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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理種地的日本人

9月15日,日本人六帶著妻兒,離開大理的村居和農田,來到北京的書店參加自己的新書發布會。31歲的六面容清瘦,長發微卷,穿著朋友做的棉麻衣服,與讀者分享他在大理7年的耕種生活:「我是一個農民,在日本,農民的意思是老百姓,可以做到一百件事情。」他形容自己的生活就是「玩」,種田、釀酒、做音樂。「玩的意思不是亂七八糟地玩,玩的意思是開心。做音樂也是,做農業也是,都是玩。」

六來自日本千葉縣,本名上條遼太郎。因日語中「遼」的發音像是中文的「六」,他便有了「六」這個稱呼。他曾像個嬉皮士一樣地在世界各地流浪,七年前開始暫居大理,並在那裡與妻子阿雅開始男耕女織的生活。分享的時候,他的三個兒子在一旁玩耍,不時地跑到六的腿上坐一會兒。

活動結束前,六開始演奏迪吉里杜管,一種澳洲傳統的吹奏樂器。聲音從空心的核桃木長管中發出,洪亮渾厚。7天後,他又去到北京順義的中糧祥雲小鎮參加戶外藝術季,在街頭即興演奏。手上的迪吉里杜管是他自己花了30個小時慢慢做好的。六用「老農民」來形容自己,抱著傳統的態度過生活,自給自足,或者與他人以物換物。

自由撰稿人蘇婭則說六是個「前現代」的農民,是一個沒有捲入消費浪潮的人。五年前,她在大理跟著六一起耕種,在體力勞動中體會腳踏實地的生活。「比如我種稻穀,我會列出具體的五種名字:糯米、紫米、白米……我就覺得這些物質的名詞,本身排列在一起就很美。」慢慢地,她想與人分享六的故事,因為在社會的大洪流面前,大家隱隱約約都想尋找一種更真實的個性生活。

於是,她與六合作了這一本書《六》。寫作的過程很快,四十天,每天早上起來寫,寫十個小時,但蘇婭一點都不覺得累,就像六終日在田地里勞作,卻自得其樂。「我肯定不會去寫一個特苦的人,因為你選擇了這種生活,一定要自我滿足,如果你連這都做不到,那你就該修正自己的選擇。」

自然生長

種稻的時候,六用不怎麼講究的音箱在田邊放電子樂和民謠,幹活於是沒那麼累了。休息時,他捧著一缸熱茶,草叢裡放著一首沖繩民謠。有時候,路過的老人背著背簍穿過一叢叢灌木,背簍里傳出一曲白族的三弦。鷂鷹在天上飛了幾圈,叫聲時而清越時而悲涼。

六鍾愛自己的田地。蘇婭第一次去他家找他時,六在電話里指路,特意說:「經過我的稻田,別忘了看看我的田,稻子長得很大很好看。

22歲時,六從日本來到了大理,在泰國認識的日本女孩阿雅也追隨他來到這裡,兩人在此結婚生子。2011年,六在石門村租了一個房子,在院子里種地。在他看來,大理的氣候很好,「好像什麼都可以種」。

阿雅從田裡收回紫蘇,做紫蘇魚和飯糰,還用紫蘇染布

種地是六長久以來特別喜歡的事。在石門村住了一年後,六的房子周圍紛紛蓋起了房子,有些都蓋了三層樓,再住下去就不舒服了。再加上他和阿雅的第一個孩子,上條和空快要出生了,兩人就搬到了蔥園村。六想種水稻,但蔥園村沒有水田,他就在洱海邊的生九村租了一塊田,每天騎摩托去海邊種水稻,盤田、引水、薅草。「雖然家和田離得很遠,來回很不方便,但我太想種田了,所以幹勁特別大,感覺一切困難都無所謂。」

那年,六種了一畝多水稻。每天六點半,六起床,給孩子做早餐,接著便勞作,或者是做樂器,直到晚上九點左右才睡去。有時,他也會晚睡,玩音樂到十二點,彈琴、寫歌。「當時,大理沒什麼人對種菜,糧食感興趣,我只能自己玩。」六說。收割的時候,六邀請了很多朋友來一起玩。很多人帶著過節的心情去收稻,孩子們在田地里嬉戲玩耍,大家第一次這麼親近土地,場面溫馨得像一個大派對。

他種了番茄、土豆、茄子等自家吃的蔬菜。「不撒肥料,看看哪個品種最適合我的地,種地需要試試才知道。」比如,種紅薯,地越瘦越好,而六的地太肥,不太適合種紅薯。

六用的是自然農法,喜歡作物在「自然」里長大。他不會拔去地里的雜草,而是讓蔬菜在雜草里長大,也不去除蟲,因為「自然農法裡面沒有說好的蟲子,不好的蟲子」。

他一般也不施肥,種子如果在這片土地長得好,他就繼續種,如果長得不好,那就說明這個種子不適合這裡。他還會挑長得最好的那幾株,留下它們的種子,生命就這麼自然地延續和循環下去。

他留下種子還有一個原因是想看到它們開花,因為在普通農場里,蔬菜往往等不及開花就被收割了。「我見到了很多蔬菜的花,好看得很。留種子就是留住蔬菜和花朵的生命。男人和女人為什麼要生孩子?道理是一樣的。」

六對自己孩子也是如此,任其自然生長。他的第一個孩子名為和空,在日語里,「和」是聯結,「空」是天空,在中文裡,「空」又是一個佛教詞語,代表什麼都有,又什麼都沒有。「和空」,聯結天空,聯結有無。六的朋友老孫看見和空小時候站在一個桌子角上,很危險,六也不管,他說,小孩摔一次就記住了。和空剛學會上樓梯就是自己上。

自然農法培育出來的作物,產量不高,但六不介意,因為他並不需要很多。蘇婭還記得第一次遇見六時的情形。那是2011年春天,蘇婭從北京去大理度假,走在古城的博愛路上,被六的歌聲吸引住了。六在榕樹下彈著琴,唱著日本的民謠。「挺淡的,但讓你印象很深。」當時在街上賣藝的人很多,安靜的六顯得有些羞澀。蘇婭在他面前放了點錢。第二天經過那裡,六還在樹下彈琴,蘇婭又放了一點錢。第三天依然,但在蘇婭放錢時,六拒絕了。「這個人所希求的事物那麼有限度?我對他好奇起來。在他看來,連續三次接受同一個人的錢屬於乞討而非工作的回報。」

與世界對話

六現在的生活是與父輩背道而馳的。六的老家在日本千葉縣,他是在城市裡長大的,和六在一起成長的朋友大都也是家境富裕。住在那裡的大部分成年人每天清晨從千葉出發,乘坐三十多分鐘JR列車去東京上班,朝夕往返。六的爸爸是其中一員,他在一家有名的內衣製造公司工作,朝九晚五,下班後總要去居酒屋喝一杯,消磨到很晚才回家,老是很疲憊的樣子,對家裡的事顯得漫不經心。

六和阿雅在大理的家

原本六也該沿著這條路繼續下去,但18歲那年的遠行讓他發現生活的道路並非如此單一。在路上,他看見了自己從未經歷過的貧窮,體會到了財富的重要性,也看到很多貧困的人依然過得很幸福,甚至比自己那些父輩更從容友善。這給他帶來了極大的衝擊:「經濟的富足與精神的富足難道不是成正比的嗎?」

他休學旅行,四處行走。那時,他想當個DJ,帶著樂器上路,遇到同樣做音樂的人,就即興地玩一段。「我想要自由就去了澳大利亞,看見很多自由的人,但是越來越困惑自由到底是什麼呢?太自由也會導致有太多選擇。」

於是,他又去了印度,尋找答案。在那裡的5個月,他了解到自然農法,發現了對食物不一樣的感知。在學習打坐時,他發現大家吃的食物都很乾凈,是自己種植並手工製作的,而食物是與心連接在一起的。「如果我們吃的東西很乾凈,我們的心也會幹凈,心和身體是會連接的。抱著這樣的想法,我開始對農業感興趣。我可以自己種好多東西,分享給更多的人。」

22歲時,六去日本的一個南方小島上爬山看日全食,鞋子的繩子鬆了,向上爬的時候使不上勁,結果一不小心從山頂上摔了下去。那晚,六就躺在地上,朋友陪在身邊,直到第二天直升機才過來救援,把他送往醫院進行手術。躺在病床上,六開始想:「我有太多選擇了,我應該自己決定真的想做什麼事。」像他這樣的人,日本有種說法,叫「腳不沾地,有點飛」。這次從高處摔下來像是一個啟示。

此前一年,他有一個四國島的朋友自殺了,他的父母聯繫到了六,希望他能幫那位朋友完成未了的心愿——走完四國島88個寺廟,療愈自己的精神疾病。

六答應了,腿里的鋼板取掉後,他重新上路,從第88座寺廟走到第1座寺廟。在日本,把一些朝聖的徒步路線稱之為遍路。他沒帶多少錢,想試試不花錢、不喝酒、不抽煙、不用手機……除了走路,其他事情都不做。六每天大概走35公里,有時是45公里,如果腿腳很痛,他便走得少一些。他有時住在野外,吃著別人給的飯菜,經歷著風吹日晒,但內心卻變得越來越輕盈。

有一天,他太累太渴,就買了一瓶飲料,喝完卻沒什麼感覺。而如果是別人懷著一份心意送他喝的,就能體會到給予的力量。從此,六覺得人和他人、人和世界的「對話」變得微妙而重要。他後來熱愛手工勞動、喜歡親自動手完成一件事,就是相信製作者的心念能灌注其中。每當風味特別的米酒釀成,六便會邀請朋友:來喝我釀的酒,很特別的菌群,這是錢也買不到的味道。朋友間互相贈予的生活讓他感到富足,這是他想要的對話。

40天後,六到達了目的地,遠遠望見友人居住的小城,不由自主地哭了起來。他一般不太流淚,但當時覺得有種看不見的東西在心中生長。他後來覺得應該就是信念吧,相信人應該被信念帶領著去和世界對話,「人生如遍路,有時困難,有時輕鬆」。

.六和朋友們在聚會

和空出生後,六也想過要不要為了孩子而回到日本,給他更好的生活環境。但如果回到日本,按慣例他只能去一個公司上班,朝九晚五地度過下半輩子,就像他的父親一樣。「爸爸的一生很寂寞,在一家公司里做著重複的工作。」六用新學的中文詞語「凄涼」來形容父親的生活,「那不是我想要的。我想過一種很美的生活,有很美的稻子、很美的菜。」

他選擇留在了大理——有了孩子就應該更快樂地生活。「如果為了孩子改變人生的方向,不能繼續過喜歡的生活,等他們長大了,雖然會感謝爸爸,但也會為爸爸感到遺憾。只有自己活好了,才對得起孩子們。」

與世界格格不入,又充滿熱情

「你有三個孩子,不害怕沒錢嗎?」六常常會被人這樣問。他坦言:「其實沒有錢的時候我是害怕的。」不過,六覺得只要他認真地生活,做自己喜歡的事情,錢自然會來的。如果哪天害怕了,就說明自己的生活能力不行了,需要改變。

孩子們的教育問題偶爾也讓六發愁,大理私立幼兒園的收費讓他們無法承受。他們讓孩子去上鎮上的公立幼兒園,一學期的收費不到四千元。「孩子們長大後是和普通人相處,上個普通學校就好。」阿雅說。

對於六來說,種地、做食物、做音樂、按摩、養雞、打掃、養孩子,甚至睡覺都是工作。他很早就知道自己不喜歡為了賺錢而工作。他覺得自己很幸運,可以做自己喜歡的事,而不像很多人那樣畢業後進入公司成為一枚可有可無的螺絲釘。

六用老家千葉的方法曬稻:用木槌把幾根木樁朝土裡砸深,支起曬稻的架子,把稻束倒掛在上面晾曬。樣子非常好看,常有人特意找來在這裡拍婚紗照。六非常開心,他非常喜歡人們以任何方式接觸土地、農業,哪怕他們僅僅是被好看的景象所吸引過來。他自己選擇種稻的理由之一就是「稻田太好看」。

「我從來沒有見過一個農人,會為他自己的作物的形狀具備美感而那麼高興。」蘇婭印象中農民比較在意的是收成,「他不光只是完成普通的勞動,把自己家的生計支撐起來,他是在這個上面還稍微地往前走一點,他是要審美的,但又不是詩和遠方那種概念性的東西。」

六和蘇婭在聊天

耕種也不是一帆風順。2014年,六播種晚了,再加上用的種子不是自己留的稻種,而是從網上買的種子,收成本就不是太好,而當地的農業公司又沒等稻穗熟透就催著收割,更是讓六的心情變得低落。「那是六最沮喪的一次。」蘇婭回憶。不過,六覺得失敗本來也是自然的一部分,需要坦然接受。

六和阿雅在大理的家特別簡單。蘇婭第一眼的印象是荒蕪,沒有任何的裝飾,有一面牆已經垮掉了。「如果是我們的話,一定要先出錢把那個牆砌起來,但我覺得他們是非常接受事物本來的樣子。看久了,那個垮塌的東西,好像是有一種力量。他們活得太儉樸了,比我們對生活的要求低。我們很多人去了大理,就要裝修得很有調調,好像這才值得我去過田園生活。」

蘇婭原本在北京一家媒體工作,辭職去大理的第一年並不適應。「原先的生活一下子消失了,有些人喝喝啤酒,拍拍雲,拍拍天,發發朋友圈就過得特別美,我不行。看上去這樣生活特別有吸引力,好像可以一次性做一個決定,就可以解決你很多很多的問題,其實你心裡空落落的,很快就被消耗掉,除非你自己是一個本身特別豐富的人,你能夠從那種簡單的生活裡面擁有很多非常多的樂趣。」

在大理,蘇婭看到很多人來了,很快又回去了。「抱著逃離的心態是不可能找到自我,你必須真正找到那個支撐你走下去的事情。」所以,蘇婭跟著六一起種地,「做實際的事情,每天有進步,才能心安」。

六愛與人分享,出版人塗塗說他與這個世界格格不入,又充滿熱情。「我有一種很簡單的生活方式,能影響到別人也很開心,我不是要讓別人跟我一樣地生活,而是想讓大家看到更多選擇」。比如,六和阿雅的三個孩子都是在家自己接生的,但對於前來諮詢的人,他們都是很鄭重地請對方謹慎思考,到底哪裡是最適合自己的情況的,哪裡是讓自己覺得最安心的。

在新書發布會上,六給北京的讀者每個人送了一包自己從大理帶過來的種子。這是六去年留下來播種的種子。「這些種子在大理長得很好,在北京可能不一定適應,需要你們付出很大的努力。要給它們時間,讓它們適應這片土壤。」

「你想要給別人幸福嗎?」六經常問自己。他的回答是肯定的,他想試著給別人幸福,大的小的都無所謂。而只有自己活得開心,才能有機會給予別人幸福,所以他不會放棄自己的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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