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蘇聯切爾諾貝利慘劇對中國的衝擊

原標題：解密蘇聯切爾諾貝利慘劇對中國的衝擊

爆炸後的切爾諾貝利核電站

1986年4月26日凌晨，蘇聯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位於今烏克蘭北部地區）的一個反應堆爆炸，核泄漏造成6萬多平方公里土地被直接污染，320多萬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核輻射。這是至今為止，人類在和平利用核能過程中，發生的最為嚴重的一次事故。事故對30年前剛剛起步發展核電的中國，也造成了多方面的衝擊。

安全衝擊：中國多數地區受到輕微核污染

切爾諾貝利事件發生後，中國媒體對發生原因、影響，以及救災、善後情況進行了較為詳盡的報道。1986年5月12日，《人民日報》發表文章，引用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西拉耶夫的話法，稱「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的主要危險已經過去」；同時發表公告，「蘇聯西部邊境地區的放射性情況正常，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境內的放射強度沒有變化」。①但此前監測發現，東亞地區的放射性底本增高，雨水中也含有放射性裂變物質。

核工業部安全防護衛生局編的兩本資料集中，收錄了切爾諾貝利事件後，各地的環境監測報告。科研人員對空氣、沉降灰、雨水、水庫水、植物、土壤，以及國外航線上的塵埃樣品分析後認為，「蘇聯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事故放出的放射性物質隨高空氣流，於5月2日前輸運擴散到北京地區上空……其他監測點所在地區也先後受到影響」「此事故對我國西、北部影響較大，南方影響較小」，所幸「這次事故對北京地區公眾所產生的有效劑量負擔小於我國規定標準的千分之一，因此其影響是輕微的，對人體健康不會產生危害」。②

至5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文章，將以上情況告知公眾，「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事故發生後，產生的一部分放射性煙雲進入高空平流層，並於4月末至5月初飄至我國上空。各地環境監測分析表明，蘇聯核電站的放射性釋放事故，對我國大氣環境和整個國土影響輕微，對公眾健康不會造成影響。」③

1986年5月3日，穿著防護服的消防隊員正在清洗一輛在東德邊境的西德汽車，這輛車在波蘭被沾上放射性塵埃

輿論衝擊：媒體很關注蘇聯如何兌現其新聞報道「公開化」的口號

1986年2月，在蘇共二十七大上，戈爾巴喬夫要求在未來的新聞報道中實行「公開化」原則。中國方面非常關注，在這一新政策下，蘇聯政府如何報道切爾諾貝利事件。此前的1957年、1974年、1983年，蘇聯三次發生核事故，「不但自己從未報道，而且對西方所說的一切都一概不予承認」，以至塔斯社聲稱，「蘇聯核電站發生事故，切爾諾貝利是第一次」。④對於切爾諾貝利事件，蘇聯政府也是在無法隱瞞後，才逐步披露。

中國媒體有文章評論，「蘇聯報刊輿論多年來一貫報喜不報憂。這次事故也是在國外先有強烈反應、國內已引起嚴重後果之後才公布的……這說明27大通過的『公開化』方針並不是說到就能做到的。對比過去蘇聯對核事故的消息封鎖，這次能較多地公布核電站事故情況應該說是一種進步。」同時有人發現，「《真理報》還刊登了災民寫來的批評信。對一貫強調保密的蘇聯來說……可說是蘇聯新聞報道上的一大突破」。⑤

戈爾巴喬夫對於這個「突破」十分自豪。他在回憶錄中說，政治局多次討論了事故，認為「對這次事故，需要做充分和客觀的報道……沒有任何利益迫使我們隱瞞真相。」⑥5月14日，戈爾巴喬夫發表電視講話，向公眾通告了傷亡以及救災情況。他在講話中，還指責美國「掀起了肆無忌憚的反蘇運動。這些天來，他們說的和寫的只有『幾千人死亡』，『死亡者公墓』、『空無人煙的基輔』，以及『烏克蘭全部土地被污染』等等。」⑦按照戈爾巴喬夫所說，當時因核輻射入院者僅299人，只有7人死亡。最終，蘇聯對切爾諾貝利的宣傳，還是走上了「壞事變好事」的舊套路，用葛羅米柯的話說，就是：「切爾諾貝利曾是我們的共同痛苦，可是它現在已經成了蘇聯人戰勝災害的象徵。」

1986年5月14日，戈爾巴喬夫發表電視講話，公開切爾諾貝利事件真相

政治衝擊：籌建中的大亞灣核電站，一度變得情況非常地複雜

切爾諾貝利事件發生時，中國正在籌建大亞灣核電站。這個核電站採用壓水堆堆型，完全不同於切爾諾貝利的石墨堆，但距離香港僅約50公里，香港市民曾表示激烈反對。1986年4月30日，一家港媒在社論中直言，「大亞灣的安全保證之聲，昔日不絕於耳，自此（指切爾諾貝利事件）之後，卻很像寒蟬噤聲。」民意測驗顯示，70%的香港人反對在大亞灣建核電站，後來的請願書上，有100多萬人（當時全香港有570萬人）簽名反對。⑧

不過，中國政府對建設核電站的態度十分堅決。時任總書記的胡耀邦，在訪歐期間進行的4次記者招待會上，被3次問到有關大亞灣核電站的問題。其中兩次由主管電力的副總理李鵬代答。在巴黎，胡耀邦則親自表示，「蘇聯核電站發生事故後，引起了世界輿論的震動。所以香港人民對大亞灣核電站有這樣那樣的不放心，是可以理解的。中國在核電方面，一定要發展一點，這是大前提……在核電安全方面，我們中央和國務院已經幾次討論過，要重視，要非常負責地搞好安全措施。」⑨清晰表明中央將繼續大亞灣核電站計劃。

在當時，對大亞灣核電站的反對之聲，已脫離了關於安全問題的理性討論，而摻雜進了非常多的政治因素。在李鵬的日記中，詳細記錄了中央平息香港反核運動的過程。如1986年7月10日，李鵬在日記中寫道，「小平同志說，中央對建大亞灣核電站沒有改變，也不會改變，中央充分注意核電站的安全問題」，並在之後幾天制定了應對策略，包括由香港《大公報》《文匯報》發表有關核電的正面報道，面向香港民眾舉辦科普展覽，接待香港赴京請願團等。8月10日，李鵬日記又寫道，「小平同志說過，不能一反就讓，要堅持，合同不能撤銷。既然小平同志已下決心，就不再變。」⑩

除香港外，台灣地區的輿論也一度對大亞灣核電站不利。不過，「6月9日蔣經國有指示，……台灣方面不要參與，因為台灣核電占的比重也不小，也有反核勢力，怕引火燒身。」1986年9月，中國政府排除政治干擾，同法國、英國公司簽署合同，啟動了大亞灣核電站建設。1994年5月，大亞灣核電站成為中國第一座商用核電站。

大亞灣核電站全景

注釋

①③《人民日報》1968年5月12日、5月22日；②劉新華（執筆）：《蘇聯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事故對我國一些地區影響的監測》，核工業部安全防護衛生局編《蘇聯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事故資料選編（第1集）》，1986年8月，第35頁；④青山：《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事故——對蘇聯「公開化」 方針的一次嚴峻考驗》，《國際展望》1986年第5期；⑤韋政強：《蘇聯新聞報道的新變化》，《中國記者》1986年第12期；⑥戈爾巴喬夫：《改革與新思維》，世界知識出版社1988年，第213頁；⑦《戈爾巴喬夫就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事故發表電視講話》，《參考資料》1986年第第21930期；⑧（法）托雷斯:《同舟共濟：法國電力集團在中國的歷程1983-2011》，中國原子能出版社2013年，第53、54頁；⑨《胡耀邦總書記在西歐的四次記者招待會》，《新華月報》1986年第8期；⑩《起步到發展：李鵬核電日記（下），新華出版社2004年，第419—43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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