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維新之前：中日兩國的見與不見
原標題：明治維新之前：中日兩國的見與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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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森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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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描繪的美國提督佩里的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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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間北曜所繪《黑船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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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客商抵達長崎後，在日本通事的監督下搬運貨物的圖景，這些通事不僅負責對外翻譯，也承擔搜集中國情報的諜報工作。
眼見為實，但卻未必能洞悉本質。對150年前那場改變日本國運的明治維新也一樣，太多的目光聚焦於1868年這一年，彷彿它是一道刻度線，之前之後性質大變，但事實並非如此。
歷史存在一個轉折點，但這個點的作用是連接前後的因果，而非橫空截斷，另闢新篇。明治維新成為一個事件，確實開始於1868年，但維新的種子在若干年前就已萌發，只是等待被歷史發現的那一刻。中日雙方最初的「對視」，早在明治維新之前，就已開始。
見與不見
羅森錯過吉田
第一印象很重要。中國人羅森對日本人的第一印象，是「寬衣大袖，腰佩雙刀，束髪，剃去腦信一方，足穿草履，以錦褲外套至腰。」那天是1854年2月13日，或者按照羅森熟悉的中國紀年是咸豐四年正月十六。不過，他當然不會知道，他首次抵達的這個國度日本也有一套自己的紀年，對他們來說，這一年是安政元年。
不同的時空在這一刻連在了一起。儘管言語不通，但倚仗中文乃是當時東亞通行文字，雙方還是進行了一番「筆談」。日本人對羅森熱情備至，對「中國文物之邦」更是萬分景仰。之後的四個月里，日本人對羅森本人及其祖國的恭維不絕於耳。他應接不暇地為來訪的日本東道題寫中國詩詞，光是書寫扇面，「一月之間，從其所請，不下五百餘柄」。
在羅森看來，這場中日人士之間的交往可謂友善親睦的典範。想想看，一名在祖國籍籍無名的小人物，竟然在遠隔重洋的外邦異域，靠著自己並不高明的詩文書法，輕易俘獲了一群忠實「擁躉」，而這僅僅因為他是一名中國人，確實令人喜出望外。橫濱公館旁「燦爛鮮紅」的茶花、下田人流如織的佛寺、「衣長委地，腰後有裙，以紅綢束其髻，顏色亦多美艷」的日本婦女，這些異域風情也讓他賞心悅目。唯一的缺憾是，日本百姓不比中國人恪守禮教，絲毫不懂得男女大防：「男不羞見下體，女看淫畫為平常，竟有洗身屋，男女同浴一室之中，而不嫌避者。」雖然有礙觀瞻，但作為細節記上一筆，亦不必介懷。
羅森的《日本日記》除了筆涉異域之外，讀來與中國傳統文人觀光遊記並無二致，它之所以引人注目，在於見證了東亞乃至世界近代史上最戲劇性的事件之一：「日本開國」。羅森搭乘赴日的那艘輪船，正是美國准將馬修·佩里繼1853年7月之後再次叩關時率領的九艘軍艦之一「薩斯奎哈納」號。日後，這些軍艦以「黑船」之名被深深地刻進日本近代史。
在堅船利炮的威脅下，日本人乖乖地打開封鎖了近二百年的國門。用隨船官方翻譯、美國傳教士衛三畏的文明衝突論來說，這是「志在四方的美國佬，前來打破日本的麻木不仁和長期蒙昧」。
佩里和衛三畏都深感自己正在創造歷史。按理說，羅森應該同樣能看清這一點，畢竟，他是衛三畏親自揀選的「學識淵博」的中文翻譯。他沒有沾染同胞的鴉片惡習，而且思想開放。他住在西方人群聚的香港，與英國漢學家理雅格相交甚厚。他隨佩里黑船遊歷日本的《日本日記》，就分三期刊登在理雅格創辦的近代中國第一份中文期刊《遐邇貫珍》上。而那份徹底改變日本國運走向的《日美和親條約》的漢文稿本，同樣出自羅森之手。在譯述這份條約時，羅森不可能不知道這份條約不過是10年前中美《望廈條約》的縮水版而已。
歷史的目光正注視著羅森，但這名中國人卻選擇神遊開去，徜徉於日方的優待讚譽和異國的山水風俗之間，全然沒有注意到自己已被四面八方的目光牢牢鎖定。無論他走到哪裡，都有日本訪客登門請謁，想方設法從他口中打探有關中國的近況。
日本訪客對中國情勢如數家珍，與羅森對日本國情的漠然無知形成鮮明對比。他們不僅熟知14年前那場讓天朝上國顏面喪盡的鴉片戰爭，更對中國正在發生的太平天國戰亂津津樂道：「太平王小刀會何姓名？」「其勢如何，既取南京否？」「太平王得志，復衣冠之舊文物乎否？」日本訪客的提問不僅探求細節，更遐思暢想，有些問題，諸如「聞清朝皇帝遁朝鮮，然乎否？」甚至讓羅森驚慌失語。但總而言之，這些問題畢竟是在對方熱切好奇的目光中提出的，還有什麼比聽到他人如此關心自己的祖國更令人愉悅的呢？
因而，日本訪客只用幾句恭維讚揚，就從羅森手中獲得了一冊詳載太平天國戰亂內情的《南京紀事》。羅森絕對想不到，自己這本在國內無人知曉的書，在日本卻以《滿清紀事》之名風行一時，以至於改變了這個國家的士人對本國、鄰邦乃至整個世界局勢的看法。
就在羅森被日本訪客的熱情提問團團包圍之時，被後世尊為「明治維新之父」的吉田松陰正徘徊在下田港口，與他的弟子金子重助密切注視著海面上噴吐蒸汽的黑色怪物。說來弔詭，吉田松陰和他的弟子本來都是激進的攘夷論者。12年前鴉片戰爭清國慘敗的消息傳到日本，給舉國上下注射了一劑憂患的興奮劑。「方今太平已久，武備漸弛，而西洋之賊，日熾月盛，前年略印度、侵滿清，豈得不覬覦皇國？」吉田松陰寫於1846年的這段話，可謂當時日本攘夷派憂患心理的真實寫照。如今，黑船來航的消息讓他下定決心，要親眼見識一下這些他要「攘除」的「西洋之賊」究竟是何模樣。
彼時日本禁止國人出海，違者處死。吉田只得冒死偷渡。1854年4月25日凌晨，他和弟子歷盡艱險摸上了佩里的旗艦。在那裡，他的第一個請求是面見羅森。吉田或許相信，這位搭乘美國軍艦與洋人交好的中國人，應該會對同文同胞渴望出洋看世界的心愿感同身受。但佩里的日語翻譯衛三畏卻告訴他，現在已經是深夜兩點，羅森已經睡了。
會面就在羅森的鼾聲中無疾而終，吉田松陰被禮送下船，旋即被捕。但在監獄裡，他得到一本羅森的《滿清紀事》，吉田急迫地將其譯成日文。這本題為《清國咸豐亂記》的譯本雖然錯漏百出，但吉田卻切中本質：攘除洋夷外患只是一時之計，儘管不情不願，佩里黑船的巨艦大炮已然證明攘夷論在實質上的破產，而內政攸關治亂，才是抵禦外患的基礎。從鴉片戰爭到太平天國之亂，中國情勢已經折射出日本自身的脆弱性。唯有將對外攘夷轉向對內改革，才是解決日本當下憂患的根本之計。
吉田松陰和他的弟子同道們，就以這種方式通過這位中國人的眼睛，參透了他們從未履足的中國內情，也看到了自己未來的奮鬥方向。但羅森卻從未真正參透這些日本人的真實想法，儘管他切實看到了這個國家，卻視而不見。
見如不見
憂慮與無知「余客東瀛，寓居山館，岩壑在望，雲煙滿目，而跬步不能出，直有拋南嶽卷滄海之志。」
1764年，杭州商人汪鵬為他的筆記《袖海編》寫下這段序言時，正值重陽佳節。可惜他此刻遠離故土，在日本長崎客居。儘管日本安置中國客商居住的「唐館」外，「四山環繞，煙火萬家」，一派繁華景象，但卻只能窩在「周遭僅一里有半，土垣竹茨如棘」的唐館裡，遙望如「十洲三島」一樣「可望而不可即」的日本。
把中國人圈在唐館不得外出，這一規定誠是惱人，但至此刻，它已經嚴格執行了一個多世紀。從1633年開始，日本掌權的德川幕府一再下達封鎖令。到1639年，所有對外貿易都限制在長崎劃定的一小片據點，允許貿易的也只剩中國、朝鮮、琉球以及一小撮被禁足在長崎出島上被稱為「紅毛夷」的荷蘭人。
日本成功地讓自己與外界隔絕。這一政策，以「鎖國」一詞廣為人知。鎖國當然不可能絕對隔絕信息的流通，汪鵬足不出戶，卻能通過購買什物時詢問貨主，得知長崎「七十二街，街各有名，又曰町，殊復近古，町有町長」。日本的封藩體制他也有所了解，「別島之王，均繫世襲，如古諸侯，然以所轄疆土之大小，定祿米之多寡，有多至百萬石者」。
但汪鵬對日本的了解，也就僅止於長崎唐館內的商貿規定和餅乾碎屑一樣的制度風俗描述了。事實上，《袖海編》已經是清代中國人對日本認識的極致。日本的鎖國禁令，成功隔絕了中國人窺探內部的可能性。
不過，就像無知並非一種缺憾一樣，好奇對中國人來說也從來不算一種美德。鴉片戰爭前，曆數清人對日本的介紹書籍，連《袖海編》算在內也不超過五本。其中寫於清初的《日本乞師記》，還因作者鼓吹反清復明思想被列為禁書。剩下的四本書中，只有陳倫炯的《海國聞見錄》和汪鵬的《袖海編》乃是親曆紀聞，其他兩本郁永河的《稗海紀游》和童華的《長崎紀聞》都是道聽途說之辭。而且，就連這少數書籍也鮮有人傳閱。
汪鵬的《袖海編》算是不幸之中比較幸運的一本，它等待了69年後，終於在鴉片戰爭前7年，由一位叫沈懋德的好事書商編入《昭代叢書》刊行於世，算是出頭最早的一部。
或許是設身處地的緣故，汪鵬對日本的記述是所有書中最友善的。他稱讚長崎官方嚴格監管下的井井有條的驗貨議價流程為「交易之良法」，且日本「風土甚佳，山輝川媚，人之聰慧靈敏不亞中華」。
但他的記述只能算是異類，其他書所提供的視角就沒有那麼友好了。被汪鵬稱為「交易之良法」的貿易流程，在《長崎紀聞》中卻被指為苛政，日本負責監督貿易的通事們，對中國商人「頤指氣使，直呼商名，少不如意，輒罵詈而去」。《稗海紀游》則痛斥日本「于海外為莫強之國，恃強不通朝貢，且目中華為小邦，彼則坐受諸國朝貢，夜郎自大，由來久矣」。就連日本淳樸的民風，也是「治尚酷刑，小過輒死」的結果。儘管郁永河從未履足日本，但描述起日本酷刑卻宛如親歷目睹：灌水滿腹、膨脹而死的水刑，肢體倒懸、大腸盡出的懸腸，圍繞乾柴、四面舉火的活燒，光是文字敘述就已經令人寒毛倒豎，將日本視為地獄鬼國。
強橫、貪婪、殘忍、自大，這些塗抹在日本臉上的負面形象究竟有幾分真實？對清代中國人來說，或許不那麼重要。日本遠在海的那一邊，自從17世紀日本關閉國門以來，中國國內就再未見過日本人的身影。無論是汪鵬的親眼所見，還是郁永河的道聽途說，對中國國內而言，都只是紙上傳說。在信息隔絕的情況下，人們對事物的認知只能依賴已有的經驗，而最深刻的經驗就是前明的倭寇之亂。
倭寇燒殺擄掠的殘酷記憶，已經刻入閩浙沿海民眾的頭腦中，說不上代代相傳，也會時不時翻出來警惕一番。清初官方編修的《明史·日本傳》中，特別提到倭寇的恐怖記憶，讓「閭巷小民，至指倭相詈罵，甚以噤其小兒女雲」。18世紀出產的通俗小說中，從以明朝為背景的《野叟曝言》到純屬架空虛構的《綺樓重夢》，只要有日本人的形象出現，幾乎全都是燒殺搶掠的倭寇面貌。
然而，事實上，倭寇威脅完全是中國式的自我恐懼，日本的鎖國禁令非常有效地禁絕了本國百姓入海為盜的可能性。但對中國人來說，關於日本的新信息實在少得可憐，只能在熟悉的舊說里做文章。1751年，乾隆帝下旨編撰的《皇清職貢圖》，可謂18世紀中國版的人種百科全書，但在寫到「日本國夷人」一條時，也只能如此下筆：「夷性狡黠，時剽掠沿海州縣，叛服無常。」——儘管沿海州縣的百姓已經有一個多世紀沒見過一個活著的日本人了。
但有時，無知的空洞也可以化為有形的實體，來騷擾無知之人。就在汪鵬困在長崎唐館裡寫下那段慨嘆文字的12年前，一枚鑄有「寬永通寶」錢文的銅幣惹動乾隆帝龍心震怒。在皇帝眼中，天下只能有一個年號，就是本朝的乾隆年號，任何其他年號的存在，都是大逆不道，挑戰天朝正統權威。
在皇帝的嚴旨敕諭下，江浙各地官僚機器飛速旋轉起來，案件辦得虎虎生風，直到一名官員在一本60年前的舊書中查到了這個年號，那是一本赴日客商攜回國內的日本史書《吾妻鏡》——這枚引起君臣集體緊張的錢幣，不過是一枚普通的日本銅板而已。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就在中國朝野因為這枚不知來由的日本錢幣手足無措之時，日本的官員和文士們卻正在有條不紊地悉心翻閱數以千計來自中國的報告。
不見如見
警惕與好奇「雍正帝平日政務及行儀、遊獵、行幸、嗜好之品為何？」「除宰相外，諸官中亦有卓越者乎？」「武官以外之人可持兵器乎？文官隨員可持兵器乎？」「何處為防日本之要地？」「發行紙幣乎？」「唐國攻擊他國，依原樣治理其地乎？有攻擊他國、擴地之意乎？」「平日來客時，煙茶等，一定之禮法有乎？」「妓院、戲院繁盛乎？比之前衰落乎？看戲人中男女何多？出家人亦看戲乎？」
林林總總的問題，總數超過200個，幾乎涉及從政治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想要了解雍正時代的中國，只要看看這些問題的回答就可以了。面對日本通事接二連三拋出的問題，來自福建汀州的客商朱佩章選擇全面合作，悉心答覆。儘管根據《大清律例》「走泄中國事情者，則與姦細無異，故斬」，但比起泄露國家情報的生命危險，那塊能給他生意提供便利的日本信牌，才是更具誘惑力的東西。
朱佩章並非唯一受到如此細緻詢問的中國人。根據幕府規定，每位來日的中國客商登岸伊始，都必須要遭受如此一番巨細蕪雜的盤問伺候。先是有兩名通事到場，「就唐船的起航地、人數、是否首次來航，有無割符（即貿易憑證）等進行詢問，即使夜深，亦要儘早報告奉行所」。在這些常規問題詢問完後，專門負責探尋中國情報的「風說役」通事和負責監督通事的通事目付到場繼續第二輪提問，這一次就會涉及中國時政、風俗以及其他相關情報。即使在提問過後，這些通事們還會不時出現在中國客商左右，「留心平日雜談，有異聞時，其雜談之事，無論虛實，應記之。」
中國的情報就通過這種方式源源不斷地流入日本國內。負責提問的通事們，在搜集情報中扮演的角色至關重要，通事可謂一批日本政府著意培養的專業諜報人員。明治維新後，派往中國刺探情報的間諜，可以說正是他們的嫡傳子嗣。只要翻一翻這些通事記錄的「唐船風說」，就能發現其中對中國情報搜集整理的精細程度令人瞠目結舌。一個典型的例子是，當乾隆君臣還為日本的「寬永通寶」錢文上下求索的時候，他們連乾隆皇帝南巡蘇州的街道地圖和街道兩旁的店鋪名目，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日本對中國近乎強迫症般的精細了解，與中國對日本的無知形成了鮮明對比。這不由得讓人產生疑問，中日同為外人眼中的鎖國代表，為何會如此不同？答案或許正在於我們對「鎖國」這個詞的長期誤解。
「鎖國」這個詞並非出自頒布禁令者之口，而是一個外國人的發明。1690年，客居長崎荷蘭商館的醫生肯貝爾在其所撰《日本志》中，第一次使用了這個詞。但肯貝爾發明「鎖國」一詞，並非貶斥意味，而是對日本的鎖國政策大加讚揚，他在書中寫道：「與世界其他民族相比，日本民族在禮儀、道德、技術與舉止上都是極為優秀的，國內商業繁盛、生活富裕、社會和平，都令西方人欽羨不已，實是日本歷史最美好之時代，此理想國之形成皆拜鎖國所賜」。
肯貝爾絕非日本出錢僱傭的鎖國宣傳手，他對鎖國的褒揚真心實意。17世紀的西方戰亂頻仍、瘟疫橫行，知識分子自視世風日下，只能將理想託庇於未受到西洋濁風感染的海外異域。儘管在今天看來，這種想法未免太過天真，但在當時，卻正中日本心懷。德川幕府是在一個半世紀的戰亂廢墟上建立起來的，任何動搖穩定的可能性都讓它極度敏感。在終於降服了不安分的戰國諸侯之後，眼下威脅最大的來源就是海外。1637年的基督徒發動的島原之亂，證明看似無害的西洋宗教都會成為亂源。於是，鎖國就成為了一層隔絕外部可能的威脅，維繫國內穩定的防菌罩。
從這一點來說，中日鎖國在初衷上倒有幾分相像，但中國的鎖國與政權穩定關係不大，更多的是為了減少麻煩。1757年，乾隆帝下旨將西洋番商限制在廣州一個口岸進行貿易，名義上是擔心將來番舶雲集，造成第二個澳門，但實質就是為了省去江、浙、閩三個口岸管理番商的麻煩。對一個自視為天朝無所不有的自足帝國來說，外界如何變化，無關宏旨。
但作為島國的日本卻不同，任何外部變化都有可能影響它的穩定。日本幕府頒布鎖國禁令的時間，剛好與中國明清易代重合。在深受程朱理學華夷觀影響的日本知識界，引起軒然大波。隱含在華夷之辨背後的，則是對這場變亂是否會殃及本國的警惕。幕府儒官林春勝在1674年編纂的第一部中國情報彙編題名《華夷變態》即是此意。
這種警惕，讓日本的鎖國成為了一塊海綿，儘管內部難以窺見，卻能不斷地從外界吸收各式各樣的情報來充實自己。中國的鎖國，則是一堵外表富麗堂皇的城牆，看似高聳入雲，卻處處穴隙，情報可以輕易流出，但內里的人卻渾然不覺，也缺乏從穴隙向外窺看的興趣。
這堵牆壁必然徒有其表，卻華而不實。1840年鴉片戰爭一聲巨炮，同時震動了中國和日本。從1839年到1843年，接踵而至的中國商船在日本通事的詢問下，講述了鴉片戰爭的整個過程。儘管1843年7月的中國情報中，中國客商周靄亭對日本通事表示，《南京條約》簽訂後，香港、廈門、定海一帶的英人紛紛感激清帝的仁德。但這套回護之辭，並不能完全掩飾這場驚天戰敗。對日本人來說，中國就是前車之鑒。一位學者寫道，「近歲，滿清夷視英吉利，而不察其技巧之所有，率然結兵，屢取敗釁，非鑒戒乎？」
日本長期以來堅持不懈搜集的情報，終於轉化為因應外界的資本。當1854年那艘黑船帶著堅船利炮和一紙條約駛進日本港口時，這個封鎖兩百年的國家早已籌謀許久，準備應對立約開國這一註定無法逃避的命運。而坐在黑船上的中國人羅森，在面對日本訪客熱切而渴求答案的目光時，或許並沒有意識到，這些拋出的問題，既是過去兩百年間堅持不懈的情報搜集工作的延續，也是下一次見面的準備。而那時，中日兩國都已經是完全不同的國家。
李夏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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