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其實就是個國寶幫？
你再說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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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寶幫是個現代詞語，行里人講是玩瞎貨的。今天的人打打、批評一下就算了，是打不幹凈的。因為早在200年前乾隆就是國寶幫，然而200年後誰還敢說呢？
從「典範」效應與藏品作偽說起
通過對收藏史的梳理我們可以發現，收藏行為總是依託於權力或者金錢，收藏以及延伸出來的行為，譬如展示、鑒賞，可以影響社會對藏品的認知。一旦當藏品被營造成一種「典範」，就會隨之產生對典範的模仿。
譬如，商周中原王朝的分封國，會模仿被尊為典範的青銅禮器，從而追尋文化認同和政治庇佑，這一規律後來被用於判斷青銅器的文化歸屬；傳統藝術的學生也會模仿被尊為典範的書畫作品，來學習書畫技藝並獲得個人的藝術感悟。虞龢的《論書表》中曾記載，東晉時期有兩位叫張翼和康昕的人，模仿「書聖」王羲之的書法到「幾可亂真」的程度。
虞龢《論書表》
中國著名學者朱自清在其美學著作《論雅俗共賞》中，總結了中國傳統觀念中「以古為雅」的規律，譬如清代曾燒制過模仿明代永樂宣德藝術風格，甚至連落款都模仿明代原款的青花瓷器，則可以理解為一種像古雅緻敬的行為。而宋徽宗由於個人的藝術愛好，命令工匠大量仿製了商周青銅器用於祭祀，則可以看做是一種變相的政治行為。可惜宋代仿製青銅器大多在後世被融化以鑄錢，所以保存至今的寥寥無幾。
模仿並不一定催生作偽，模仿被欺騙所利用才導致作偽。譬如自宋至清，宮廷仿造的商周青銅器屢見不鮮，但是都和原物有一定的差別，甚至還獨創出混雜商周與明清藝術風格的器型來——譬如出戟大尊、貫耳觚等等。
故宮太和殿，專家在清理殿內青銅器上的灰塵
這些仿製的器物多用於皇家祭祀和皇帝賞玩，並不用來欺騙他人，也比較容易分辨。而作偽的目的在於欺騙收藏者，來獲取不當的權力與金錢。宋代郭若虛的《圖畫見聞志》中記載，五代後梁時期的收藏家劉彥齊，曾經借來當時貴族的書畫收藏玩賞，然後摹寫一幅贗品精心裝裱做舊之後還給原畫主，自己將真畫收藏。這可能是中國歷史上較早的能夠見諸文字的作偽欺詐行為。
宋代金石學勃興，市民文化崛起，致使收藏走向市場化。北宋都城汴京的著名佛教寺廟——大相國寺，竟然成為當時最大的藝術品交易市場。不但能買到當時著名藝術家的作品，甚至大書法家米芾在大相國寺還看到過有人出售秦朝璽印的拓本，足見當時市場之繁榮，同時也催生了希圖牟取暴利的作偽行為。
宋代著名的書法家王詵，曾經豢養一名蘇州裱褙工的兒子呂彥直，用筆繪出書法字體輪廓然後填墨的「雙鉤法」製作書法贗品，南宋人趙希鵠在著作《洞天清祿集》中記載了當時青銅器作偽的方法——製作偽色和偽銹，足見當時作偽風氣之盛。
故宮裡的贗品
明清時期，作偽無論從質量還是數量上都超過宋代，皇室收藏里甚至都充斥著贗品。乾隆皇帝曾經整理過皇室收藏的古代青銅器，形成了著錄《西清四鑒》，一共收錄了帶有銘文的青銅器1176件。後來經過學者容庚先生的鑒定，認為贗品佔總數的約42%。
《西清四鑒》之一
民國時期，故宮博物院曾經鬧出過一起「盜寶案」，當時國民黨政府司法院副院長張繼以及夫人崔振華，控告故宮博物院院長易培基以假易真，偷換故宮博物院的藏品。當時認為，清代皇室收藏中不應有贗品，法院邀請著名畫家黃賓虹鑒定出當時故宮博物院的收藏中有62箱贗品，都應是易培基所換。
但1949-1959年，故宮博物院從這62箱「贗品」文物中清點出真品2876件，其中國家一級文物501件，可見歷代偽作贗品技術之高，竟可以騙過清代諸皇帝以及參贊收藏的名臣，而古物鑒定的技術也是隨著時代發展而發展的。
這樣說來，說乾隆是國寶幫其實並不冤枉他。
民藏興起始末
中華民國時期，隨著考古學和博物館從西方引入中國，以博物館為代表的國家公共收藏興起。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之後即由教育部主管博物館工作，內務部主管不可移動文物的保護、管理以及古物的徵集、鑒定與展示等事宜。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之後，由大學院負責博物館管理工作，1928年成立了大學院古物保管委員會，負責全國文物
廣漢三星堆遺址發掘現場，考古人員在清理出土文物
古迹保護管理和考古發掘研究等專門工作。當時還興建了南通博物苑、故宮博物院、國立歷史博物館等多座博物館，考古發掘的出土品和清代皇室舊藏成了可以為公共參觀的博物館藏品和展品，吸引了大量市民前來參觀。
由於當時列強繼續在中國進行文化掠奪，而民國時期盜墓行為呈現出國際化的印象，不但在民間催生出一批像潘祖蔭、張伯駒之類的大收藏家，也出現了一批像盧芹齋、戴潤齋之類專事買賣的文物掮客。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一度禁止私人收藏文物的買賣（1982年的《文物保護法》第25條規定「私人收藏的文物，嚴禁倒賣牟利，嚴禁私自賣給外國人。」），直到2002年《文物保護法》修訂，規定文物收藏單位以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可以收藏依法繼承或者接受贈與、從文物商店購買、從經營文物拍賣的拍賣企業購買、公民個人合法所有的文物相互交換或者依法轉讓或其他方式獲得的文物，這些民間收藏的文物可以依法流通，並且允許拍賣企業依法拍賣文物。
自此之後，民間的收藏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而興旺起來。
國寶幫之危害
目前中國收藏文化的主要挑戰者，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贗品製作和銷售，而是所謂「國寶幫」。
關於「國寶幫」在大眾媒體上較為知名的一次事件，就是2013年7月在和朋友參觀完冀寶齋博物館之後，知名作家馬伯庸在博客上發布了一篇《少年Ma的奇幻歷史漂流之旅》，記錄了冀寶齋博物館的「奇葩」展品，引發社會爭論。
冀寶齋博物館展品之一
對和收藏界比較疏離的社會公眾來說，這可能是第一次在媒體上接觸到紛紛出來為冀寶齋博物館「打抱不平」的「國寶幫」們。
「國寶幫」的核心是一些改革開放以來積累了一定資本的富豪。這些富豪往往二十一世紀以來才開展收藏活動，此時收藏市場上已經充斥著作偽而生的贗品；而這些富豪和更早進入收藏市場的收藏家不同，他們往往不具備收藏的知識，其收藏也不是為了實現精神層面的超越，而是希望通過收藏和建立非國有博物館，獲取經濟和政治利益。
雖然他們購買的都是贗品，但是為了實現目標，他們會收買鑒定人、收買輿論媒體甚至成立偽學術組織來給自己收藏的贗品「洗白」，營造出自己的收藏不是贗品而是「國寶」的假象，所以又被戲稱為「國寶幫」。
冀寶齋博物館展品之二
從對非國有博物館設立的情況也可看出，上個世紀末以上海四海壺具博物館為首的非國有博物館多是收藏家個人以一己之力創辦；而近來則多為富豪依託於自己的企業或者資本集團來創辦，庶幾可以說明收藏市場主體的變遷。
從社會的角度看，收藏作為權力象徵的行為符號依然在發揮作用，決定何物能被收藏、進而又如何被詮釋、如何進入公共知識體系，則是收藏作為權力的具體表現。而獲取收藏品的主要來源——收藏市場和地下埋藏，則作為目前各種權力集團的角力場，體現出光怪陸離的幻象，在這種背景之下，公共社會和公共利益的維護，學術與政治的關係和衝突，則更像是難解的謎團，縈繞在收藏周圍難以退散。
國寶幫文化是與傳統收藏完全不同的生態體系，他們對於普通人可以迅速膨脹為怪物，完全可以目空一切，完全可以拋開傳統收藏路徑和嚴格的修行及經驗積累階段。他們這種群體像病毒一樣迅速蔓延到社會朝野，給社會製造混亂的收藏局面。
冀寶齋博物館展品之三
這種病毒群體，上可以傳染權力和法律，下可以傳染行外任何普通人，這會導致社會一些免疫力低的普通家庭妻離子散、家破人亡，更使得一些警惕性較低企業主企業倒閉和職工失業，大量受害者最終會造成社會巨大隱患。最最嚴重的是國寶幫和他們的低端贗品逐漸滲透到教育領域，腐蝕領導機構，毒害校園凈土，給學生們將造成巨大傷害（真理被剝奪）。
國寶幫，雖然看似與正常收藏無關，但他們縷縷製造的噁心事件極大地消耗正常收藏行內任何藏家的精力和時間，甚至消耗本屬於正常文物藝術品收藏的流進資金和新人，也無時不刻消耗低仿資源和媒體資源，更是毫無意義地消耗著礦藏資源。
你說該打不該打？必須狠狠的打，政府也該保持警覺和清醒了，必須和全民一起打，凈化社會環境，還文化血脈應該有的傳承與傳播，還文物藝術品應該有的尊嚴與真理。國寶幫的最大危害，並不在於折騰假古董，騙人錢財，而是為了一點點私利，不惜從根本上毀壞滅這個民族文化的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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