由於木質勾欄不耐持久,所以室外的勾欄正在向石質勾欄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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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莫高窟初唐第71窟壁畫中的欄杆線描圖,來源於侯幼彬、李婉貞編著《中國古代建築歷史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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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莫高窟中唐第237窟壁畫中的欄杆線描圖,來源於侯幼彬、李婉貞編著《中國古代建築歷史圖說》

台北故宮珍藏五代後梁趙喦《八達游春圖》里的時代痕迹


敦煌莫高窟晚唐第141窟壁畫中的欄杆線描圖,來源於侯幼彬、李婉貞編著《中國古代建築歷史圖說》

《八達游春圖》中勾欄是石材質地,符合五代時期欄杆的特徵。類似的欄杆也出現在五代佚名《唐宮乞巧圖》中,兩幅圖中均以繪製貴族宮廷生活為主,欄杆規格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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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佚名《唐宮乞巧圖》局部,畫中欄杆與《八達游春圖》中相似,均為五代欄杆的標準制式

除了細小的欄杆零件外,欄杆的整體構造也同時反映出強烈的透視感。自唐代以來,界畫中便已經出現透視現象,因此五代時期自然承襲了這一特點。

▌服飾

《八達游春圖》中八人皆著達官顯貴制式服裝。若《八達游春圖》為趙喦所作,作畫時間應在公元907~979年間,服裝風格應符合唐末、北宋初的標準,另外,趙喦貴為駙馬,在所繪的服飾方面也應體現出貴族階層的制式。

通過出土文物以及壁畫可見,唐代初期至中期的襆頭是明顯的「軟裹」「隨頭形」襆頭,二腳或成下垂帶子狀,或隨風飄起。至晚唐五代時期,襆頭漸漸隆起,從直立、略微前傾狀變成了漸漸後仰狀,這一改變不僅體現了主流審美的變化,也展示了服裝材料的豐富性。襆頭之所以可以做到後仰,必定是面料中加以內襯和龍骨,從而起到固定造型的作用,包括兩腳也發展至半軟質感,直至入宋,兩腳才成為兩腳平伸的硬腳。


台北故宮珍藏五代後梁趙喦《八達游春圖》里的時代痕迹


歷代墓室壁畫人物及陶俑佩戴的襆頭線描示意圖,來源於朱紹良先生書畫鑒定課講義

台北故宮珍藏五代後梁趙喦《八達游春圖》里的時代痕迹


《八達游春圖》局部

《八達游春圖》中八人佩戴的襆頭均以「後仰狀」形態以及「半軟腳」制式出現。尤其通過人物3號、5號和8號,襆頭兩腳出現較為明顯的「由硬至軟」的折點;而1號人物襆頭則是半軟式襆頭,不失其基礎形狀,然而也有軟腳的飄逸之感。可見,《八達游春圖》中人物的襆頭與唐末五代時期的襆頭制式相符。

《八達游春圖》中人物皆著團領窄袖開衩長袍,內著中單,革帶束腰,腳著烏皮六合靴,符合唐末五代時期達官貴人的服裝制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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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唐代中期壁畫

上圖為敦煌唐代中期壁畫,壁畫中一位士子,戴垂腳襆頭,身著團領長袍,內有中單,革帶束腰,袍不及地,腳著烏皮六合靴。對比可見,《八達游春圖》中的服裝制式大部分從唐代承襲而來,只是由於時代變革,一些細小的元素髮生了變化。例如,垂腳襆頭變成半軟腳襆頭;寬袍大袖不利於運動因此變成窄袖;長袍不開衩不易於奔跑騎射,於是變成開衩長袍。圖中八人的烏皮六合靴靴筒邊緣部分皆出現綉紋裝飾,以此可以判定八人所穿並非一般百姓服飾。


台北故宮珍藏五代後梁趙喦《八達游春圖》里的時代痕迹


《八達游春圖》局部

▌馬匹制式

自秦漢以來,馬匹不僅是一種交通工具、耕作工具、娛樂工具,在戰爭年代中更是寶貴的戰略物資。至唐代,人類在牧馬和養馬方面都達到了較高水平。不僅在制度上成立了管理馬匹的馬政機構,還建立了馬匹的戶籍管理制度,並且將養馬、育馬、馬匹醫學等知識大力推廣,甚至將轡頭、馬鞍等其他周邊衍生產品也發展得非常完善,可見唐人對馬匹的重視。

唐代政局穩定後,宮廷內部便將騎射賽事等作為一種娛樂,唐太宗李世民更是馬球運動的倡導者,後世貴胄紛紛效仿,於是將馬球運動發展成一種上流社會的高級社交。就在馬經濟與馬文化並肩發展的同時,馬匹的制式與規制也慢慢形成了。

馬尾打結、五鞘口、剪三鬃為御馬規制的三個顯著特點,此類規制自隋唐時期起直至後世(朱紹良先生書畫鑒定講義)。《八達游春圖》中的馬匹基本符合宮廷貴族馬匹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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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虢國夫人游春圖》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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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達游春圖》局部

台北故宮珍藏五代後梁趙喦《八達游春圖》里的時代痕迹


[唐]張萱《虢國夫人游春圖》,宋摹本,遼寧省博物館藏

如果將《八達游春圖》與《虢國夫人游春圖》中的馬匹相較,可發現,《虢國夫人游春圖》中馬匹的形象肥碩,且馬腿短、馬身寬大,虢國夫人一行人騎乘的馬匹馬尾均已打結,馬鞍出現五鞘口,並且明顯具有剪三鬃後的樣式,圖中有四人為隨從身份,因此所乘馬匹的韁繩上沒有紅纓。

馬尾打結是皇親貴胄騎乘的一大特點,《虢國夫人游春圖》中有隨從身份的人物出現,但其所乘之馬匹也有馬尾打結、韁繩帶有紅纓的特徵。但五鞘口是分等級的,以五鞘口為最頂級的規格,騎乘馬匹的主人身份越是高貴,鞘口數便越多,自然也有四鞘口的規格出現。

剪三鬃是御馬中最頂級的規格,所乘騎之人必然是皇室最核心的人物,例如皇帝、皇后、貴妃、公主、王子等。《虢國夫人游春圖》中有2匹馬被剪三鬃,顯露出主人的身份顯赫,為皇室較為核心的人物。

《八達游春圖》為駙馬趙喦所繪,馬尾打結,五鞘口,但並非剪三鬃。馬匹形態不再像唐人的短腿肥馬模樣,馬身部分比北宋馬匹寬碩,馬形介於唐宋之間。

另外,畫中出現馬尾類似於猴尾,不僅沒有「絲絲入肉」的狀態,還出現失真的模糊狀態,此部分應為後來補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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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達游春圖》局部,此處馬尾應為後世補筆

▌樹石

太湖石曾被世人戲稱為「一塊動搖了大宋江山的石頭」,眾所周知,太湖石為宋徽宗所喜愛,因而開始在歷史舞台上綻放光芒。其實,太湖石興於唐而盛於宋。早在唐代,文人騷客便已對太湖石心生憐愛。據《雲林石譜》中記載,唐代詩人白居易於寶曆二年(826年)創作了《雙石》,成為了對太湖石最早的描寫和記載,因而,白居易被普遍認為是發現太湖石的第一人(見王毅《中國園林文化史》)。

至五代,趙喦身為尊貴的駙馬,又是偏好風雅文藝的畫家,既有資源也有條件在園林中擁有太湖石。因此,太湖石的出現是合情合理的,也符合整體的年代特徵。

《八達游春圖》中出現三種樹,畫家在繪製的時候也使用了不同的筆墨技巧。高大的柳樹佔據了主要位置,用垂柳法繪製;被柳樹遮擋的第二棵樹的葉子使用夾葉法所繪;被太湖石遮擋著的棕櫚科闊葉喬木用的是勾線平塗法。


台北故宮珍藏五代後梁趙喦《八達游春圖》里的時代痕迹


《八達游春圖》局部

棕櫚科植物通常分布在秦嶺以南,以及東南亞各個地區,喜濕潤溫暖的環境,生長適溫在20~30攝氏度,成年樹可耐零下5攝氏度溫度。因此,《八達游春圖》中所營造的場景應屬氣候相對溫暖的環境。


台北故宮珍藏五代後梁趙喦《八達游春圖》里的時代痕迹


人物線描法演變圖示

《八達游春圖》人物線描是從張僧繇的「高古遊絲描」疏體而來。人物、馬匹均勾線平塗,輪廓線內無皴染,設色濃重艷麗,符合時代特徵,具有承上啟下的特點。圖中太湖石並非勾線平塗,而是大膽利用沒骨法繪製。太湖石有質地堅硬、略帶脆性、略能吸水、不易雕琢、輪廓外形圓潤柔和、姿態多變等特點,畫家試圖利用顏色的濃淡表達太湖石真實的質感。雖然,在邊際和孔洞位置有短線或類似於皴法的筆墨,但其目的是為了表現陰陽向背的凹凸感,而非為了勾勒輪廓線。細看之下,太湖石中也出現了暈染痕迹。


台北故宮珍藏五代後梁趙喦《八達游春圖》里的時代痕迹


《八達游春圖》局部

▌印章

《八達游春圖》流傳有序。《宣和畫譜》《書畫記》《式古堂書畫匯考》《壯陶閣書畫記》《故宮名畫三百種》等書中皆有著錄,宋代曾被內府收藏,元代時被曹知白收藏,明代時到項元汴的手中,清代被裴景福等人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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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達游春圖》右上角的「宣統御覽之寶」朱文印

台北故宮珍藏五代後梁趙喦《八達游春圖》里的時代痕迹


《中國鑒藏印鑒大全》中的「宣統御覽之寶」

《八達游春圖》右上角有「宣統預覽之寶」朱文印,與《中國鑒藏印鑒大全》中載入的「宣統御覽之寶」比較,可以認定為同一方印。宋代以前多以水印為主,北宋宮廷開始使用蜜印,南宋開始用油印,元明以後也大量使用油印。此枚「宣統御覽之寶」的印泥便是油印,印章的主人是清朝末代皇帝溥儀,故這幅畫曾經被清代內府收藏。


台北故宮珍藏五代後梁趙喦《八達游春圖》里的時代痕迹


《八達游春圖》左下角的「天水郡收藏書畫印記」朱文印

《八達游春圖》左下角有一方印「天水郡收藏書畫印記」,此印在五代董源《溪岸圖》、南宋馬麟《靜聽松風圖》以及明代文徵明《仿黃公望溪閣閑居圖》之上也曾出現。世人曾猜測,因其出現「天水郡」字樣,而甘肅天水乃是趙姓家族的郡望,因此這枚印章必然與「趙姓」家族有著不解之緣,曾有三種觀點:南宋宗室趙與懃的印;趙孟頫的印(趙孟頫有「天水郡圖書印」);明末文字學家趙宦光與其子趙靈均的印。

五代、宋代或是元代的人均不可能在明代的畫作上留下印記,因此前兩個觀點可排除。該印章極有可能是明末文字學家趙宦光與其子趙靈均共同持有。一方面,趙宦光是宋代王室之後,符合天水為其郡望的條件;另一方面,與文徵明有交叉軌跡,文徵明的玄孫女文俶(1595~1634年)是趙靈均的妻子,精於繪製花鳥蝶蟲,並且在文俶的畫中落款處也時常出現「天水趙氏文俶」的題字。當然,這只是初步推理,尚需更多材料進一步考證。


台北故宮珍藏五代後梁趙喦《八達游春圖》里的時代痕迹

備註:本文發表於《收藏》雜誌2018年第08期

文俶《佳卉爭鳴卷》中的落款,可見「天水趙氏文俶畫」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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