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鳴 | 一百年多前在上海投資建房的人，後來怎樣了

哲理 10-23

一

上海靜安崑崙大酒店（即原來靜安希爾頓）對面，有六列淺黃色外牆的新式里弄，從前叫做「大勝衚衕」。從延安路方向數過來的第四條弄堂（華山路263弄）走到底，可以進入一個寬敞的院子，光明食品集團的總部就在這裡。院中央植滿高大的香樟、雪松和廣玉蘭，濃蔭蔽日。環院一圈的樓房，都是英式紅磚建築。其中

坐北朝南的1號樓（現稱C樓），是棟假三層維多利亞風格老洋房，雙坡複式折線型屋頂，正入口門廊和門廊二樓挑出，頂上有一個磚砌的巴洛克風格裝飾。

兩側屋頂上各再凸起一對三角形山牆，連接樓精巧的陽台和一樓的短外廊，使得外立面豐富而生動。其餘幾棟，則是後來建造的仿古新樓。

擔文舊居，現為光明集團辦公樓

我曾擔任光明食品集團董事，在1號樓里參加過許多次會議。從正門口那座雙抱磚砌石階梯拾級而上，進入門廳。再進去，是寬大的樓梯間。左右各兩間高敞大屋。二樓朝南，亦是三大間，其中中間那屋，隔成前後套間，前間在抱廈式門廳之上。朝北還有兩個小屋。三樓在斜坡屋頂之下，三個房間通過兩扇老虎窗和中間通往陽台的落地門窗採光。這棟屋子為磚木結構，紅磚牆中又夾雜著砌入中式青磚，這也是上海老洋房常用的裝飾手法，加上兩側陽台用黑漆塗飾的外廊，增添了色彩層次。全樓沒有昂貴的石柱裝飾，連外牆的柱頭、柱頂上的花飾、都是磚雕的，所以仔細觀察，又顯得很質樸。

擔文舊居（1905）

對比建築細部，其實有了許多變化

擔文舊居的門廳

多年來，我對大宅從前主人沒有過多留意。院牆外懸掛的「上海市優秀歷史建築」匾牌上，稱其為「德萊蒙德住宅」，直到最近，偶爾從微信朋友圈中，讀到一篇文字，指出此為

「擔文Drummond大宅」，才使我恍然大悟，原來這位不知何人的德萊蒙德先生，就是清朝末年上海灘最著名的英國大律師擔文。

大勝衚衕歷史建築介紹牌

擔文1841年12月7日在英國出生，父親是位牧師。他1867年4月25日入學倫敦林肯法學院，1870年1月26日取得律師執業資格後，赴香港執業兩年。之後來到上海，在連厘律師事務所工作。那時，連厘（Richard T. Rennie）律師還兼任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法律顧問。1875年，連厘因私事返回英國，擔文接任了他的工作，曾以顧問身份，對修訂《上海土地章程》提供法律意見。

1878年，擔文在上海設立了自己的律師事務所，獨立開展業務。

在1880年代，又先後與多位律師合開聯合律師事務所。1914年《字林西報行名簿》上，事務所英文名為Drummond & Holborow，他的律師生涯，延續了將近四十年。1915年3月22日，擔文在上海去世。

二

中國近代法制史及外籍律師在華活動的直接史料和研究成果迄今鳳毛麟角，人們對擔文和租界司法活動的了解遠遠少於匈牙利建築師鄔達克和他設計的房屋。

我關注擔文，源自他曾經代理過兩場我所關注過的官司，所以看到擔文大宅的介紹就使我興奮起來。

1878年6月9日，中國首任駐英國公使郭嵩燾舉辦了第一場招待茶會。當天使館館舍裝飾一新，郭嵩燾按照禮儀，在使館門口迎接客人，太太則在樓門後接待女賓。英國這種茶會，是大型社交活動，形式上更像雞尾酒會。餐廳長桌上提供茶、酒、咖啡、冰奶、小食，以及熱湯、冷葷、乾鮮果品，配以瓷器杯碟、玻璃酒具、銀質刀叉，還有樂隊演奏，氣氛十分熱烈。所有賓客站立交談，隨來隨去，前後到會者近八百人。這是使館在倫敦開館一年多後，首次招待外賓，所以引起社交界和媒體的關注，給予了很好的評價。

倫敦波特蘭大街45號。中國駐倫敦使館第一個館舍。郭嵩燾在此舉行茶會。要在這樣一座英式住宅樓里接待780位客人，只能隨到隨走。此樓現為肯亞高級專員署。

8月6日，上海《申報》在頭版上，以《欽使宴客》為題，報導此項活動。稱

「侍郎與其如夫人暨英參贊官馬君（馬格里）出至廳室，接見男女諸尊客。席上珍饈羅列，主賓酬酢極歡而散」

。三天後，《申報》又發表《論禮別男女》，談論中西婦女在社交禮儀中的地位。文章提到：

「昨報述郭欽使駐英，仿行西禮，大宴英國紳商士女，令如夫人同出接見，盡歡而散，英人以欽使能行是禮，津津道之。此一會也，假在中國官衙宴客之所，則傳為笑柄，而群指郭公為淫佚放蕩之人矣。蓋中國謂禮以別男女，若此則男女混雜，不能正其身，如齊家何？不能齊其家，如治國何？宜呼駭怪也。」

文章還說：

「如欽使者，亦止於英國行之，異日持節歸來，同朝勞賀，強其如夫人入席歡宴，則馬融絳帳之前，未必許門生請見；汾陽錦屏之後，或轉因慮杞而藏矣。甚矣，禮之所以別男女也。」

刊登《欽使宴客》的申報

文章對比了中外社交活動中的女士地位，郭嵩燾卻認為是報紙對他有意冒犯。他出使英國時，因與太太關係不睦，只帶侍妾梁氏同行。梁氏是前廣西巡撫蘇鳳文家的婢女，出身低微。但在英國逆襲，被當作公使夫人對待，文章老是刻意地稱她「如夫人」，意思就是「小老婆」，令郭嵩燾極為不爽。加上報導和評論作者其實均未搞清這是一場茶會，想當然地以為是宴請，文字中出現「大宴英國紳商士女」「入席歡宴」之類字眼，顯然與事實不相符合。

此外，十幾天前，《申報》另有一文，談郭嵩燾在英國畫肖像的軼事。稱畫家古德曼（Goodman）披露，郭大人要求畫像必須畫出雙耳，若只畫一側，觀眾會認為另一耳朵被割掉了，這樣，畫家只能畫正面像。然而，郭大人又要求畫出他官帽下面的翎羽。畫家說，翎羽在您腦後，被遮擋住了。郭就將腦袋俯到膝蓋處，說你這下能夠看到了。畫家說，我當然看到了，但您的臉在哪裡呢？畫家還說要畫郭的手部，郭大人卻將手置諸袖中，畫家「必欲挖而出之，大人遂愈形踧踖」。這種曖昧調侃的用語，也引郭嵩燾生氣。他向畫家求證，古德曼否認接受過採訪。使館英籍參贊馬格里也發表聲明，稱古德曼是他介紹的，郭、古相識以來，絕無此類言論，畫家對客戶也不會肆口譏笑。

郭嵩燾和梁氏

1879年3月27日，郭嵩燾卸任後返回上海。次日即謀劃與《申報》打官司。他請英國駐滬領事達文波代向《申報》老闆、英國人美查交涉。美查輕描淡寫地說：「此遊戲之文而已，無足深論。」但達文波告訴他：案子一經審理，恐獲罪非輕。達文波還建議郭嵩燾，需要聘請律師，才能折美查銳氣。友人唐景星推薦，租界英國律師中，擔文的聲譽很高。郭嵩燾則認為，他在倫敦曾與擔文有過接觸，認為其「筆墨、見解並猥下」，並無過人之處，甚至說他「貪而無學」。但在31日，他會見了擔文，還將《申報》文章譯成英文一併轉交。

這是我首次見到對擔文的負面評價，對其業務能力高下卻無從判斷。美查在各方調解下承認報導失實，在報上發表道歉聲明，這樁中國新聞史上頭一起名譽侵權糾紛就解決了。郭嵩燾面子板了回來，同意不再起訴。

另一個案子叫做「長崎事件」。

1886年8月13日，北洋水師「定遠」「鎮遠」「濟遠」「威遠」四艦訪問日本，水兵上岸觀光，與日本人發生糾紛，引發與警察衝突。造成警察一人重傷，水兵一人輕傷。兩天後，水兵放假上岸，與日警再起衝突，雙方大打出手，日本市民也加入混戰中來。結果中方死五人，重傷六人，輕傷三十九人；日方死二人，傷二十七人。事發之後，李鴻章除命駐日公使徐承祖與日方談判交涉之外，又聘擔文赴日調查，準備訴諸法庭。從李鴻章選擇的律師，可看出他對擔文的信任。

擔文（William Venn Drummond）

擔文抵日後，積極開展取證調查，傳喚證人，同時向中方表示，「此案不至輸」，「若我政府作勁，更易贏」。當時擔文收取的律師費為每天三百兩白銀，兩個月的調查因日方久拖阻擾，令李鴻章產生懷疑，認為或是「日方有意稽延，令我多出訟師之費」，或是「擔文藉詞多延時日，多得薪資」。故提出是否「照西法通例，公請友邦公正大員評斷調處。」他說英臬司連呢人極公允，又說日方若不同意，亦可另請一位，或由此二人共請一人評斷。這個連呢，就是擔文從前的老闆連厘，此時為英國在華高級法院（又稱大英按察使司衙門）的法官。

「長崎事件案」後來在駐日使館的共同交涉下，以實際人員傷亡損失相互賠付。

死一武弁警察頭目，付救恤金六千銀元；死一水兵或警察，付救恤金四千五百銀元，傷者每人賠付二千五百元。而擔文做本案律師，所賺了不下六萬兩銀子。

研究北洋海軍歷史的軍迷對擔文的名字很有感。當我把他的住宅坐落在華山路的網文轉發到朋友圈後，夥計們都興奮起來。有的說：「歷史真是魅力無窮，誰曾想我們在北洋海軍往來函電中常見的擔文，竟然隱藏在上海的老巷子中啊。」有的說：「意外意外，擔文訟師值得挖掘，法制史上把他漏了說不過去。」

三

開埠後的上海租界，由於清政府軟弱無能和國力衰微，被迫接受治外法權，出現了三類法庭：

一是以外國人為被告的民刑事案件，由領事館設立領事法庭審理。

共有十九個列強攫取到這種特權，因此就有十九個域外法律系統凌駕在中國自有法律體系之上。後來英、美兩國還單獨設立了英國在華高級法院和美國在華法院，法官由英王和美國總統任命。

二是以華人為被告的民刑事案件（包括中外之間的交涉案件），由會審公廨審理

，上海道台派同知級官員擔任正審官，領事團推選領事或副領事擔任陪審官。此外還有

三，領事公堂，受理以租界工部局為被告的行政爭議案件，由各國領事混合構成。

設於外灘英領館院內的英國在華高級法院

律師制度是西方法律體系中的重要環節。19世紀的下半葉，隨著經濟、刑事和海事案件發生，各種訴訟和司法審判，加之各個國家極為複雜的法律體系，都需要律師參與。

洋律師在租界中出現，先是為洋人提供法律服務。

在1870年代，大約不超過十人；1900年為十五人，1908年，達到四十三人。民國年間，隨著華人律師出現，律師人數出現更大的增長。

擔文廣泛接受各類案子。他做過工部局的法律顧問，某些人士與工部局打官司，他也代理出庭，與工部局辯論對抗。同時還接受華人和清政府委託，打涉外官司。

除了前述兩個案件之外，1875年4月4日，輪船招商局「福星」輪在黃海被怡和洋行旗下「澳順」輪撞沉，造成船員和乘客六十三人死亡，包括四十五名乘客（內有二十三名官員）、五名招商局的買辦、十二名中國船員和一名外國籍船員，以及價值二十萬兩銀子的貨物損失。他代理招商局控告「澳順」船長布朗，最終為船東和遇難者爭取到五萬三千兩銀子的賠償。判決公布後，布朗不辭而別，擔文寫信向英國政府報告，最終英政府要求怡和洋行暗中賠付，由他一手經理。

1887年1月20 日清晨，中國兵船「萬年青」在吳淞口外錨地銅沙燈塔船東南約8英里處的被英國輪船「尼泊爾」號撞沉。「萬年青」是福建船政所造第一艘西式輪船，排水量687噸，此時被撥用於台灣澎湖防務，正載運巡撫劉銘傳的公文軍餉。當日大霧瀰漫，「尼泊爾」行駛過急，造成114人身亡，先後被救起者，僅181人。船上搭載的軍餉、公文，都淹沒殆盡。

事發之後，清政府向英國在華高級法院起訴「尼泊爾」，同樣聘請擔文擔任律師。2月2日，「萬年清」案開庭，原被告律師展開法庭辯論，江海關道龔照瑗電報李鴻章：「擔文理直」。經過幾輪審判，3月21日，法庭宣判，「尼泊爾」輪於迷霧中航速達16節，船舵忽左忽右，漫無一定，錯在「尼泊爾」，「萬年清」輪放汽笛，拉號燈及停泊在錨地範圍內，均與航海定例相符，事實一無錯處，「尼泊爾」應承擔賠償損失的全部責任。

《點石齋畫報》刊載「萬年清」訴訟獲勝的報道

擔文這些舉動，頗得中方官紳好感，從而獲得更多的中方訴訟委託。反過來，他也被部分英國僑民視作傾向中國人，而引起不滿。

1893年底，英國在華高級法院欲聘用擔文署理律政司，英國在華商會上海分會致函上海總領事韓能，請他代電英國公使，「緩派擔文為上海律政司」。商會還召集特別會議，討論擔文任命問題。兆豐洋行經理霍克發言說：

我並不想就他作為一個律師的能力提問。他毫無疑問因敏捷、銳利而聲譽卓著，但這還不夠。就任何一個給英國當局提供意見而影響英國利益的人來說，如果他不能從英國的觀點出發處理事務，那麼我們就希望他公正地去解決這一問題。然而在長時間裡，每當本地利益與英國居民利益發生更衝突時，擔文總是認同於前者。這就是我們要制止任命擔文的一個充分理由，大家大概都會同意這樣說。

霍克所說的「本地利益」，其實就是中國方面的利益。最終，英國果然沒有任命擔文出任律政司。英商的舉動，引起上海商紳關注，錢業、茶業、絲業、洋行業、裝船業、土業等行業重要成員聯名上書上海道台聶緝槼，擔心為華人提供法律服務的洋律師將來將不敢再替華人秉公申訴。聶緝槼將這些意見反映給兩江總督劉坤一，劉又轉報總理衙門，指出：

擔文律師在華年久，熟習情形，華人出資延其辦案，有時尚知顧全大局，據理力爭，訟案往往賴以得伸。

最後總理衙門向英國公使致函，要求妥善處理中國商民的關切。

擔文精通在華做事的各種秘訣，尤其重視與清政府官方保存密切聯繫，在官署里有很多人脈。擔文還為中國災區募捐，參與慈善活動，獲得過清政府頒發的勳章。同時，他也與英國官方上層溝通密切。甲午戰爭時，他是英國公使歐格納的重要信息來源，從而受到首相索爾茲伯里侯爵和外交大臣金伯利伯爵高度評價， 1899年1月，上海道蔡鈞出席上海領事團特別會議時，請擔文擔任法律顧問。

1903年6月，章太炎、鄒容在公共租界的《蘇報》上發表鼓吹反滿革命的文章。引發清廷震怒，下令沿江督撫嚴密查拿，是為著名的「《蘇報》案」。兩江總督魏光燾通過上海道台協商英國領事實施抓捕，卻被工部局拒絕。南洋方面遂與擔文謀劃，換以清政府向會審公廨提出控訴的方式，迫使工部局巡捕房出票拘拿。湖廣總督端方還建議上海道袁樹勛聘請擔文擔任控方律師，律師費都可由湖北方面支付。後因擔文有事，改派他的合伙人古柏出庭。袁樹勛致電端方，表明律師費自應由滬自籌，決不惜費畏難，說明要價不低。同時也可看出擔文深受清廷信任，捲入敏感的政治事務之中。清政府喪失司法主權，本是中國的不幸，革命黨人躲在租界鼓吹推翻朝廷，卻可行使「言論自由」的權利。清朝末年錯綜複雜的中外關係本文不作展開，會審公廨判本案，清政府請了頂級的洋律師，最終還是沒法引渡。租界獨立的司法體系，救了太炎先生一命。

四

作為來東方淘金的先行者和上海灘律師界的頭面人物，擔文長袖善舞、左右逢源，穿梭於中外政商各界，掙到了海外拓展的最早紅利。1890年代，他在公共租界西區的徐家匯路129號（1921年更名海格路，1942年再更名華山路）買地建屋，從現存1905年前後的照片看，這座豪宅已經很有規模了。他把豪宅稱作「丹奈特」（Dennartt）莊園。20世紀以前，公共租界的繁榮地段在西藏路以東，靜安寺一帶，尚是遙遠的鄉村，空地甚多。今天陝西北路上的榮宗敬住宅，興建於1918年。延安西路上的嘉道理住宅（上海市少年宮）、落成於1924年。所以丹奈特坐落在這片空曠的區域里，非常醒目。擔文在莊園里居住，接待客戶，舉辦各種精緻奢華的宴會和派對。

擔文舊居（1906）

走進擔文大宅一樓，就能看到走廊里堆滿文物古董，看上去十分「土豪」。

如今一樓西端添了牆和門，將樓梯間和寬敞的走廊分為兩個空間，但從圖中圓弧形木窗，仍可辨析出兩者在空間上的延續關係。

這座豪宅的內部也是富麗堂皇，遠超我現在進出1號樓的想像。主人從一樓長長的走廊里放置了大量精美的古董，然後延順進入左手的客廳。這些都是接待客戶和朋友的場所，主人的這種敷陳，是在暗中顯示自己的實力。此外，餐廳、書房、卧室，乃至門廳和衛生間，都布置了地毯、硬木傢具、英式沙發、古董瓷器。客廳里，甚至用一座石牌坊裝飾了壁爐——說到壁爐，我數了一下，目前一號樓各房間里尚存十具壁爐架，自然早不生火，老照片屋頂上的煙囪，現在也已全部拆除了。當歲月的滄桑洗褪了昔日的浮華之後，現在的會議室、辦公室，呈現的是中規中矩的普通洋房風格。

擔文舊居的客廳，用中式牌坊做壁爐架，真是富有想像力。

擔文舊居一樓客廳現為會議室：原先用石牌坊壁爐架已經改為木質壁爐架，連同護牆板，都應是後來業主普愛堂時代做的裝修，但壁爐、房門位置和屋頂部位石膏飾線，都可辨析出老客廳的整體格局。

擔文大宅的房間

擔文全家照（1890年）。二排右1為擔文，中間為擔文夫人克莉絲汀，左1為擔文女兒瑪吉。後排左1為瑪吉丈夫義理邇，左3為義理邇兄弟蓋伊·希利。後排左2和左4為擔文的兒子。

擔文全家照（1890）：二排右1為擔文，中間為擔文夫人克莉絲汀，左1為擔文女兒瑪吉。後排左1為瑪吉丈夫義理邇，左3為義理邇兄弟蓋伊·希利，後排左2和左4為擔文的兒子。

擔文和夫人克莉絲汀育有三男二女，擔文生前，似乎已有兩個兒子先他而去，另一個兒子返回英國生活。1915年擔文死後，夫人在1920年7月5日拍賣了豪宅中的各種傢具和飾品。1924年，女兒瑪吉從英國回滬，發現母親將大宅也賣掉了，搬到院內另一幢較小的房子居住。丹奈特莊園的故事，至此煙消雲散。

拍賣舊居房內飾品、傢具的目錄

每座建築都是有魂的，都有自己悲歡離合的傳奇，只是旁人不知道罷了。

丹奈特的買主是天主教聖母聖心會所屬的普愛堂。聖母聖心會由比利時神父南懷義創立，主要在中國北方地區察哈爾、內蒙古和甘肅傳教，同時興辦學校和醫院，神父大多為比利時籍。為支持傳教事業，該會在天津、上海等通商口岸設立帳房（辦事處，即普愛堂），成功地經營了大片房地產。今天上海人熟知的淮海坊（原霞飛坊）、陝南村（原金亞爾培公寓）、玉門公寓（原克萊門公寓，復興中路1363弄），當年都是普愛堂的物業。

大宅屋頂的巴洛克風格裝飾和兩側的老虎窗，屋頂上已無壁爐煙囪

近距離觀察這個磚砌的巴洛克三角楣飾。19世紀90年代，上海開埠方滿50年，許多大宅的細部還是能省即省，點到為止，反正一般人走不到這個位置。

作者攝於擔文大宅正門

作者在擔文大宅正門

1920年代初，普愛堂買下丹奈特後，搬入大宅辦公，將其兩翼輔助用房進行調整，增高一層。又在莊園周邊的空地上，建起排列式單開間三層住宅，由三至十七戶構成一棟，總計一百十六戶，佔地3.5公頃。每戶平均面積155平方米，都配置了抽水馬桶和管道煤氣，房客為富裕的中產階級。由於開發商來自北方教會，所以命名為大勝衚衕。而大宅的主體部分，被壓縮進這片小區的內圈，不注意的人從外面走過，看不到裡面隱藏的乾坤世界。六條弄堂，如今的門牌為華山路229、241、251、263、275、285弄。

俯視大勝衚衕

普愛堂在丹奈特莊園周邊開發房地產「大勝衚衕」，擔文大宅就縮入中間的院子。他們從大宅241弄7號（綠線）進出，現在光明集團改從263弄7號（紅線）進出。

1949年後，著名物理學家楊振寧父母和弟弟，住在小區里。有人回憶，1971年楊振寧首次回國探親，父親楊武之教授生病住在華山醫院，距離大勝衚衕也就一個街區幾百米距離，楊媽媽煮了雞湯等營養品前去探望，要乘三輪車。而此時49歲的諾貝爾獎得主，怎麼也不肯上車，就在後面跟著走。想想那樣的畫風早已逝去，而大勝衚衕，依然是條引人入勝的有故事的老弄堂。

華山路285弄內楊振寧父母故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