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男傾向性差異天然存在？這篇Science長文如是說

　　來源：知社學術圈

　　為什麼女性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屈指可數？是女性天然傾向性選擇的結果呢，還是被環境歧視擠壓所導致？10月18日上線的這篇Science長文，似能對此做一些詮釋。文末附清華大學段志蓉教授點評。

　　日前，加拿大物理學家Donna Strickland因博士論文工作，與其導師分享了2018年諾貝爾物理學獎，成為史上第三位榮獲諾貝爾物理學獎的女性。如此少的女性獲獎者，也引起了媒體和學界對物理學乃至整個科學、技術、數學以及工程領域男女不平等的關注。Nature雜誌更發表題為Nobel committees must do more to achieve equality的社論，要求諾貝爾委員會採取切實措施，增加諾貝爾獎得主的多樣性：

　　The bodies that govern the Nobel prizes have much to do when it comes to increasing diversity among laureates。

　　不過，我們如果從一個更大的視角觀察，就會發現，不僅僅女性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屈指可數，從事物理學研究的女性同樣也少的可憐。根據美國物理學會的統計數據，在上世紀60年代，女性僅占獲得物理學博士人數的約3%。即便在Strickland獲得博士的80年代，這一比例也低於10%。到了如今的2017年，這一比例仍然低於20%。而根據美國物理聯合會的報道，到2010年，在授予博士學位的研究型大學物理系中，女性教員也只有14%。

　　這就帶來一個很有意思的命題，這麼少的女性學習物理，從事物理學研究，是大多數女性天然傾向性的自我選擇呢，還是被環境歧視擠壓不得已而放棄物理學呢？這其實是社會學的一個重要問題。前人在研究中發現，男女在耐心程度、冒險精神、利他性、信任他人、積極互惠、和消極互損等各個方面存在傾向性的不同，影響著他（她）們在教育學習、職業選擇和投資理財等諸多問題的決策，進而決定著他（她）們不同的收穫和回報。問題是，這些傾向性男女性別差異的根源，到底是什麼。10月18日發表的這篇Science長文，為此做了註解。

　　根據2012年Gallup在全球範圍內所做的調查，作者首先注意到，男女在利他性、信任他人、積極互惠、消極互損、冒險精神、和耐心程度六大指標上，存在顯著的傾向性差異。總體而言，女性較男性社會性更強，更具有利他性、更信任他人，更樂於積極互惠而較少地消極互損。而在另一方面，女性冒險精神不如男性，也不如男性有耐心，如下圖數據所示：

　　問題是，這一傾向性性別差異，是天性使然，還是環境所迫？作者提出了兩個方向的假說。一方面，以社會角色論為基礎，認為男女傾向性差異由其社會角色和屬性所決定。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男女趨向平等，社會角色的性別標籤淡化，會降低男女傾向性差異。另一方面，後物質主義論則認為，在物質需求滿足之後，人會更傾向於不受約束地表達自我。因此，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資源的豐富，男女平等地獲得所需的資源，會增大男女傾向性差異。

　　也就是說，這兩個假說對男女傾向性差異和社會經濟發展程度的關聯，做出了截然不同的斷言。您覺得哪個是正確的呢？我們先看地圖：

　　非常有意思，在經濟發達的歐美國家，男女傾向性差異更加顯著。而在亞非拉等第三世界，這一差異反而變小。更量化的數據顯示，男女傾向性差異與一個國家的人均GDP以及男女平等指數，都呈正關聯：經濟越發達，男女越平等，男女傾向性差異越顯著。

　　不僅僅總的傾向性差異如此，在利他、信任、耐心、冒險、互惠、互損這六大指標上，傾向性差異與經濟發展和男女平等程度的關聯關係不變：

　　也就是說，社會經濟越發展、男女越平等、越能夠隨心所欲不受約束地表現真我的時候，男女傾向性差異越大，做出的選擇也會越不同。 

　　清華大學經管學院段志蓉教授曾研究男女傾向性差異，她對此論文做了如下點評：

　　跟大家一樣，看到前日的推文，為顏寧教授的成績喝彩之際， 我也注意到當日頁面上的第三篇文章，並且迫不及待找來讀之而後快。這一篇文章，在數據收集方法上有頗多可取之處，從在波恩大學的初始實驗，到全球涵蓋76個國家共計8萬個體樣本的數據調查，是近年來少有的大覆蓋面的研究，難怪會獲得Science的青睞。

　　因為做過一些性別相關的研究，對性別差異話題也一直關注，同時，在整個閱讀的過程中，疑惑時不時會冒出來，而且不是一星半點的小問題，有的可以上升到質疑層面，所以，樂得接受知社邀請，藉此窗口分享一下我的吐槽。

　　從今天這篇推文的標題「男女傾向性差異天然存在」說起吧。其中，「男女傾向性差異」是被描述和研究的客體，而「天然存在」就是一個論斷了。收到推文草稿的第一反應是：What？？？本想批判作者胡其揚解讀有誤，後來發現這鍋不能讓胡作者獨背，因為Science原文本身有這種誤導存在。

　　原文做了一件目標很簡單，但實施比較複雜費力的事。概括來說，就是驗證在六個不同維度的傾向表達上，男女之間的差異是否會因經濟水平和性別平等程度而不同。結論是，經濟發展水平越高，性別平等環境越好，男女傾向性的差異越大。從頭至尾，原文中並沒有提傾向性差異是否「天生」，反而是在結論中稱「Our results highlight， however， that theories not attributing asignificant role to the social environment are incomplete 」，強調大家應該更加關注社會環境的影響。

　　那麼誤解從何而來？主要是三個方面：假設的理論基礎選擇、相關概念的混淆，以及暗藏預設的描述。

　　忍不住要為社會角色理論叫一下冤。在這篇文章中，社會角色理論不僅躺槍，還被做成了槍子兒反攻自己。性別的社會角色理論（代表人物Alice  Eagly和Wendy Wood）試圖解釋的是為什麼男性和女性會出現不同的行為，講人們關於性別社會角色的執念由何而起，其中涉及的因素包括認知、喜愛、社交互動，以及社會地位等。換言之，文中的幾個傾向性維度可能會影響到性別社會角色，而根據社會角色理論，並無法得出經濟越發展、性別越平等，男女傾向性差異就越小的結論。作者樹錯靶子了！更矛盾的是，整篇文章的結論，是在男女差異相關議題上要更加關注社會環境的影響，正好與社會角色理論不謀而合。

　　以經濟發展與性別平等程度更高時性別社會角色的消失，作為依照社會角色理論會得出的推測，是將Equality和Difference這兩個概念，偷換並混淆了。也許不是有意為之，但卻對讀者產生了實質的誤導。

　　兩性機會更平等的國家裡，性別角色到底會強化還是弱化呢？對文章的結論有沒有影響？我們不妨換個角度來看。文中對性別平等的度量，是綜合四個性別平等方面的指標而得，四個指標中前兩個本身已經是綜合指數，第一個是世界經濟論壇（WEF）的全球性別差異指數（GGGI），第二個是聯合國開發署（UNDP）的性別不平等指數（GII，原文此處有誤，作者和審稿人應各打五十大板），另兩個是獨立指標，即就業水平和選舉權。GGGI覆蓋四個方面：經濟參與與機會，受教育機會，健康，以及政治賦權；GII則總結了健康、賦權和勞動力市場三個方面，其詳細的指標結構如下圖所示：

　　原文沒有說明重複計量就業指標的合理性，不過，因為都是綜合指數，打包後的結果相差不大。我們關注的是，性別平等本身也是一個社會流程，而且並沒有針對特定的性別社會角色（如文中所言的「傳統性別社會角色」）。

　　為什麼一篇論證社會環境會影響男女傾向性差異的研究會讓人得出「差異天然存在」的結論呢？這與文章基於後物質主義的討論有關係，即經濟發展性別平等後人們更加敢於表達自我，以「敢於表達」暗藏「男女傾向性差異天然存在」的預設。

　　接下來就到我們的終極問題了：在經濟發展水平高，性別平等程度高的國度里，人們可以自由地表達，男女各選自己傾向的職業，那麼女物理學家的比例會增加還是減少？可惜，這篇文章暫時還無法給你答案，因為在研究所選的傾向維度里，沒有任何一項是哪個職業或崗位的絕對準入證或一票否決資格。

　　這篇文章的刊發，無疑會對進行性別研究的學者產生不小影響。在讀文章的執行摘要時，我甚至聯想到了Hofstede的文化度量維度，覺得其影響力也許能與之媲美。然而遺憾的是，不同於當年人們對於文化中包含的內容幾乎一無所知，Hofstede以其觀察和總結推動了對文化差異的認識，今天的性別研究雖未長成巨人但已經有了相當的積累，此刻的誤導或混淆將大大削弱研究對認識應有的推動和貢獻，惟願隨之而來的爭議或討論能讓大家有更大收穫吧。

　　如果男女傾向性差異真的天然存在，那麼我們所追求的男女平等，又該是什麼樣的一種平等呢？ 您有什麼想法，不妨與大夥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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