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天瑜：東亞同文書院中國調查的歷史警示與當下啟迪
原標題：馮天瑜：東亞同文書院中國調查的歷史警示與當下啟迪
本文系馮天瑜先生在武漢大學
第二屆「珞珈智庫論壇」的大會講話提綱
吾乃「智庫」門外人，然素來敬重智庫工作，布魯金斯學會、蘭德公司、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等中外智庫的報告也偶有閱讀，收穫不小。以一觀眾身份，微意以為智庫要為政府、社會、公眾提供有價值的建策，基礎在於做好系統深入客觀的社會調查，舍此，智庫無以積極作為。因此我的發言旨在講社會調查，以日本的中國調查為展開部。
日本考察中國：從學習到覬覦
中國近鄰日本長期注意於中國文化、中國國情，調查中國是其基本國策。
日本對於中國的調查約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平安時（794-1185）以來對於中國的學習性調查，派出遣隋使、遣唐使、遣宋使，通過留學生和遊學僧考察中國，主要研考內容是漢字文化、儒學、中國化佛教、律令制度以及生產與生活方式。比如佛教，日本現在到處都是寺廟，不是禪宗就是華嚴宗，可見他們學的是中國的佛教，而不是印度的佛教。再如制度，日本從平安以來發展的「養老令」制度，就是從中國唐代學的。
通過對於中國的調查學習，日本文明迅進，由落後中國500年，到300年，再到200年，大概到江戶時代，已追上中國。能夠做到這一步有很多原因，包括向西方學習，其中最重要的是向中國學習，向中國學習入手就是調查中國。這是日本人調查中國的第一個階段，為了學習中國，抱著學習的態度，老老實實、認認真真的到中國來進行調查。
第二階段是明治（1868—1912）以後。學習西方有成的日本逐漸形成以侵略中國為目標的大陸政策，對中國的調查規模張大，而目的則由學習中國轉成窺探以為侵略中國作準備。其調查採用西方經營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方法，如統計學、文化人類學方法等等。由於地緣、文化、人種的相近，此期日本對於中國的調查比歐美更便利也更細緻深入。
日本的軍部、通產省、外務省、各大財團、新聞單位都各有對於中國調查的系統，其中重要的有兩個機構：南滿鐵道株式會社調查部和東亞同文書院。當然，在明治以前，它調查的目的主要是想學中國，明治以後調查是為侵略中國服務。
日俄戰爭後，日本領有中國東北南部鐵路控制權，建立南滿鐵道株式會社，1906年以降，滿鐵設調查部。它在建立之初就設定了極高的標準，將日本各方面尖端的人才都集中起來，而且提供非常優厚的條件。戰爭失敗以後這些人都到日本各個大學去，像京東大學等，有人說，這就好像是從一個現代化的大工廠到了一個小手工作坊部，可見當年「滿鐵調查部」標準之高。滿鐵的中國調查，以東北為基點，延及華北、華東，留下巨量調查報告和研究論著，成為日本、歐美研究近代中國的一大資料來源，現被視為漢學名著的美籍華人黃宗智、美國人杜贊奇的中國華北、華東鄉鎮研究，多取材於斯。中國學者也廣泛利用滿鐵材料。
跟「滿鐵」齊名，但調查活動持續時間更長、調查地域分布更廣的，是東亞同文書院的中國調查。相較滿鐵，東亞同文書院中國調查被利用程度較低，幾乎是〝藏在深閨無人識〞，這是一大疏忽，因為東亞同文書院中國調查的歷史警示和現實啟迪都是巨大的，無視於此都是我們的損失。
我在世紀之交開始，前後有七八年時間，在日本講學、做研究，我訪問的大學是愛知大學，也是機緣巧合，它的前身就是東亞同文書院。
東亞同文書院中國調查的歷史警示與當下啟迪
東亞同文書院的源頭，可追溯到欲以日本為盟主以抗拒西方勢力的「興亞論」者荒尾精。他於1886年創辦漢口樂善堂，該堂作為日本明治時期「經略中國」的傳奇人物岸田吟香所辦上海樂善堂的支店，以經營藥材、書籍、雜貨為掩護，開展「中國調查的試行調查」，範圍重在西北、西南地區。漢口樂善堂《外員探查須知》規定，探查人物包括君子、豪傑、長者、俠客、富豪，並將其姓名、住址、年齡、行蹤詳加記載。調查內容則包括各地山川土地形狀、人口疏密、風俗良否、民生貧富、被服糧秣等等。荒尾精於1889年返國，向參謀本部提出2.6萬字的《受命書》，對中國的朝廷、內政、人物、兵事、歐洲英、法、德、俄等四大國的對華策略作了詳細分析。可見，漢口樂善堂已經在系統的對中國進行系統調查、專科調查。
1890年，荒尾精又在上海創設日清貿易研究所。同年底，荒尾精在陸軍士官學校時期的校友根津一繼任所務。該所招收150名日本學生入學，以研習中國語言、了解中國商事習慣及社會狀況為務。學生修業四年，前三年為學科，最後一年為實地調查與實業。這種方式已是日後東亞同文書院的先聲。因運營資金枯竭，日清貿易研究所於1893年8月停辦。
1899年日本東亞同文會會長、「亞洲主義」者近衛篤麿公爵來華，與兩江總督劉坤一在「興亞」上一拍即合，遂於1900年5月在南京成立南京同文書院。近衛篤麿主張的「亞洲主義」，與福澤渝吉「脫亞入歐」政策不同。二者是明治以後日本基本國策的兩個方面。「亞洲主義」主張日本及其他亞洲諸國團結起來與西方對抗。這一點對中國頗有吸引力，孫中山先生在相當一個時期內是接受「亞洲主義」的，當然他的「亞洲主義」是希望以中國為首。
因義和團事起，1901年4月同文書院遷至上海，更名「東亞同文書院」，首任院長根津一，是專科制的。學生從日本各府縣招考，每府縣兩名，學生享受公費待遇，修業3年，主要教授漢語，以及中國歷史、政治、經濟等課程。東亞同文書院被日本知識青年視作「幻的名門校」，心嚮往之。1917年校舍遷至上海；1939年，東亞同文書院由專科學校升格大學，命名「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它是四年制的，前三年完全學習中國文化，包括文字、地理，後一年以學習的名義對中國進行調查。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上海東亞同文書院大學關閉。
「東亞同文書院」的學生，從第一屆開始的每一屆學生，以三個月至半年時間，獲得中國政府許可證，數人結成一組，或乘車坐船，或騎馬徒步，所謂「沐雨櫛風」、「風餐露宿」，足跡遍及中國城鄉，有的調查組直接目睹中國近現代的大事變：如辛亥武昌起義，辛亥四川反正，革命軍處決端方，北洋軍閥混戰，二次革命間的江浙戰爭，上海攻防戰，「五四運動」後全國範圍的反日浪潮，1928年的「濟南事變」等等，並都留下了觀察記錄。
東亞同文書院的旅行調查，在每期調查實施前，都由專業教師擬定調查題目，指導學生進行調查方面的理論、方法及相關專業學習，尤其是接受調查方法指導，然後編成旅行隊出發，如第6期生的晉蒙隊，第9期生的鄂川隊，第10期生的香港北海隊，第13期生的山東、遼吉隊等等。調查的內容，涉及中國各地經濟狀況、經商習慣、地理形勢、民情風俗、多樣方言、農村實態、地方行政組織。具體調查項目包括：地理（沿途形勢、氣候、都市、人情風俗、交通運輸、稅關）、經濟（經濟單位、資本家、勞動者、田園及住宅、農業、畜牧業、林業、礦業、工業、物價、生活水平、外人企業及勢力）、商業（貿易狀況、商賈、公會、度量衡、貨幣、金融、商品、商業慣例）、政治（現在政情及過去政情）。記述方式除文字外，還有圖表、素描速寫、照片等等。這些見聞材料，又由學生整理成「調查旅行報告書」，作為畢業論文，並開展宣講報告活動。
從1901年到1945年，東亞同文書院、東亞同文書院大學的學生五千餘人先後參與中國調查，旅行線路700條，遍及除西藏以外的中國所有省區，每一屆學生的調查線路便如蛛網般分布於中國南北東西，有的還涉足東南亞的菲律賓、越南、爪哇等地和俄國西伯利亞及遠東。調查旅行歷時最長的一次，是2期生林出賢次郎1905年的新疆調查旅行，共274天，跋涉天山北路，直抵中俄邊境伊犁。
東亞同文書院較之滿鐵的調查，時間更長，滿鐵將近四十年（1906-1945），東亞同文書院若從前身漢口樂善堂算起，調查中國幾近60年（1886-1945）。其調查範圍之廣大也超邁滿鐵。滿鐵限於華北、東北、華東，而東亞同文書院著眼於全中國乃至俄國和東南亞。
東亞同文書院的調查，對於中國的山川形勝、自然資源、政治結構、經濟運行、民情風俗乃至各省人的性格特徵，都有細緻了解。參加調查的學生提供旅行日記和調查報告。書院據以整理編纂，產生大批資料文獻和研究著作，並提供給通產省、外務省、軍部利用。
日本對華商戰和軍事侵略屢屢得手，與其由滿鐵、東亞同文書院等機構提供系統的、巨細無遺的中國調查頗有關係。反之，中國對日本和中國自已的了解則大而化之、粗疏零亂。中日之間存在著嚴重的對於對方國情的「信息不對稱」狀況，這是一個極大的歷史教訓。
戴季陶的《日本論》，裡面有一句話，非常令人痛心。他說中國對日本人來說，就像放在砧板上的一塊肉，被切成一片一片，清清楚楚，而日本人對於我們來說還是一整塊肉。晚清中國駐日本外交官黃遵憲寫了一部非常有價值的著作《日本國志》，分析日本變革的經過及其得失，藉以提出中國改革的主張。它的基礎是日本的社會調查，重點是調查明治維新，非常有價值，1887年已經成書。他將書送到「總理衙門」，卻被束之高閣，那時候中國瞧不起日本，不將它不放在眼裡。
黃遵憲在書裡面寫的清清楚楚，日本通過明治維新發展非常強大了，中國要重視。《日本國志》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沒有什麼影響，到了甲午戰爭中國戰敗，賠款白銀兩億兩，那時候才將它譯成中文，說黃子的書出的太晚了，尊稱他是黃子。梁啟超先生寫了一篇文章，說黃子的書早出十年，我們不至於戰敗賠款。當時有了這樣的書，也沒有重視它，束之高閣。相反，日本竭力調查中國，調查之後軍部、工商部門、外務省等又做深入研究，將中國弄得一清二楚。日本對我們了解的很清楚，我們對日本不甚了解。這種情況下，我們與日本打交道，吃虧會是我們。
東亞同文書院的中國調查，對我們還有一個重大的啟迪——怎樣做社會調查。一是要做長時段的、系統性的研究調查。我們不能說現在沒有做調查，但通常的做法是，為了某個特定的目的，派幾個人去做調查，這樣的調查解決不了大的問題。日本動輒就是幾十年、系統的調查，「滿鐵」40年，東亞同文書院加上它的前身有60年，還有它的海軍系統，對中國的調查都是幾十年，外務系統更不用說。二是要做到精細與專業的結合，將每一個領域都進行系統的調查，積累大量豐富的材料，而且不停留在調查階段，還要對這些材料做系統、深入的研究。
以東亞同文書院為例，它出了多少研究成果？它的每一屆學生去調查，皆須撰寫兩種文字充作結業書，一是見聞性的旅行日誌，稱為「大旅行記」，二是專題調查報告，稱為「大旅行報告書」。由歷屆學生的旅行日誌彙集編印為年度旅行記，書名都是很優雅的中國典故，叫《虎風龍雲》、《金聲玉振》、《乘雲騎月》、《出廬征雁》、《南腔北調》等，到侵華以後書名就有了窮兵黷武的味道，比方叫《靖亞行》。調查報告經加工整理，出版有多種《調查報告書》，如《山東省石炭調查》、《上海附近食料品市場》。以後又對調查報告作綜合研究，編纂有一系列的出版物，如《清國商業慣習及金融事情》、《支那經濟全書》、《支那省別全志》等。
這些資料數量巨大，真可謂是浩如煙海。調查報告現存兩個地方，一個是愛知大學。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後，返回日本的同文書院大學的教職員和學生商議重組大學，並吸收從朝鮮漢城的京城帝國大學和台北帝國大學返日的部分師生及資料，於1946年在愛知縣豐橋市建立愛知大學。今日的愛知大學作為中部日本的一所文法大學，其規模遠超昔之東亞同文書院，專業及學科也遍涉人文社會科學各方面，而它承繼東亞同文書院積累的有關中國問題的豐富資料及中國現地調查傳統，「中國學」是其優勢和特色之一。
另一個是中國國家圖書館。與以前視同文書院中國調查為禁區（本人有直接經歷）的情況大有進步，近年國家圖書館出版了東亞同文書院編纂的五十巨冊《中國省別全志》，二百巨冊的《東亞同文書院中國調查叢刊》、二百四十巨冊的叢刊續編，我為三書寫了長篇導言。國圖做了一項很有意義的資料彙集介紹工作，為今後的研究、利用奠定基礎。向國圖致敬！
目前我們對外國還是知之甚略，特別是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知之甚略，還說不上系統、深入。我們一定要急起直追，其中一法，便是向強敵學習，借取其調查方法，利用其調查材料，獨立自主地持續系統地調查自國與他國。
六年前，我曾經在我們湖北省提了一個建議——開展調查研究，現在已經出了調查叢書，包括《湖北省籍企業農民工生存狀況調查》《湖北省開展「三萬」活動調查》《資源型企業社會責任調查》等。這項工作值得我們長期堅持做下去，其他省份也可以做這樣系統的工作。這是由東亞同文書院得到的啟發。
調查研究的兩大敵人：主觀訴求與唯上唯書
最後，我想談談調查研究的兩大敵人：一是過於強烈的主觀訴求，這往往會淹沒社會調查的客觀性。此類教訓甚多，今當防範；二是唯上（領導）、唯書（書本）而不唯實。從揣摸上意出發或從現成結論出發去收集材料，必將導致調查走入歧途。立足唯上、唯書的調查是虛假調查，只能蒙蔽上位者的視聽，欺瞞社會公眾的認知。建立在這種沙灘上的「智庫」只能謂之誤國害民的「愚庫」。
關於前者，我舉一個日本的例子來說明。前面我說了日本的調查研究做的很好，雖然他們的目的是為了向外擴張。現在我講一個發生在日本的考古學醜聞。日本一個考古學者藤村新一，30年里以極高的效率頻繁創造日本舊石器時代考古的驚人發現。凡是他帶隊到某一個考古點去，都必有重大發現，將日本的舊石器時代從一萬年提到了幾十萬年。日本學界、政府、老百姓都興高采烈、興奮異常，而且把藤村新一的新發現都寫進了他們的歷史教科書。後來暴露了，2000年11月藤村新一又要率隊到某一個考古點去，日本媒體每日新聞去採訪，他們在考古點安裝了紅外線照相設備，事先沒有告訴他，藤村新一照例將事先經過處理的「重大發現」埋進去，他不知道有紅外線攝像機，被抓了個正著。他承認過去有159次都事先埋藏了「文物」。這是一個特大的醜聞。日本各大媒體都給予了極大的關注。
事後日本人總結經驗，有人說是因為探測檢測手段不夠先進，有人說是有一些青年學者說你們迷信權威。2001年元旦，日本的一些學者，主要是愛知大學、名古屋大學，也有東京大學來的，大概有七八個人，中國學者邀請了兩三個人，我是其中之一，也來談論這個問題。會議找的都是歷史學家，並不是考古學界的，因為這件事太熱了，大家也來研討，總結教訓。大家發言之後，他們說請馮先生談談看法。我說：你們總結教訓都沒有說到點子上，我說之所以會發生這樣的醜聞，是日本全民，從學界、官界到老百姓心態有問題，有一個非常強烈的主觀訴求，就是想證明日本的歷史越悠久越好，越跟中國沒關係越好。藤村新一這一套東西正符合你們的口味，他的東西出來大家都相信。這是一個強烈的主觀訴求，壓倒了客觀調查的精神。
關於後者，過去陳雲同志講「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調查研究如果唯上、唯書，就直接宣告了它的終結。上面領導已經說了，書上已經有了結論，通過調查研究來論證結論，這叫什麼調查研究。過去有一些人搞調查研究，被形象的稱為兩個口袋的都有東西。左邊的口袋裡有，右邊的口袋裡也有，領導想表揚就掏這個口袋，領導想批評就掏另一個口袋。這不是智庫，這是愚庫。
我們要克服智庫工作的這兩大敵人。務實求真是調查研究的生路，也是智庫前行的正道。
（馮天瑜 武漢大學人文社科資深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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