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令人驚嘆的古代人的讀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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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是好事, 但要得其法。今天的人已經不可能, 也沒必要完全恢復古人讀書的方法。但是古人的讀書經驗, 對於如何才能在閱讀中做到最大限度地貼近文本, 從文本中挖掘出儘可能多的內在含義, 在今天還是具有非常值得重視的啟發意義。我想從六個方面, 談談古人讀書的方式。它們是:誦、錄、校、疑、入味以及「大其心」而「使自得」。

黃庭堅讀《春秋》, 「十日成誦, 無一字或遺」

「誦」字的原意即大聲背誦。古人的背誦能力, 今天看來很讓我們大吃一驚。

宋朝著名的文學家和書法家黃庭堅五歲時, 已經能夠背誦五經。有一天, 他問老師:「從來都稱六經, 為什麼只讀五種?」老師回答:「《春秋》不足讀也。」這在當時是很流行的一種看法, 最典型地反映在王安石把《春秋》稱作「斷爛朝報」的評語中。可是黃庭堅說:「是何言也。既曰經矣, 何得不讀?」於是, 他「十日成誦, 無一字或遺」。

當時, 人們的記誦能力強過現代人許多, 確實是事實。在印刷術普及之前, 更不用說在紙張取代竹帛成為最基本的書寫材料之前 (此種取代之完全實現要晚至兩晉之際) , 也就是當人們在一生中只有很珍貴、很稀少的幾次機會能夠接觸到典籍的時候, 人記誦文本的潛在能力就被最大限度地發揮出來。這種能力不但在少數人身上表現得特別突出, 對很大一部分讀書人來說, 它也是一種必須掌握的基本技能。

記誦潛力的發揮固然與典籍難求有一定的關係, 但是在中國古人的讀書傳統中, 記誦又遠遠超出了用以機械地保存典籍文本的一種方法或手段的意義。朱熹說「讀書須成誦, 方精熟」, 就是這個意思。

舉蘇東坡為例, 有一個夜晚, 他在《赤壁賦》中提到過的「雪堂」內, 再三再四地誦讀《阿房宮賦》。每讀完一遍, 即反覆咨嗟嘆息, 至夜深時分還不肯罷休。這就苦了在外間侍候的兩名陝西籍老兵。主人不就寢, 他們當然也只好乾等。其中一人長嘆說:「知他有甚好處!夜久寒甚, 不肯睡, 連作冤苦聲。」另一人說:「也有兩句好。」先說話的這位大怒道:「你又理會得甚底?」答曰:「我愛他道, 『天下人不敢言, 而敢怒。』」原來他是將杜牧的這兩句話, 當作了宣洩自己怨氣的寄託。

所以, 成誦的目的, 主要不是為了簡單地複製一個文本, 而是為了在「精熟」的程度上充分地對它加以解讀。它不是一種儲存書籍的方法, 而是一種讀書的方法。

宋濂每次借到書後都「手自筆錄, 計日以還」

「錄」就是抄書。書籍難得, 靠抄書保存文本, 這與記誦類似。明朝的「開國文臣第一人」宋濂, 寫過一篇很有名的文章, 題為《送東陽馬生序》。在那篇文章里, 他回憶自己幼年時的經歷說:「余幼時即嗜書。家貧, 無從致書以觀。每假借於藏書之家。手自筆錄, 計日以還。天大寒, 硯冰堅, 手指不可屈伸, 弗之怠。錄畢, 走送之。不敢稍逾約。以是人多以書假余, 余因得遍觀群書。」為什麼說「不敢稍逾約」?當時, 人有「三痴」的說法, 其中之一便是「借書與人曰痴」。意思是借書不還的事太多, 所以, 書不可以輕易借與人。正因為如此, 宋濂不敢逾約, 否則再借就難了。

與記誦同樣, 錄書也不僅是保存文本的方法, 它本身也是一種讀書方法。所以, 古人有「一錄則勝數過」的說法, 意思是抄錄一遍, 其效果遠勝於從頭到尾讀上好幾遍。司馬光在位於洛陽的「獨樂園」里有一個著名的「讀書堂」, 堂內藏書萬卷。但他仍然經常動手抄書。除了整篇整本地抄錄, 摘錄、筆記也是通過「錄」來加深對文本理解的一種途徑。所謂「不動筆墨不翻書」就是這個意思, 這也是「錄」的一義。

宋濂是明初文學家、史學家, 在洪武二年 (1369年) 奉命修撰《元史》。

宋濂是明初文學家、史學家, 在洪武二年 (1369年) 奉命修撰《元史》。

「校」即校勘。在印刷術投入使用前, 古書都曾經歷過以記誦文本和抄本形式流傳的階段, 由於記誦或抄錄過程中不可避免會有差錯, 所以致使同一典籍的文本在輾轉流傳之中變得差異極大。這種情況即使在印刷書籍出現之後仍大量存在。一是印刷本所依據的底本原有差異, 二是刻板印刷過程中又可能出現新的錯誤。所以古人讀書, 在誦、錄之前, 第一步是先作文字上的校對, 以便儘可能地保持文本的準確性。

這裡有兩個很不容易做到的地方。首先, 照本改字, 要做到不錯不漏, 本身即是一件說來容易做來難的事情。校書如掃落葉。院子里的落葉, 絕不可能一遍就打掃乾淨。校書也是這樣。其次, 要在不同文本的字句差異之間進行準確的判斷與取捨, 更是一件顯現真功夫、硬功夫的難事。所以, 段玉裁曾說:「校書之難, 非照本改字不偽不漏之難, 定其是非之難。」錢大昕讀《後漢書》卷六十八《郭泰傳》, 在傳文末尾處發現有七十四字「詞句不倫」, 於是舉出不依前文避諱體例稱字而稱名、敘事重出、書字而不書名、詞意重沓「四疑」, 推測此七十四字本非《後漢書》中的原文。此後, 人們發現了一部嘉靖年間的福建版《後漢書》, 是當時根據一種宋代刊本翻刻的, 這個刊本中的《郭泰傳》, 果然如錢氏所言, 沒有那七十四字。

許衡最喜歡善於「疑」的學生

「疑」是指一種積極追問的精神。元朝的大教育家許衡, 最喜歡善於「疑」的學生。他的傳記有曰:「諸生或有疑問, 則為之喜見顏面。因語之曰, 『書中無疑, 能以為有疑;有疑, 能使之無疑。學斯有得矣。』」不過, 這個意思並非他自己的發明, 比他早一點的朱熹已經說過類似的話了。

所謂「疑」, 當然不是提倡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懷疑一切, 或者蠻不講理、吹毛求疵地去否定別人。清朝有個學者叫毛奇齡, 平生不喜歡蘇東坡。一次在京師中, 有人問他, 你說蘇軾的詩文不好, 那麼, 「竹外桃花三兩枝, 春江水暖鴨先知」難道也寫得不好嗎?這一問沒有難倒毛奇齡。他當即憤憤然地回答:「鵝也先知, 怎只說鴨?」在場的朋友無不為之捧腹。顯然, 「疑」不是指這種毛奇齡式的強辯。相反, 中國學術傳統所推崇的最高境界倒是「平實」, 即所謂「極於高遠, 而卒反就於平實」。追問應當一直追到平實之處, 而不是靠危言聳聽、巧言令色, 使人蒙蔽於一時。

其實, 古人讀書時「疑」的過程, 實際上就是一個由約而博又反博歸約的思考過程。有疑故而要發問, 有問然後才有學。「疑」的態度, 就這樣推動著我們讀書的深入和學問的長進。

司馬光讀書讀到「見得真味」

所謂「入味」, 是我從古人的以下這些話中概括出來的一個說法, 「讀書須到不忍舍處, 方是見得真味」 (朱熹) ;「弄書冊而游息時, 書味猶在胸中」 (黃庭堅) ;「睡余書味在胸中」 (陸遊) 。

關於讀書讀到「見得真味」, 略舉一個有趣的例子。司馬光罷官退居洛陽的時候, 成天用讀書打發日子。一天早晨, 有一個學生去拜訪他。老先生見面後興奮地向學生宣布:「昨夕看《三國志》, 識破一事。」於是叫學生搬出《三國志》和《文選》, 當場檢閱有關魏武帝曹操《遺令》的記載。我們知道, 遺囑必定會選擇最緊要的事情來交代後人。曹操的《遺令》有數百言之多, 對他死後如何處置曹氏與東漢王室的關係問題, 卻一字不曾提及。對於怎麼樣分配家裡儲存的香料、妻妾應靠織履賣錢而自食其力一類瑣細的事情, 他反而說得再詳細不過。老先生曰:「遺令之意為何?」學生回答:「曹公一生奸詐, 死到臨頭, 總算說出了幾句有點人情味的話。」司馬光大不以為然, 他說:「此乃操之微意也……其意若曰, 禪代之事, 自是子孫所為, 吾未嘗教為之。是實以天下遺子孫而身享漢臣之名。」他對窺破了曹操雖「蓄無君之心久矣」, 然固畏於「名義」, 仍欲保全自己「漢臣」身份的「微意」頗為得意, 說道:「此遺令之意, 歷千百年無人識得。昨夕偶窺破之。」司馬光的這種眼光, 與他「見得真味」的讀書法當然是息息相關的。

提倡讀書要存「疑」、要「入味」, 不等於說就可以對文本作任情隨意的主觀發揮。毫無約束的「疑」, 會變成「疑心生暗鬼」;毫無規定性的「入味」, 會引得人走火入魔。為此, 在讀書時保持一種「大其心」而「使自得」的精神狀態, 也就顯得特別重要。

「大其心」而「使自得」, 是說讀書「當玩味大意, 就自己分上實著體驗……學問之道無它, 求其放心而已」 (朱熹) 。或者如程頤所說:「讀書當平其心, 易其氣, 闕其疑, 則聖人之意見矣。」

今天的人們深刻感受到, 理論對中國歷史文化研究的意義變得極其重要。但對這一點的過度估計, 很可能會導致另一方面的誤解, 以致人們對掌握原始文本重要性的認識變得嚴重不足。人們往往以為理論是金鑰匙, 是打開解決一切問題的大門。至於如何從原始文本中「榨取」出儘可能多的歷史信息, 則似乎不大為他們所關心。然而, 歷史文化研究的魅力, 恰恰就要從解讀形形色色的原始文本開始, 方能尋得來。正因為如此, 中國古人的讀書傳統, 對今天的我們仍然是一份重要、豐富並且永遠也不會過時的寶貴遺產。

清心悅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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