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說宋朝是一個「積貧」的王朝？
原標題：誰說宋朝是一個「積貧」的王朝？
「積貧積弱」是今天許多人對宋朝的習慣性評價，究其源，大概可追至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宋代對外之積弱不振」；「宋室內部之積貧難療」。錢先生大才，屢有卓見，但所論也未必全然正確，他對宋代中國「積貧積弱」之說，就大可商榷。「積弱」且不論，我們單純來說宋朝到底是不是「積貧」。
【財稅收入】
從國家的角度來說，積貧與否，關鍵看財稅收入與財稅結構。
讓我先從宋朝說起。唐代的最高歲入為天寶八年（749）的5230萬（貫石匹屯），含錢、粟、絹、綿、布，其中貨幣性歲入為200萬貫錢。也就是說，唐代的賦稅以農業稅為主體，而且主要徵收實物稅，只有一小部分徵收貨幣，占稅收總額不足4%。那麼宋代的財政歲入是多少呢？北宋治平二年（1065）的數字是11600萬（貫石匹兩）。
11600萬這個數目還不是北宋歲入的最高額，卻已是唐代最高歲入的一倍。其中貨幣性歲入為6000萬貫以上，比重超過了50%，顯示賦稅貨幣化已成大勢所趨。特別是王安石變法，將役也折成貨幣，這一役法變革，比張居正的「一條鞭法」早500年，比雍正的「攤丁入畝」早600年。儘管熙寧變法造成了一系列嚴重後果，受到蘇轍等人的抨擊，但今天我們得承認，王安石確實準確地把握到歷史發展的方向。
更具歷史標誌意義的是，宋人發現，「州郡財計，除民租之外，全賴商稅」。從宋真宗朝開始，來自工商稅與征榷的收入超過了農業稅，北宋熙寧年間，農業稅的比重降至30%，南宋淳熙—紹熙年間，非農業稅更是接近85%，農業稅變得微不足道。顯然，這是歷代王朝從未有過的事情，若非宋代工商業發達、政府善用市場手段調動財富，不可能出現這樣的財稅結構。
宋代之後明清兩朝的歲入情況又如何呢？明朝弘治十五年（1502），全國田賦正額約為2680萬石，佔全部稅收的75%；隆慶朝與萬曆朝前期（1570—1590），國家的雜色歲入（含商稅、海外貿易抽稅、鹽課、輕齎銀、役與土貢折色等）約370萬兩白銀，這個數目只及宋代征榷收入的零頭。明末在田賦中加派「三餉」，又派出稅監礦使，四處搜刮工商稅，搞得天怒人怨，歲入也不過增加了2000萬兩（其中稅監搜刮的工商稅每年只有四五十萬兩）。而兩宋的歲入，基本上都保持一億（貫石匹兩）以上。明代歲入不但總額不如宋代，而且農業稅又恢復了統治地位。
清代的歲入，從乾隆朝至道光朝，大體上都維持在4000萬兩左右的水平。道光之前，地丁銀（農業稅）佔全部歲入的70%以上，關稅與鹽課的比重不足30%。換言之，在被吹捧為所謂「康雍乾盛世」的清代中前期，工商業的表現並不出色。
洋務運動之後，工商業才逐漸崛起，表現在財稅上，便是工商稅比重擴大。到光緒時代的1885年，田賦的比重總算下降為48%，關稅收入上升到22%，鹽課為11%，晚清新設的厘金則貢獻了19%的歲入。光緒三十四年（1908），清王朝的歲入總額開始突破兩億兩銀，終於超過了宋代的紀錄。
當然，單純比較歲入總額，也可以看出宋代的稅率應該是高於其他王朝的，這是一個事實。但這個事實的另一面是，宋朝建立了一種擴張型的財政系統。財政的擴張推動著政府必須積極去了解市場、開拓市場、創造市場，由此便可能建立起資本主義的生產體系。
此外還有另一個事實：兩宋立國三百餘年，從未因為較高的稅率而誘發全國性民變；而明末加征「三餉」、遍設稅監，搜刮到多少錢且不論，卻已導致民不聊生，民變蜂起，最終王朝被民變推翻。可見宋代的民間財富與市場活力大致還可以支撐起一個較高的稅率。
【國民收入】
從國民的角度來說，或貧或富，當然要看國民收入水平。而就國民收入水平而言，宋朝堪稱歷代中最為富庶的一個王朝。
宋之富庶，宋人自己也感受得到，真宗朝宰相王旦說，「國家承平歲久，兼并之民，徭役不及，坐取厚利。京城資產，百萬（貫）者至多，十萬而上，比比皆是。」往汴京的大街上隨便扔一塊石頭，便能砸著一個腰纏十萬貫的土豪。
不妨將宋朝跟其他朝代比較一下。漢朝人說，「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再據《漢書?食貨志》，「黃金重一斤，直錢萬」，可知漢之「百金」（黃金一百斤），相當於一千貫錢。換言之，在漢代，1000貫錢是10戶中產家庭的財產總量；即一戶中產之家的財產，為100貫。
那麼宋代的中產，又有多少家產呢？一位北宋人說，「萬緡，中人十家之產也。」一戶中產家庭的財產為1000貫；另一位南宋人說，「三千緡，在今日亦中人之產也。」則家產3000貫才稱得上中產。換言之，宋代一戶中產的財產，是漢代中產家產的10倍乃至30倍。
所以宋人對漢朝的富豪頗瞧不上眼。一位叫做吳箕的南宋人說：「（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所載富者，固曰甚盛，然求之近代，似不足道。樊嘉以五千萬為天下高貲。五千萬錢在今日言之，才五萬貫爾。中人之家，錢以五萬緡計之者多甚，何足傳之於史？」漢代史書大書一筆的富翁，在宋朝不過是一不足為道的中產而已。
同樣，唐人眼中覺得驚艷的富貴之物，在宋人看來，則是稀鬆尋常的東西。唐朝有個詩人貫休，寫了一首《富貴曲》，說「刻成箏柱雁相挨」，意思是唐人製作的古箏十分考究，箏柱上都刻滿雁紋。沈括對此很不以為然，說，「貫休《富貴曲》云：『刻成箏柱雁相挨。』此下里鬻彈者皆有之，何足道哉？」這樣的古箏，宋朝鄉間賣唱的藝人都有，何足掛齒？
又有一個叫韋楚老的唐朝詩人，也寫了首炫富的詩：「十幅紅綃圍夜玉。」沈括也嘲笑詩人沒見過世面：「十幅紅綃為帳，方不及四五尺，不知如何伸腳？此所謂不曾近富兒家。」沈括的結論是，「唐人作富貴詩，多記其奉養器服之盛，乃貧眼所驚耳」。
唐德宗年間，由於朝廷長年與藩鎮交兵，國庫日漸空虛，政府決定向長安的商人「借錢」，說是「借」，其實跟搶差不多，「京師囂然，如被盜賊」，哪個不乖乖掏錢，便抓起來拷打，有人因為「不勝鞭笞，乃至自縊」，一番搜刮下來，也才「借」到八十萬貫。可見唐代長安的商民並不富有。
無獨有偶，北宋慶曆年間，因為與西夏打仗，宋廷也是「急於財用」，三司預算下來，尚未有數十萬貫的財政缺口，「議者請呼數十大姓計之，一日而足」政府只向京師數十位富商求助，一日之內便籌借到數十萬貫錢。唐宋之間民間財富儲量的巨大差距，由此可見一斑。
後世的人又如何評價宋人的生活？來看明人王鏊《震澤長語摘抄》中的說法：「宋民間器物傳至今者，皆極精巧。今人鹵莽特甚，非特古今之性殊也。蓋亦坐貧故耳。觀宋人《夢華錄》、《武林舊事》，民間如此之奢，雖南渡猶然。近歲（指明朝）民間無隔宿之儲，官府無經年之積，此其何故也？……古稱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今民之膏血巳竭，官之府庫皆空。」另一位明朝人郎瑛也感慨說：「今讀《夢華錄》、《夢粱錄》、《武林舊事》，則宋之富盛，過今遠矣。今（明朝）天下一統，賦稅尤繁，又無歲幣之事，何一邑之間，千金之家，不過一二？是皆無儲糧者也；及詢官府，又無贏餘之財，此則何也？」
如果覺得時人的感受缺乏說服力，可以再來看一組數據：據香港嶺南大學教授劉光臨先生的統計與推算，宋朝的人均國民收入位於歷代最高峰，為7.5兩白銀，遠遠高於晚明2.88兩的，要到十九世紀的晚清，才追上宋代的水平。
英國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森則指出：「在960～1280年間，儘管中國人口增加了80%，但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卻由450美元增加到600美元，增加了1/3；以後一直到1820年都保持著此水平。歐洲在960～1280年間，人口增加了70%，人均國內總值則從400美元增至500美元，只增加了1/4。」也就是說，宋代的經濟與生活水平，不但在縱向上優於其他時代，而且在橫向上遙遙領先於同時代的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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