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間傳說之北宋官員的「公務車」
摘要：宋真宗規定：「今後除急程赴任及勾當緊切公事，即得乞乘馬，余不得更乞支借。如違犯並勘罪嚴斷。」
「私家馬」與「出租馬」
劉貢父，北宋的大學問家，與兄長劉原父同年中進士，司馬光修《資治通鑒），便是劉貢父當的助手。
大約宋英宗治平年間，經學術界大佬歐陽修舉薦，劉貢父獲任館閣校勘。能當上館閣校勘的，基本上都是當時的學術牛人，不過館閣乃清水衙門，薪水不是很高，也不給配備「公車「，為方便上下班，劉貢父便自掏腰包買了一匹很便宜的騍馬（雌馬）代步。
從劉貢父的這段經歷，我們可以一窺北宋「公務用車」制度的一些側面：宋朝中央政府的絕大多數官員，是不能享受配備「公車」（官馬）待遇的。你若不想辛苦走路上下班，只能自掏腰包買匹「私家馬」。
有些官員。可能買不起一匹像樣一點的「私家馬」，又不想像劉貢父這樣買匹騍馬充數，那怎麼辦，可以坐「出租馬」。
宋代開封府的「出租馬」服務業很是發達，租馬或租馬車都非常方便，即使是夜晚二更時分，市間也有馬出租。《東京夢華錄》記載，東京市民「尋常出街市幹事，稍似路遠倦行，逐坊巷橋市，自有假賃鞍馬者，不過百錢」，開封府的市民平時出個門，習慣租馬代步，租一次只需一百文錢左右。
宰相級別才有專用的官馬
宋代宰相級別的高官，才配備有專用的官馬，相當於「專車」；還配給控馬的馬夫，相當於專職的「司機」；工資清單上還有「馬匹芻粟」一項，相當於「燃油補貼」。
不過，宰相一旦退休，即取消「公車待遇」，比如名相富弼、王安石致仕後，都是自己買了頭小毛驢騎，富弼有一次「跨驢出郊」，遇上一個小屁官「水南巡檢」，巡檢的馬前卒吆喝著要富弼下驢讓道。富弼也不計較，默默鞭驢走開。
宰相機構（三省）的公務員（胥吏），雖然行政級別不高，但因為公務繁忙，工作性質重要，也可以乘坐「公務用車」：「三省胥吏歲累優秩，日給肉食，月享厚祿，寒暑有服，出入乘官馬」，待遇很高。
除此之外，一般的官員就不配備「公務車」了。我們若以為宋朝一個芝麻大的官兒都能夠占輛「公車」用用，那就想錯啦。
北宋士大夫不乘轎
或許還有朋友會問：古人不是都乘坐轎子嗎，你怎麼不提宋朝官員坐的轎子？其實，北宋士大夫是很少坐轎子的。南宋的朱熹回憶說，「記得京師全盛時，百官皆只乘馬，雖侍從亦乘馬。」轎子通常只是女性、出嫁的新娘子與年邁之人才乘坐。
宋神宗時，王安石辭去宰相職位後，隱居於金陵，出入「惟乘驢」。親朋好友念及他年事漸高，勸他乘坐轎子，王安石正色說：「自古王公雖不道，未嘗敢以人代畜也。」
王安石的政敵程頤也是「自少時未嘗乘轎」，有一次他與兩位官員游蜀道，山路崎嶇難行，作陪的官員提出要坐轎子，程頤堅決反對，說道：「某不忍乘，分明以人代畜。若疾病及泥濘，則不得已也。」當時的士大夫，多以乘坐轎子為恥，認為那是」以人代畜」，不合人道。有些士大夫「或有老病，朝廷賜令乘轎，猶力辭後受」，即使不得已要坐轎子，也是再三推辭。
出差可乘驛馬
如果宋朝官員因公要出遠門呢，有沒有「公車」接送？宋仁宗景三年（1036年），劉貢父的朋友歐陽修，因參與政爭，由館閣校勘被貶為夷陵縣令。從京師到夷陵，有水陸兩途，陸路近一些，水路遠一些，但歐陽修家中沒有良馬，只好捨近求遠，雇船走水路：「始謀陸赴夷陵，以大暑，又無馬，乃作此行。」
宋朝設有發達的遞鋪與驛站系統。遞鋪負責快馬傳遞，驛站負責公務接待。根據制度，官員若「差出勾當公事」，即因公出差，比如被委派到外地鞫治獄案、撫恤災民、巡視地方，或者入朝奏事等，可以向有關部門申請一份「走馬頭子」和一份「驛券」—憑「走馬頭子」可以調用驛站與遞鋪的官馬；憑「驛券」則可在各地驛站免費食宿。
但宋朝政府對遞鋪官馬與驛站食宿的管理甚嚴，只有緊急公務或急程赴任，才可以動用乘驛，如宋真宗時的一項立法規定：「今後除急程赴任及勾當緊切公事，即得乞乘馬，余不得更乞支借。如違犯並勘罪嚴斷。」歐陽修被貶到夷陵當個小小的縣令，並不是什麼重大、急切的事情，當然動用不了遞鋪與驛站的資源，只能自己雇船。
如果官員違反制度擅自動用驛站與遞鋪的官馬呢？按照宋朝的立法，詐乘驛馬，判流刑；未取得憑證而擅乘驛馬，判徒刑；私借驛馬，杖一百，若驛馬借出五天，即判徒刑一年。
宋真宗朝時，荊湖北路轉運使梅詢，擅自將驛站官馬借與廣州知州邵曄的兒子，以便他趕往廣州看望病危的父親，導致驛馬累死於途上。梅詢用心雖善，無奈觸犯了驛馬制度，只能領受降職的行政處分。被貶為襄州通判。
北宋的「公務用車「制度，大致便是這個樣子：宰相級別的高官配備專用的「公務車」（官馬）；重要部門的公務員出入辦事，也可乘坐官馬；出差承辦緊急公務的官員，可以申請使用乘驛：一般官員則一概不配置「公務車」，想找代步的坐騎么？自己掏錢買「私家馬」，或者租用「出租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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