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在宋朝，是蘇東坡的一種幸運
原標題：生在宋朝，是蘇東坡的一種幸運
蘇東坡是一位充滿人格魅力的文學大師。九百年來，他像一塊兀立不動的文學基石，支撐著中國文學史。
偉大的文人之所以不朽，就因為他是一「代」文人，這個「代」，代表著一個年代，一個朝代，也代表著一個跨越歷史進程的時代。
如果中國文學史沒有這一塊基石的話，作為中國詩歌中的豪放一派，在他之前，在他之後，能找出另外一位更具代表性並雅俗共賞的人嗎？
而如果他不是生在宋朝，早死一百回了。若是生在別的朝代，這位文人也許不一定能走出烏台詩獄，不一定能從發配的嶺南生還，更不一定能渡過瓊州海峽，以為必死於天涯海角的他，居然活著回到中原。皇帝和文人之間，存在著微妙的平衡。皇帝老琢磨文人，文人就沒得好日子過；皇帝要寬容一點，輕鬆一點，那一時期的文學史，必然要好看一點，豐收一點。
王安石是個很厲害的政治家，居然就是整不倒他。蘇軾寫過一篇很著名的文章《商鞅論》，其中有這樣一段話，絕非泛泛之論：「後之君子，有商君之罪，而無商君之功，享商君之福，而未受商君之禍者，吾為之懼矣。」而文中所指的「後之君子」，正是王安石，而他視為股肱的呂惠卿、章惇、曾布、李定、舒亶、鄧綰……每個都具有嗜血動物的天性，收拾起對手來，無不既毒又狠。
在封建社會，皇帝和文人的關係，唐朝和宋朝是一種類型，明朝和清朝又是另一種類型。唐、宋的皇帝與文人為敵者少，輕易不舉刀子；明、清的皇帝與文人仇恨者多，動不動就砍腦袋。
別看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全面變法，但並不支持王安石和他的黨羽一定要弄死蘇東坡。雖然把他關了起來，最後還是放了。也許宋神宗對蘇東坡詩里的指桑罵槐不以為然，但當別人挑撥說，他在罵陛下您呀！神宗也是不肯輕信的。挑撥者指著檢舉書里蘇軾的詩句，「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蟄龍知。」然後說：「 陛下飛龍在天，軾以為不知己，而求之於地下之蟄龍，非不臣而何？」神宗說：「詩人之詞安可如此論？彼自詠檜，何與朕事？」這是個明白皇帝，至少能進行正常思維的皇帝，要是碰上朱元璋，早推出去交給劊子手了。
據宋·陳鵠《耆舊續聞》：「慈聖光獻大漸，上純孝，欲肆赦。後曰：『不須赦天下兇惡，但放了蘇軾足矣！』時子瞻對簿也。後又言：『昔仁宗策賢良，歸喜曰：吾今又為子孫得太平宰相兩人。蓋軾、轍也，而殺之可乎？』上悟，即有黃州之貶。」
這是宋朝最高統治當局不那麼死磕文人的例證。
唐朝也是類似的風氣。駱賓王受徐敬業約，寫了一篇《討武曌檄》，把這位女皇帝糟蹋得夠嗆。東西交到武則天那裡，她非但沒有暴跳如雷，反而很奇怪：這樣一位人才，宰相怎麼未能及時發現並安排他到政府工作。同樣，安史之亂後玄宗西逃，肅宗根基不穩，李白覺得永王有戲（因為徵召過他，高看過他），於是把寶押在那兒。誰知唐肅宗坐上大位，那些不買賬的、不合作的，通通給鎮壓了，李白也被押送長安問罪。如果是明、清的皇帝，當然要殺頭。肅宗卻對李白還算客氣，只是將他流放夜郎，繼續做詩去吧！
在中國歷史上，李唐和趙宋兩朝，對文人比較優容，也比較信任。而有宋一代，對文人授官之高，更高於唐朝。宋代的范仲淹、司馬光、王安石都是進入中樞決策層面的要員。雖然，說到趙匡胤，都會加上「行伍出身」四字，但從他的父親起，已是歷後唐、後晉、後漢至後周數朝的軍人世家，為涿州的名門望戶，不僅擁有財富，還擁有貴族門第的精神傳統。這一點非常重要：他們對於文明的趨附和文化的感知，是那些思想狹隘、意識偏執的農民和小生產者所不具有的。
趙姓皇帝對文化人的優容，有其家族傳統，在中國乃至世界，都極少有這樣器識的統治者。
據宋·葉夢得《避暑漫抄》：「藝祖受命之三年，密鐫一碑，立於太廟寢殿之夾室，謂之誓碑……誓詞三行，一云：『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內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一云：『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一云：『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九百年前的統治者，敢立這塊碑，這種精神是中國文化如此博大精深、輝煌燦爛、擁有蓬勃生命力的精神淵源。當然，不僅僅是這一塊石碑的功勞，而是與這塊石碑相連貫起來的，在此之前和之後的中國人心目中傳承下來的血脈。昏君、庸君也許不把這種精神傳承放在心上，不等於那些明主、英主不把它當回事。秦始皇焚書，醫藥的書，農林的書，他也是不扔到火堆里去的。這也是五千年中國文化傳統得以綿延至今的重要原因。
為什麼明清之際的帝王，視文人為草芥，動輒殺無赦，文字獄也最為猖獗？就是因為明朝的朱元璋，基本上是無文化而且是以無賴行徑奪得江山的；就是因為雖馭臨天下，但作為外族統治者的康、雍、乾三帝，雖然自身的文化素質達到相當高度，但來自邊鄙民族的整體愚昧落後，使之除了恃武力強行征服漢民族外，只是不得不依賴漢族知識分子管理這個國家。明朝也好，清朝也好，他們的統治者在文化上抬不起頭來的弱勢心態和難以克服的自卑心理，遂使文化成為絕對不能碰觸的敏感話題。
弱勢心態與權力結合在一起，便是知識分子的倒霉之時；而自卑心理與暴虐結合在一起，知識分子就永無翻身之日。因此，翻開《二十四史》，愛收拾知識分子的皇帝，通常是來自草根階層且個人文化程度偏低者。這種人對於知識分子「非我族類」的界隔感情，絕對根深蒂固，常常要經數代的教養熏陶，直到其子孫也成為知識分子才能有所改變。明之朱元璋，清之康雍乾，就是典型的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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