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邊疆研究的嬗變、學科構建與啟示

原標題：民國邊疆研究的嬗變、學科構建與啟示

本文發表於《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18年第3期，注釋從略，文字有改動，引用請參考原文。作者段金生，1981年生，雲南民族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感謝作者授權發布並提供照片。

中國的邊疆研究由來已久，但近代意義的研究卻始於清末民初，發展至20世紀三四十年代，受時局及內在學理諸因素之影響，邊疆研究廣為國人關注，「邊疆」、「邊政」等詞不時出現於各類期刊及報端，學科意義上的「邊疆學」、「邊政學」概念也先後被提出，邊疆研究的嬗變及其學科構建呈現出複雜的發展歷程，反映了近代中國社會政治形態與學術思想變化的內在密切關係，亦可為當代邊疆學的建設提供啟示。

一、民國時期邊疆研究的嬗變

1924年，時人有論：「中國之學術界，在最近二十年，實為大蛻變大革新之一時代。其蛻變革新也，實由種種重要關係所促成。縱的方面，則歷史關係使然也；橫的方面，則環境關係使然也」。[1]此論雖是對清末及北京政府時代學術思想演變線索之總結，其實也是整個清末民國時期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整個民國時期，邊疆問題持續發酵，北京政府與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邊疆形態及研究發展前後相承，不同階段的嬗變特點鮮明，既表現出一些共同的趨向，亦有較多的發展差異。

首先，政府及社會各界對邊疆問題嚴峻性、重要性的認識在不同階段的表現存在差異，邊疆研究呈現出由相對零散到較為廣泛的發展特徵。北京政府時期，政府及社會各界雖表現了對邊疆問題嚴峻性、重要性的關注，但邊疆研究相對零散；發展至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前後，邊疆問題因抗戰爆發逐步演變為關係國家生死存亡之關鍵，舉國矚目於此，邊疆研究亦不斷發展並漸成高峰。

由於清末民初西藏、外蒙古等邊疆民族問題不斷出現，且呈現出日益困難的景象，北京政府及社會輿論都對此表現了相當關注。就政府層面而言，南京臨時政府及北京政府先後以「五族共和」和「中華民族」為口號，試圖統合邊疆民族而鞏固疆域。中華民國成立伊始，即表現出擺脫「對於邊疆意存漠視，以為有其地不足以王，得其民不足以霸」[2]思維的景象，認識到邊疆對於國家建設的重要意義。孫中山在《臨時大總統就職宣言》中強調「民族之統一」「領土之統一」；《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中規定22行省及西藏、內外蒙古、青海為中華民國領土；袁世凱也發布臨時大總統令，表示對邊疆民族地區，中央政府將「統籌規畫，以謀內政之統一，而冀民族之大同」。社會輿論方面，《東方雜誌》、《申報》等都廣泛報道邊疆民族問題，促進了社會各界對邊疆民族問題認識的深入；尤其此時外蒙古、西藏、新疆問題突顯，對其關注尤多。不過，整體上在20世紀20年代中後期之前，雖然亦有重視邊疆問題的呼聲，但限於客觀形勢，政界及學術界對邊疆問題關注有限。關於此點，一直關注邊疆問題的國民黨元老戴季陶在1930年曾言：「從事研究中國邊地開發與內地開發者，實屬甚鮮；退卻一步言，真能指陳中國邊疆之實況者亦不多見」，中國「缺乏研究邊疆問題」。[3]戴氏之語，正是20世紀30年代之前中國邊疆研究零散狀況的扼要表達。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國內、國際環境變化巨大，邊疆問題在抗戰時期演變為關係國家存亡的關鍵議題，各界廣泛關注，研究群體逐步擴大，逐漸形成了從邊緣到中心的發展趨向。這一時期，國人對邊疆問題的關注大致呈現出三個發展階段：其一，在20年代中後期以後，尤其是1929年「中俄問題（中東路事件，引者）以來，國內人士對於邊疆漸起注意」。[4]其二，在「九一八」事變之後達致極點，即「以『九一八』事變為契機，這幾年中國全部邊疆顯然交了多事之秋」。[5]其三，西南、西北地區成為抗日戰爭的大後方，政、學各界普遍認為邊疆問題「就是中國存亡問題」，[6]「邊疆問題的重要和邊疆建設要求的迫切，已為舉國人士所公認」，[7]邊疆研究亦日益發展，邊疆研究的群體規模、研究機構及團隊都不斷擴大。

其次，在近代中國「政治社會」的形勢下，[8]民國不同時期政府層面對邊疆問題的應對及組織研究的力度差別明顯。北京政府不論是對邊疆問題的應對，還是邊疆研究的組織實施方面，都呈現出「力不從心」的景象；南京國民政府時期，政府層面對邊疆研究較以往更為重視，並推動實施。

北京政府時期，英、俄、日等列強對外蒙古、西藏等地的窺伺加劇，邊疆問題不斷攀升。然而，北京政府時期正處於「傳統制度和價值解構、新制度和新價值建立時期」，而因經濟、教育、政治等條件的不足，許多新制度和新價值的建立徒具表象，沒有實質和持續發展；[9]由於支撐條件的不完備，政治格局很快就陷入南北對峙的阢隉不安之中，對邊疆問題總體上處於一種被動的應對狀態，未提出一個宏觀架構或設想以妥善處理邊疆危機。[10]時人之論充分說明了這一景象：「無如項城（指袁世凱）亟謀固位，惟思統一內部，無暇致力國防，怵於外力」，且「民元以來，恆以當國者之關係，而定中央與地方之關係，關係深則事業宏，關係淺則接濟薄，一切國計防務，率皆論人不論事」，「自身又有力不從心之概」，對邊疆問題的應對多有「放任」。[11]當時最為全國所注意者，則是國內政治的統一及軍事、外交問題，關於邊疆研究，雖然有所注目，但深度與廣度相對較為薄弱，諸多學人當時亦認為「救國必從政治，於是奔競於廟堂之上，討論國是」，在此形態下邊疆問題研究自然易被忽視。[12]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中央政治權威的重構較之北京政府有了明顯進步，尤其抗日戰爭爆發，西北、西南地區成為抗戰大後方，政府對邊疆研究日益重視，衛惠林就稱「中國邊疆研究，最近已獲政府機關的扶植，與一般社會之贊助」。[13]徐益棠亦言國民黨「鑒於一般民眾對於邊疆建設期望之殷，不能不有所表示」，在「歷屆中全會議對於民族曾屢次表示密切之注意」；[14]政府對「邊疆的建設與開發」、學者關於「邊疆的調查與研究」，呈現出「一種從未有的良好現象」。[15]

再次，邊疆研究的專業化、學科化發展水平不同。北京政府時期，專業研究群體及組織雖漸有一定的發展，但力量較為薄弱，邊疆研究的專業化、學科化發展進程較為遲緩。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專業化研究隊伍擴大，邊疆研究的專業機構及學術組織增多，專業化、學科化趨向日益明顯。

在近代學術體系發展過程中，專業化、學科化的發展無疑是其重要的內容。清末開始分科設學的新式學堂體制，開始了近代國人知識體系重構進程，邊疆研究也處於這一進程之中。然而，雖然清末就開始了近代學科體制的轉化，但畢竟物之初始，有一個逐步推進的發展過程。同時，民初雖然留學生群體規模擴大，國內高等教育也取得發展，但近代性質的人文社會科學的專業研究力量仍為薄弱；加以當時社會最迫切期望解決的是政治統一問題，對邊疆民族問題雖表關注，然力度不彰。從學術內在理路而論，清末雖啟分科設學之始，近代西方學理在中國教育、研究機構發展加快，但在20世紀20年代中期之前，西方人文社會科學在中國的發展尚屬起步階段，邊疆研究之專業化、學科化自然難以企及。而從社會、政治形態而言，在南北對峙的形勢下，不僅無統一之中央政府統籌邊疆問題及其研究，而且社會輿論關注的問題亦「每每注重於『土地』與『主權』」，而對「邊地民眾之如何認識，如何開化，如何組織與訓練」等涉及邊疆研究專業化、學科化的問題，都「不甚加以重視」。[16]因而，北京政府時期國內學術界對邊疆問題進行近代學科視野下的綜合研究相對有限，此既與當時中國近代專業化的學術研究尚屬起步有關，亦與北京政府對邊疆問題應對「力不從心」的政治現實存有內在的交互關係。

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前後，國內及國際形勢都逐步發生著根本變化，邊疆問題及其研究在前一時期發展的基礎上，表現出了一些新內容，其中最重要之特點就是邊疆研究的專業機構及學術組織增多，研究隊伍壯大，學科化、專業化趨向明顯。這一時期，一般的學術或教育機構，「漸知邊教之重要而力加推動」，少數高校設立了邊政學系，這一時期的邊疆研究學術團體及刊物亦大量出現。[17]雖然邊疆研究機構在當時僅系部分大學設置的科系，但這是中國近代高等教育機構第一次專門以邊疆研究為對象設置的科系，有利於培養熟悉邊疆的專門人才，推動邊疆研究向專業化、學科化發展。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邊疆研究主要表現出四個突出特點：一是在1937年以前，關注邊疆問題並展開研究的群體，主要是社會上有識之士及青年學生；1937年之後，主流學界的研究人員，以及民族學（人類學）、社會學、語言學等學科都積极參与了這一研究進程。[18]二是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邊疆研究的內容深度有別。30年代的中國邊疆研究大部分成果仍處於不斷深入的探索階段，但發展至30年代末之後邊疆研究的方法與理論逐步有了明顯突破。[19]三是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邊疆研究熱潮中，社會各界對西北、西南區域的關注起伏明顯。[20]四是邊疆研究與時勢仍然密切相關，其興起與當時社會政治形態發展演變關係密切。

二、「邊疆學」與「邊政學」：邊疆研究學科構建的嘗試

伴隨邊疆研究專業化的發展及邊疆問題治絲益棼的客觀現實，邊疆研究的學科構建日漸受到廣泛關注，「邊疆學」、「邊政學」這樣以邊疆為專門研究對象的學科或專業名詞在20世紀30年代先後出現，並表現出不同的發展結果。

首先觀察「邊疆學」的提出及其發展歷程。1933年，由中國殖邊社創辦的《殖邊月刊》在第1卷第12期刊出了「邊疆學圖書一覽」，羅列了相關研究邊疆的書籍。有研究者認為《殖邊月刊》是最早使用「邊疆學」一詞的刊物，並已經具有了學術性質。[21]而後，禹貢學會所作的《禹貢學會研究邊疆計劃書》，燕京大學邊疆學會成立時的宣言，《益世報·邊疆周刊》都先後提出或發表過題為「邊疆學」的研究內容。[22]1939年，楊成志主張在中山大學文學院設立邊疆學系，還組織制訂了《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邊疆學系組織計劃綱要》，[23]使「邊疆學」呈現了更明確的專業或學科性質，客觀上應是邊疆研究學科化意識影響的結果。

當時，邊疆研究專業化、學科化建設也得到了國民政府教育部的關注。1939年，第三次全國教育會議就決議要求「教育部得指定國立大學酌量增設有關建設邊疆之科系及邊疆語文之選修科目」。[24]楊成志建議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下設邊疆學系，就是響應國民政府教育部訓令設立「邊疆科系」之主張，然而其主張最終未能付諸實踐。[25]其內中緣由如何，或可從當時邊疆研究的軌跡中略窺一二，邊政學系的設立及邊政學的提出亦在這一軌跡之中。

20世紀30年代中前期的邊疆研究涉及邊疆自然環境、政治、社會及軍事諸多層面，但精深研究較少。時人就稱雖然出現了眾多關於邊疆的叢書、刊物，但這些研究只能「承認他能喚起一般民眾注意邊疆，而不能把他作為研究邊事的材料」。[26]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當時邊疆研究深度不足的問題，邊疆研究專業化、學科化的構建自然薄弱。不過，在20世紀20年代中後期後，西方人類學、民族學、社會學相關學科在國內得到不斷發展，部分研究方法也運用於邊疆研究，客觀上推進了邊疆研究的學科化發展，尤其在國民政府西遷後，邊疆研究的專業化、學科化逐步有了更大改善。馬長壽就總結稱：抗戰時期的社會學家、歷史學家、語言學家等「各科人士皆談邊疆」。[27]抗戰時期，邊疆研究亦經歷了複雜歷程：1937、1938年之交，「學術界顛沛流離，不遑寧處」；後方大致穩定後，「一部分學術界，得安心工作於邊區，並獲得相當珍貴之邊疆民族材料」，其間中英庚款董事會還專門撥款協助學術界研究，人文社科方面得到協助的包括歷史、教研、美術、語言、人類、民俗諸科。[28]

邊政學系與「邊政學」的發展軌跡與20世紀30年代的邊疆研究發展趨勢是一致的。邊疆研究逐步興起後，一些大學自主設立了邊政學系。然而，此時雖有少數大學設立了邊政學系，但「卻無邊政學的科目」；[29]其時社會各界雖然十分關注邊疆研究，「邊疆學」、「邊政學」這樣的學科概念或研究機構都被提出，但邊疆研究的專業化、學科化路徑尚處於初步階段，並不成熟；而邊政學系這一機構的設立，雖是社會各界對邊疆研究關注並在高校實踐的表現，然並不普遍。不過，「邊政」這一詞語卻逐步在邊疆研究中受到關注並得到運用。前述楊成志曾於1939年倡導設立邊疆學系，但他在1941年卻撰寫了《邊政研究導論：十個應先認識的基本名詞與意義》一文，強調「邊政設施」是由「邊疆問題」而及「開化邊民」的最終目標，認為「邊政研究」範圍廣大，邊疆問題、邊疆民族、邊疆文化等均包含其中。[30]《邊政公論》則稱：「邊疆問題的重要和邊疆建設要求的迫切，已為舉國人士所公認」，但「任何問題的解決，都應該以事實的研究為根據，而後才有正確的辦法」。[31]吳文藻又言，「時人討論邊疆問題，應用名詞甚為龐雜」。[32]這些論述表明，政府及社會各界都已經認識到邊疆研究迫切需要專業化或學科化構建，1939年教育部要求指定國立大學設立邊疆研究之科系，實是這一背景的產物。然在特殊時代場景下，「學術與政治，如鳥之雙翼，車之雙輪，二者不能連繫與調整，其他尚復何望？」[33]邊疆問題及其研究內容千頭萬緒，而在當時情景下，「一切的研究和學說，都應以切合時用為最終的目標」，故「邊疆問題的研究也必須根據著學理和事實，同時根據著國策，以求能與當前的邊疆政治相配合」。[34]在這樣的時代語境下，表現出含有邊疆政治、邊疆行政或邊疆政策等多重意義的「邊政」一詞，[35]更突出了其與現實聯繫的密切性，成為了社會各界使用較為廣泛的話語。陶雲逵就言：「邊政的方面甚多，不勝羅舉，但其共同的目的則為保衛邊民加強團結，推進復興大業」。[36]此語表現了邊政一詞具有的現實功能性質。亦或正因邊政及邊政學突出了時代命題，才使其能夠為社會、政府各界廣泛接受並使用，得以設立專門研究機構。

三、幾點啟示

邊疆研究自道咸之際興起，中間歷經起伏，發展至民國時期尤其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呈現出專業化、學科化的趨勢，受到政、學各界廣泛關注，其發展脈絡之嬗變、學科構建之歷程，皆可為後來者提供相當之啟示。就筆者所思，略陳幾點：

第一，邊疆研究及其學科構建，雖有學術發展主觀的多維複雜因素參與其間，但細究其歷程，其發展必與時代或時勢要求密切相關。民國時期對邊疆研究之關注一再提升，在一定層面可謂是時代命題的反映。今天邊疆研究的不斷發展，客觀上也是新時代中國全面發展戰略提出的時代要求。

民國邊疆研究的發展歷程，與時勢發展及時代命題之關係密切。民國政局動蕩，北京政府與南京國民政府的國家政權建設形態表現相異。從國家內部政治的視角觀察，兩個時期都存在著中央政治權威與地方勢力博弈的複雜景象。然北京政府時期呈現的是直、皖、奉系的輪流執政中央及其與南方政府的對峙格局；而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國民政府中央與地方勢力關係雖然複雜，亦存在多種政治、軍事力量的競爭與博弈，但畢竟初步建立了黨治政體模式。而民國成立以來，傳統政治模式解體，新的政治模式正在構建，在這一過程中列強對華之影響長期存在，但北京政府與南京國民政府不同時期面臨的對外形勢差異明顯，其最大表現在於日本對華侵略的加劇。探究民國邊疆研究發展形態，不能不充分解析其與國內外政局演變之複雜經緯。客觀上，民國時期邊疆問題逐漸受到學術界、政界、社會輿論的廣泛關注，與國內外時局的發展演變是緊密相聯的，而20世紀三四十代邊疆研究熱潮的出現，是日本對華侵略加劇催化的直接結果。

民國時期的國家形勢、國際關係與今天迥異，但客觀上今天中國邊疆地區面臨的問題，其根源仍與近代中國的變革密切相關。今天中國的國家建設進入了一個全方面的發展時期，邊疆建設是國家全面發展戰略的重要內容，邊疆地區發展過程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影響著新時代國家全面發展的總體戰略，也是受到中國社會各界普遍關注的重要因素，最近10余年，中國社會對邊疆研究的關注達到一個新的高度，新時代中國「邊疆學」的呼聲日漲，除學術研究日益精深化的內在緣故由外，未嘗不與當前的國際、國內環境有著密切關係。

第二，在內外時勢與學術理路的綜合作用之下，邊疆研究的專業化、學科化是學術研究發展的自然趨勢。民國時期「邊疆學」、「邊政學」這一邊疆研究學科構建努力的嘗試，既是當時邊疆研究專業化、學科化建設的表現，也是其時國家建設的重要表現內容。

民國北京政府時期，邊疆問題不可謂不嚴重，但邊疆研究不昌，一方面固然是近代相關學術研究積累不夠所致，但另一方面，亦未嘗不是國家政局混亂，而導致服務於國家建設的邊疆研究內生動力不足。1928年「東北易幟」之後，國民黨「已掃除十餘年來輾轉割據之軍閥」，而著重於解決民眾「社會秩序之安定，土匪盜賊之削除，農工商業生產之發達，與衣食住行之四大需求」。[37]由此，國民黨逐漸將其關注重點集中到包括邊疆建設在內的國家建設中來，尤其在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西南、西北成為抗戰大後方，邊疆研究者大量進入國民政府的參政和諮詢機構，期「以學術研究的立場」，把西南邊疆的一切介紹於國人，期於抗戰建國政策的推行上有所貢獻」。[38]這一時期的邊疆研究對邊疆交通之開闢、邊疆富源之開發、邊疆教育之推進、邊疆文化之闡揚等，均起到了舉足輕重之作用，邊疆研究本身亦藉此而得以系統與學科化。當時學者們關於中國邊疆研究方法與理論的諸多見解，將學術研究與國家興亡密切聯繫，是中國傳統經世致用情懷的表現，也是中華民族團結禦侮、自強不息的重要內容，值得今天的中國邊疆研究學科建設進行認真總結。總結民國邊疆研究嬗變及學科構建歷程與國家建設關係之得失，深化對其之理解與認識，提煉其學科化、專業化構建歷程的有益因素，應是今天中國「邊疆學」構建的重要基礎。

第三，新時代中國「邊疆學」學科構建的提出與興起，客觀上也是國家發展戰略的需要；而國家面臨形勢與機遇的不同，國際環境的深刻變化，對今天的邊疆研究學科構建提出了更高要求。

民國時期邊疆研究專業機構的設立及「邊疆學」、「邊政學」的提出，客觀上是特殊政治形態下社會各界對邊疆危局的認識與反映，折射了當時專業化、學科化構建面臨的複雜格局：一方面，政府層面對邊疆研究的積極推動，既是邊疆研究日益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之一，但同時官方從研究宗旨、目的、內容，以及理論和方法等方面對邊疆研究不可避免地加以約束，因而也是其時邊疆研究專業化、學科化構建脆弱的重要表現。民國尤其是南京國民政府統治時期，國民政府對邊疆研究進行了積極推動，在國立高校設置邊政系，組織或援助邊疆研究學術團體，客觀上促進了邊疆研究的專業化、學科化發展；但由於南京國民政府這一黨治政權面臨著國內、國外多方力量的複雜博弈，並是在日本侵華加劇尤其是西遷後的特殊形勢下實行的政策，具有很強的政治目的性，加以國民黨政權統治的脆弱性，客觀上在抗日戰爭結束後，邊疆研究的關注度就逐漸消退，並且其對邊疆研究學科構建的能力與願望也逐漸減弱，使得前期的一些積累因政局之演變而日益沉寂，可謂其興因時局、其衰亦時局。二是南京國民政府時期「邊疆學」、「邊政學」學科概念的提出及其不同的社會接受度，充分說明了邊疆研究專業化、學科化建設的複雜性。客觀上，「邊政學」突出邊疆政治色彩並借鑒了人類學、政治學諸學科的研究方法，進行了初步的學科架構，較之「邊疆學」包羅內容較廣但時代色彩不夠突顯的面相而言，更與當時之社會現實契合，易為社會各界接受。

今天中國邊疆研究的開展與中國「邊疆學」的學科構建，也有很大的討論空間，並需要緊扣時代命題。新時代中國國家綜合實力的全面提升，國家發展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宏大機遇，關於邊疆研究的專業化、學科化建設更具有了可能性，但客觀上關於「中國邊疆學」的學科構建仍存在著極大分歧。民國「邊政學」、「邊疆學」學科構建的經驗及發展歷程表明，學科的構建必須要有明確的專業或學科類別，有明確的研究對象，有成熟的研究範式或方法，否則極易產生諸多分歧，難以在實踐中展開。當前，中國「邊疆學」的學科構建呈現出紛繁複雜的景象，正在於研究對象、研究視角、研究範式的多元化，諸多學科都以各自視角展開對邊疆問題的研究，雖有助於學科交叉或跨學科的研究路徑發展，但並不利於「邊疆學」學科的獨立性、發展的持續性，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考察民國邊疆研究的發展歷程，可以觀察出邊疆史地的研究是其時邊疆研究的重要基礎，這也是今天學術界的共識。但是，民國以來邊疆研究方法、理論與學科構建的歷程亦表明，傳統的邊疆史地研究並不足以完全呈現邊疆研究的綜合性，民國時期不論是「邊疆學」抑或「邊政學」，其研究視野已完全突破了傳統史地之學的範疇，走向了社會科學意義上的學科構建。新時代中國「邊疆學」的構建，要汲取民國邊疆研究學科構建的有益成份，使之更符合當前中國全方面發展的時代命題。

邊疆概念是多元的，但無論是地理邊疆、文化邊疆、民族邊疆，抑或經濟邊疆、政治邊疆等，其重心仍在於國家利益的至上，這是邊疆研究的重要目標，亦是邊疆研究價值之所在。當今世界，一方面因經濟貿易、文化交流，以及跨國公司的發達而日益成為一個整體，但另一方面，還遠沒有形成單一的利益共同體，以國家為單元的利益之爭，仍然是主流。因而，邊疆研究不但要注重國家間資源、交通等物質利益，更要注重地緣、文化、宗教和意識形態等方面的抽象利益，而以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最終完善為根本目的。客觀上，國家是政治的產物，國家利益也存在政治博弈，新時代的中國「邊疆學」雖由傳統的邊疆史地研究發展而形成，但應更具綜合性與全面性。在今天的時代場景下，邊疆學更是一個現實關懷的需要，其基本路徑應從政治學的視角進行重點考察；但不可否認的是，邊疆史地研究仍是「邊疆學」構建的基石。總之，要打破今天中國「邊疆學」構建的分歧，明確其專業、學科類別是最要之事。以政治學的方法、理論展開邊疆研究，而以邊疆史地研究推進其深度，或是新時代「邊疆學」構建的一個合理選擇。[39]

本文發表於《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18年第3期，注釋從略，文字有改動，引用請參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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