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導演郭柯：記錄，不是因為怕遺忘，而是因為忘不了

天下 10-23

造就第364位講者郭柯

紀錄片《二十二》、《小天》

導演

大家好，剛才放的那個片子是我拍的紀錄片《二十二》的片段，我是導演郭柯。

我想問問在場的朋友有多少看過《二十二》，能麻煩舉個手嗎？

好，謝謝，有將近一半。

所以有一個數據是很準確的，大家可能知道《二十二》的票房是紀錄片裡邊比較好的，當時的統計數據顯示，上海的票房在全國排第一位，所以，謝謝你們！

片名的數字「二十二」是2014年中國大陸地區僅剩的「慰安婦」受害者的人數，到今年7月份，山西的曹黑毛老人去世以後，現在就只剩下六位了。

這些老人可能在不久的將來就全都會離開我們。

但是好在，上海師範大學的蘇智良教授研究「慰安婦」多年，上師大文苑樓的二樓就是中國「慰安婦」歷史博物館，裡面有相關的史料，包括這些老人留下來的遺物。這兩年去世的很多老人，我們團隊都去了當地，把她們曾經坐過的椅子，用過的拐杖等等，收集後給蘇教授寄過來。所以大家如果去這個博物館，可以看到很多老人留下來的東西，也可以看到這段歷史。

片子過了一年多了，我也一直在思考這部片子帶給我什麼？

《二十二》

這張圖片上的老人，可能有人還記得，她叫韋紹蘭，1920年出生的，今年98歲了，生活在廣西。

韋紹蘭老人

我是1980年出生的，這張照片是我六歲時跟我奶奶的合影，我第一次看見韋紹蘭老人的時候，就想起了我的奶奶。你看兩位老人的打扮都很像，她們戴著同樣款式的帽子。

郭柯和奶奶

我奶奶是1996年9月10日去世的，那天是教師節，我放假去醫院看她，已經是最後一面。那一年我16歲，是剛剛開始懂事的年紀。

初中以後我就跟奶奶分開了，就在我剛開始懂事，剛開始明白奶奶小時候帶我是多麼不易的時候，她就離開了我，所以，在我心裡一直忘不了她。

其實我並不是像社會大眾和一些媒體說的，因為社會責任感啊什麼的，去拍這個「慰安婦」題材。我真的是因為個人的情感，因為忘不了我的親人，這些老人讓我想到了她們，有一些情感的轉移，剛好我又是一個影視工作者，所以我用我的方式，跟她們取得了更深的交流。

這張照片，前面這個是韋紹蘭老人，後面是她的兒子，1945年出生，這個兒子是她被日本人強征以後意外懷孕生下來的。

我第一次在微博上看到這個新聞的時候，我覺得她們背後肯定不只像這張圖片、這些文字描述的那麼簡單。我就想去看一看，後來我就是通過蘇智良教授的幫助，去到了韋紹蘭老人家裡。

這是2012年7月份拍的照片，我去到那兒之後，也像她兒子放牛那樣，不穿鞋，盡量地融入到她的環境裡邊。

2012年，郭柯和韋紹蘭老人

老人非常好，比我想像的要快樂得多，你看這張照片她還比較害羞，也沒有我們想像的那種苦大仇深啊什麼的，對我也很好。

在那裡的三天，我跟她完全沒有交流，她吃飯的時候我就陪著她，她是廣西人，我是四川人，我們的語言完全搭不上，但是就在這種環境下面，我們很開心地度過了三天。所以有時候，我覺得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可能是可以超越語言的吧。

就是那次接觸之後，我決定要拍她們的紀錄片。

後來大家可能知道，我先拍了一部短片叫《三十二》，重點地講述了韋紹蘭老人和她兒子的故事。拍完以後，我又回到了我的工作當中去，繼續拍電影、拍電視劇，這個過程有將近兩年。那兩年裡邊，《三十二》這個片子在我心裡慢慢地發酵了，我無法忘記這些「慰安婦」受害者。

所以，一年多以後，我決定把剩下的老人都完整地拍下來。

這個截圖是《二十二》裡面的一個片段，這是其中的一位老人的家，她的兒媳婦是一個鄉村幼兒園的教師，我們去的時候剛好放假了，平時很多孩子在左邊這個屋裡上課，也在院子里玩。老人的兒媳婦說，孩子們在院里玩的時候老人就會出來，孩子們會圍著她喊「老奶奶老奶奶」，和她一起玩，唱啊跳啊，老人也會逗孩子們，有時候還會煮點東西分給他們吃，小朋友都很高興。

當時跟她聊天，我就問：「你怎麼看這些老人？」

她說：「其實我婆婆挺幸福的。」

在跟老人們接觸的過程中，我們也發現，她們其實都過著非常平淡的生活。苦難，其實未必是我們想像的那樣。

這幾年我們團隊每年春節前都會跟上海師範大學給老人們送去一些慰問金。

在這也跟大家說一下，請大家放心，這些老人現在的生活，包括以前的生活都是沒有問題的，雖然很多人住在農村裡邊，條件相比城裡差一點，但溫飽都是沒有問題的。

中間這張圖是8月份韋紹蘭老人98歲的生日，志願者們去給她拍的。老人現在身體還比較好，跟她的兒子生活在一起。

現在再說《二十二》，已經是過去的事情了。片子拍完以後，我們也接收到了很多邀約，讓我去拍新的片子，有紀錄片也有故事片，我真的不知道怎麼應對。

原因只有一個，我並不是一個能堅持到底的人。如果一個故事沒有進到我心裡邊，你給我命題作文，我怕我做不完。

然後我又問我自己，我會做什麼？

後《二十二》

就在2016年，在做《二十二》的後期的時候，我看到了一篇文章，一個91年的西安女孩，她叫劉小天，在美國當音樂治療師。我覺得我找到了下一個想要關注的話題。

今年1月份，在美國聖地亞哥，我見到了劉小天。她所在的醫療機構在做的事情是臨終關懷。

臨終關懷不是治癒疾病的療法，是減輕痛苦，延緩疾病發展的醫療護理。它有很多分支，由眾多的部門組成，有醫生，有護士，有護工，有後勤人員……音樂治療是其中一個環節，他們專門為生命期限在六個月以內的病人提供服務。

我不知道在人彌留之際，音樂到底會產生一種什麼樣的互動作用，我也不確定音樂對我們的身體到底有沒有治療作用，但是大家可以回頭想一想自己唱歌的時候，還有剛才片頭的毛銀梅老人。她是一個韓國人，在湖北生活了幾十年，再沒有回過自己的家鄉，最後她唱起《阿里郎》這首歌的時候，我覺得她眼神里充滿了渴望，用另外一個層面來理解，又覺得特別的悲傷。

我就覺得，音樂，是我們的一種寄託吧。

我去看過劉小天的工作，她帶著一把吉他，但是很多次，她都沒有唱歌，去了就是聊天、陪伴。

後來我又跟她去了她的導師的工作環境。

這兩張照片，現在這樣看來傳遞的信息不太多，因為我們拍片子的風格就是不喜歡煽情。

這位老爺爺和這位老奶奶，都是生命期限在六個月以內的患者，劉小天的導師非常專業，她有很多音樂器具，能夠非常精準地去跟患者交流，知道什麼時候該跟他唱歌，什麼時候該用什麼語氣跟他說話，什麼時候該跟他有肢體上的一些接觸。

這兩位老人，性格剛好相反。老爺爺比較外向，會跟治療師互動，雖然已經快要發不出聲音，但還是非常用力地在唱；老奶奶呢，一直陷在自己的情緒裡邊，只要一唱歌，只要一跟她交流，她就非常傷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