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綱：尊重常識，尊重人性，就會產生成百上千個任正非
原標題：王志綱：尊重常識，尊重人性，就會產生成百上千個任正非
改革開放到今天，到底給我們留下了什麼遺產？明天向何處去？很多人眾說紛紜，在智綱智庫創始人王志綱看來，這一場偉大的奇蹟離不開對效率與公平的再認識。
回望40年，中國經濟是怎麼走過來的？是靠什麼走過來的？我們自己應當有客觀的認識，正是對價值規律的尊重，對市場經濟這一最大公約數的認同，才使得中國能夠堂堂正正的與世界對話。
王志綱認為，冥冥當中，中國真的有一種擋不住的國運在裡面，我們的領導人只要不犯顛覆式錯誤、致命式錯誤，中國的崛起是擋都擋不住的。因為它是歷史的回歸，中國從來就不是一個暴發戶，不過是復興而已。
作 者：王志綱
來 源：智綱智庫（ID：wzggzswx）
以史為鑒
今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本應是隆重紀念的歷史節點，但到目前為止，還基本上是「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
我想這種情況，可能與特朗普帶頭掀起圍堵中國的浪潮，從而引發國內外空前複雜的矛盾有關係吧。全社會充斥著各種疑惑、迷茫、焦慮，甚至不同的聲音，中國又一次走到歷史的十字路口前。
面對危機，古聖先賢早就告訴過我們：「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世界上從來沒有神仙和皇帝，沒有救世主。我們只能叩問過去，回望昨天從哪裡來？才能搞清楚明天究竟要向哪裡去。
40年改革開放，是一部民族復興，國家崛起的偉大史詩，其壯麗程度，堪稱人類歷史上的奇蹟。這期間不僅創造了極大的物質財富，使中國的國力躍升到世界第二，更留下了極為豐富的精神和思想遺產。只要我們尊重常識、敬畏規律，一定可以從中找到這個古老大國突圍與復興的密鑰。
1978年，我正好是23歲青春作賦的年紀，上大學、進社科院、當記者、辦智庫一路走來，在人生最黃金的40年里，我有幸參與、穿越了中國的改革開放和市場化探索全過程，也是這一部偉大史詩的親歷者、受益者、觀察者甚至推動者。
效率與公平
40周年的改革開放到今天，到底給我們留下什麼遺產？明天向何處去？很多人眾說紛紜，我認為，這一場偉大的奇蹟離不開對效率與公平的再認識。
公平與效率之爭，是人類社會幾千年來一直在探索的問題，到了近代愈演愈烈。縱觀工業革命以來，兩三百年的近代史上的成與敗、興與衰、發展與停滯，說一千道一萬，其實就是公平優先還是效率優先的問題。
公平是人類永恆的追求與理想，從《禮運·大同篇》中的天下大同，到《桃花源記》中的「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再到西方的烏托邦、太陽國，無數的仁人志士為了「公平」二字前赴後繼，奉獻一生。
但是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最大的區別，就在於實驗場所不同。很多美好的願望一旦把社會作為實驗場，就會產生難以預料的後果，稍有差池，代價就是幾代人命運的波瀾與轉折。所以一定要慎之又慎，用知行合一的實踐來探索最合適的發展道路。
回顧幾百年來資本主義的探索和社會主義的實踐，其實離不開公平與效率這個主題，資本主義為了追求極致的效率而生，甚至無所不用其極，從殘酷殖民到血汗工廠，效率提高的同時，公平幾乎泯滅。因此列寧曾經有一個論斷：「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是壟斷的、垂死的、腐朽的資本主義，必然走向滅亡。」在公平、正義旗號的引導下，蘇聯、東歐等國家也開始了另一條政治實踐之路。
令人遺憾的是，資本主義沒有像預言一般滅亡，而是在危機中一次次更新，伴隨「蘇東波」（蘇聯、東歐、波蘭）的解體，一個時代宣告結束。按照學者福山的說法，《歷史的終結》已經到來，美國模式彷彿成為了唯一的「真理」。美國也從此開始布武天下，一手大棒，一手聖經，雄踞世界之巔。而且身處資本主義陣營的北歐各國，其社會形態反而更像社會主義。貧富差別小，社會福利發達，人民生活水平很穩定，甚至走向了過分強調公平、高福利的極端。
就在歷史的塵埃看似已經落定的時候，一個另類的國家異軍突起，這就是中國。僅僅四十年的時間，中國從一個瀕臨破產，被開除球籍的破落戶，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甚至威脅到自詡為偉大、光榮、正確的美國。我們昨天究竟做對了什麼？我們未來該做什麼？這個問題不僅關係到中國的命運，更關係到人類的未來。
我認為，中國奇蹟的密鑰在於高效率，正如小平所說：發展就是硬道理。只要有助於提高效率的舉措，都敢闖敢試，甚至不惜做出妥協與讓步，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凡是不利的因素，全部都要摒棄掉。
當然注重效率，不代表否認公平的意義與價值，但必須承認，今天五縱七橫、全國布局的交通網路；中央財政巨額的轉移支付；覆蓋老少邊窮地區的扶貧戰略，都是拜強大的國力之所賜。而強大的國力，正是來自對於高效率的追求。把蛋糕做大以後，才能談到如何分配。沒有效率的一片赤貧，公平從何談起？
我堅信，公平和效率最終會走到一起，但一定不會是同時走到終點。如果我們逆潮流而動，去追求表面上的公平，甚至以犧牲效率為代價，為了公平而公平，歷史已經告訴了我們結局。
人類的歷史，特別是近代史已經充分的說明英國政治學家洛克的論斷「財產不能公有，權力不能私有。」這句話本來是常識，但是一旦兌現就是災難。財產一旦公有，就會喪失效率，形成鐵飯碗；權力一旦私有，就會產生專治與腐敗，這是人性使然，中外概莫能外。
關於公平與效率，還有一個經典的比喻，火車跑的快，全靠車頭帶。車頭就是誕生於市場經濟土壤的企業家階層，這個階層所提供的就業、稅收和社會服務支撐起了中國經濟持續不斷的活力。如果我們追求平均主義，把過多的精力放在車廂上，最後就會變成一小時只跑五公里的印度火車，車廂上、車頂上掛滿盲流，步履蹣跚，道理永遠都是這麼簡單易懂。
小平偉大之處就在於此，他根本不受教條的影響，不受意識形態的捆綁，他唯一的立場就是：別給我唱什麼高調，別講什麼大道理。我是人民的兒子，我深深地熱愛著這個國家和人民，中國不能被開除球籍，所以發展就是硬道理。
此言此行，體現出的是偉大的政治家風範，中國並不是必然會出現鄧小平，他出現了，並且改變了中國，這是中國的幸運。也正是因為小平堅定不移的踐行「發展就是硬道理」這個原則，才有了這四十年的經濟奇蹟。
但在肯定鄧小平歷史功績的同時，我們必須要清楚的認識到，一切的成就，都不是個人的力量，而是歷史的力量，時代的力量，人民的力量。只有順應這股力量的人，才能成為時代的領跑者。
3+1改變中國
作為改革開放的受益者、參與者、觀察者，同時也是推動者，我有幸能夠生活在這個偉大的時代。中國這40年的改革實踐之所以成功，我把它概括和總結起來，無非是3+1。
1.逼出來的改革
如果沒有危機，沒有一群對人民、對國家、對歷史負責的優秀人士，能夠為人民著想，實事求是，通過危機倒逼改革，中國是不可能走到今天的。
但逼也有兩種逼法，國家的經濟已經到了崩潰邊緣，還在高唱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這是極左的「逼」法，這種逼法無疑禍國殃民。
鄧小平的「逼」法就在於承認現實，摒棄教條，這種「倒逼」概括成兩句話，對外開放，對內改革，這兩個車輪協同運轉，成就了四十年的經濟奇蹟。
既然改革是逼出來的，那也就沒有所謂的藍圖，具體的改革措施誰也不清楚，但有一個原則永遠不變——發展就是硬道理，增加財富，提高生產力。這樣才能讓人民得到實惠。
於是就像一首歌里唱的那樣：一個老人在南海邊畫了一個圈，春天的故事開始了。小平不僅支持建立特區的嘗試，肯定廣東的探索，甚至默許了袁庚在蛇口工業區所喊出的「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口號，這些堪稱石破天驚的舉動，推動了中國飛速的城市化和工業化，如今來看，如何評估其意義也不為過。
從意識形態上撕開一個口子後，效率優先開始逐漸成為共識，效率成為衡量事物的重要標準，那麼究竟做什麼、怎樣做才能提高效率呢？
2.放出來的活力
想要效率，最重要的就是鬆綁。
1978年之前，老百姓真的是手也綁住、腳也綁住，農民甚至不會種田了，種什麼？怎麼種？種多少？全部由上面下文件定。全中國都是一個腦袋想問題，十億人不想問題，一個部門——國務院計委指揮工作。十億人不考慮工作，生產什麼？賣什麼？賣多少？都由政府來考慮。所有的人都把腦袋關閉以後，就離死亡不遠了，離崩潰不遠了。這是對生產力的極大扼殺。
而這背後根本的問題就在於人民、社會失去了活力。所有的人都不思考問題，懂的人不讓做，不懂的人瞎指揮，這種做法的理論支撐就是所謂的計劃經濟。
所以在鄧小平摒棄掉教條，敢於放手後的短短几年時間，全中國釋放出了巨大的活力，首先第一個是農村放開，農民實現耕者有其田，耕者會種田，短短兩年時間，農民就解決了幾十年解決不了的吃飯問題，不僅解決了吃飽飯的問題，而且還釋放出了80%的剩餘勞動力。
最開始的政策叫做「離土不離鄉」，農民可以離開土地，可以搞鄉鎮企業、搞副業 ，但不能離開這個區域，這種政策也為鄉鎮企業創造了土壤，很多日後的大企業都誕生於這個時候。
伴隨農民的能量越來越大，鄉鎮企業已經束縛不住他們的活力，他們開始走州串縣，開始進北京，到上海、到廣東。鄧小平的偉大就在於默許、承認。慢慢的開始闖出來一片新天地，農村出現了鄉鎮企業的同時，也釋放出了上億的勞動力。
這上億的青壯年進入珠三角，長三角，成為整個中國的最龐大的勞動力群體，他們身上迸發出的活力成了全球最強的競爭力，珠三角和長三角也因此成了世界工廠，極大的推動了中國的工業化進程。
這批生力軍進入到北上廣深，成了最強大的建築大軍，推動了整個中國令世界矚目的城市化。當然他們的收入寄回了家鄉，使偏遠地區也得到了很大的發展。
農村解放的同時，城裡面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變化，很多回城知青，閑雜人員，被打成地富反壞的社會邊緣人士都獲得了摘帽的機會。他們可以享受同樣的公民待遇。但政府又提供不了這麼多飯碗，最後只能允許他們自由擇業。沒想到這一放，一不小心就放出了一條民營經濟之路。
農村和城市的鬆綁相結合後，形成了一股浩浩湯湯的洪流。三四十年下來以後，體制外的民營經濟佔了中國經濟半壁以上的河山，他們佔有了只是國家30%的資源，卻貢獻了50%的稅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術創新，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新增就業和企業數量，這都是原來改革開放之初想像不到的。
但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民營經濟蓬勃發展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尊重常識，尊重人性。看到這股民營經濟洪流，我們不由的思考，他們是沿著一條什麼樣的路走下去了呢？什麼樣的最大公約數使他們能夠九九歸一，走到現在呢？
從農業化到工業化，從鄉鎮化到城市化，從城市化到現代化，從國內化到國際化，是一種什麼樣的遊戲規則，冥冥當中在指導他們呢？
3.摸出來的市場
指導這一切的遊戲規則，就是看不見的手——價值法則，而價值法則的載體就是市場經濟。
鄧小平第二次南巡最偉大的貢獻，就在於他在逝世之前把中國推上了市場經濟的不歸路。小平的高壽也值得慶幸，他能像舵手一樣糾正偏離的航向，因為中國這個國家的慣性太大。如果當時中國這趟列車不能駛上市場經濟的軌道，一定還會復辟與倒退，那真的就是「倘是當時身先死，一生功過有誰知」了。
市場經濟最大的魅力就在於，不是你說它是洪水猛獸，它就不存在；不是打壓它，它就不存在。它是躲不掉的規律，因為它是效率的發動機。只有市場經濟能提供最大的效率。
昨天的中國沒有經過市場經濟的充分洗禮。小則需要補課，大則需要這隻看不見的手來調節經濟、配置資源。市場經濟這所大學校，也使中國獲得了巨大的發展，甚至幫助中國納入到了全球化的進程。
事到如今，美國開始反思和反彈，認為中國不是純粹的市場經濟國家，近日，美國副總統彭斯在演講中稱，中國的成就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國在中國的投資推動的。怨婦形狀暴露無遺。
但是中國經濟是怎麼走過來的，靠什麼走過來的，我們自己應當有客觀的認識，正是對價值規律的尊重，對市場經濟這一最大公約數的認同，才使得中國能夠堂堂正正的與世界對話。
整個中國40周年改革開放的核心，我認為就是這三句話：逼出來的改革、放出來的活力、摸出來的市場，可以說它幾乎貫穿了40年的每一個階段，特別是重大的危機階段。當然還有一個問題，3+1的「1」是什麼？
擋不住的國運
我認為「1」，是擋不住的國運。
中國一路走來，面臨無數次的危機，從瀕臨開除球籍的貧困，到左傾嚴重的保守主義、經濟過熱的投機現象、資產階級自由化導致的政治風波、國進民退帶來的壟斷問題、泥沙俱下的權力尋租、大放水而積累的經濟泡沫……
然而正如恩格斯所說:「沒有哪一次極大的歷史災難不是以歷史的進步為補償。」好多次我們都認為過不來的坎，面臨最大危機的時候，往往這都是整個中國上一個大台階的前夜。
當然客觀上，危機能夠逼著我們自以為是的一些僵化思想，回到現實上來，承認現實。但主觀上，我認為中國確實有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國運。
面臨很多重大的危機，我們都能逢凶化吉。比如說1986年 ，所謂的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浪潮下，部分知識分子要求全盤西化，這場有關「中國向何處去」的爭論一直持續了幾年，黨內也有一股思潮認為是改革開放出了問題，所以要掉頭向左轉。
鄧小平的偉大之處就在於，他發現一旦走上這條回頭路，一定是死路一條。所以在1992年，鄧以將近90歲的高齡，又一次南巡，撥亂反正，把中國推上了市場經濟的不歸路，徹底的走向改革開放。
歷史繼續前進，南巡春風刮向千家萬戶，93年的中國經濟迅速過熱，市場經濟亂象橫生，軍隊經商、銀行大放水、全民熱炒房地產，大家都處在狂熱情緒之中。房價暴漲、貨幣貶值，通貨膨脹，老百姓的日子又開始舉步維艱。而朱鎔基確實堪稱一代名相，他力挽狂瀾，親自兼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用快刀斬亂麻的手法，行政主導積極干預等宏觀調控手段，終於度過這個難關。
到了1998年，此時的國有企業已經撐不起中國的經濟。一是效率低下，二是冗員充斥，三是市場缺乏。這個時候民營經濟開始崛起。整個中國的經濟，特別是工業開始了長達十年、脫胎換骨的歷程。
最先遇到挑戰的是輕工業，廣州、大連、上海、青島、天津，這五個號稱「廣大上青天」的城市是計劃經濟年代的工業重鎮，中國的輕紡業中心，此時卻面臨著揭不開鍋的問題，這些企業單純的認為是鄉鎮企業或民營企業惹的禍，甚至怪罪到三來一補企業。
因為就在這個時候，珠三角已經形成了成千上萬家三來一補企業，而且大多數都是輕紡行業，他們生產的紡織品物美價廉，競爭力也很強。以至於當時中國出現一個巨大的行業——倒包行業。
廣東人先把衣服鞋帽從工廠倒出來，於是廣州街上開始出現了夜市。武漢的小商販們又從廣東倒到武漢。河南人從武漢倒到河南，然後其他人又把它倒到東北，倒到西北，倒到全國各地。這也是80年代最先富起來的那一批民營企業的發財之路。他們的發展直接顛覆掉了傳統的輕工業。
伴隨輕工業的洗牌，重工業也不例外。東北的裝備製造業、重化工業等都面臨危機，以鞍鋼為代表，很多東北的重工業企業，包括一汽二汽、一拖二拖等都經歷了一次大的洗牌。
所以一邊是珠江三角洲的開放，成千上萬三來一補的低層次代工企業開始摸索與成長；一邊是傳統守舊的製造業日益虧損。當新生力量尚未成長起來，舊有的生產力和生產基礎又日益扛不住的時候，壓力全部給到了當時的中央，也給到了當時的總理朱鎔基。
1998年的記者招待會上，朱鎔基的一段話令人動容：「不管前面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我都將一往無前。」他以這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精神，硬是在任期之內解決了四大問題。
第一，通過財稅制改革，終於把弱小的中央，變成了強大的中央。將財政包干制轉為分稅制，國稅和地稅分開，讓國家有了強大的實力，這個對中國經濟格局影響深遠的轉折，就是在他手裡完成的。
第二，在他手裡開啟了國有企業的改制運動，朱鎔基宣布實行的抓大放小改革戰略，實質就是把經營業績不好且不屬於支柱性行業的地方中小型國企「關停並轉」，向民間出售，同時國有資本從競爭性領域逐漸退出，轉而控制戰略性部門和支柱性行業，並把這些領域的國有資產進行了大規模重組。這一系列改革我們會在後面的節目中細講。
第三，如同「洪太尉放妖魔」一般，他開啟了城市化的前奏——貨幣化分房，關於房地產總是爭議不斷，但不管怎麼爭議，中國的高速城市化在全世界都非常罕見。
所以儘管房地產的高度發展留下很多後患，但是它用市場化的方式推動了中國的城市化進程，西方普遍的觀點認為超過100萬人口的城市就是超大型城市，但在中國百萬級城市有成百上千，這樣規模的城市群，就是在短短這30年中實現的。
第四，中國終於加入WTO，這也是朱鎔基時代的收尾之作，終於使中國按照國際慣例融入國際市場，這一步使整個中華民族徹底擺脫了幾百年來封閉挨打，抱殘守缺的舊面孔，走向世界，跟西方各國在同一個舞台上競技。
今天的中國人可以自由的走遍全世界，跟世界進行充分的對接。從生意上、學術上，文化上，旅遊上，中國人都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大國自信。這種自信從某種程度上而言，也是拜加入WTO之後，漸盛的國力所賜。
所以我認為，冥冥當中，中國真的有一種擋不住的國運在裡面，我們的領導人只要不犯顛覆式錯誤、致命式錯誤，中國的崛起是擋都擋不住的。因為它是歷史的回歸，中國從來就不是一個暴發戶，不過是復興而已。
未來向何處去？
中國擁有著很多資源，這些資源將指引著我們未來的發展方向。
第一，我們擁有全球最大的統一市場，美國、歐盟、加拿大加在一起，都沒有這麼廣闊的商業腹地，龐大的人口紅利，給很多中國企業造就了巨大的優勢，這也就是所謂的巨國效應；
第二，從農耕文明到工業文明，從計劃經濟的非貨幣化資源變成貨幣化轉型，我們儲備了大量的麻袋包，這些都可以釋放出巨大的財富；
第三，中國有著一大批勤勞勇敢聰明的人民，只要給他們一片天地，釋放活力，尊重常識 、尊重人性，其中就會產生成百上千任正非這樣的傳奇人物，正是偉大的人民們支撐起一個偉大的中國。
八九十年代，小平同志經常會講一句話：「面對複雜的問題，可以放一放交給後人去處理，因為後人比我們更聰明。」
到了如今，改革進入深水區，突圍的關鍵，依舊是要繼承鄧小平的遺產。做到效率優先，蛋糕做大。而且充分的尊重常識，釋放每個人的個性和活力。
很多人都認為民主自由是奢侈品，講民主、要自由會引發不安定因素。誠然，民主和自由在舉步維艱的時候，的確是奢侈品，社會的發展也從提供非奢侈品開始，也就是滿足人們衣食住行的需求。但人們吃飽穿暖了以後，肯定會呼喚奢侈品，這是人性的回歸。
一個上層建築如果連這個奢侈品都不能給人民，這個上層建築是肯定有問題的，這也是下一步我們必須要正視的問題，而不是以落後不發達作為逃避的理由。
尾聲
改革開放四十年是一個宏大的主題，每個親歷者都有自己的表述方式，會有很多不同的視角、不同的觀點，產生不同的結論。
如果我要講的話，為了跟別人有所區別，我會盡量地按照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通過我親歷的故事，講出切身體驗，講出改革開放的台前與幕後、江湖與廟堂、偶然與必然、脆弱與繁榮的那些故事，可能比閱讀歷史資料會更加生動一些。
如果用這種方式講述四十年。除了老一代會心有戚戚焉，新一代90後、00後們可能都會明白我是誰，我從哪裡來，也就會明白我們將向哪裡去。而他們將是中國的未來，如果是能做到這一點，那我做的這場回顧，也稱得上有些價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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