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圈話題製造者卡特蘭，真的是「《皇帝的新衣》里那個小孩子」嗎？

對藝術圈而言，莫瑞吉奧·卡特蘭（Maurizio Cattelan）是個「破壞者」。

兩年前，他在紐約古根海姆博物館用 18K 黃金打造了一個馬桶，金馬桶的名字是《美國》（America）。人們在洗手間門外大排長龍，等著和《美國》相遇。而古根海姆博的藝術總監一度想把這件充滿諷刺意味的生活用品「兜售」給美國總統特朗普。

從 80 年代開始從事藝術以來，這位義大利藝術家的每次亮相都能引發討論。被隕石砸中的教皇（蠟像）、溺水的匹諾曹，最近一次是今年 6 月，他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組織了一次「快閃墓地」，邀請藝術家們為活人辦一場葬禮。

權威、宗教、商品化、藝術圈，卡特蘭的嘲諷似乎沒有禁區。他有忠實的追隨者，期待他能持續反叛，也有人覺得他的戲謔只是故作姿態。

一年前，卡特蘭受到 Gucci 創意總監 Alessandro Michele 的邀請策劃一場展覽。10 月 10 日，「藝術家此在」（The Artist is Present）在上海開幕。

如今，「複製」有什麼意義？在余德耀美術館的 17 個房間里，卡特蘭和他挑選的藝術家試圖討論這個問題。

在藝術領域，挪用並不是個新鮮詞，卡特蘭本人就是個「挪用大師」。這場展覽的標題和海報就借用了 2010 年行為藝術家 Marina Abramovic 在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的一次展覽。

「時尚行業在過去的許多年都在與市場上的仿製品做鬥爭，但藝術行業反而往往將『挪用』視為一種純粹的創意行為」，卡特蘭稱。

一處著名的好萊塢地標——九個字母標識「H-O-L-L-Y-W-O-O-D」被刷在了美術館的一面牆上，卡特蘭還搭配了路邊的欄杆和灌木叢，做足準備讓人們在此自拍。

這是一個「打卡」盛行的年代，即便身處真的好萊塢，大部分人對地標的需求也不過是拍照，那麼一個複製品和真品又有什麼區別？他還在余德耀美術館等比例複製了一個西斯廷教堂，從門窗、壁畫到神龕。真的西斯廷教堂禁止拍照，假的可以拍個夠。

當然，這也不是原創。卡特蘭在 2001 年的威尼斯雙年展上就用過這招，同樣布置了一處假的「好萊塢」布景，邀請 150 位貴賓從世界各地飛來，參加一場名為「好萊塢」的即興派對。

如果只關注卡特蘭的早期作品，你會認為他是個狡猾的投機者，大部分的才能都用在了給作品命名上。

他曾關閉了自己的工作室，貼出「店主外出，很快回來」的義大利文告示「Torno Subito」。1993 年，他又如法炮製了一次，把工作室租給了一家廣告公司，後者剛為香水製作了一份廣告。這次「曠工」同樣成為卡特蘭的一件作品，名叫《工作是件苦差事》（Working Is a Bad Job）。

卡特蘭樂於製造混亂，在 1996 年阿姆斯特丹 de Appel 藝術中心的一場展覽里，他從附近一間畫廊里偷來了另一個藝術家的全部展品，成了自己的作品，貼上新的名字《又一個該死的現成品》（Another Fucking Readymade）。

古根海姆博物館藝術總監 Nancy Spector 將早年卡特蘭的「頑劣」解讀為一個年輕藝術家的試錯，裡面有他的焦慮和逃避。

很快，觀眾開始從他的作品裡發現更多共鳴。

《查理別再神遊》（Charlie don』t surf）是一個頭戴兜帽的男孩蠟像，他背對觀眾，端坐在課桌前。但只有走近他，人們才能發現他的雙手被課桌上的兩根鉛筆扎穿，卻並沒有在學習什麼。卡特蘭曾解釋這源於他童年時代和老師的緊張關係。

卡特蘭的成名作是一隻飲彈自盡的松鼠，它癱倒在自己的餐桌上，手臂垂下，腳邊是一支左輪手槍。這件作品的名字是 Bidibidobidiboo，這是一句咒語，念出它，仙女就能讓灰姑娘變身。對囿於狹小廚房的「松鼠」們而言，「變身」的方式只剩下自殺了嗎？有人稱，這是卡特蘭對階層固化的回應。

在上海的展廳內，你可以看到這隻松鼠的微縮模型，它連同卡特蘭的其他代表作模型都被陳列在一間特殊的房間內。房間裝扮成一個紀念品商店的模樣，裡面還有印著「Shanghai」的明信片、用樂高拼成的 Gucci Sylvie 緞帶包，所有都是藝術家的作品。或許，你可以從中發現複製和售賣的一些關聯。

自殺的松鼠，Bidibidobidiboo（圖 / Flickr）

Charlie, don"t surf（圖 /Artsy）

1990 年代末，嘗到了甜頭的卡特蘭開始涉及一些更敏感的議題，為各種知名人物製作蠟像，羅馬教皇、希特勒或是肯尼迪，並搭配了整套的戲劇布景，以強化衝突。

他的肯尼迪躺在棺材裡，卡特蘭解釋，相比這位美國前總統的春風得意時，或是遇刺現場，棺材裡的他或許「更有意義」。

類似的還有希特勒（Him，2000），從背面看是一個跪著的男孩，正面則是希特勒的腦袋，他在禱告。

布景完成度最高的是《第九個小時》（La Nona Ora，1999），教皇約翰·保羅二世被墜落的隕石擊倒在地。卡特蘭曾要求展廳配合將天花板的玻璃敲碎，並在教皇身體四周撒上玻璃碎片。人們可以推理出整個事發經過。

卡特蘭喜歡在作品裡討論死亡，引導人們想像死因。紐約古根海姆博物館曾展示了溺水的匹諾曹（Daddy, Daddy, 2016），這個只要說謊鼻子就會伸長的木偶來自義大利作家卡洛·科洛迪的童話，迪士尼讓它的形象全球熟知。古根海姆現場，它頭朝下，漂浮在中央大廳的水池裡。謀殺、自殺？受夠了說謊，還是只有他會在說謊時被發現？人們可以無止盡的追問下去。

被隕石擊中的教皇，La Nona Ora（圖 / memento）

Him（圖 /Public Delivery）

溺水的匹諾曹（Daddy, Daddy，2016，圖 /古根海姆博物館）

《第九個小時》在華沙展出時，許多前來參觀的波蘭議員都試圖把教皇扶起來，以示尊重，這些來自觀眾的反抗成了藝術品新的部分。

如今，人們越來越難標記一件藝術作品的「完成」時刻，觀念藝術更是如此。卡特蘭在接受《好奇心日報（www.qdaily.com）》的郵件專訪時談及，它誕生的語境，或是人們留意到它的那個時間節點，都在繼續這件作品，「它始終是進行時」。

類似的事情還發生在 2004 年，卡特蘭在樹上懸掛了三個極為逼真的男孩蠟像，展覽第二天，一名男子就爬上樹割斷了其中兩根的繩子，沒來得及割斷最後一根，他就從樹上摔了下來。這名男子躺在擔架上接受了媒體採訪，稱這是「為了那些孩子們」。

當然，卡特蘭也有「玩脫」的時候。2002 年，他製作了兩個紐約警察裝扮的假人 Frank 和 Jamie，頭朝下靠牆才能站立，肩並肩的形狀儼然被 911 擊毀的雙子塔。有人覺得卡特蘭在影射美國霸主地位的岌岌可危，也有人批評他是在消費災難。

權威、宗教、虛偽的藝術圈、美國、商品經濟……一切都曾是、或即將成為他的嘲弄對象。《紐約客》的藝術評論人 Peter Schjeldahl曾毫不客氣地稱他是半個聖徒、半個混蛋，把評論界攪成一團，一半是他的忠實擁躉，另一半則憤怒地罵他是個投機者。

1999 年，卡特蘭和另一位藝術家 Jens Hoffmann 合夥製造了一場假的雙年展。

「第六屆加勒比雙年展」很有欺騙性，他們在各種平台上投放了廣告，分階段發布新聞稿，邀請贊助機構、冠名商和媒體，陸續釋出參展的藝術家名單，其中不乏 Vanessa Beecroft、Mariko Mori、Olafur Eliasson 這樣的明星藝術家。

這場雙年展的展期只有六天，它的衍生活動看起來也和其他雙年展沒有什麼兩樣——舒適的度假酒店，囊括了藝術名流的泳池派對。

上述所有都是一場藝術活動的「標配」。但除此之外，「第六屆加勒比雙年展」沒有一件藝術作品，繪畫、裝置、攝影、雕塑……什麼都沒有。剔除了藝術的雙年展成了對各類藝術嘉年華的批判，當然，這是卡特蘭的又一個行為藝術。

在雙年展模式興盛的世紀之交，卡特蘭的笑話有些「前衛」。藝術評論人 Jenny Liu 在 Frieze 雜誌上撰文批評，這個行為藝術除了能讓卡特蘭本人繼續身價上漲之外毫無價值，他的嬉笑怒罵只是膚淺的表態。

比如，《第六屆加勒比雙年展》試圖諷刺那些打著「關注當地文化」旗號的藝術展會。卡特蘭之前製作的「假新聞稿」里稱，雙年展會深入加勒比地區，為本地社群與國際藝術世界的對話和聯繫創造機會。

Jenny Liu 就是被「新聞稿」騙去的觀眾，「很遺憾，我在這裡沒能看到一個來自加勒比當地的藝術家」。那些在沙灘上度假的明星藝術家們似乎也沒有任何和本地藝術社群打交道的意願。他們真的是在集體貫徹這項行為藝術嗎？或者，他們就是在享受這次「免費旅遊」？

畢竟，卡特蘭在 1995 年就有過類似的嘗試，一間藝術機構資助了他去邁阿密的短途旅行。通常藝術家會通過類似的駐地項目去往一個陌生的環境，激發靈感進行創作。但卡特蘭的邁阿密之旅沒有什麼「實體」的成果，旅途本身成了一件作品，名為《選一個目的地：如何讓博物館為你的假期買單》（Choose your Destination, How to Get a Museum-Paid Vacation）。

在加勒比參與過那場「集體演出」、身體力行表達嘲諷的藝術家或許仍會出現在他們批判的那些平庸嘉年華上，卡特蘭本人也不例外。Jenny Liu 稱，這樣「點到為止」的戲謔不過是犬儒。

余德耀美術館現場，藝術家 Philippe Parreno 用金色氣球填滿了其中一個展廳天花板，每一個都是對話框的形狀，這是他的舊作《言語氣球》（Speech Bubbles）。氣球下方的地面上是 Lawrence Weiner 的作品，黑色膠紙貼出「Over and over, over and over, over and over...」（《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

搭配來看，它們可以描述截然相反的兩種狀態，一種是不氣餒的持續對話，也可以是毫無意義的隨聲附和，前者多元，後者單一。

卡特蘭解釋他所理解的「複製」，「就像褻瀆，可以被視為對上帝的不敬，但同時也是對其存在的鄭重確認」。那麼，他的嘲諷又是哪種？

4

毫無疑問，幾乎所有的雙年展、藝博會都在歡迎卡特蘭，一個行走的話題製造者。人們相信他是《皇帝的新衣》里的那個小孩，永遠能說出真相。

2011 年，紐約古根海姆博物館為他舉辦了一場回顧展「一切」（All），卡特蘭宣告這是他在藝術圈的「告別秀」，當然是假的。

教皇、匹諾曹、松鼠、整牆的「迷你卡特蘭」……他的 128 件作品用繩索吊在圓形大廳里，像一個巨型風鈴。有人批評，通常回顧展會老老實實將經典作品一一展出，這方便觀眾重新理解，特別是有的作品需要結合所在空間。但卡特蘭本人對此不以為然，「隨便你們把它看作什麼，掛著意式香腸的肉店，或是玩具櫃，都可以」。

卡特蘭很少直接給出自己的解讀，大部分時候乾脆直接避開媒體採訪。1960 年他出生在義大利東北部城市 Padua，母親是洗衣婦，父親是卡車司機。成為藝術家之前，卡特蘭還有一長串豐富的職業履歷，廚子、園丁、護工、木匠，他還在太平間看守過屍體。但除此之外，很少人知道卡特蘭是誰。

即便是在 2016 年，攝影師 Maura Axelrod 拍攝了一部紀錄片，沿用了卡特蘭早期作品的名字《馬上回來》（Maurizio Cattelan: Be Right Back）。Maura 採訪了各地的畫廊主、策展人、雜誌編輯，但這些旁人的言說仍然無法「拼湊」出一個卡特蘭。

「我自己也沒辦法回答我是誰」，卡特蘭在郵件里這樣回復。

脫離創作者本身，卡特蘭攪動的那些議題得到充分討論了嗎？

近些年他最為人熟知的作品是那隻金馬桶。2016 年，他為紐約古根海姆博物館製作了一隻金馬桶，18K 黃金鑄造。許多人認為這是繼一百年前杜尚把小便池放進美術館（《泉》）之後，觀念藝術的又一次高光時刻。

2011 年的回顧展 All（圖 /古根海姆博物館）

America，2016（圖 /古根海姆博物館）

不同的是，卡特蘭的馬桶真的可以使用。他沒有採用如今更為中產消費者青睞的日本製造，沿用的是科勒的經典無蓋款。這隻名為《美國》（America）的金馬桶展覽了一年多，觀眾的平均等候時間超過一個小時。

Nancy Spector 曾表示，卡特蘭最初和她談起黃金馬桶的想法時，她最先想到的就是佔領華爾街運動，1% 的人掌握了 99% 的財富。其他解讀還可以是，人們慾望的無意義，不過是求一隻鑲金的馬桶。

之後，金馬桶被捲入了一場論戰。

2017 年 9 月，白宮向古根海姆提出，希望為總統特朗普租借一幅梵高的油畫《雪景》（Landscape with Snow，1888）。Spector 郵件回復了白宮策展辦公室，拒絕借出《雪景》，但提議卡特蘭的金馬桶或許「更適合」。她接受了《華盛頓郵報》採訪，畢竟這位一度熱衷炫富的總統曾展示過自己豪宅里鑲金的天花板和電梯，金馬桶格調一致。

此刻，《美國》不再只是卡特蘭的作品。

Nancy Spector 曾多次在公開場合反對特朗普，藝術界對她的這次高調諷刺褒貶不一。

《衛報》的評論人 Jonathan Jones 讚揚，和藝術一直以來的意義一樣，它成為反抗當權者的一種「絕佳形式」。

但這真的不是一場藝術精英的自說自話嗎？最終金馬桶當然沒能入駐白宮，但在擺出嘲諷的架勢之外，沒人願意深究原因。《藝術新聞》的撰稿人 Georgina Adam 把 Spector 回復白宮的郵件和特朗普的一條推文放在一起比較，兩者的傲慢沒有本質區別。

對於這一切，話題製造者卡特蘭又始終置身事外，他只接受了《華盛頓郵報》的電話採訪。

「（他）仍一如既往地難以捉摸：生活的意義是什麼？所有的事情看起來都很荒謬，直到我們死去的一刻它才有意義。接著禮貌地掛斷了郵報記者的電話。」

（文中未標明出處圖片均來自 Gucci，題圖為《馬上回來》電影截圖，長題圖為卡特蘭以自己形象創作的作品《無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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