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宮文物南遷，致敬國寶守護人

文物大遷移

本文共3889字，預計閱讀時間10分鐘，建議收藏後觀看

1933年2月5日，北京故宮太和門廣場上，人們在一片繁忙中開始了故宮文物南遷的計劃。3月5日，滿載故宮文物的大箱子中的一部分出現在了上海南市招商局的金利源碼頭上。

第二天的《申報》立即刊登了這則消息：「南遷古物昨午抵滬，共一千零五十四箱，存儲仁濟醫院舊址」。誰又能知道，在這短短一行字背後，有多少驚心動魄的故事，又有多少捨生忘死的國寶守護人。

10月13日，由中國上海國際藝術節中心舉辦了一場「『國之重寶在上海』——故宮文物南遷文化走讀活動」，致敬用生命守護著國寶的安危和民族的復興希望的故宮護寶人。

故宮文物南遷

1933年3月6日《申報》第一批文物運抵上海的報道

故宮文物抵滬存放和離滬赴寧路線

此次行走活動帶領參與者體驗了故宮文物抵滬存放和離滬赴寧的兩條路線。在行走過程中，抵滬存放路線相對簡單清晰：新開河路人民路路口小廣場（金利源碼頭舊址，文物由船運到達上海處）—天主堂街26號仁濟醫院舊址（今延安東路四川南路口，主要文物存放上海地點）—四川路32號業廣公司貨棧（今四川中路元芳弄北側）。

故宮文物抵滬存放和離滬赴寧的兩條路線

由亞爾培路（今陝西南路）往南看霞飛路（今淮海中路）

街景，故宮駐滬辦事處附近

而離滬赴寧的路線則遇到了考證上難題，現在已經確準的路線是：四川路32號業廣公司貨棧（今四川中路元芳弄北側）—愛多亞路（今延安東路）—虞洽卿路（西藏中路）—靜安寺路（南京西路）—卡德路（石門二路）—麥根路（石門二路）—蘇州河舢廠新橋（恆豐路橋）—金陵路（秣陵路，也曾成為麥根路）—康吉路—麥根路車站（上海站）。

麥根路站和鐵軌，約位於今石門二路北段，

泰興路，西蘇州路，淮安路附近

線路策劃者、來自人文走讀潮牌V-Cité的吳佳麗在行走過程中，介紹道，「在這條路線中，我們有趣的看到了三次麥根路，而正是這個麥根路讓考證難度難上加難。麥根路，即Markham Road，在上海租界時代的道路裡面不算知名。眾所周知，上海現有的金陵路東側靠近外灘，西側靠近淡水路，按照路線來看，走的是現有這條金陵路的話等於重新折返，顯然這是不合理的。

翻閱資料才發現，現在的秣陵路，在1921年剛剛築成的時候也被命名為金陵路，直到1947年才因與黃浦的金陵路重名，而改名秣陵路。除去這一條，現今上海還有五條馬路都曾經是麥根路的一部分：石門二路、康定東路、泰興路、西蘇州路、淮安路。這五條都屬於當時的法租界，而秣陵路則屬於華界閘北。」

「國之重寶在上海」——故宮文物南遷文化走讀活動

「1900年，閘北商埠開闢，8年後，滬寧鐵路通車，1913年，由英商控制的鐵路貨站成立。當時由於貨主多來自租界，而從貨站前往租界必然要經過當時的麥根路，也就是現在石門二路的最北段，所以貨站也跟著叫做了麥根路車站，直到1947年，閘北的金陵路才因為避免和現在的金陵路重名而改叫秣陵路。

這種巧合和當時華界、租界各自相對獨立管轄有關係，才會出現同一條路名出現在不同區域的情況。也正是這一段資料更加印證了文物如果要通過鐵路赴寧，路線肯定與貨主前往租界是相一致的，他們必然也是經由麥根路中的石門二路行車，而非其他四條馬路。」吳佳麗又補充說。

文物到滬後的存放與安保

1933年的中國，風雨飄搖、動蕩不安，「九·一八」事變之後，東三省淪陷，距離只有200公里之外的北京故宮惴惴不安。原定1933年1月31日起運，但因車輛不夠分配和受到阻撓，拖延了數日。1933年2月5日上午，十多輛汽車和三百多輛人力排子車先後進入午門。

故宮職員給每輛車都粘貼上號誌，每個汽車司機、木板車工人都在胸前別上一枚圓形紙質「吉」字徽章，作為保證安全的標識，也是對南遷路上的吉祥平安的衷心企盼。當晚9時，三百多輛載滿木箱的雙輪人力木板車（排子車），向正陽門（前門）外的火車西站進發，正式開啟了南遷之路。

裝好箱的文物集中到太和門廣場

故宮物品第一批2100餘箱，博物院派簡任秘書吳瀛率同職員14人，隨車照料，一共21節車，張學良派憲兵百數十人押車保護。出於安全考慮，火車沒有直接走京滬線，而是捨近求遠，繞道平漢線鄭州轉隴海線徐州，兜圈上京滬線。

2月10日到達南京長江北岸浦口的第一批文物，因為有人提出要將文獻館裡的檔案材料單獨遷往西安而發生爭執，導致文物在浦口車站滯留了近一個月。

1933年字林洋行出版的上海地圖上，

故宮文物存放地

3月3日，故宮文物從浦口列車上卸下，分批渡過長江，約有一半（多為文獻檔案）暫存南京行政院大禮堂，其餘的1054箱，由上海招商局的江靖輪載著，1933年3月5日中午12點左右抵達上海外灘金利源碼頭。

1936年出版的《九十年來為華人服務之仁濟醫院》

上的有關故宮文物存放地的記載

上海市警察局派出偵緝隊長盧英率領數百名偵緝隊員和水巡隊的警察，早已在碼頭森嚴戒備。上海警備司令部出動了一支部隊，法租界巡捕房也派了多名巡捕，協助維護秩序。護送文物的除了原有的北平憲兵、故宮押運人員及警衛外，行政院命令首都南京憲兵司令部另派一個機關槍連。押運官員為行政院參事陳銑，朱宗良，書記官翟宗翰，收發主任汪今亮等。

故宮博物院秘書長李宗侗在碼頭迎候。下午1時許，雇請的茂泰洋行十多輛運輸車，來回跑了數趟，才全部送到了文物存放地——法租界天主堂街（今四川南路）26號。每個車次，都有故宮職員和偵緝隊員各一名隨護。

文物入藏的第三天，時任代理行政院長的宋子文與故宮博物院秘書長李宗侗，就特地到庫房巡視，《申報》以《宋子文昨日視察運滬古物》為題對此進行了專項報道。

文物的存放地為一座七層樓房，鋼筋水泥結構，高大堅實。1931年前後，此地因仁濟醫院舊址改造，一度作為臨時診所使用。仁濟新院落成後，作為中央銀行堆棧，當時談妥租金為每月3750兩白銀。

文物南遷途中

租下後，認真維修，所有窗戶都安了鐵柵欄，四周打樁圍起鐵絲網。故宮方面與上海市警察局、租界巡捕房商議制定了周密的安全保衛措施。庫房有偵緝隊和巡捕各五名，負責庫房日常防護；一樓隔出一些空間作辦公室和巡查人員休息室；所有門窗都安了電網；一樓和三樓裝上了報警電鈴，與巡捕房相通；庫房外圍設置警崗，由故宮院警、租界巡捕和海關關員日夜輪流值班。

庫門鎖鑰由故宮人員和受國民政府行政院委託負責保管工作的中央銀行職員各執一把，必須兩人同時到場，方能開啟。

故宮博物院駐滬辦事處，地址先是亞爾培路（今陝西南路）亞爾培坊，後移永安街永安坊。1933年5月23日，第五批也是最後一批文物安全抵達上海，保存在法租界和英租界的倉庫里，總計19557箱（其中故宮博物院文物13491箱，包括古物館2631箱，圖書館1415箱，文獻館3773箱，秘書處5672箱，附運文物6066箱，包括古物陳列所5415箱，頤和園640箱，國子監11箱）。

1933年7月，正式成立了故宮臨時監察委員會，負責監視工作。該委員會由上海市參議院、國立中央研究上海地方法院各一名代表和故宮代表二人組成。凡是移動和開啟文物箱子，都要先商得監察委員會的同意，並派一名委員臨場監視，才能進行。

1933年8月10日，故宮博物院駐滬辦事處及監察委員會在一品香召開記者招待會，由馬衡向社會各界報告文物南遷的經過，及到滬後開箱檢驗情況。

故宮人在滬工作情形

從1934年6月4日起，故宮駐滬辦事處開始著手對每件文物進行詳細登記造冊，歷時兩年半，直到文物轉移去南京，仍未完成該項工作。已清點部分，按新編號碼編印成《存滬文物點收清冊》。

馬衡用四個字作為這些文物的代號：原古物館的2631個箱子編號前都冠「滬」字；原圖書館的1415箱都編為「上」字；原文獻館的3766箱都用「寓」；原秘書處裝的5608箱則寫「公」，聯起來，就是「滬上寓公」。

出國展覽與《四庫全書》的出版

文物在上海期間的兩件大事：出國展覽與《四庫全書》的出版

文物在上海存放期間，除了常規的清點、整理以外，還曾走出過國門進行展覽。為了參加1935年11月28日至1936年3月7日，在英國舉辦的「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故宮博物院在南遷文物中，精選了瓷器、書畫、銅器、玉器、織綉、古籍、摺扇、景泰藍、漆器等文物1022件。

值得一提的是，負責鑒定這批精選文物的人員有吳湖帆、葉恭綽、徐邦達、王己遷以及德國人孔達。

1935年《申報》上刊登有關文物赴倫敦展覽的相關消息

1935年4月8日先在上海外灘中國銀行大樓二層進行預展，原定4月30日閉幕，由於觀者絡繹不絕，不得不延期到5月5日才結束。

1935年6月7日，展品由英國的薩福克軍艦運送，從上海起航，7月25日抵達倫敦，在皇家藝術學院的百靈頓大廈展出，轟動歐洲，吸引了42萬多名觀眾，平均每天4000多人，最多時一天2萬多人。英國王室和內閣成員均前往參觀。更有丹麥、挪威國王，瑞典皇太子，及歐洲各國官員、藝術家，從四面八方遠途而來。

1936年4月8日，展品由美國郵輪藍浦拉號載運回中國，途經直布羅陀海峽時，遇狂風巨浪而擱淺，後由英國五艘海軍軍艦艦艇拖挽進深海而脫險。1936年5月17日安全抵達上海。

1933年《申報》刊登的商務印書館在

故宮古物儲藏所影印《四庫全書》的新聞報道

故宮文物的南遷，還意外地促成了出版界的一件大事，即文淵閣《四庫全書》選本的影印出版。早在1917年商務印書館的負責人張元濟即有心進行這項偉大的工程，然而歷經十數年的嘗試，該計劃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而數度流產。

1933年3月當故宮收藏的文淵閣《四庫全書》隨故宮文物南遷至上海後，影印《四庫全書》的希望再度燃起。很快，教育部與商務印書館簽訂合同，經過專家多方論證，最終決定出版《四庫全書珍本初集》。

從1933年11月17日開始，在天主堂街二十六號故宮博物院上海儲存處空地，建起臨時攝影工場，到1935年7月分四期陸續將選定的書目出齊，共計231種，分裝1960冊。商務印書館影印《四庫》的願望，歷時18年，遭遇四次挫敗，終於在第五次取得初步成功。雖然未能全文影印，付印初期也曾遭遇非議，但出版後廣受歡迎，反響強烈。

1947年春，經過抗戰洗禮，西遷文物和故宮同仁帶著家屬聚首重慶組織了一次修禊雅集，每個人的臉上都洋溢著劫後重生的喜悅。然而他們不知道，故鄉北平其實很遠，很多人一輩子都沒能再回去。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